“小政府、大社会”的浦东，应该成为公共财政改革的试验田。2005年6月中央正式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意味着浦东必须从靠政策优势推动转向创造体制优势、靠体制优势推动发展的实验区。更为关键的是，浦东改革应该在中国政府治理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大胆探索。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对照邓小平当年的嘱托，走过20年开发开放路的浦东，不辱使命，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化最耀眼的橱窗之一。
　　浦东的橱窗效应，首先是有形的新城市空间和骄人的经济数据。20年仰视浦西的厂房与农田，如今耸立起中国最密集的高楼。得益于浦东开发，黄浦江两岸富丽巍峨的城市景观，成为中国经济奇迹最具形象冲击力的惊叹号。而2009年，这块刚刚扩容到1210.4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不过268.6万的一片小小的国土，却创造了4000亿元的GDP和380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棋局上，得天时地利、聚全国资源的浦东，可谓万千宠爱在一身。但是，站在20岁新起点上的浦东，未来发展的高度则更多取决于改革的深度。
　　浦东要登之“高”，当超越自身乃至上海发展的高度，站在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格局上审查应担当的使命。浦东要望之“远”，也绝非只是到开发开放30周年时所创造的GDP要占到上海的三分之一，而是要在综合配套改革上进一步迈开步子，真正探索出一种更合理更富活力的治理模式，并通过治理模式的优化，形成一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力推真正能够增进和谐的社会建设，发育出能够生长现代政治文明的公民社会。
　　浦东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国家深远的发展战略和服务全国的历史使命。中国需要浦东，绝非需要一个人为堆造的金橱窗，而是要在这里先行先试出好的体制与模式，总结经验后在全国推而广之。
　　2005年6月中央正式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意味着浦东必须从靠政策优势推动转向创造体制优势、靠体制优势推动发展的实验区。这个体制优势，最直接的就是通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和转变政府职能，让“小政府、大社会”这一孜孜以求却一直未能从根本上破题的中国改革重要目标，在浦东这块土地上成为现实，并且在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上为全国探出一条路。
　　应该说，围绕这样的目标，浦东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被称为“浦东模式”的“政社合作”， 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谐共生，使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得以提高，使浦东的公共服务水平从总体上走在全国前列。
　　然而，从“登高望远”的角度来衡量，浦东的综合配套改革还在路上。浦东最终要实现政府向公共服务型彻底转变，就是要彻底改变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上主导热情过大的惯性，探索出一种市场主导、社会主导，政府只是履行好公共财政职能的治理模式。
　　更为关键的是，浦东改革应该在中国政府治理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大胆探索。
　　比如，公民社会的发育。浦东可以依托已经运作数年的市民中心，把市民中心建成政社沟通互动的平台，建成保障市民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平台，进而为公民社会的发育与逐步成熟创造条件，为政治体制改革培植适宜的土壤。
　　比如，社区自治与社区民主。浦东经济的繁荣，社会组织的发达，使得基层民主建设的条件更加具备。政府自觉、有意识地大力推进社区自治与社区民主，将使浦东的优势更加突出。这种优势，就是民主促民生，民主集民智，民主聚民力，将使浦东不仅成为经济可持续繁荣的热土，更成为民主和谐、公平公正的乐土。
　　比如，彻底实行阳光财政。“小政府、大社会”的浦东，应该成为公共财政改革的试验田。当务之急，就是在预算公开、预算民主上率先一步有实质性推进，把政府“钱袋子”彻底置于阳光之下，让人民监督公共财政变成现实。
　　20岁的浦东仍在路上。期待浦东在未来的岁月，交出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的答卷，交出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齐头并进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