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4支晋级今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的球队中，只有一支来自德国，却有三支来自英国：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看起来相当奇怪。毕竟。东西德1991年才重新统一，巴伐利亚和普鲁士1871年才统一，而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被大英帝国吞并或统一分别是在1777年、1542年和1707年。
　　那么，为何图林根人、萨克逊人和斯瓦比亚人支持同一支德国队，而英国公民却分别支持这么多支球队？如果选出最好的选手代表他们所有人，不是能够拥有一支更强的队伍吗？
　　英国公民想必也明白这一点，但他们更愿意拥有“自己的”国家队，而不是一支更强的英国队——即使这意味着输给蕞尔小国冰岛。从这个角度看，英国的脱欧投票结果也就不那么令人震惊了。“留欧”阵营注重于留在欧盟的经济收益和脱离欧盟的成本，其中的一些后果在公投结果宣布后立刻显现：英镑崩盘，股市财富蒸发数亿美元。
　　但那52%支持脱欧的人更想要一个不允许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生活、工作和竞争经济位置的国家。让他们进来也许能打造一支更好的队伍，但它已不再是“我们的”队伍。
　　某种角度上，这只是感情战胜经济逻辑的又一例子。但我们的感情是一种“算法”，是演化留给我们的。我们用感情来做大部分决定（包括政治决定）；而不与我们的感情罗盘相接的经济成本-收益分析，无法推动罗盘上的指针。
　　我们用同样的心理装置发展出“我们”的感觉：我们所关心和支持的人。“我们”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有历史、有性情、有癖性、有抱负的人。我们将企业视为法人，我们谈论国家时将它们当作一个带有鲜明性格的组合人——德国人喜欢秩序，意大利人有激情，英国人表情僵硬。
　　哈佛大学道德认知实验室主任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指出，我们的道德情感的演化让我们支持人类合作。正如演化给予我们性欲而不是通过理性争论来确保繁衍，我们也演化出同情、爱情、憎恶和愤怒，来反映彼此之间的行为。我們的道德情感既限制个体滥用公益，表现为“我”与“我们”之间的冲突；也维持群体的凝聚力，支持“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竞争。
　　技术和文化的发展需要增强“我们”的感觉。在过去一万年中，随着人类生活从小型狩猎-采集部落，演化为农耕、城市化和更高级的形式，我们互动与合作的网络也有所扩大，从小部落演变为民族国家，最终又形成欧盟这样的实体。
　　当人类依靠温饱型农业过活时，他们的互动半径很小：他们不需要彼此交谈，结果是语言呈现多样性。因此，面积略小于西班牙的喀麦隆存在230种语言。相反，当工业革命增加了更大的市场价值时，意大利（1861—1871年）和德国（1870—1871年）通过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共同语言的基础上合并小国而得以建立。
　　显然，“共同的我们”的感觉让政治实体的存在变得容易许多。没有这种感觉，国家——应该由它来做出决定、定义和保护权利并规定义务——代表谁行动？
　　显然，有共同语言和宗教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发展出“我们”的感觉。但世界上也存在众多在这两方面呈现出多样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另一种“我们”的感觉演化出来并一直由政治来定义。
　　比如，在美国，“我们”的感觉最初只包括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而不包括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波兰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尤其不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基本上是通过政治，一个更加包容的“我们”的感觉发展形成。
　　在缺少共同语言和宗教的情况下，欧盟的“我们”的感觉必须基于共同的价值和文化，它们产生自数百年的互动。这是一个遗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多次工业革命、梦幻般的科学、艺术和大部分体育。
　　你也许会奇怪，为何欧元钞票上印的是朦胧的花纹，而不是人人敬仰的人物——达·芬奇、牛顿、伏尔泰、伦勃朗、塞万提斯、肖邦或贝多芬这些欧洲文化遗产的最佳代表？“欧洲工程”要想成功，就必须创造一个欧洲的“我们”的感觉，这种感觉要强大到让人觉得保加利亚人理所当然应该被允许在伯明翰生活和工作。当“我们都是欧洲人”时，所有人都可以在他们喜欢的任何欧洲地点生活。他们甚至还可能组成一支球队参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