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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娘常常站在院坝中央骂他“穷快乐”，秦二叔好像听不见，仍唱他的《苏三起解》，没完没了。
秦二叔
小时候，秦二叔做了我家的房客。
我家老房子是外祖父留下的一笔遗产，四间土墙房子，一间外婆住，一间我们住，另一间作了厨房，余下的那间租给了秦二叔。
秦二叔是躲日本飞机的炸弹从汉口跑到我们这里来的。他那时年轻，孤身一人的小伙子，解放前夕在城里安了家，照理说是做了上门女婿。
解放初城里成立了针织厂，秦二叔进了厂，成为一名印染工，一直干到上世纪80年代退休为止。秦二叔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既扬眉吐气了一辈子，也含辛茹苦了不少岁月。
那年月不讲计划生育，只觉得秦二娘长年累月都腆着一个大肚子，用不了多久就又生了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但是不容易养活他们，多数“发脐疯”夭折，只有大儿秦尚福命大福大，顺顺当当成了人。
当我明白事理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饭困难，样样物资凭票供应。秦二叔是个开通的人，他早就践行“活好今天”的哲学思想，不出半个月，他家的粮票油票包括豆腐干票便所剩无几。秦二娘常常将豆腐干煎得“二面黄”，莫说让人见着垂涎，闻着油香的味道都觉得心旷神怡十分满足。
秦二叔是汉口人，口音特重，为生活方面的小事，他经常与秦二娘吵架，说话要清楚不清楚的，有点像“夹舌子”说话。秦二叔还是个京剧票友，茶余饭后他总要唱几段折子戏，最喜欢的是《苏三起解》，张口即是：“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至于等米下锅是女人的事，好像与他无关。秦二娘常常站在院坝中央骂他“穷快乐”，秦二叔好像听不见，仍唱他的《苏三起解》，没完没了。
到底秦二娘着急，30来岁头发开始花白。寅吃卯粮成了她家的基本特征。屋里两张床，几床棉絮，别无它物，每年要付一笔房租，虽然没有现在这样昂贵，但几十元钱的开销是有的。
后来秦二娘生下一儿一女，小儿曰“尚寿”，幺女名“尚莲”，一直茁壮成长，再也没有发生什么“烂肚脐”之类的事件，这与秦二娘坚持到医院分娩有关。
1975年春天，秦二叔的大儿秦尚福考上了铁路局，修铁路去了。家里不但减了一张嘴，秦尚福还时不时给家里寄5元或10元钱，只要邮递员一声大喊“秦二叔拿私章”的时候，秦二叔就笑逐颜开，知道一定是好事，一面接过汇款通知单，一面哼着“苏三离了洪洞县……”一阵哐嚓喽嚓的锣鼓声从秦二叔的嘴里飘出来，在老屋的院坝里萦绕。
不久，我家老屋由于年久失修，风雨飘摇，秦二叔只好另谋出路，搬到一个距离我家半里路的地方，做了别人的房客，但一家人仍常到我家来玩。远亲不如近邻。几十年的感情难以磨灭。直到改革开放，秦二叔终于从厂里分得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虽然说不上宽敞，厕所也不配套，但比租房要好得多了，总算自己有了家。
21世纪初，秦二叔作为城市搬迁户搬到城郊，新修的搬迁房各项设施齐备，且与我们的新家距离更近了。遗憾的是秦二叔不久前已作古，如今秦二娘85岁高龄，还耳聪目明，仍然是我家的常客。
许 伯
许伯家是我们的邻居，相处几十年，唇齿相依，水乳交融，彼此嘘寒问暖，相敬如宾。
那时的房子都是矮屋，一楼一底，干打垒而成，即使有楼一般也不住人，只能存放杂物之类的东西。许伯家与众不同的是多了一间牛棚，这在城市里却是少见。农村情况不同，家家户户要春耕，耕牛是个宝，离了牛拉犁生产就成了大问题。许伯家的牛不犁田，用来拉车搞运输，比人力车要省事得多。
许伯的牛车主要从事石灰的运输。每天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启程，许伯双手握着车把，跟在牛的后面，沿着碎石铺就的公路向山里进发。牛的蹄踏声和着架子车的轱辘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在迤逦的山路上绵延。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许伯运输的石灰也是出自山中，只有山里才有石灰石，才便于筑窯烧制，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与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没有两样，“一车炭，千余斤”，许伯的一车石灰也是千余斤，运力都是用牛，只是遭遇不同，没有经受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苦楚，但“牛困人饥日已高”的事情却难以避免。
牛车从家里出发，到目的地一般要五六个小时，进山即坡，虽是空车，也行程缓慢，日近中天，方可到达目的地。装车，午餐，除去一个钟头时间，又急匆匆地下山往回赶。下坡也不好行，牛不使力，跟着车走，倒也轻松。但是许伯一点不轻松，要随时紧握刹把，遇着陡坡，还得用肩扛着车慢行。回城已是太阳偏西，许伯将一车石灰运到建筑工地，卸完车上的货，家家户户都已到了掌灯时分。
生活就是轱辘，不停地旋转和循环往复，许伯和他的牛车相依为命，一天天地承载着一家六口人的生活，披星戴月，含辛茹苦，直到改革开放。
我同情许伯的牛，倒不是因为它整天与人一道起早摸黑，我不忍心看“钉牛掌”的过程。牛蹄经不住公路上碎石的磨礪，它的四只脚蹄都得钉上专制的铁掌，否则会磨穿皮肉。我们附近有一所学校，自然也有一个泥巴做成的操场，那地方宽敞，适合钉牛掌。许伯请来钉牛掌的师傅，用很牢实的绳子将牛放倒在地，然后用一寸长的钉子将铁掌固定在牛蹄上。最让人担心的是，有时钉牛掌的师傅掌握不好火候，将铁钉钉进了牛的皮肉里，顿时血流如注。十指连心，牛不能动弹，只能眼泪花花地哀叫。每次钉铁掌，许伯的牛都恐惧战栗，但好歹是为了方便它以后行走，要是真的用刀杀戳它，其境定是惨不忍睹。
许伯的牛不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拉车，而且还遭到了我们的剥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政府给牲口配发了一定的粗粮。许伯的牛只享受了一小部分，多数都用来接济了左邻右舍的人类。大家把牲口吃的胡豆积攒下来放到过年，炸成胡豆花，成为那个年代最上等的下酒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牛帮了车，车帮了许伯，许伯帮了我们。
秦二叔
小时候，秦二叔做了我家的房客。
我家老房子是外祖父留下的一笔遗产，四间土墙房子，一间外婆住，一间我们住，另一间作了厨房，余下的那间租给了秦二叔。
秦二叔是躲日本飞机的炸弹从汉口跑到我们这里来的。他那时年轻，孤身一人的小伙子，解放前夕在城里安了家，照理说是做了上门女婿。
解放初城里成立了针织厂，秦二叔进了厂，成为一名印染工，一直干到上世纪80年代退休为止。秦二叔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既扬眉吐气了一辈子，也含辛茹苦了不少岁月。
那年月不讲计划生育，只觉得秦二娘长年累月都腆着一个大肚子，用不了多久就又生了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但是不容易养活他们，多数“发脐疯”夭折，只有大儿秦尚福命大福大，顺顺当当成了人。
当我明白事理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饭困难，样样物资凭票供应。秦二叔是个开通的人，他早就践行“活好今天”的哲学思想，不出半个月，他家的粮票油票包括豆腐干票便所剩无几。秦二娘常常将豆腐干煎得“二面黄”，莫说让人见着垂涎，闻着油香的味道都觉得心旷神怡十分满足。
秦二叔是汉口人，口音特重，为生活方面的小事，他经常与秦二娘吵架，说话要清楚不清楚的，有点像“夹舌子”说话。秦二叔还是个京剧票友，茶余饭后他总要唱几段折子戏，最喜欢的是《苏三起解》，张口即是：“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至于等米下锅是女人的事，好像与他无关。秦二娘常常站在院坝中央骂他“穷快乐”，秦二叔好像听不见，仍唱他的《苏三起解》，没完没了。
到底秦二娘着急，30来岁头发开始花白。寅吃卯粮成了她家的基本特征。屋里两张床，几床棉絮，别无它物，每年要付一笔房租，虽然没有现在这样昂贵，但几十元钱的开销是有的。
后来秦二娘生下一儿一女，小儿曰“尚寿”，幺女名“尚莲”，一直茁壮成长，再也没有发生什么“烂肚脐”之类的事件，这与秦二娘坚持到医院分娩有关。
1975年春天，秦二叔的大儿秦尚福考上了铁路局，修铁路去了。家里不但减了一张嘴，秦尚福还时不时给家里寄5元或10元钱，只要邮递员一声大喊“秦二叔拿私章”的时候，秦二叔就笑逐颜开，知道一定是好事，一面接过汇款通知单，一面哼着“苏三离了洪洞县……”一阵哐嚓喽嚓的锣鼓声从秦二叔的嘴里飘出来，在老屋的院坝里萦绕。
不久，我家老屋由于年久失修，风雨飘摇，秦二叔只好另谋出路，搬到一个距离我家半里路的地方，做了别人的房客，但一家人仍常到我家来玩。远亲不如近邻。几十年的感情难以磨灭。直到改革开放，秦二叔终于从厂里分得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虽然说不上宽敞，厕所也不配套，但比租房要好得多了，总算自己有了家。
21世纪初，秦二叔作为城市搬迁户搬到城郊，新修的搬迁房各项设施齐备，且与我们的新家距离更近了。遗憾的是秦二叔不久前已作古，如今秦二娘85岁高龄，还耳聪目明，仍然是我家的常客。
许 伯
许伯家是我们的邻居，相处几十年，唇齿相依，水乳交融，彼此嘘寒问暖，相敬如宾。
那时的房子都是矮屋，一楼一底，干打垒而成，即使有楼一般也不住人，只能存放杂物之类的东西。许伯家与众不同的是多了一间牛棚，这在城市里却是少见。农村情况不同，家家户户要春耕，耕牛是个宝，离了牛拉犁生产就成了大问题。许伯家的牛不犁田，用来拉车搞运输，比人力车要省事得多。
许伯的牛车主要从事石灰的运输。每天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启程，许伯双手握着车把，跟在牛的后面，沿着碎石铺就的公路向山里进发。牛的蹄踏声和着架子车的轱辘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在迤逦的山路上绵延。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许伯运输的石灰也是出自山中，只有山里才有石灰石，才便于筑窯烧制，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与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没有两样，“一车炭，千余斤”，许伯的一车石灰也是千余斤，运力都是用牛，只是遭遇不同，没有经受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苦楚，但“牛困人饥日已高”的事情却难以避免。
牛车从家里出发，到目的地一般要五六个小时，进山即坡，虽是空车，也行程缓慢，日近中天，方可到达目的地。装车，午餐，除去一个钟头时间，又急匆匆地下山往回赶。下坡也不好行，牛不使力，跟着车走，倒也轻松。但是许伯一点不轻松，要随时紧握刹把，遇着陡坡，还得用肩扛着车慢行。回城已是太阳偏西，许伯将一车石灰运到建筑工地，卸完车上的货，家家户户都已到了掌灯时分。
生活就是轱辘，不停地旋转和循环往复，许伯和他的牛车相依为命，一天天地承载着一家六口人的生活，披星戴月，含辛茹苦，直到改革开放。
我同情许伯的牛，倒不是因为它整天与人一道起早摸黑，我不忍心看“钉牛掌”的过程。牛蹄经不住公路上碎石的磨礪，它的四只脚蹄都得钉上专制的铁掌，否则会磨穿皮肉。我们附近有一所学校，自然也有一个泥巴做成的操场，那地方宽敞，适合钉牛掌。许伯请来钉牛掌的师傅，用很牢实的绳子将牛放倒在地，然后用一寸长的钉子将铁掌固定在牛蹄上。最让人担心的是，有时钉牛掌的师傅掌握不好火候，将铁钉钉进了牛的皮肉里，顿时血流如注。十指连心，牛不能动弹，只能眼泪花花地哀叫。每次钉铁掌，许伯的牛都恐惧战栗，但好歹是为了方便它以后行走，要是真的用刀杀戳它，其境定是惨不忍睹。
许伯的牛不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拉车，而且还遭到了我们的剥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政府给牲口配发了一定的粗粮。许伯的牛只享受了一小部分，多数都用来接济了左邻右舍的人类。大家把牲口吃的胡豆积攒下来放到过年，炸成胡豆花，成为那个年代最上等的下酒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牛帮了车，车帮了许伯，许伯帮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