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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
她是导演,写剧本、拍电影、当评委,
她是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
她是二十世纪美国最具争议的女性,被誉为“公众的良心”,
也许再多的头衔都概括不了她,她是苏珊·桑塔格,独一无二。
苏珊·桑塔格是如此复杂。关于她的介绍、描述、评论如此之多,牵涉的主题范围如此之广,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她。她的文学创作涵盖小说、剧本、评论、专著,她拍过电影、导演过戏剧,她担任国际笔会美洲中心的主席、受邀做过威尼斯电影节、纽约电影节的评委,她亲身涉险,到河内、到萨拉热窝,为反战和平呼吁奔走,她被大众传媒包装成一个文化偶像,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可在这样的光环下,也许难以想象,她终身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买不起医疗保险,有时甚至要为房租发愁。比起今日名利双收的畅销作家,这位女子的一生,有着几分古希腊英雄的悲剧色彩。
■她是沙漠般的生活里盛开的美国
两个父亲,三级跳,15岁的大学生
苏珊的父母是犹太商人,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从事皮货生意。1933年,身怀六甲的母亲在纽约产下苏珊后不久,又重返中国为丈夫做帮手,把还在襁褓中的女儿留给长辈照料。苏珊五岁时,父亲因肺结核在天津一家医院去世,事隔几个月,母亲才告诉她这个消息。
母亲回到了纽约,发现苏珊患上了哮喘,于是带着她和比她小三岁的妹妹,几度搬家,最后在亚利桑那州的Tucson落脚。成年后的苏珊,很少提起她的父母和这段住在沙漠里的生活。年轻守寡的母亲,不仅失去了丈夫,也丢了工作,生活没有来源,不时借酒消愁,对苏珊疏于关心,母女关系冷淡。
1945年,母亲改嫁,继父是位功勋卓越的退役军人,从此,苏珊随继父改姓桑塔格。生父早逝,继父虽然并不严厉、专制,但父权的缺失,使苏珊的童年获得更多自由成长的空间。
7岁起养成的阅读习惯,伴随了苏珊一生。一面内向寡言,沉迷在文学的世界,一面显出惊人充沛的能量干劲,她不仅学着写起故事,还把自己写好的文章订成小册,骑着脚踏车在社区里卖,五分钱一份。10岁时,受居里夫人的传记感染,在家后院自搭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也曾梦想成为契诃夫那样既是作家又是医生的多面手。
苏珊过人的禀赋,在6岁入学时已初露端倪,在一次回忆中,她开玩笑的说道,“礼拜一我被编到一年级A班,礼拜二转到B班,礼拜三升到二年级A班,礼拜四又到B班,过完一个礼拜,他们就让我直接跳到三年级了。”
当人们习惯对儿时光阴做出缅怀和感慨唏嘘时,苏珊却语出惊人,描述“童年是可怕的浪费时间”。
15岁高中毕业,进入加州柏克莱大学,第二年转入芝加哥大学。编班考试的成绩显示,在要求的十四门课程中,她只需再修六门,即可毕业,这也意味着,她已可以像高年级同学一样,开始选读研究生的课。不久,她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菲利普·瑞夫。
■她拒绝平庸和乏味的生活和婚姻
17岁的新娘,19岁的母亲,欧洲的漫游者
对人文艺术学科的广泛兴趣,使苏珊像一块永远不知饱和的海绵,只要是她觉得有趣的课,就跑去旁听。在一门社会学课上,迟到的她,引起了讲师菲利普·瑞夫的注意。十天后,两人闪电结婚,当时,苏珊17岁,瑞夫28岁。这也是苏珊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婚姻。
什么原因促使苏珊做出这样突然的决定?情窦初开的冲动,自然是一个解释,另一方面,对苏珊而言,一般的大学课程,已经满足不了她狂热的求知欲和超常的阅读记忆天赋,周围的同学也令她觉得平庸乏味。相反,瑞夫在社会学领域的博学灼见,令苏珊感到兴奋刺激,两人探讨政治、思想、道德各类问题,俨然一对意气相投的学术伙伴。
1951年, 苏珊读完学士学位,随丈夫搬到波士顿。第二年秋天,19岁的苏珊,初为人母,儿子取名大卫。1954年,她申请入学哈佛研究生院,1955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另外一种说法是,她拿了英语文学和哲学两个硕士学位)。期间她与丈夫合作撰写一本有关弗洛伊德的著述,但后因离婚,苏珊的名字没有被列在作者一栏。1957年,她获奖学金,赴牛津游学一年,准备博士论文。
牛津古老保守的学院氛围,特别是男性异视猎奇的目光,让苏珊感到很不自在,没过多久,她便打包飞去了法国。巴黎自由活跃的文化学术空气,让苏珊如鱼得水,为她开启了一片新的视野。1958年回到美国,一出机场,她就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对于这段维持了8年的婚姻,苏珊如是说道,“我很幸运,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有了结婚生子的经历。有过了,不想重复再有。” “我渴望尝试几种不同的生活,这个想法与维持婚姻互不相容,尤其是像我和菲利普那种紧密的关系,我们整日都呆在一起。你不可能24小时都陪着同一个人,还能自由来去、心血来潮的想去香港就去香港,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说,有些时候,人必须在生活和事业之间做一抉择。”
离婚后,苏珊争得儿子的监护权。拖着6岁的大卫,提了两个手提箱和口袋里的几十块美元,她满怀激动的来到纽约──文学理想中的迦南之地,开始了自由作者兼单身母亲的生活。这一年,她不过26岁。
■独立,虽然困苦,却让她获得自由
她为自己努力写作,也为面包、房租和医药费帐单
婚后未随夫姓、离异后拒绝索要赡养费,这两点使后来的女权主义者把苏珊视为独立新女性的榜样,对此苏珊的反应并不那么热烈。她说,在她十七岁结婚时,“女权主义”这个词还不流行,拒绝赡养费,也只是出于一种个人原则的行为,即使可能面临着破产、失业、无家可归,还得负起抚养一个六岁孩子的责任。
初到纽约的苏珊,在文化圈内还是一张新面孔。她参加各种大小聚会沙龙,寻觅知音认同。工作上,她受聘于两所学院,但因为始终未能完成博士论文、没有正式的博士学位,所以无法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成名后,有不少大学请她去毕业典礼致词,并要授予她荣誉博士的称号,却被苏珊拒绝。她说,“我不相信什么荣誉博士,我对真正的博士学位有太多敬畏。”
上个世纪60年代,苏珊一边在哥伦比亚教课,一边在报纸杂志上发表随笔短文,包括影评、书评、戏剧评论等等。1963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恩人》,作为处女作,销量尚可,卖出4000本,但在评论界反响平平。1964年,她在《党派评论》上发表《“坎普”札记》,这才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热火朝天的讨论和争议,但此文为她挣得的稿费也只有微薄的75美元(当时美国人平均的月薪约在300到400之间)。
面包、房租,还要独力抚养小孩,苏珊的经济状况很不宽裕。大学授课虽然可以给她一份较为稳定的收入,但同时占去很多写作的时间,让她左右为难。辞去教职后,又为生计,她接受大学的演讲邀请,虽然报酬尚算丰厚,可四处奔波,同样使她难于安心创作。在《恩人》问世后的近30年里,她只完成了两部小说。
由于《“坎普”札记》的轰动,男性杂志《Esquire》邀她开辟影评专栏,不愿媚俗的她,毅然拒绝。她说,“对于公众的误读,我也许不应该抱怨。但我心目中的读者只是很小一群人──亲近的朋友和我所尊敬的作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兴起,苏珊敏锐渊博的学识和特立独行的作风,成为女权主义的标志。传媒的聚焦越发增加了她的公众知名度。可让她愤怒的是,那些在街上认出她、视她为偶像的崇拜者,有的竟承认其实并未读过她的作品,对苏珊的认识,只是来自《Vogue》等时尚杂志上的照片或书皮封面。对一个严肃作家而言,这无疑是种侮辱!
1975年,苏珊被查出罹患乳癌,情况很不妙,医生甚至预言,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能再活两年。接受切除手术和一系列化疗,这场与死神的恶斗,激发苏珊写出了《疾病的隐喻》,也给没有健康保险的她,筑起了厚厚一叠医药费帐单。即便在著名作家阿瑟·米勒等多位作家的倡议下,筹募到十几万美元,但术后不久的苏珊,仍必须依靠更加勤勉的工作,来偿付天文数字的治疗费用。
1990年,57岁的苏珊荣获麦克·阿瑟杰出天才奖,5年内34万美元的奖金,终于使她可暂时解除房租的忧虑,也不必再奔走讲演,一心专注写作。1992年的《火山情人》,进入畅销书排行榜,1999年的《在美国》,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她的手中有一把剃刀,她在剃刀边缘行走
她拒绝合群,拒绝妥协
2001年“9·11”事件后,当美国人众声谴责恐怖主义者的暴行时,苏珊却在她的文章里斥责从安全的高空狂轰乱炸的人才是懦夫,甚至用“勇气”这个中性词来形容那些与人同归于尽的自杀性袭击者。这番言辞引来的指责可想而知,可这就是苏珊·桑塔格,永远不随流、不附和,永远只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泼辣得偏激、率真得稚气。
苏珊在《党派评论》、《纽约知识分子圈》、《纽约书评》等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以其偏激的观点、挑衅的语言,给美国50年代以来沉闷的文化氛围划出一道裂口。她的文章,像一次次迸射的火花,为的只是当下一瞬间交流的灵感领悟。同时,她又是一位非常刻苦的作家,对语言的精雕细琢近乎到了苛刻的程度,一篇三四十页的散文,其草稿可能写了上千页。
苏珊的行事、个性和她笔下的论点一样,多变不定,富有争议。 她一边给严肃的左翼刊物撰文投稿,一边与儿子的沙龙合照登上Vogue杂志。她拒绝和阵营为伍,拒绝迎合时代潮流,越战时,她是左翼反战的代表,90年代,她冒着危险到萨拉热窝帮助组织抵抗米罗舍维奇的运动。与轻薄肤浅的人一起时,她俨然一个正襟危坐的道德说教者,与严肃的清教徒在一起,她又变成了离经叛道的野孩子。前后善变的双面性格,恰恰符合她在《“坎普”札记》里罗列的“坎普”现象之一。无论是完全出于自觉意识的刻意为之,还是彻头彻尾的天然流露,她所追求的这份与众不同,正是“上好坎普”情趣的绝佳写照。
可是,一贯特立独行的苏珊,对自己私生活的沉默拒绝,让人费解,也招致非议。她与多位女性的同志关系,不是文化圈内的秘密, 她也为同性恋运动振臂高呼,可是当有人要求她站出来、以自己的例子为同性恋争取更多支持时,她却迟迟没有表示。也许是不愿被贴上同志作家的标签,也许是害怕失去在公众中的受欢迎度,对此,人们猜测云云。不过到了2000年,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她又开诚布公承认自己是双性恋,一生有过九段恋情,其中5个是女人,4个是男人。
2004年岁末,71岁的苏珊·桑塔格在纽约去世,她留下的,仅是公寓里两万多册并非珍品的藏书,当然还有世人对她的各种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