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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莫斯科，饱尝“左”倾路线的磨难
当时，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负责组织工作，中共所有赴苏人员均须经他审查，然后才能安排工作。
一天，康生在办公室约见刘仁、吉合、王逸伦，表示慰问：“你们的情况，我都清楚了，让你们受苦了。”随后，他对刘仁说：“你就是在上海工作的那个小段吧？那时，我虽然没有同你直接联系，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这些年来，你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尤其是在武汉那一段，我们有多少好同志死在敌人屠刀下呀！你能活下来，真是万幸。我看你就改名叫刘仁吧！”意思是屠刀下留下来的人。
这次谈话后，刘仁、王逸伦很快被分配，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唯有吉合孤单单地闲呆在国际旅馆里无人理睬。
正当吉合百思不得其解时，康生突然召见。作为情报工作人员，康生对吉合的历史很了解。吉合刚走进康生的办公室，康生就直接发难：“吉合诺夫同志，你是怎么搞的？”
这莫名其妙的发难弄得吉合摸不着头脑，只好反问：“我怎么啦？”
康生继续责难：“你怎么带个王逸伦来呢？他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
吉合如实回答：“他是我们那里的模范县委书记，工作很出色！”
康生沉着脸进一步批评：“越是敌人，越是会伪装积极，取得你的信任，你怎么把他弄来的？！”
吉合感到康生毫无道理，怀疑一切，回击道：“不是我把他弄来的，是刘仁同志批准来的！”
康生大怒：“刘仁是书记，你是组织部长！”
吉合毫不让步：“我负组织部长的责任，但王逸伦到临河任县委书记时，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呢！”
“那也少不了你的责任！”康生更恼火。
吉合不想继续受冤枉气，向组织要求回国工作。一天，有人悄悄对他说：“你可能走不了啦！”吉合知道事出有因，不便细问，只好呆在莫斯科听从安排。
这一呆竟是三年。这期间，正是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春风得意之时。二人相互配合，在莫斯科推行“左”倾路线，实行宗派主义政策。对此，吉合有切身感受。当时，中国留苏学员每月发105卢布生活费，却只给吉合发25卢布，还长期不分配工作，故意冷落他。
有一次，东方大学的苏联校长对吉合进行考查，发现他知识广博，聪明能干，对提出的问题均能用俄语流利回答，称赞他“很有水平，记忆很强”！但因受王明、康生宗派主义政策的干扰，东方大学也只能分配吉合在中国班打杂，一会儿当翻译，一会儿管生活，一会儿为大家读俄文报纸，一会儿又到班里听听课。
那时，吉合30来岁，精力充沛，但他徒有雄心壮志，却无用武之地。后来，每当回首那段经历，吉合常感慨说：“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比受自己人怀疑更为痛苦的事了。我可以在战场冲锋陷阵，无所畏惧，也可以在白色恐怖下提着脑袋干革命，无怨无悔。唯独无法忍受被自己人无端怀疑。”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从另一角度看，吉合觉得那三年也有好处。因为，当时从国内各根据地、各条战线，曾先后选派一些同志来中国班学习，从而使他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有蔡畅、杨之华、贺子珍、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秦化龙等。他们带来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也带来了许多革命斗争的新情况和新经验，包括长征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从而使长期留苏、不了解国内斗争情况，习惯于视王明为领袖的局面大为改观。
1938年7月，任弼时正式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开始清算王明、康生的宗派错误，党内才有了民主生活。这时，吉合主动找到任弼时，向他反映情况，请求回国投入抗日斗争，受到任弼时的赞扬。
不久，共产国际决定派40多名同志回国，由吉合任队长。临行前，东方大学教育长米尔曼、干部部部长鲍尔克夫特地设宴为大家饯行。
在新疆，同陈潭秋形影不离
吉合带领大伙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眼看战友们一批批去了延安，而自己却去向不明，也无人找自己谈话，心急如焚。
一天，吉合听说又一批同志要起程，实在忍不住，马上找到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询问：“明天同志们回延安，我是不是跟他们一起走？”
谁知邓发却笑着说：“你不走，留下发挥你的特长，到新兵营工作！”
新兵营是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利用盛世才愿意实行联共、抗日政策的特定环境，于1937年10月在迪化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军事学校。中共曾挑选100多人，集中在那里学习航空飞行、汽车、大炮、电讯等军事课目。陈云调回延安后，由邓发接手负责管理。
吉合在新兵营担任党总支委员、组织干事兼直属队党支部书记，负责俄文、军事技术、武器性能等教学，并承担组织野营训练、传授步兵战术等任务。
1939年6月，邓发奉调回延安，中央派陈潭秋接替，确定精通俄语的吉合协助陈潭秋工作。
陈潭秋作为中共驻新疆代表，既全面负责领导新疆的革命斗争（包括统战工作和新兵营工作），又要通过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接待来往于苏联的中共人员，还要为延安筹划军用物资、药品、纸张，并运往抗日前线。那时，吉合竭尽全力为陈潭秋出谋划策。两人朝夕相处，尤其是到苏联领事馆联系工作，更是寸步不离，既当翻译，又当参谋，亲如手足。
1942年初，盛世才开始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敏感的陈潭秋迅即向延安报告，要求将党派驻新疆的干部撤离，免遭不幸。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央未及时批复。在情急中，陈潭秋亲自草拟一个分批撤离的方案：第一批由吉合带队，负责打前站，同苏联领事馆接头，先将毛泽民、林基路、马明方、杨之华等负责同志和航空飞行队员绕道苏联撤走；第二批由办事处医生杜锡光带队，撤走伤病员和家属子女；第三批由陈潭秋率办事处工作人员最后撤走。
当时，苏联在新疆驻有一个团，实际上是一个师的兵力，而且拥有飞机、坦克、大炮，只要他们稍加支持，盛世才对中共方面的撤离行动决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当陈潭秋通过吉合向苏联总领事通报有关情况和撤离方案后，总领事巴古林却先沉默后摇头：“我们也有难处啊，时间来不及了！”吉合见对方见死不救，当即指出：“如果不及时撤退，我们会有很多同志被捕、牺牲的！”对方依然无动于衷，冷漠地说：“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常见的。”吉合更为恼火，本想发作，无奈因陈潭秋事前告诫过，“在老大哥面前，要沉着气，决不能发脾气”，只好忍气吞声，随陈潭秋返回。
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随后发生了。9月17日，盛世才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中共办事处。吉合见势不妙，立即从办公室走出来应付。在走廊上，他遇见了陈潭秋。陈潭秋低声说：“敌人把我盯上了，来者不善，我可能要被捕。”陈潭秋边说边掏出一个小本子交给吉合，并交代：“把它交给刘平（张子意化名）同志，让他接替我的工作。另外，你要设法跟共产国际联系，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说完即与吉合握手告别。这时，盛世才的卫士长闯进来把陈潭秋带走了。同一天，毛泽民、林基路等人也被带走了。
时隔不久，中共在新疆的1０0多人被捕入狱。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入狱后，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审讯中，陈潭秋大骂盛世才忘恩负义，公开宣布：“共产党人头可断，血可流，志气不能丢！”林基路创作了《囚徒歌》，高唱：“拿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盛世才气急败坏，下令将三人秘密杀害。
在狱中，创下绝食九天的惊人奇迹
吉合一度被单独关进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小监牢里，经受严刑逼供，与亲属、难友们完全隔绝。他的妻子鄢仪贞（中共派往新疆的中学教师）怀着身孕，领着儿子吉新军，抱着女儿吉新华，被敌人押进监狱。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妻子艰难地生下了小女儿。为了纪念那段苦难的日子，鄢仪贞为女儿取名吉新狱，意为在新疆监狱出生。对此，吉合一无所知。当他通过难友秘密联络暗号获悉集体绝食斗争七天的通知后，立即响应。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顽强的意志，他在狱中竟然创下了绝食九天的惊人奇迹。
绝食到第九天时，吉合已进入昏迷状态。恍惚中，他听到一声枪响，以为大屠杀开始了。于是，他静静地躺在地上，视死如归。
谁知不久，牢门打开，一缕阳光射进，紧接着传来看守异乎寻常的声音：“吉先生，咱们胜利了！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是民族大喜，尽管吉合绝食九天，但他内心仍十分兴奋，情不自禁呼喊：“抗战胜利了，中华民族胜利了，我马上服食！”
这时，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蒋介石的策略有所变化。不得人心的盛世才早已被调离，张治中赴新疆主持工作。
张治中对中共一向友好，他到职后迅即根据周恩来等人的委托，派人到狱中探望中共人员。
此后，党必刚、刘亚哲两位国民党少将受张治中委派，常到狱中走动，同大家聊天，还通告说：“上边已经决定，很快就要送你们回延安了。”对此，大家半信半疑。
一天，刘亚哲奉命来到狱中，请大家推选八位代表到张治中家里作客。其中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是张治中指名邀请的，其他人则由大家推选。经研究，确定派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和吉合、高登榜、李云扬等陪同前往。席间，张治中以诚相待，畅谈自己与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陈赓的友情。同时，他坦诚告知：“眼下局势不稳，你们要赶快回延安。人家是留客，我是逐客。现在走已经有点晚了，但还是可以，要赶快走。”“我曾到过延安三次，我以三到延安保证，保证把你们安全送到延安。”
宴后不久，张治中调来十辆大卡车，专运100多位狱中难友，并指定刘亚哲率一个警卫班，全程护送车队前往延安。
由迪化经西安到延安，路途漫漫，哨卡众多，险情难测。为确保一路安全，党组织对有关事项作了周密部署，指定吉合、高登榜担任正、副队长，全权处理沿途一切事务。如遇有对外联络事宜，则由吉合、杨之华出面处理。
回延安，朱德让吉合重返军事战线
1946年7月12日，是吉合等人难以忘记的日子。那是他们胜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
清晨，吉合的夫人鄢仪贞起床很早。她带着家人的一堆脏衣服离开住处，到延河边去洗。突然，她发现远处驶来一辆吉普车，从车里走下的正是毛泽东。她情不自禁地向战友们呼喊：“同志们，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顿时，众人闻声从四面八方赶来，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同大家一一握手，连声慰问：“好同志，你们受苦了，回来了就是胜利！”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因大规模内战即将开始，中组部开始着手为大家分配工作。当时，大部分人被分往晋察冀和东北战场，少数人留延安中央机关。吉合因精通俄语，熟悉苏联情况，中组部安排其到王明身边做秘书工作。
在正式上任前，吉合决定抽空串串门，看看老熟人。一天，他转到康生家里聊天。尽管当年康生在莫斯科让他受冷落了三年，但这次从新疆监狱回延安后，康生表现得特别热情，又拥抱，又敬酒，还多次到住处慰问，问长问短。吉合与他相处多年，理当拜访。
当得知吉合将去王明那里工作时，康生婉言相劝：“你的枪杆子比笔杆子更重要，应该搞你的军事工作。”他还主动拉着吉合的手，一起走到朱德家里，向朱德介绍情况。
朱德一听，连喊：“要得，要得，军队就缺你这样的干部。王明同志那里，你不要去了，工作由我来做。”
这次谈话不久，吉合就带着家人离开了延安，抵达辽东半岛的旅大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旅大地区由苏联红军控制，国民党政府无权管辖。中共在那里设有旅大地委，由留苏学习的韩光任书记。同时，刘亚楼在苏军驻旅大司令部里任职，负责两党、两军间的联络工作。更为凑巧的是，当年吉合在冯玉祥部队同一连队的老排长边章伍竟然在旅大地区任公安总局局长。别后20年，他俩意外相逢，有说不完的话。但因东北战场局势日趋紧张，容不得双方细谈，吉合很快就奉命北上哈尔滨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东部副司令员，指挥部队打击土匪，维护铁路交通的畅通。
1948年，随着东北、华北战场局势的变化，吉合又被调往内蒙古军区任参谋长。
对内蒙古地区，吉合太熟悉了。当年，他曾先后同王若飞、刘仁一起，冒着白色恐怖，在蒙、汉群众中开展地下斗争。
时任内蒙古工委书记、人民自卫军司令员的乌兰夫，及奎壁、王逸伦等听说吉合到任，也非常兴奋，他们结伴赶到司令部驻地聚会。
当时，解放军已进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平绥一线的国民党军相继投诚、起义，形势喜人。作为内蒙古军区参谋长的吉合，整天忙于收编投诚、起义部队，扩编民族武装，支援大部队向北平、天津一线胜利进军。
一大殊荣，首位获准以少将军衔在国际场合亮相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首先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选派谁出任共和国首任驻苏大使和武官，事关两国、两党、两军的革命友谊，意义重大。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苏，特意挑选留学苏联多年、精通俄语的王稼祥陪同前往，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面商有关事宜，出访获得圆满成功。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被任命为首任驻苏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长。当年在旅大地区任公安总局局长、富有同苏军交往经验的边章伍，则出任首任驻苏武官。
然而，边章伍身体状况不佳，头部受过伤，影响工作。他到任后不久，深感力不从心，即向军委建议另派贤才接任。
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和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询问：什么人合适？
边章伍直言推荐：吉合同志曾在苏联军校留学多年，熟悉苏军情况，精通俄语，是最合适的人选。
经研究，中央军委紧急电召吉合进京。
1950年元旦刚过，吉合匆匆进京。报到后，他在总参前门招待所里发现，此前早有一批将领调来参加出国人员培训，其中有耿飚、袁仲贤、姬鹏飞、黄镇、王幼平、韩念龙等，他们每天到外交部听课学习。不久，吉合也随同听课。
同年5月，吉合前往莫斯科赴任。这是吉合第三次去苏联：前两次，都是在民族危难时刻，冒着白色恐怖，秘密赴苏学习革命斗争经验的；这次，是革命胜利后，作为人民军队的友好使者，赴苏联出任武官的。他不仅受到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武官边章伍、政务参赞曾涌泉等人的欢迎，而且受到苏军总部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不久，“八一”建军节来临。这是中苏建交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建军节，也是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建军节，意义非同一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国使馆决定在莫斯科举办隆重、盛大的庆祝会，邀请苏联红军总部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驻苏武官出席，共庆佳节。一是借此宣传和扩大解放军在国外的影响，二是加强解放军与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友谊。
那一天，中国驻苏使馆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到处充满节日气氛。吉合身着军服，同大使王稼祥等站在使馆门口，笑迎各国武官光临。苏联红军极为重视，特派武装力量部（即国防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各军兵种主帅们前来祝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官们，也都身着戎装来到使馆。
庆祝会上，吉合首先通过翻译介绍了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历程。随后，他用流利的俄语邀请佳宾们高举酒杯，共庆佳节，同祝解放军与各国军队友谊长存。
这是吉合在国际场合的首次公开亮相。第二天，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中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均在显著位置报道：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吉合将军，在莫斯科主持盛大宴会，热烈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23周年。
当时，解放军尚未实行军衔制。吉合成为共和国诞生后，首位获准以少将军衔在国际场合公开亮相的新闻人物，这也是他戎马一生中的一大殊荣。
在苏联，五年风雨呕心沥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悍然越过鸭绿江，将炸弹扔到中国境内。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果断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上旬，周恩来和林彪秘密飞往苏联黑海疗养地，在那里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紧急磋商抗美援朝的有关事项，重点是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问题。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武官吉合等紧急行动，全力配合。斯大林表示可以满足中国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汽车等装备，但同时表示空军尚未准备妥当。
经中国政府多次要求，斯大林终于在11月同意派出三个装备米格－15歼击机的航空师，分别部署在中国鞍山、安东（今丹东）机场，任务是确保朝鲜北部交通线和机场，中国东北工业基地和重要城市，以及鸭绿江大桥等目标不受美国空军的袭击轰炸。
吉合在驻苏武官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年，这五年正是解放军作战和武器装备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当时，吉合为沟通中苏两国军队间的联系，协调落实武器装备供应计划，确保作战任务顺利完成，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尽管工作量大，涉及陆海空各军兵种，情况错综复杂，但他始终头脑清醒，忙而不乱。加之，他有长期留苏的经历，精通俄语，熟悉苏军各部门，所以武官任务一直完成得很好，深得中央军委好评。
吉合在五年的武官生涯中，也有难忘的疏忽。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解放军派出一个代表团访苏，规格很高，成员都是各军兵种的首长，有些还曾是他的上司。他们大多是初次出国，不大懂得外事活动的规矩。那次，代表团在使馆举办盛大宴会，邀请苏军各军兵种领导前来聚会。当客人将要来临时，中方有些人尚在大厅里东一堆、西一堆大声说话，有的甚至在沙发上翻看报纸。此时，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也赶来参加聚会，看到这种情形，马上向吉合招手，示意他过去，谁知吉合却犹豫不前。周恩来顿时急了，快步向前训斥道：“吉合同志，我现在在军队里没有职务了，指挥不动你啦？！”
大厅里顿时安静下来，大家群起肃立，整理好军容，整齐地排好队，静候苏军贵宾的到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使馆餐厅吃饭时特地将吉合叫到身边说：“吉合同志，我今天性急了，发了火，不好，向你道歉。”原先，吉合受批评后还感觉委屈，现在听周恩来这样一说，深感外事活动马虎不得。过去，我军忙于打仗，不太讲究军容举止。现在，胜利了，出国访问了，可得注意仪表形象啊！外交无小事嘛，大家不懂，情有可原；可自己在苏联呆过多年，现在又身为武官，应该懂得这些规矩。
1954年吉合回国时，解放军正在按正规化、现代化的要求，制定条令、条例，大规模开展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于是，吉合奉命到军委训练总监部任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后又调任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1964年，因身体状况欠佳，他响应军委号召，主动离职休养。当时，人们都习惯于视职务为终身制，而他却勇于打破传统观念，为全军的领导干部作出了榜样。所以叶剑英在表彰其历史功绩时，特意颂扬他让位让贤的高尚情操和风格。
然而，“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却把这位革命功臣污蔑为“新疆叛徒集团”的成员。
面对妖风邪气，吉合铁骨铮铮。1968年1月9日晚，他奋笔疾书：“红尘不过如此，我早已把它看穿，世人生死谁得免。人亦动物，但不一般。男儿血性此生，早盼四十年前，自当奋斗永不倦。斑点当然不少，此心一颗红艳。巨星光辉普照，万马奔腾向前，喜透了肺腑心肝。为革命生，为革命站，为革命作出最后的捐献。幸哉乐哉，心甘情愿。”
粉碎“四人帮”后，吉合被彻底平反，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军事科学院顾问。
1983年元旦刚过，吉合心脏病突发，溘然去世，享年78岁。
（注：承蒙吉合将军的长子吉新军提供有关资料，特致谢意！）
（全文完）
当时，康生在共产国际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负责组织工作，中共所有赴苏人员均须经他审查，然后才能安排工作。
一天，康生在办公室约见刘仁、吉合、王逸伦，表示慰问：“你们的情况，我都清楚了，让你们受苦了。”随后，他对刘仁说：“你就是在上海工作的那个小段吧？那时，我虽然没有同你直接联系，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这些年来，你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尤其是在武汉那一段，我们有多少好同志死在敌人屠刀下呀！你能活下来，真是万幸。我看你就改名叫刘仁吧！”意思是屠刀下留下来的人。
这次谈话后，刘仁、王逸伦很快被分配，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唯有吉合孤单单地闲呆在国际旅馆里无人理睬。
正当吉合百思不得其解时，康生突然召见。作为情报工作人员，康生对吉合的历史很了解。吉合刚走进康生的办公室，康生就直接发难：“吉合诺夫同志，你是怎么搞的？”
这莫名其妙的发难弄得吉合摸不着头脑，只好反问：“我怎么啦？”
康生继续责难：“你怎么带个王逸伦来呢？他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
吉合如实回答：“他是我们那里的模范县委书记，工作很出色！”
康生沉着脸进一步批评：“越是敌人，越是会伪装积极，取得你的信任，你怎么把他弄来的？！”
吉合感到康生毫无道理，怀疑一切，回击道：“不是我把他弄来的，是刘仁同志批准来的！”
康生大怒：“刘仁是书记，你是组织部长！”
吉合毫不让步：“我负组织部长的责任，但王逸伦到临河任县委书记时，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呢！”
“那也少不了你的责任！”康生更恼火。
吉合不想继续受冤枉气，向组织要求回国工作。一天，有人悄悄对他说：“你可能走不了啦！”吉合知道事出有因，不便细问，只好呆在莫斯科听从安排。
这一呆竟是三年。这期间，正是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春风得意之时。二人相互配合，在莫斯科推行“左”倾路线，实行宗派主义政策。对此，吉合有切身感受。当时，中国留苏学员每月发105卢布生活费，却只给吉合发25卢布，还长期不分配工作，故意冷落他。
有一次，东方大学的苏联校长对吉合进行考查，发现他知识广博，聪明能干，对提出的问题均能用俄语流利回答，称赞他“很有水平，记忆很强”！但因受王明、康生宗派主义政策的干扰，东方大学也只能分配吉合在中国班打杂，一会儿当翻译，一会儿管生活，一会儿为大家读俄文报纸，一会儿又到班里听听课。
那时，吉合30来岁，精力充沛，但他徒有雄心壮志，却无用武之地。后来，每当回首那段经历，吉合常感慨说：“人生在世，没有什么比受自己人怀疑更为痛苦的事了。我可以在战场冲锋陷阵，无所畏惧，也可以在白色恐怖下提着脑袋干革命，无怨无悔。唯独无法忍受被自己人无端怀疑。”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从另一角度看，吉合觉得那三年也有好处。因为，当时从国内各根据地、各条战线，曾先后选派一些同志来中国班学习，从而使他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有蔡畅、杨之华、贺子珍、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秦化龙等。他们带来了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也带来了许多革命斗争的新情况和新经验，包括长征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从而使长期留苏、不了解国内斗争情况，习惯于视王明为领袖的局面大为改观。
1938年7月，任弼时正式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开始清算王明、康生的宗派错误，党内才有了民主生活。这时，吉合主动找到任弼时，向他反映情况，请求回国投入抗日斗争，受到任弼时的赞扬。
不久，共产国际决定派40多名同志回国，由吉合任队长。临行前，东方大学教育长米尔曼、干部部部长鲍尔克夫特地设宴为大家饯行。
在新疆，同陈潭秋形影不离
吉合带领大伙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眼看战友们一批批去了延安，而自己却去向不明，也无人找自己谈话，心急如焚。
一天，吉合听说又一批同志要起程，实在忍不住，马上找到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询问：“明天同志们回延安，我是不是跟他们一起走？”
谁知邓发却笑着说：“你不走，留下发挥你的特长，到新兵营工作！”
新兵营是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利用盛世才愿意实行联共、抗日政策的特定环境，于1937年10月在迪化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军事学校。中共曾挑选100多人，集中在那里学习航空飞行、汽车、大炮、电讯等军事课目。陈云调回延安后，由邓发接手负责管理。
吉合在新兵营担任党总支委员、组织干事兼直属队党支部书记，负责俄文、军事技术、武器性能等教学，并承担组织野营训练、传授步兵战术等任务。
1939年6月，邓发奉调回延安，中央派陈潭秋接替，确定精通俄语的吉合协助陈潭秋工作。
陈潭秋作为中共驻新疆代表，既全面负责领导新疆的革命斗争（包括统战工作和新兵营工作），又要通过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接待来往于苏联的中共人员，还要为延安筹划军用物资、药品、纸张，并运往抗日前线。那时，吉合竭尽全力为陈潭秋出谋划策。两人朝夕相处，尤其是到苏联领事馆联系工作，更是寸步不离，既当翻译，又当参谋，亲如手足。
1942年初，盛世才开始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敏感的陈潭秋迅即向延安报告，要求将党派驻新疆的干部撤离，免遭不幸。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央未及时批复。在情急中，陈潭秋亲自草拟一个分批撤离的方案：第一批由吉合带队，负责打前站，同苏联领事馆接头，先将毛泽民、林基路、马明方、杨之华等负责同志和航空飞行队员绕道苏联撤走；第二批由办事处医生杜锡光带队，撤走伤病员和家属子女；第三批由陈潭秋率办事处工作人员最后撤走。
当时，苏联在新疆驻有一个团，实际上是一个师的兵力，而且拥有飞机、坦克、大炮，只要他们稍加支持，盛世才对中共方面的撤离行动决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当陈潭秋通过吉合向苏联总领事通报有关情况和撤离方案后，总领事巴古林却先沉默后摇头：“我们也有难处啊，时间来不及了！”吉合见对方见死不救，当即指出：“如果不及时撤退，我们会有很多同志被捕、牺牲的！”对方依然无动于衷，冷漠地说：“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常见的。”吉合更为恼火，本想发作，无奈因陈潭秋事前告诫过，“在老大哥面前，要沉着气，决不能发脾气”，只好忍气吞声，随陈潭秋返回。
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随后发生了。9月17日，盛世才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中共办事处。吉合见势不妙，立即从办公室走出来应付。在走廊上，他遇见了陈潭秋。陈潭秋低声说：“敌人把我盯上了，来者不善，我可能要被捕。”陈潭秋边说边掏出一个小本子交给吉合，并交代：“把它交给刘平（张子意化名）同志，让他接替我的工作。另外，你要设法跟共产国际联系，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说完即与吉合握手告别。这时，盛世才的卫士长闯进来把陈潭秋带走了。同一天，毛泽民、林基路等人也被带走了。
时隔不久，中共在新疆的1０0多人被捕入狱。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入狱后，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审讯中，陈潭秋大骂盛世才忘恩负义，公开宣布：“共产党人头可断，血可流，志气不能丢！”林基路创作了《囚徒歌》，高唱：“拿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盛世才气急败坏，下令将三人秘密杀害。
在狱中，创下绝食九天的惊人奇迹
吉合一度被单独关进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小监牢里，经受严刑逼供，与亲属、难友们完全隔绝。他的妻子鄢仪贞（中共派往新疆的中学教师）怀着身孕，领着儿子吉新军，抱着女儿吉新华，被敌人押进监狱。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妻子艰难地生下了小女儿。为了纪念那段苦难的日子，鄢仪贞为女儿取名吉新狱，意为在新疆监狱出生。对此，吉合一无所知。当他通过难友秘密联络暗号获悉集体绝食斗争七天的通知后，立即响应。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顽强的意志，他在狱中竟然创下了绝食九天的惊人奇迹。
绝食到第九天时，吉合已进入昏迷状态。恍惚中，他听到一声枪响，以为大屠杀开始了。于是，他静静地躺在地上，视死如归。
谁知不久，牢门打开，一缕阳光射进，紧接着传来看守异乎寻常的声音：“吉先生，咱们胜利了！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是民族大喜，尽管吉合绝食九天，但他内心仍十分兴奋，情不自禁呼喊：“抗战胜利了，中华民族胜利了，我马上服食！”
这时，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蒋介石的策略有所变化。不得人心的盛世才早已被调离，张治中赴新疆主持工作。
张治中对中共一向友好，他到职后迅即根据周恩来等人的委托，派人到狱中探望中共人员。
此后，党必刚、刘亚哲两位国民党少将受张治中委派，常到狱中走动，同大家聊天，还通告说：“上边已经决定，很快就要送你们回延安了。”对此，大家半信半疑。
一天，刘亚哲奉命来到狱中，请大家推选八位代表到张治中家里作客。其中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是张治中指名邀请的，其他人则由大家推选。经研究，确定派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和吉合、高登榜、李云扬等陪同前往。席间，张治中以诚相待，畅谈自己与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陈赓的友情。同时，他坦诚告知：“眼下局势不稳，你们要赶快回延安。人家是留客，我是逐客。现在走已经有点晚了，但还是可以，要赶快走。”“我曾到过延安三次，我以三到延安保证，保证把你们安全送到延安。”
宴后不久，张治中调来十辆大卡车，专运100多位狱中难友，并指定刘亚哲率一个警卫班，全程护送车队前往延安。
由迪化经西安到延安，路途漫漫，哨卡众多，险情难测。为确保一路安全，党组织对有关事项作了周密部署，指定吉合、高登榜担任正、副队长，全权处理沿途一切事务。如遇有对外联络事宜，则由吉合、杨之华出面处理。
回延安，朱德让吉合重返军事战线
1946年7月12日，是吉合等人难以忘记的日子。那是他们胜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
清晨，吉合的夫人鄢仪贞起床很早。她带着家人的一堆脏衣服离开住处，到延河边去洗。突然，她发现远处驶来一辆吉普车，从车里走下的正是毛泽东。她情不自禁地向战友们呼喊：“同志们，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顿时，众人闻声从四面八方赶来，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同大家一一握手，连声慰问：“好同志，你们受苦了，回来了就是胜利！”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因大规模内战即将开始，中组部开始着手为大家分配工作。当时，大部分人被分往晋察冀和东北战场，少数人留延安中央机关。吉合因精通俄语，熟悉苏联情况，中组部安排其到王明身边做秘书工作。
在正式上任前，吉合决定抽空串串门，看看老熟人。一天，他转到康生家里聊天。尽管当年康生在莫斯科让他受冷落了三年，但这次从新疆监狱回延安后，康生表现得特别热情，又拥抱，又敬酒，还多次到住处慰问，问长问短。吉合与他相处多年，理当拜访。
当得知吉合将去王明那里工作时，康生婉言相劝：“你的枪杆子比笔杆子更重要，应该搞你的军事工作。”他还主动拉着吉合的手，一起走到朱德家里，向朱德介绍情况。
朱德一听，连喊：“要得，要得，军队就缺你这样的干部。王明同志那里，你不要去了，工作由我来做。”
这次谈话不久，吉合就带着家人离开了延安，抵达辽东半岛的旅大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旅大地区由苏联红军控制，国民党政府无权管辖。中共在那里设有旅大地委，由留苏学习的韩光任书记。同时，刘亚楼在苏军驻旅大司令部里任职，负责两党、两军间的联络工作。更为凑巧的是，当年吉合在冯玉祥部队同一连队的老排长边章伍竟然在旅大地区任公安总局局长。别后20年，他俩意外相逢，有说不完的话。但因东北战场局势日趋紧张，容不得双方细谈，吉合很快就奉命北上哈尔滨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东部副司令员，指挥部队打击土匪，维护铁路交通的畅通。
1948年，随着东北、华北战场局势的变化，吉合又被调往内蒙古军区任参谋长。
对内蒙古地区，吉合太熟悉了。当年，他曾先后同王若飞、刘仁一起，冒着白色恐怖，在蒙、汉群众中开展地下斗争。
时任内蒙古工委书记、人民自卫军司令员的乌兰夫，及奎壁、王逸伦等听说吉合到任，也非常兴奋，他们结伴赶到司令部驻地聚会。
当时，解放军已进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平绥一线的国民党军相继投诚、起义，形势喜人。作为内蒙古军区参谋长的吉合，整天忙于收编投诚、起义部队，扩编民族武装，支援大部队向北平、天津一线胜利进军。
一大殊荣，首位获准以少将军衔在国际场合亮相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首先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此，选派谁出任共和国首任驻苏大使和武官，事关两国、两党、两军的革命友谊，意义重大。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苏，特意挑选留学苏联多年、精通俄语的王稼祥陪同前往，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面商有关事宜，出访获得圆满成功。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被任命为首任驻苏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长。当年在旅大地区任公安总局局长、富有同苏军交往经验的边章伍，则出任首任驻苏武官。
然而，边章伍身体状况不佳，头部受过伤，影响工作。他到任后不久，深感力不从心，即向军委建议另派贤才接任。
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和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询问：什么人合适？
边章伍直言推荐：吉合同志曾在苏联军校留学多年，熟悉苏军情况，精通俄语，是最合适的人选。
经研究，中央军委紧急电召吉合进京。
1950年元旦刚过，吉合匆匆进京。报到后，他在总参前门招待所里发现，此前早有一批将领调来参加出国人员培训，其中有耿飚、袁仲贤、姬鹏飞、黄镇、王幼平、韩念龙等，他们每天到外交部听课学习。不久，吉合也随同听课。
同年5月，吉合前往莫斯科赴任。这是吉合第三次去苏联：前两次，都是在民族危难时刻，冒着白色恐怖，秘密赴苏学习革命斗争经验的；这次，是革命胜利后，作为人民军队的友好使者，赴苏联出任武官的。他不仅受到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武官边章伍、政务参赞曾涌泉等人的欢迎，而且受到苏军总部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不久，“八一”建军节来临。这是中苏建交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建军节，也是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建军节，意义非同一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国使馆决定在莫斯科举办隆重、盛大的庆祝会，邀请苏联红军总部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驻苏武官出席，共庆佳节。一是借此宣传和扩大解放军在国外的影响，二是加强解放军与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友谊。
那一天，中国驻苏使馆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到处充满节日气氛。吉合身着军服，同大使王稼祥等站在使馆门口，笑迎各国武官光临。苏联红军极为重视，特派武装力量部（即国防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各军兵种主帅们前来祝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官们，也都身着戎装来到使馆。
庆祝会上，吉合首先通过翻译介绍了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历程。随后，他用流利的俄语邀请佳宾们高举酒杯，共庆佳节，同祝解放军与各国军队友谊长存。
这是吉合在国际场合的首次公开亮相。第二天，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中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均在显著位置报道：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吉合将军，在莫斯科主持盛大宴会，热烈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23周年。
当时，解放军尚未实行军衔制。吉合成为共和国诞生后，首位获准以少将军衔在国际场合公开亮相的新闻人物，这也是他戎马一生中的一大殊荣。
在苏联，五年风雨呕心沥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悍然越过鸭绿江，将炸弹扔到中国境内。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果断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上旬，周恩来和林彪秘密飞往苏联黑海疗养地，在那里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紧急磋商抗美援朝的有关事项，重点是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问题。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武官吉合等紧急行动，全力配合。斯大林表示可以满足中国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汽车等装备，但同时表示空军尚未准备妥当。
经中国政府多次要求，斯大林终于在11月同意派出三个装备米格－15歼击机的航空师，分别部署在中国鞍山、安东（今丹东）机场，任务是确保朝鲜北部交通线和机场，中国东北工业基地和重要城市，以及鸭绿江大桥等目标不受美国空军的袭击轰炸。
吉合在驻苏武官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年，这五年正是解放军作战和武器装备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当时，吉合为沟通中苏两国军队间的联系，协调落实武器装备供应计划，确保作战任务顺利完成，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尽管工作量大，涉及陆海空各军兵种，情况错综复杂，但他始终头脑清醒，忙而不乱。加之，他有长期留苏的经历，精通俄语，熟悉苏军各部门，所以武官任务一直完成得很好，深得中央军委好评。
吉合在五年的武官生涯中，也有难忘的疏忽。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解放军派出一个代表团访苏，规格很高，成员都是各军兵种的首长，有些还曾是他的上司。他们大多是初次出国，不大懂得外事活动的规矩。那次，代表团在使馆举办盛大宴会，邀请苏军各军兵种领导前来聚会。当客人将要来临时，中方有些人尚在大厅里东一堆、西一堆大声说话，有的甚至在沙发上翻看报纸。此时，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也赶来参加聚会，看到这种情形，马上向吉合招手，示意他过去，谁知吉合却犹豫不前。周恩来顿时急了，快步向前训斥道：“吉合同志，我现在在军队里没有职务了，指挥不动你啦？！”
大厅里顿时安静下来，大家群起肃立，整理好军容，整齐地排好队，静候苏军贵宾的到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使馆餐厅吃饭时特地将吉合叫到身边说：“吉合同志，我今天性急了，发了火，不好，向你道歉。”原先，吉合受批评后还感觉委屈，现在听周恩来这样一说，深感外事活动马虎不得。过去，我军忙于打仗，不太讲究军容举止。现在，胜利了，出国访问了，可得注意仪表形象啊！外交无小事嘛，大家不懂，情有可原；可自己在苏联呆过多年，现在又身为武官，应该懂得这些规矩。
1954年吉合回国时，解放军正在按正规化、现代化的要求，制定条令、条例，大规模开展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于是，吉合奉命到军委训练总监部任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后又调任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1964年，因身体状况欠佳，他响应军委号召，主动离职休养。当时，人们都习惯于视职务为终身制，而他却勇于打破传统观念，为全军的领导干部作出了榜样。所以叶剑英在表彰其历史功绩时，特意颂扬他让位让贤的高尚情操和风格。
然而，“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却把这位革命功臣污蔑为“新疆叛徒集团”的成员。
面对妖风邪气，吉合铁骨铮铮。1968年1月9日晚，他奋笔疾书：“红尘不过如此，我早已把它看穿，世人生死谁得免。人亦动物，但不一般。男儿血性此生，早盼四十年前，自当奋斗永不倦。斑点当然不少，此心一颗红艳。巨星光辉普照，万马奔腾向前，喜透了肺腑心肝。为革命生，为革命站，为革命作出最后的捐献。幸哉乐哉，心甘情愿。”
粉碎“四人帮”后，吉合被彻底平反，中央军委任命他为军事科学院顾问。
1983年元旦刚过，吉合心脏病突发，溘然去世，享年78岁。
（注：承蒙吉合将军的长子吉新军提供有关资料，特致谢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