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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杨早，1973年生于四川富顺，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有《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民国了》等著作。
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将学者分为两类：“狐狸型”学者和“刺猬型”学者。简单地说，前者思维活跃、兴趣广泛，是对很多个别事物都有独到研究的人；后者则思想深邃、善于集中，是要找准一个点钻研毕生的人。按这个划分，学者杨早无疑偏向于“狐狸”——他关注的东西很博杂：从文学到历史，从传统到现代，都作文著述，快意评点。
学术研究以外，杨早在公众媒体平台上也很活跃。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他约采访时，他一开始建议用微信进行访谈，倒是记者不够新潮，保守地选择了当面对话。采访过程中，他还向记者展示了他新近下载的一些热门App运用，分析它们爆红背后的社会心理，兴致盎然。
从2005年起，杨早与他的同事萨支山一起，针对每一年的热点事件和公共话题，约请专门作者进行深入浅出的归纳和解读，主编了年度书系《话题》。到2014年，《话题》已连续出到第九本。这套书既有学养，又不艰深，慢慢积累了大批固定读者。
《话题》的缘起
《话题》的缘起要追溯到2005年12月17日。那天，杨早和同事萨支山、施爱东一起，在北京通州区的一家咖啡馆聊天，讨论2005年的一些热点事件，如台海局势、中日关系、房价上涨，等等。三人越聊越有兴致，碰撞出不少火花，后来觉得，这些观点白白流失了太可惜，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杨早就建议：为什么不把它弄成一个年度的文化评论集呢？
第二天，他们便行动起来，先是拟定大概的选题。定位很明确：这不是一本年度文化盘点，不会像新闻报道一样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要选择一些令他们有感而发的切入点，从个人角度探讨出一些新意来。在这个订计划打草稿的阶段，杨早在心里画了一张蓝图，要把未成形的这套书做成一个系列，每年出一本，一直弄下去。
想法和选题有了，找谁去写呢？一开始，施爱东提出一定要是博士，而且是文学博士。这在后来的操作过程中虽然没有成为绝对的准则，却为选择《话题》作者立下了参考标准：必须是一群有学养，经受过学术训练，思想立场都有见地的人士。
《话题2005》新鲜出炉时，已经到了2006年夏季。全书由9位作者写作，其中包括了“超女”、芙蓉姐姐、房价等一系列问题。这些2005年轰轰烈烈的热点，到此时已成明日黄花。无论从新闻还是出版来说，这都是大忌，但杨早却对这种“反季节行动”充满信心。因为他坚信，这本书提供的不仅仅是“资讯”，更重要的是“看法”。比如，《“芙蓉姐姐”的迷思》一文作者张慧瑜是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的博士，他把“芙蓉姐姐”当成研究对象，梳理她的诞生及其流行过程，分析不同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总结这个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并深层次地归纳出“芙蓉姐姐”爆红所反映的中国权力关系的变化。文章像博士论文一样扎实，却不像论文那么晦涩和难以理解，全文行云流水，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解读”。
照杨早的话说，“《话题》系列，实际上就是一批学者在观察与记录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独立的立场是《话题》团队一直坚持的写作原则，“没有利益集团收买一批‘无用的’博士”，杨早打趣，“这反而造成了我们的独立立场。”
绘制“感受”的时代拼图
《话题》系列每本封底上都会有一句话：“列谱系，破虚妄，播新知。”这是杨早他们编写这套书最强调的东西。
“列谱系”，把一个事件放到历史中去观照，追根溯源，挖掘“动态事件背后的静态过程”；“破虚妄”，即打破一些大众媒体生产的神话和偏见；“播新知”，有些问题在专业学术领域已成为常识，但在公共领域完全还是陌生的，他们就去努力打破这堵“墙”。最能表现这九字要求的是2010年曹操墓事件。杨早他们调查后认为，曹操墓确定是真的，但在媒体上，质疑的声音却占据上风，为什么？《话题》中作者归纳的观点是：因为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加剧了官民对抗的情绪，专业知识和理性判断反而缺席。
2012年，《话题》写作团队开始提炼“年度关键词”，那一年是“去魅”，2013年是“观弈”。“2012年，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到韩寒被质疑，甚至《甄嬛传》引发的后宫文化流行，等等，很多东西都在褪去光环，露出本色。”杨早对记者这样解释“去魅”一词的含义。至于2013年的“观弈”，“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心态——大家都如同在看别人下棋，有很强的无力感。”而对于年度词汇的选择标准，杨早说：“当然没有词可以规范所有事件，但有一个词也许可以代表大多数事件。在选择年度词汇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这个团队对社会情绪的大致认知。”
《话题》也分“大小年”，比如2008年就是一个大年， 奥运、抵制家乐福、汶川地震、金融风暴等，都发生在这一年。而《话题2009》则被网友评论为“最没劲的一年”。
在记录大事件时，杨早他们有着自己的角度。比如《话题2008》中，写奥运重点在于“错位的想象”，讲述西方媒体怎么报道奥运，中国媒体怎么看待这些报道，在不断地互动之中，文化的错位被放大。再比如，书写因奥运火炬传递引发的抵制家乐福事件时，《话题》选择了《中国抵货运动103年》这个角度，从1905年中国第一次抵制洋货运动开始，追溯了历次运动的“成效”。得出的结论是：“抵制洋货对外国经济影响并不大，甚至马上就会有一个反弹。最后落到实处的往往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矛盾，而不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杨早说，“我们的预言是正确的，2013年钓鱼岛事件后出现了‘砸车’现象。最终损害了谁的利益？谁来承担这种成本？其实很明显。”
在连续9年的《话题》编写中，杨早越来越强调情绪的把握，对于大事件引发的公众反应和思想撞击，他概括出“哀恸、愤怒、骄傲、惶惑、反讽”5种情绪。事实上，关注并记录大众思想情感的轨迹，正是《话题》的初衷。杨早他们在最初策划时就发现，以往媒体平台稀缺，能在媒体上说话的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和精英，找不到普通人对事件的即时反映。“事件留得下来，但大众情绪很难把握。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为后人留一份资料，以此来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心态和情绪。一人之见闻，当然偏颇，然而汇集起来，或许就是一张有关情绪的时代拼图。”杨早说。 在杨早看来，历史真实永远不可能追寻到，但学者可以记录情绪，把媒体和公众对事件的反应留下来，“也许一年两年，你还看不出它的价值。但今天，当我再回头看这9年，就觉得很有意思，整个社会对很多事情的宽容度不一样了，时代已经发生了很鲜明的变化。”
不忽悠学问
从连续9年编《话题》就能看出，杨早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不想写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要让学术文章和大众文章有所结合——他希望自己写出的学术文章不枯燥，大众文章有深度。“静坐书斋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寂寞、尴尬的，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论文，可能面临着无人欣赏、无人回应的境遇。而写一篇博客、一条微博，马上有读者回帖，你就能获得一些满足感。”但是，他又反思：“不得不承认，微博让人太快得到满足，缺乏一个沉淀的过程。”
杨早出生于四川，父母都是高校知识分子，父亲是教文学的，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小时候，杨早常常看到父亲写论文时的痛苦情状，抓耳挠腮拍脑袋，最后耗尽心力钻研出来的学术成果，却总是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头，能影响到的人着实有限。父亲从来不劝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倒是希望杨早以后多干一些实事，从事经济或法律的工作，真正和社会紧密相连。所以，尽管杨早有学术理想，但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并没有继续读研，而是先从事了几年媒体工作，这段经历也影响到他后来做学问的方向：把新闻和历史相结合，带着明显的媒体思维。
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杨早师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导师要求他写文章要“能够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压在纸背下”。当研究生快毕业时，杨早提出要考博，陈平原并没有立刻同意，而是对他说：“从事社会批评，当一个评论家，对社会也是很重要的，并不一定要搞学术。只是，如果读了博士，又不从事学术研究，未免有点可惜。”
杨早最终还是坚持选择了学术之路，跟着陈平原教授学了7年，“导师不仅在知识、眼光等方面影响到我，最让我受益的，是他对待学术问题始终保持冷静、怀疑的态度。”2005年毕业后，杨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有一次，在电梯口碰到一位老学者。他问起杨早从哪儿毕业、是谁的学生，末了淡淡说了一句话：“陈平原的学生，想来不会忽悠学问喽！”这句话，杨早一直铭记多年。
看杨早自己撰写的作品，也能感受到这位才子的功底与个性。他以高芾为笔名写作的《野史记》瞄准了近代中国，全书分为“政事本纪”“报人世家”“大学列传”“文坛行状”四辑，似乎有意和司马迁开玩笑。他力求将旧史写出新意，如写一件奇事，多用旁观者视角；写一段逸闻，会借两人对话来交代，新闻报道体、回忆录体、民间故事体、独白体、小说体，交互着使用，绘声绘色，让人感觉那个逝去的年代依然与我们骨肉相连。
杨早的另一本著作《民国了》，则以新闻特写的方式写辛亥革命，尽可能地让笔贴近现场，还原氛围。读这本书，仿佛在读杨早从1911年发回来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现场报道。
《民国了》出版时，正好赶上了方兴未艾的“民国热”，对于两年前那场席卷全国新闻界和学术界的热潮，杨早说：“中国人对那段历史感兴趣不奇怪。民国是中国人的第二次童年，就像马克思说过希腊是人类的童年。民国的知识分子待遇高，政治局势变化快，战乱频繁，但它的魅力就在于乱，充满无限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研究民国，杨早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他在图书馆里专门抄报纸，抄了1912年整整一年的《申报》，共100多万字。之所以那么做，是他不相信仅仅通过已经出版的那些历史书籍，能够真正触摸到当年的精神脉搏。而当年的新闻纸片，反而让他感到更为鲜活、更为真实。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1912年的普通知识分子，通过翻阅当时的报纸，去“部分抵达”百年前的情境之中，体味普通人的心态和感受。“有时我觉得我简直像一个穿越者，在文字构成的世界中穿行摸索。”
杨早不太希望遵循一条现在学者发展的通常轨道：多写论文、多参会，慢慢变成权威。他更愿意选择自己钟爱的研究课题，哪怕走的是一条更具风险的道路。“我最怕重复的生活，每天感到很强的无力感。”在他的博客上，偶尔会见到一些诗句，他自己写的也好，引别人的也好，都是“民气昂昂狂若旧，岛图汲汲议难休”“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怜一片江山”这种慷慨激昂型。他写过一句话：“吾之大患，在吾有身。如果人生不追求意义感，过得浑浑噩噩，或许也很幸福吧？”看来，相比起幸福，杨早追求的更是人生的意义。
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将学者分为两类：“狐狸型”学者和“刺猬型”学者。简单地说，前者思维活跃、兴趣广泛，是对很多个别事物都有独到研究的人；后者则思想深邃、善于集中，是要找准一个点钻研毕生的人。按这个划分，学者杨早无疑偏向于“狐狸”——他关注的东西很博杂：从文学到历史，从传统到现代，都作文著述，快意评点。
学术研究以外，杨早在公众媒体平台上也很活跃。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他约采访时，他一开始建议用微信进行访谈，倒是记者不够新潮，保守地选择了当面对话。采访过程中，他还向记者展示了他新近下载的一些热门App运用，分析它们爆红背后的社会心理，兴致盎然。
从2005年起，杨早与他的同事萨支山一起，针对每一年的热点事件和公共话题，约请专门作者进行深入浅出的归纳和解读，主编了年度书系《话题》。到2014年，《话题》已连续出到第九本。这套书既有学养，又不艰深，慢慢积累了大批固定读者。
《话题》的缘起
《话题》的缘起要追溯到2005年12月17日。那天，杨早和同事萨支山、施爱东一起，在北京通州区的一家咖啡馆聊天，讨论2005年的一些热点事件，如台海局势、中日关系、房价上涨，等等。三人越聊越有兴致，碰撞出不少火花，后来觉得，这些观点白白流失了太可惜，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杨早就建议：为什么不把它弄成一个年度的文化评论集呢？
第二天，他们便行动起来，先是拟定大概的选题。定位很明确：这不是一本年度文化盘点，不会像新闻报道一样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要选择一些令他们有感而发的切入点，从个人角度探讨出一些新意来。在这个订计划打草稿的阶段，杨早在心里画了一张蓝图，要把未成形的这套书做成一个系列，每年出一本，一直弄下去。
想法和选题有了，找谁去写呢？一开始，施爱东提出一定要是博士，而且是文学博士。这在后来的操作过程中虽然没有成为绝对的准则，却为选择《话题》作者立下了参考标准：必须是一群有学养，经受过学术训练，思想立场都有见地的人士。
《话题2005》新鲜出炉时，已经到了2006年夏季。全书由9位作者写作，其中包括了“超女”、芙蓉姐姐、房价等一系列问题。这些2005年轰轰烈烈的热点，到此时已成明日黄花。无论从新闻还是出版来说，这都是大忌，但杨早却对这种“反季节行动”充满信心。因为他坚信，这本书提供的不仅仅是“资讯”，更重要的是“看法”。比如，《“芙蓉姐姐”的迷思》一文作者张慧瑜是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的博士，他把“芙蓉姐姐”当成研究对象，梳理她的诞生及其流行过程，分析不同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总结这个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并深层次地归纳出“芙蓉姐姐”爆红所反映的中国权力关系的变化。文章像博士论文一样扎实，却不像论文那么晦涩和难以理解，全文行云流水，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解读”。
照杨早的话说，“《话题》系列，实际上就是一批学者在观察与记录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独立的立场是《话题》团队一直坚持的写作原则，“没有利益集团收买一批‘无用的’博士”，杨早打趣，“这反而造成了我们的独立立场。”
绘制“感受”的时代拼图
《话题》系列每本封底上都会有一句话：“列谱系，破虚妄，播新知。”这是杨早他们编写这套书最强调的东西。
“列谱系”，把一个事件放到历史中去观照，追根溯源，挖掘“动态事件背后的静态过程”；“破虚妄”，即打破一些大众媒体生产的神话和偏见；“播新知”，有些问题在专业学术领域已成为常识，但在公共领域完全还是陌生的，他们就去努力打破这堵“墙”。最能表现这九字要求的是2010年曹操墓事件。杨早他们调查后认为，曹操墓确定是真的，但在媒体上，质疑的声音却占据上风，为什么？《话题》中作者归纳的观点是：因为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加剧了官民对抗的情绪，专业知识和理性判断反而缺席。
2012年，《话题》写作团队开始提炼“年度关键词”，那一年是“去魅”，2013年是“观弈”。“2012年，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到韩寒被质疑，甚至《甄嬛传》引发的后宫文化流行，等等，很多东西都在褪去光环，露出本色。”杨早对记者这样解释“去魅”一词的含义。至于2013年的“观弈”，“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心态——大家都如同在看别人下棋，有很强的无力感。”而对于年度词汇的选择标准，杨早说：“当然没有词可以规范所有事件，但有一个词也许可以代表大多数事件。在选择年度词汇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这个团队对社会情绪的大致认知。”
《话题》也分“大小年”，比如2008年就是一个大年， 奥运、抵制家乐福、汶川地震、金融风暴等，都发生在这一年。而《话题2009》则被网友评论为“最没劲的一年”。
在记录大事件时，杨早他们有着自己的角度。比如《话题2008》中，写奥运重点在于“错位的想象”，讲述西方媒体怎么报道奥运，中国媒体怎么看待这些报道，在不断地互动之中，文化的错位被放大。再比如，书写因奥运火炬传递引发的抵制家乐福事件时，《话题》选择了《中国抵货运动103年》这个角度，从1905年中国第一次抵制洋货运动开始，追溯了历次运动的“成效”。得出的结论是：“抵制洋货对外国经济影响并不大，甚至马上就会有一个反弹。最后落到实处的往往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矛盾，而不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杨早说，“我们的预言是正确的，2013年钓鱼岛事件后出现了‘砸车’现象。最终损害了谁的利益？谁来承担这种成本？其实很明显。”
在连续9年的《话题》编写中，杨早越来越强调情绪的把握，对于大事件引发的公众反应和思想撞击，他概括出“哀恸、愤怒、骄傲、惶惑、反讽”5种情绪。事实上，关注并记录大众思想情感的轨迹，正是《话题》的初衷。杨早他们在最初策划时就发现，以往媒体平台稀缺，能在媒体上说话的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和精英，找不到普通人对事件的即时反映。“事件留得下来，但大众情绪很难把握。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为后人留一份资料，以此来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心态和情绪。一人之见闻，当然偏颇，然而汇集起来，或许就是一张有关情绪的时代拼图。”杨早说。 在杨早看来，历史真实永远不可能追寻到，但学者可以记录情绪，把媒体和公众对事件的反应留下来，“也许一年两年，你还看不出它的价值。但今天，当我再回头看这9年，就觉得很有意思，整个社会对很多事情的宽容度不一样了，时代已经发生了很鲜明的变化。”
不忽悠学问
从连续9年编《话题》就能看出，杨早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不想写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而是要让学术文章和大众文章有所结合——他希望自己写出的学术文章不枯燥，大众文章有深度。“静坐书斋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寂寞、尴尬的，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论文，可能面临着无人欣赏、无人回应的境遇。而写一篇博客、一条微博，马上有读者回帖，你就能获得一些满足感。”但是，他又反思：“不得不承认，微博让人太快得到满足，缺乏一个沉淀的过程。”
杨早出生于四川，父母都是高校知识分子，父亲是教文学的，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小时候，杨早常常看到父亲写论文时的痛苦情状，抓耳挠腮拍脑袋，最后耗尽心力钻研出来的学术成果，却总是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头，能影响到的人着实有限。父亲从来不劝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倒是希望杨早以后多干一些实事，从事经济或法律的工作，真正和社会紧密相连。所以，尽管杨早有学术理想，但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并没有继续读研，而是先从事了几年媒体工作，这段经历也影响到他后来做学问的方向：把新闻和历史相结合，带着明显的媒体思维。
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杨早师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导师要求他写文章要“能够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压在纸背下”。当研究生快毕业时，杨早提出要考博，陈平原并没有立刻同意，而是对他说：“从事社会批评，当一个评论家，对社会也是很重要的，并不一定要搞学术。只是，如果读了博士，又不从事学术研究，未免有点可惜。”
杨早最终还是坚持选择了学术之路，跟着陈平原教授学了7年，“导师不仅在知识、眼光等方面影响到我，最让我受益的，是他对待学术问题始终保持冷静、怀疑的态度。”2005年毕业后，杨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有一次，在电梯口碰到一位老学者。他问起杨早从哪儿毕业、是谁的学生，末了淡淡说了一句话：“陈平原的学生，想来不会忽悠学问喽！”这句话，杨早一直铭记多年。
看杨早自己撰写的作品，也能感受到这位才子的功底与个性。他以高芾为笔名写作的《野史记》瞄准了近代中国，全书分为“政事本纪”“报人世家”“大学列传”“文坛行状”四辑，似乎有意和司马迁开玩笑。他力求将旧史写出新意，如写一件奇事，多用旁观者视角；写一段逸闻，会借两人对话来交代，新闻报道体、回忆录体、民间故事体、独白体、小说体，交互着使用，绘声绘色，让人感觉那个逝去的年代依然与我们骨肉相连。
杨早的另一本著作《民国了》，则以新闻特写的方式写辛亥革命，尽可能地让笔贴近现场，还原氛围。读这本书，仿佛在读杨早从1911年发回来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现场报道。
《民国了》出版时，正好赶上了方兴未艾的“民国热”，对于两年前那场席卷全国新闻界和学术界的热潮，杨早说：“中国人对那段历史感兴趣不奇怪。民国是中国人的第二次童年，就像马克思说过希腊是人类的童年。民国的知识分子待遇高，政治局势变化快，战乱频繁，但它的魅力就在于乱，充满无限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研究民国，杨早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他在图书馆里专门抄报纸，抄了1912年整整一年的《申报》，共100多万字。之所以那么做，是他不相信仅仅通过已经出版的那些历史书籍，能够真正触摸到当年的精神脉搏。而当年的新闻纸片，反而让他感到更为鲜活、更为真实。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1912年的普通知识分子，通过翻阅当时的报纸，去“部分抵达”百年前的情境之中，体味普通人的心态和感受。“有时我觉得我简直像一个穿越者，在文字构成的世界中穿行摸索。”
杨早不太希望遵循一条现在学者发展的通常轨道：多写论文、多参会，慢慢变成权威。他更愿意选择自己钟爱的研究课题，哪怕走的是一条更具风险的道路。“我最怕重复的生活，每天感到很强的无力感。”在他的博客上，偶尔会见到一些诗句，他自己写的也好，引别人的也好，都是“民气昂昂狂若旧，岛图汲汲议难休”“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怜一片江山”这种慷慨激昂型。他写过一句话：“吾之大患，在吾有身。如果人生不追求意义感，过得浑浑噩噩，或许也很幸福吧？”看来，相比起幸福，杨早追求的更是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