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来自远方的信
我清楚地记得穿着褪了色的淡红背心脸上满是青春痘的邮递员，翻山越岭将信送到村里来的那个上午。那是个炎热的夏天，那时候村里人头很足，不像如今这样萧条，每家每户的老少爷们几乎都待在家里，很少有人出门打工，山里绿荫成片，柴禾还是生活的第一燃料。因为没通公路，村子消息闭塞，邮递员半个月才进村一次，人们将从邮递员手中得到信件视为一桩神圣的事，而父亲，是唯一一个能从外省收到来信的人。那些年，因为几张薄薄的信纸，父亲在人们心里有了几分特殊的分量。
从我们村到县城要步行二十里，花大半天时间，其中很长一截是山路，邮递员半个月来一次已经很给面子，因为周围几个村加起来常常分不到一封邮件，走这么远只送一封信对邮递员来说很不公平。大热天，他满身是汗，心情烦躁，进门的时候一脚踢开了我们家的竹篱笆，大喊一声：“我来了！”他每次来都说这三个字，我听得出他的声音。
他一脚踢灭了杜仲树上的知了声，几只躲在篱笆下想到篾垫里偷食的鸡，也被他惊得魂飞魄散，四散奔走。
父亲、母亲和哥哥三个人下田打禾去了，六岁的我尚不适宜学习农活，父亲让我在家看鸡。看鸡并不轻松。山里人舍不得用太多粮食喂家畜，鸡鸭猫狗饿鬼投胎一样，成天四下游走，我们家在村口，所有的鸡都喜欢往这边跑。整日坐在屋檐下，眼睛时刻盯着晒谷坪，稍一愣神，鸡就会跑进去吃谷子，会挨父亲的骂。寸步不离地守在那，时间久了，枯燥乏味。邮递员来的时候，我捉了几只地牯牛，正拿着竹签在地上埋头“斗牛”。邮递员一脚，把鸡吓了一跳，也把我吓了一跳。
我抬头看了看他，他也看了看我，一句话没说，径直走到里屋，好像是在自己家。他自个儿找到厨房，用葫芦瓢在水缸里舀了一大瓢凉水，咕咚，咕咚，滑动着喉结，一通牛饮。他很渴，把整瓢水喝光了。
喝完水，他从绿色的大挎包里掏出给我们家的信。我的手心汗津津的，沾了不少尘土，在裤子上使劲揩了几把，才接过那封信。
“你爹呢？”
“在田垄打禾。”
他很想说话，见我是个孩子，不知从何说起，便从屋里搬出一张椅子，坐在上面拿着我的蒲扇扇风。他平时来会和父亲聊很久，有时候父亲还留他吃饭，请他喝酒。他对父亲的个人历史很感兴趣，对那些寄给父亲的信非常好奇，而父亲恰好擅长与人言谈，像个说书先生。在年轻的邮递员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对外面世界无所不知，经历丰富，同时，又莫测高深的人。他说，父亲的字比他们局长写得好，话讲得也有水平，应该去当领导。父亲听了很高兴，说起话来更有劲了，眉飞色舞，唾沫横飞。他俩来来去去，成了一对狐朋狗友，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误以为邮递员是我们家的某个远房亲戚。
他每次来，父亲都递烟给他抽。想到这，我便跑到父亲的房间，在抽屉里找出他的“香零山”。邮递员从我手中接过烟盒，抠出两根又还给我。他非常高兴，说了一句：“这孩子真聪明，将来有大出息。”他说话的时候，脸上的青春痘像一把密密麻麻的虫子使劲往上爬，我很怕看见他笑的样子。那天，父亲回来后骂了我一顿，说我浪费他的烟。那包烟是父亲新买的，特意买来，准备过几天家里打新粮仓给做事的师傅抽，却被我提前拆封了。他一骂，我就哭。
我觉得自己没做错，我是照他以前的样子做的，干吗骂我？父亲见我哭了，又来哄我。“哄我”这件事显得如此遥远，几近虚构，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我记不起他是否还有过类似举动。
父亲不高兴是有原因的，并非简单地因为我拆了他的烟。
那两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来自远方的姓名不详的信寄到我们家，那些信总是在我们即将遗忘的时候到来，像是提醒父亲别忘了一桩什么事。那显然是一桩大事，不然，信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哪怕父亲从不回复，依然不曾断绝。每回信来的日子，母亲和父亲便如临大敌。母亲心神不定，老做错事，一些常用的东西也忘记地方，翻来覆去找不到，便拿我出气，说是被我玩丢了。父亲心绪复杂。看得出他很在乎那些信，抱着某种期待，可信真的来了，他却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些信来自遥远的西双版纳。他们告诉我，西双版纳在云南，一个与缅甸交界的地方，父亲曾在那待过几年，年幼的我对此没有概念。那些日子，我们家被一种遥远而神秘的气息笼罩着，这种气息来自从云南寄来的信，也来自父亲的日常生活。
父亲是个烟鬼，嗜烟如命，没烟抽什么都干不了。但他只抽水烟筒，那是他自己砍竹子做的，吸一口，水在竹筒里“咕隆咕隆”响好一阵子，竹筒里声音激荡悠远，像在很远的地方响着。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偷偷拿过来，对着嘴猛吸一口，听里面水声嘹亮，很是神奇。村里男人要么自己卷喇叭筒，要么买烟抽，只父亲一个人抽水烟筒。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云南傣族人独有的抽烟习惯。我们家的大镜框夹了不少父亲在云南时照的照片。其中一张，里面有棵高大无比的树，大得像一座房子，它的叶子奇特，根从半空中悬下来，父亲就靠在那些从空中悬下来的树根旁照了相。村里人来我们家玩，喜欢对着照片问这问那，指指点点，父亲从不向人解释。他高兴了，便给我们念长句：“云南十八怪，三个蚊子一盘菜，草帽斗笠当锅盖，蚱蜢能做下酒菜……”真有意思。三个蚊子一盘菜，那得是多大的蚊子？我无法想象父亲所说的话，那情景只在电视剧《西游记》里出现过。
有一年岁末，大雪封门。一家人围炉烤火，我不知犯了什么错，遭到母亲的责难，嘟囔着嘴，不高兴。父亲像突然想起什么，手往大腿一拍：“好崽莫哭，爹给个好东西你玩！”
他带我进了书房，从书桌深处的抽屉里掏出一包四四方方、包裹严实的东西，拆了好一番工夫才弄开。那是一盒子弹壳，排列整齐。父亲告诉我，子弹壳可以当口哨吹。我拿过来一试，声音响亮，带着点嗡嗡的磁性，像鸽子的呼啸，比平时用竹管好听多了。那天，我第一次知道，父亲曾当过兵。我很想更多地记起父亲温情的一面，可我的记忆再也捞不上来其他。往后的父亲，脾气暴戾，情绪极不稳定，动不动就怒火三丈。
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父亲是那般的与众不同，他像一个从别处来的父亲，让我感到很陌生。退伍后的父亲回到家乡，一时生活无着，后来去云南搞副业。那些年，母亲独自在家带着两个孩子，父亲只是每年从西双版纳寄钱回来，他一年顶多回一趟家，待个三五天。那段时间我们家是村里最宽裕的，孤独地宽裕着。 过去，父亲一直是这样告诉母亲的：他在云南和几个伙计包了一块山头种橡胶，割胶卖，这活虽然辛苦但也挣钱。可那天，那封由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来的信，出现了“穿越边境”、“买卖”这样的词，母亲看见这些词的时候吓得手足无措。父亲和当地人一起，种橡胶，也倒卖货品，而橡胶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那里不少人从事这种在“合法”与“违法”边界摇摆的营生。本地人少，外地人居多，扎堆成团。他们只有扎堆才能生存下去。
父亲他们在那干得不错，几个人分工明确，搭配得力。但后来，父亲走了，这让他们少了一个左膀右臂，很长时间找不到替代者，这就是为何他们一再来信劝说父亲的原因。
可后来父亲怎么回来了呢？放弃了弟兄？多年以后，我曾几次问他。他每次都怒目圆睁，作钟馗状，并不搭腔，只是“哼”的一声，咕咚咕咚地闷头抽烟。
父亲很不高兴，他心里有难言之辞。
以前，那边每次来信，母亲一方面希望父亲再去云南，一方面又很为难。自从父亲从云南回来，搞副业攒下来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山沟里没有出路，日子一天天紧张起来。可她心里矛盾，那些年，父亲不在，母亲一个人带两个儿子过日子，生活太不容易。最让她不放心的是，有一封信里，父亲的朋友曾提及了一个女人，一个傣族女人。没人知道父亲在西双版纳是怎么过的，其间发生过什么。
现在母亲的主意定了。当她知道他们在那边的营生与“违法”可能沾边，便彻底死了心，坚决不再让父亲出去。这种事一旦传出去，父亲随时会有牢狱之灾。这是母亲阻止他的唯一理由，唯一，但充分。
那时，我不知道父母谈论的话题为何会令母亲恐惧，又令父亲举棋不定。父亲和母亲聊这些的时候通常是在寂静的午夜，我睡在隔壁，只能远远地，懵懵懂懂，有一句没一句地听。那是1990年的夏天，村里还没通电，只能点煤油灯过夜。
2、饮者
父亲喜欢用大碗喝酒。不是因为他能喝，恰恰相反，他总喝不过人家。父亲的酒量只能算中等，既然喝不过人家，干脆用碗，连干三碗，大家一块儿倒下，谁也别笑话谁。这便是当过兵的父亲的逻辑。
父亲最终还是被笑话了。那天他在隔壁大队喝完酒，走到半道，酒劲发作，没力气再爬坡，倒在一旁睡了，一直睡到天黑。当他醒来，摇摇晃晃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知屁股后面坐了一泡牛屎。这事被村里人当作笑话说了好一阵，父亲觉得很没面子。他是个讲体面的人，平时总教育我，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这回，居然坐了一泡牛屎回来。母亲也觉得没面子，父亲是村支书，他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笑话。
鉴于父亲太容易喝醉，母亲吩咐我，以后父亲出门，我就在后面跟着。我们村里山上时有野兽出没；就算没野兽，牛羊过路时一脚踩在头上，那也是不堪设想的……
记忆中，有几年，父亲喝酒的时间非常多。尤其是夏天，那个季节总死人，父亲不得不从农忙中抽出时间，替人主持丧事。父亲是村支书，村里的红白喜事他必须参加。这种时候，大厨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他们请父亲去，我也跟着四处混吃混喝。夏天，酒容易醉人。父亲知道自己的酒量，通常，一吃完饭便快速离席，生怕走得慢了，酒劲上来，醉倒在桌上，那会很没面子。
父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走着走着，父亲突然站立不动，然后，“噗通”一声，倒地就睡，并且打起鼾来。父亲的鼾声粗暴，无礼，像是费了很大劲打出来的，可他分明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肚皮像沙丘一样有序地起伏着。
我找了一处树荫在一旁守候。烈日高照，睡过去的父亲对头顶的灼烧毫无感觉，他的鼾声与四周狂躁的知了声遥相呼应。我想替他驱赶虫蚁，可后来发现，即便蚂蚁爬满他的全身，他也没有任何不适。父亲从来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醒过来。他睡得实在跟死人没什么两样。荒野茫茫，只有我和一个醉死过去的父亲。布谷鸟叫得人空空落落，猫头鹰的声音更让人心里发毛。猫头鹰是丧门星，据说它们一叫准没好事。想到这，我不由得心生恐惧和无助。
这一切，父亲一无所知……
一条银环蛇越过草丛朝我们游了过来，它吐着长长的信子，眼睛里泛着红光，我赶紧折下一根柯条驱赶。蛇到底还是跑了，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一切，父亲依然一无所知……
父亲一直沉睡着，直到天上响起惊雷，一场大雨降临，他才从茫然中坐起身来。这是阵雨，只下一会儿，很快又是艳阳高照，可这一会儿工夫足以将我们淋成了落汤鸡。于是，那天下午，一只大落汤鸡带着另一只小落汤鸡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
烈日。暴雨。潮湿的地气。天黑时爬上草尖的露水，也爬上了他的身体。它们从不同渠道进入他的体内。那个时候父亲年轻，身体也壮实，喝酒之后胸膛滚烫，满腔热血，当然不怕它们。年轻的时候父亲不把病当回事，老了，病也就不把他当回事。刚过半百，他已垂垂老矣，各种疾病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将要老去的人。母亲常说，当年嫁给父亲是被他的表面功夫骗了。别看他相貌堂堂，书也读得高，却丝毫不会持家，因为当兵时受过重伤，就连喝酒都喝不过别人。
我的父亲生于1949，是共和国同龄人，他从小就会读书，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到县一中。爷爷奶奶以他为荣，家里穷，几个兄妹只供他一人，卖了牛栏送他到县里读书。父亲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是高三那年“文革”来了，高考被取缔了。之后，父亲招兵，去了部队，因为文笔好，在军区报和《人民日报》发了不少文章，很快转成文艺兵。本以为会在部队待一辈子，“九一三”林彪事件，父亲隶属林彪部，每个人都要重新进行政审。父亲被人告发，说他祖上毕业于国民党黄埔军校，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被要求转业，当时父亲已经享受营长待遇。那个所谓的黄埔军官，跟我们家血亲离得很远，家里从未有人见过他。
父亲退伍，不久后，跟母亲结了婚，然后和几个朋友去了云南。
父亲原本在云南那干得好好的，他那个在县里当组织部长的舅舅突然给他写信，说回来后能安排工作。父亲觉得只要能安排工作，回来当然好，可以一家团聚。可是，等父亲回来，工作之事成了空头支票。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许下空头承诺，当年父亲离开部队，他也说可以安排工作，否则，父亲就算离开部队，也有稳定的去处。父亲的工作没能解决，只好窝在村里种田。因为这，父亲到死都没原谅他。舅爷爷去世那年，父亲甚至不让我们去拜祭。那个面相看起来无比和蔼可亲的舅爷爷，怎么会欺骗父亲两次呢？舅爷爷死时场面冷落，和他生前的荣耀相去太远。因为，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也跟父亲一样，是被他耽误的。 自从父亲从云南回来，每年都能收到朋友的来信，那个夏天，在母亲的坚持下，他终于下了决心，给朋友写了一封断绝信。
不知道写完断绝信后，父亲是否后悔过。后来，他那两个朋友在西双版纳发了家，之后，举家移民美国，那时，正是我们家最窘迫、最难熬的时间。我读初中，哥哥读高中，学费一天比一天高，家里除了田地没有别的收入，父亲的身体也出现崩溃迹象。这一切都成了他醉酒的理由。
父亲的酒不是装在碗里，他装酒的器皿远比桌上的那只碗要大，要沉，并且无人能解。
3、父子之书
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六卷本《鲁迅选集》，竖排线装版《红楼梦》，这些书是父亲的心爱之物，他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要看一会儿。一边抽水烟筒，一边看书。早些年，母亲对他的这个爱好听之任之，饭做好了，才催促父亲吃饭。后来，她再也无法忍受。
一个农民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没用！”母亲说。
农民就该有农民的样子，要会安排生计，学习怎么伺候庄稼，怎么养家糊口，而不是看乱七八糟的书。即便“双抢”最忙的时候，他也要抽空翻上几页。脚上沾着泥，一边扒饭，一边翻书，模样滑稽。
一个农民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没用！”我们都这么认为。
父亲也这么觉得，就算用也是坏处，他说：“越有知识越反动，书都读到狗身上去了，不听老子的话！”
我们家需要一个持家有道的父亲，而不是狗屁不算、啥好处都捞不到的村支书。他当支书的那些年，像在忙国家大事，乡政府总有开不完的会，有各种政策需要落实，有时他们会派人到田里来找。为抓计划生育，父亲常常几天不归屋。一到我交学费，父亲便六神无主。他最大的兴趣不是挣钱，而是看闲书。
对我的求学之路，父亲心存矛盾，完全不像对待哥哥那样坚决。
初二下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学校发下来补课通知，有我的名字，父亲很不高兴。“平时不努力补课有屁用，猪吃得再多还是猪，”他还说，“你这学期不是考了全校第二么，还补课？”我告诉他，这是冲刺班，为了让更多人考上县一中，学校专门挑了尖子生提前补课。县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只有考上省重点上大学才有希望，其他几个学校加起来，一年也考不上几个。考不上大学，读高中等于浪费钱。
然而，父亲还是不高兴。我去补课了，家里就要少一个劳力，十几亩田，还养了一群羊，“双抢”哪里忙得过来。父亲越来越胖了，爬个坡气喘吁吁，干活弯不下腰，手脚迟钝，割禾、插田我能抵他三个。我不在家，他就有得受，这完全不在他的计划之内。最不在他计划内的是另一件事。以前只哥哥一个人成绩好，每年捧回来很多奖状，几乎把家里的墙壁贴满，而我，年年考试摸牛尾巴，在学校只会闯祸。不过，他头疼归头疼，心里对这种状态却很满意。他早就想好了，学费贵，家里一个儿子读书就行了，以后考大学吃国家粮；至于我，长大了在家种田，留在身边养老。两个儿子，外面放一个，家里留一个，这种安排无可厚非。只是，后来我的成绩突飞猛进，一下从班里倒数几名窜到全校前几名，我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父亲也没想到。他拿着成绩单，措手不及，很不相信地问：“兔崽子，你不会是抄的吧？”
我的成绩每前进几名，父亲心里就咯噔一下，当我慢慢将奖状往家里领，他彻底慌了。他开始担惊受怕起来，寝食不安，好像家里埋了个定时炸弹，随时会将他炸死。他每次拿到成绩单，就像拿着个烫手的山芋。到初中，我的成绩持续排在前列，这简直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那年暑假的补课班，出了一桩意外。分派给我们的班主任是个暴力狂，喜欢动手打人，大家非常不满，联合起来罢了课，这是学校历史上第一次罢课事件，发生在一群所谓的好学生身上。父亲见我从学校回来，没问原因，非常高兴，因为，我回来可以帮家里搞双抢。
双抢接近尾声，那天早上九点多钟，我们正在吃早饭，学校领导突然出现在我们家。唐校长，还有一个副校长和总务主任，开吉普车来的。父亲和母亲面面相觑，莫名其妙，挨了半天才弄明白，校长是来请我回去上课的。在我读书这件事上，父亲一直患得患失，只那一次令他感到脸上有光。我们村还没有谁能让校长亲自登门请去上课，被开除遣送回家的倒有好几个。
可是父亲非常尴尬，唐校长是他的发小兼高中同学。唐校长来的时候，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发亮，而父亲，正端着一个大碗扒饭，碗里的饭装得满满的，面上盖着一块肥腻的粉蒸肉。因为刚从田里出来，吃完饭接着要下田，父亲打着赤脚，腿上的泥都没洗。看到他们来，父亲一脸惊讶，不知所措。当年父亲成绩比唐校长好，是他的班长，如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那天唐校长走后，父亲捏着拳头说了一句狠话：“要么别读，读就攒劲，给老子读出个名堂来！”那是父亲第一次对我说鼓励的话。
我似乎读出了一点名堂。接到县一中通知书那天，一家人在田垄拔稗子，邮递员很热心地将通知书送到田间，母亲接的。她没上田埂，而是走到一边，站在水里就拿过来了。当她看见封面上写的是县一中，满意地笑了。不过，母亲的笑容并没维持多久。她拿着通知书痴痴地看，嘴里念念有词，书本费多少，住宿费多少，学费多少……加起来一共多少。
母亲双手僵硬，愣在那，有好一会儿工夫，好像那张纸有千斤重。父亲听到母亲最后算出来的数字，表情苦闷，喃喃自语道：“以后家里的羊只能我一个人去放了？”父亲总是希望我能更多地替他分担放羊的时间，我要是读书去了，羊就得全靠他一个人。
三年后，当父亲看到我的大学通知书，他的表现与之前惊人的相似。他先是一股自豪，壮怀激烈，“我没读成大学，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要上大学了！”接着，就嗒然若丧起来。他拿着通知书，第一时间不是看学校在哪里，路程有多远，怎么坐车去，而是仔细寻找，翻到助学贷款那一栏，研究半天。有过哥哥的先例，他对大学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新鲜感了。以前，父亲确实有个心结，他是因为“文革”才没读成大学的，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可愿望只有一个，来一回就够了，来两回的话，就会显得多余。 “等送你们读完大学，估计我也要死了，到时候死了好瞑目。”
父亲一边说一边抬头看天，嘴唇轻轻一撇，从容，淡定，仿佛很希望那天来临。这句话看起来像玩笑，却又像让人无法反驳的真理，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惨烈的笑容，那是烈士临刑前才有的表情。
4、孤独的水壶
大二那年暑假，父亲出了趟远门，到外地打工。
自他从云南回来后，二十年了，这是他第一次到外面的世界去。父亲是经过了一番内心斗争，抱着极大的希望出去的，到东莞，干苦力，给人修高速马路。他要证明自己不是废人，能为这个家出力，能为儿子挣学费钱，这样我们就不会看不起他。此前，他大概从未想过，年近六十，居然会踏上打工之路。
可惜，路修到一半，包工头卷钱跑路，人不知所终，活也只干到一半，工资无处索要，只好打道回府。回来的时候，他像个货郎担，把从家里带去的生活用品，以及在那边买的坛坛罐罐，锅碗瓢盆，都打包带了回来，用编织袋装了两大袋，不知从哪找来一根不合格的蹩脚扁担挑着。因为没挣到钱，他舍不得丢弃这些东西。匆忙中父亲弄丢了一块脸帕和一双解放鞋，他说，脸帕是被风刮走的，鞋子，一定是被旁边工地上的王八蛋拿了！车子发动以后，那个军用水壶不知为何，突然从袋子里滚了出来，父亲不等叫停汽车，从窗户一跃而下，这个举动把同行的人吓得个半死。
那个水壶是父亲的宝贝疙瘩，从部队带回来的，跟了他近三十年，比我的年纪都大。在外面溜了一圈，失而复得后，父亲变得更加珍惜。有几次他将水壶放错地方，疑心是我们故意藏起来了，那神情和模样就像一个孩子在寻找丢失的玩具。当一个人表现出如此孩子气的时候，说明他真的老了，脆弱得需要靠这种小东西来支撑自己。
水壶旧了，表面很多地方凹凸不平，绿漆脱落得十之八九，但，依然耐用，因为它是金属做的。相比而言，父亲的身体老得才快。高血压，气喘，早年的腰伤也隐隐作痛，五十岁之后成了一个药罐子。
没了强壮的身体，父亲的脾气也有所改观，只要不刻意激怒他，大部分时间表现得很安静。他清楚地知道，如今自己在这个家是什么位置，只要发表意见，就会遭到迎头痛击，他不得不选择沉默。当然，有时候他仍然会毫无征兆地摔碎手上的饭碗，震慑我们，以此强调自己的存在，捍卫一下作为父亲的尊严。
以前看电视，一到播地方新闻，父亲会忍不住插一句，某某县长，还有，某某副省长是他高中同学。后来，他再也不说了。那些同学都混得好，只有他一个人落魄成这样，有什么脸翻旧账？这不是骄傲，而是耻辱。不过，父亲骨子里还是硬气的，这些年，打死不求人，借钱的事一律由母亲出马，多是舅舅那边的亲戚。那个每天上电视的县长曾是父亲的跟班，读书时常来我们家玩，每次来，爷爷奶奶都盛情招待，可现在他们都不提了。他们对父亲的希望太大，失望也大，父亲过去的光荣每提一次，耻辱就加深一层。
父亲是如此可耻而孤独地活着。
那年冬天，父亲从外面回来，身上落满一层雪花。
堂弟说：“你们看，伯伯像不像一只羊？”
是的，父亲确实像一只羊，一只老掉的羊，越看越像。多年的牧羊生活，使他变得像羊一样孤独、绵弱，安然地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与此前的他，判若两人。
羊卖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不适应，常常一个人盯着羊圈发呆。这些年除了放羊，其他事他都不太会干。这也是他为何能下定决心，出去打工的原因。他没想到，结果会这么糟，完全铩羽而归，这个时代已经再不属于他。
父亲从外面回来后，变得非常沉闷，只待在自己的世界里。有一天晚上，我啃了几块西瓜，半夜起来撒尿。走过堂屋时听见父亲的房间有动静，仔细去听，发现是父亲在和水壶说话！那情形，像是对着水壶诉说我们做儿子的不是，又像是忏悔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错误。天尚未开亮，屋子里蒙昧一片，父亲抽着烟，在朦胧的夜色中自言自语。他的烟头明灭不定，水烟筒的咕噜声间隔响起，言语细碎难辨，我蹑手蹑脚穿过堂屋，门缝中只有他烟头上闪烁的火星，看不到一丝表情。上完厕所回来，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床，父亲的絮叨仍在继续。我只听见他说到“黑子”和“牛仔”两个词，那是我和哥哥的小名，除此之外，别的都听不清。
窗外晨霭迷蒙，稀落的星辰在作最后的挣扎，父亲的话像雾中的星光，遥不可辨。
5、天黑了下来
风撕扯着一切，我们的争吵与屋外的大雨遥相呼应，一阵大过一阵。对面山上的树歪头斜脑，冠盖散乱，像披头散发的女人。树干不时弯成一把大弓，像要把自己发射出去，房子里嗡嗡作响。不知道我们是否前世有仇，每次吵完架都觉得难过，可三天不吵，彼此心里会更不舒服。我们嗓门尖利，声音高亢，适合唱男高音，因为在村口，家里的争吵成了村中一景，显得已习以为常。
不过，那天的话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尖刻，句句锥心，不留余地。
“我有儿子跟没儿子一样！”
“我有爹跟没爹一样！”
语言的弦终于断了，屋里静了下来。
大家扭头而去，各干各的，屋外依旧风雨交加。雨幕和雾霭使屋子里的光线非常幽暗，中午时间竟如同深夜。大风把村口的电线杆吹断了，没有电，我们只好点蜡烛吃饭。烛光摇荡，灯影重重，我们背过身去，在黑暗中扒饭，像几座彼此无关的孤岛。
雨从清早一直下到下午四点才渐次变小。母亲、哥哥和我，决定撇下父亲，去下地。我们异常愤怒，无法原谅他的说辞，干活也不愿和他在一块儿。没人在乎父亲是否下地干活，或者干脆在家待着。
黄昏，我们从地里回来，发现父亲不在家。我走进他的房间，看见桌子上摆着烟灰缸和那本残破的《三国演义》。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难道他整个下午都在吸烟？他是光抽烟，没看书么？我去拿那本《三国演义》，轻轻一抖，里面掉下来一张纸条：“我的死和任何人无关。”
他是想自杀？我们都不相信他会这么做。就因为说了一句，他是没用的废物，就像小孩子一样，用自杀来威胁我们？真让人忍不住发笑。可再仔细去读那张字条，将字句分节，加上重音：我的——死——和任何人——无关。 意思陡然变得真实起来。
那残破书中夹着的似乎是他的一生，一个人的生命如此单薄，往书里一塞就没了。我们很紧张，他如此正式地把死写在纸上，似乎白纸黑字，让人感到不容否定。
我们决定先把字条藏起来，再去打听他的下落。
他去了哪里？我们的父亲去了哪里？
上屋的邻居告诉我说，父亲是在我们回来之前刚出门的，走了没多久。我萌生一个念头，快追上去，如果他真想自杀，也许还来得及。照邻居的描述，父亲用锄头扛着一只粪箕朝横路那边去了，方向是石门山。那里有万丈悬崖，他可以选择跳崖。或者，麻烦一点，用锄头挖一个大坑把自己埋了，粪箕不就是用来收拾土渣的么，不然他带去干吗？可最后，我们谁都没有动身。我们一致认为他不会真的去死。他没有那个勇气，或者没有死的资格。死，也是需要本钱的。
等到擦黑，父亲回来了，脸色枯败如草，夏天里结了霜。回来后，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一句话不说，也不睬我们。看来，他真的想死，只是没死成。直到后来，他“咕咚咕咚”用水烟筒连续抽了两根烟，我们才缓过神来。
父亲一直坐在那，目光呆滞，不停地抽烟。我和哥哥以帮母亲做饭为借口，走进厨房，三个人不说话，默默交流眼神。我们还是害怕了，从未这么害怕过。柴禾被雨水打湿了，火一直烧不旺，厨房里浓烟滚滚。我们谁都不说话，甚至连咳嗽声都没有，只是眼睛被烟呛得绯红，泪水直飙。母亲拿着锅铲站在灶台边，心不在焉，机械地铲动着。如果平时把火烧成这样，她一定会骂人，可那天她不想说话。那座房子里，我们的心隔得那么远，又那么近。三个人，又或者四个人的。那是怎样的沉默与无助呢，我至今无从回味，也无力描述。
天越来越黑了，村里的电线没接好，得早点赶在天黑之前吃晚饭。
母亲做好饭菜，盛出来，摆在堂屋的大桌子上，依然没谁吭声。父亲走进家门到现在，至少过了一个小时，沉默无语的一个小时。
后来，我喊了一声：“爸，吃饭了！”
我一喊，天便黑了下来。
6、高高的屋顶
暴风雨并没有停止，连着下了几场。大雨过后，天格外蓝，苍穹高远如不可触及的命运，流云行走，世界躁动不安。它似乎暗示什么。
因为暴雨的连日袭击，我家屋顶上瓦片松动，有几处露出了透明的窟窿。如果不趁天晴收拾好，用新瓦补上，等下一场雨来，整个房子就有垮塌的危险。父亲决定自己上屋去补，不请别人。他想补好这个破陋的土砖房再住几年，但他不知道，和房子相比，他的身体破损程度更加厉害，更需要呵护和修补。那天，不知从何处出来一阵大风，父亲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坠落在地，那风吹落了父亲的一生。
对此，我似乎颇有预感。那天，我给母亲打电话说，父亲老成那样，笨手笨脚，如何上得屋？请人不过是一两百块钱的事，没必要省这个钱。我的劝阻，对于父亲更像一种有预谋的怂恿和诅咒——我越这么说，他越不服。父亲的腰当兵时受过重伤，立了二等功，而一等功，基本只颁给死人。这回，伤上加伤。长达三小时的手术，医生往父亲的右腿里焊了一块钢板，他们试图用一种刚硬之物帮助他支撑庞大而臃肿的身体。强硬如钢板，对他的人生也无能为力。
父亲住在县人民医院，和他一起住院的还有同村的玉元。和父亲相比，玉元的病更不可捉摸。他不知道自己哪里痛，哪里痒，只是分明地感到生命在一天天消逝。对此，医生们束手无策，每天拿他当标本一样摆弄着，他成了医院的一具实验品。
原本他们俩像难兄难弟，一起住院，每天有伴说话，消磨时日。有一天，父亲早上起来时发现，隔壁的玉元死了，毫无声息地死了。这件事给父亲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他担心自己会像玉元一样莫名其妙死在医院，不管我们怎么劝说，他仍然坚持要出院。
医生说，父亲这个年龄，没一年的时间，骨头块合拢不了。也就是说，那块钢板要在他体内停留一年。然而，春天到了，到得令人猝不及防。田野生机盎然，村里人都在外忙碌，母亲也在忙，我也忙，身在另一块庄稼地。唯有父亲清闲。他现在什么都干不了，坐在家门口，目睹一天比一天鲜活，一天比一天青绿的大地，村里人从他眼前走过都跟他挥手打招呼。这令父亲非常难受。
在庄稼人眼里，不管日子如何艰辛，过去遭受的苦难如何多，春天一来，一切都会回到最初的样子，希望会重新降临，生命也会重新过一遍。大家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春天。父亲也希望自己像植物们一样，在春天里脱胎换骨，又活回来。可他不是树，也不是庄稼，全世界都准备重活一遍的时候，唯独把他给忘了。
那天上午，父亲瞒着母亲，拄着拐杖偷偷来到了田间。田野春风和煦，空气清新，脆嫩的草叶温润人心。父亲很久没出来走动了，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觉得生命如此让人留恋。他激动了，难以自制了，想弯下腰去抓一把田埂上的青草。就在这时，他身体里的那块钢板，“嘣”的一声，断了。
父亲躺在地上，嘴巴啃着泥土，和土地失去了界限。父亲贪婪地呼吸着草尖透出的美好气息，浓烈的，熟悉的，清香逼人的生命气息……
万物生长的春天，父亲在田野独自老去。
7、一种道别
父亲仰面朝天，静静地躺在那，我看不见他的面容，他的脸用纸钱盖着。生前为钱所迫，四处奔波的人，终于被钱所庇护。母亲为他准备了很多纸钱，在那边他再也不用为钱担心了。
此前，我一直不觉得父亲会死，我认为他的伤迟早会好的，他上次假装自杀，不过是想挽回作为父亲的尊严，借机吓唬一下我们而已。可这回，他真死了，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冰棺里，一动不动。父亲很胖，躺在里面，肚子挺耸，让人惊骇。我问管事的人，昨天才死，肚子怎么会这么大，保温效果不好么？那人回答说，人没坏，是他肚子太大。这个回答，很不令我满意，我觉得父亲还不至于这么丑。
我问，父亲临走时说了什么？
母亲说，没，他早几天就不说话了，只跟你三叔打过一个电话，要他替自己给爷爷奶奶尽孝。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在说气话，开玩笑的，说完，母亲补充了这么一句。 自从那次栽倒在田里后，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没出过门。他看起来总是老样子，所以，当他体内发生遽变的时候，谁也没留意。当他突然一下子连话都说不出，母亲才急急忙忙给我们一个个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父亲走时，发出了一串轻微的长啸，像是羊叫。也许，他和羊之间确实比跟我们更有共同话语，那些年，他跟羊待在一起的时间比我们多。
父亲没留一句遗言给我们，这让我们很没面子，尤其是做儿子的我很没面子，外面的人会觉得他对我已无话可说，即便将死也无善言。他就算真的没话可说，装模作样也该说一两句，好让我脸上过得去，可他硬是没有，他心里一定在恨我。母亲宽我的心说，他知道我才参加工作，不想加重我的负担。
“他自己也没料到会突然变成哑巴。”母亲的话更像一种托词。
那个夏天非凡的热，帮忙的人打着赤膊，不停用毛巾擦汗。我也想打赤膊，却被告知，孝子必须衣冠整洁，戴好白布，不然不符礼仪，会被人指责的。这令我很无奈。大家一个个热得满头大汗，只有父亲凉快，他躺在冰棺里，看着我们进进出出，忙里忙外。剩下的日子只有我们忙碌了，他已彻底轻松。我一直忙碌着，为后事的操办，筹钱、把一团乱麻理清头绪，在一些重要的安排上慎重表态。他们搬来大屏幕电视机，闲暇时间看北京奥运会。有时，我也会参与到讨论之中，比如说，中国队这次到底能夺多少金牌？
疲惫伴着焦灼，一身茫然，唯独没有悲伤。也许刚到家时，看见他躺在那，我曾悲伤过，此时，我已没有悲伤的力气。他们谈论着父亲的一生，他的光荣与耻辱，亲友们得出一个结论，父亲是格外优秀的，只是不适合当农民，他的失败除了时代原因，更多是因为臭脾气造成的。这是父亲的丧事期间，唯一涉及意义的话：他被当成了一个反面教材。
我们家的猫那几天吃得好，大鱼大肉，吃饱了老想着怎么消食，在外面踱来踱去，有碍手脚，大家将踢猫当成了繁忙中的消遣。后来，猫学聪明了，它躺到棺材下去伸懒腰，自那以后再也没人去打搅它了。棺材底下成了它的安乐窝，成了它独自个的世外桃源。
父亲生前很讨厌它，因为它总喜欢跑到床上去睡觉。可又不能不养猫，家里老鼠多，就算它不会抓，叫几声也能吓唬一下。事实上，它确实只会叫，也确实能吓住老鼠。父亲死了，最高兴的就是那只猫。再没人去驱赶它，不会无缘无故挨打，以后这个家就是它的了。
没人料到父亲会这么早死，棺材、墓地一切都未准备。除了钱，我回来后最重要的事就是给父亲选墓地，买棺材。他们看了几处地方，需要我来定夺，然后才动手挖，这件事必须儿子说了算。也就是说，我让他躺在哪就躺在哪，正如，小时候他使唤我一样，让我站着就站着，坐着就坐着，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我们讨论墓地的时候，父亲正一动不动地躺在棺材里，此时，他只是一团冰冷的肉。
我们在讨论父亲的丧事的时候，并不是在讨论他的死，而是讨论我们自己。我们当地将丧事看得比喜事重，葬礼办得是否热闹顺利，不但关乎儿子的面子，还有关祖荫，涉及更为遥远的子孙后代的福分。
家里的喇叭没停过，我不喜欢这样，头都快炸了，建议是不是隔一段时间才放。他们说不行，家里的规矩就是这样，哀乐和纸钱一样，得始终保持，唯一的办法是将音量拧小一些。哀乐低沉下去，屋前杜仲树上的知了声显得大了，聒噪烦闷，同样令人脑袋发胀。后来，有人将喇叭的声音时大时小地变换。这样，知了的叫声和哀乐不停交叉，两种声音位置变换，乏味感稍微有所减轻。
午夜，念家祭。他们告诉我，孝子环节，你一定要哭，哭得越凶越狠，越显得父子情深。可我哭不出来，也许，我们父子没那么多感情，不然他怎么连句话都不留给我呢？我太累了，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整个人近乎木头。母亲站在一边替我着急。哭不出来，就不能算好孝子。后来，我勉强哭了几声，也没掉眼泪，只是眼睛红红的，稍微令人满意，那还是被鞭炮的硝烟熏出来的。
人都死了，哭有什么用？如果哭能让他活过来，我倒是愿意。可我做不到。整个仪式，漫长，琐碎，我从头至尾都像一个演员。
家里请了戏班子，整夜唱戏。可惜，现在没人喜欢看戏了，荤段子再多也调动不了大家的情绪，尤其，当他们听说班里的台柱子，艳若桃花的云姑娘已经出门打工了，更是兴趣索然。与父亲的事相比，他们更关心奥运会的情况。北京奥运会已经接近尾声，中国队看起来真的有可能成为金牌榜第一。
“这下老美赶不上来了，差了六块金牌，只有几天了。”
“姚明小时候吃了什么怎么长得那么高？”
……
我们在一种奇特的氛围中将父亲的丧事办完了。四天，三夜，过度的疲惫和失眠，让我感觉像是在帮别人做事。父亲的坟在对面山腰上，打开窗户，躺在床上就能看见那个新鲜的浅黄色的小土包，那是他以后的家。
母亲对我和哥哥说，你们长得像他，脾气可千万别学他。
我说，不会的。话一出口，心里就没了底气。
小时候父亲喜欢用各种办法规范我，但凡有不如意的地方，就会举起棍棒，敲打，威胁。他为我制定了一条路，像对待一棵树，旁逸斜出的枝条刀劈斧斫，一律砍掉。父亲生前一直反对我学文，他告诉我说，以前隔壁村有个人的儿子，因为写作把自己弄疯了，他还说，写字容易和政治挂钩，他自己就是例子，要我引以为戒。可后来我并没沿着他给我划定的路走，终究吃了写字的饭。尽管如此，我却吃惊地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脾气、性格、言语以及处世方式，无不显出他的影子。父亲并未走远，他就停留在我体内，像血液一样自然流淌。我长着长着就成了父亲的样子。
去送火。村里的习惯，先人新走，子女要连续送七天的火。
天黑之后，我举着火把，从家门口走到墓地，再从墓地走回来。据说，这样父亲的魂就跟着回来了。他才过去，还没来得及在那边安家，不把他接回来，他就会成为孤魂野鬼。
一路上长脚蚊像一股风在头顶飘荡，脚下前前后后也密集地跟着一堆。它们的嘴很厉害，一针下去能扎透裤腿，伸手一拍，满手是血。我不停晃动火把，火苗一扫烧死一大片，可它们毫不畏惧，很快又围了上来。这是一种趋光动物，面对火光如同信仰前赴后继。我的耳边不时响起蚊虫被火苗舔舐所发出的噼啪声，那气味跟人体毛发烧焦了差不多。我是给父亲送火去的，同时，又在为蚊虫举行一场葬礼。
这个季节，谷物日渐成熟，田野里飘荡着粮食发酵的醇香，这使得各类蚊虫纷纷走出山林聚拢到村庄里来。送完火回家，我发现脚踝被叮了一排醒目的印记，块状的浮肿连成一片。痒痛在肌肤下蔓延，我坐下来使劲揉搓，第一次觉得长脚蚊的毒性这么大，以前在家，每年夏天都和它们打交道，从未叮得如此严重。
母亲说，你老长时间不在家，蚊子爱喝生血，都欺负你。不过，她又说，搞完双抢，一立秋，天就凉快了，“过了七月半，蚊子死一半！”——这不是父亲的口头禅么？
我顺口问：“爸，还有几天立秋？”
屋内没有回音。这让我想起，父亲已经死了。这回，他是真真正正地死了。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双手抱头，手撑着膝盖，大哭起来。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哭出声，巨大的声响在胸腔訇然炸裂。
（责任编辑：李璐）
我清楚地记得穿着褪了色的淡红背心脸上满是青春痘的邮递员，翻山越岭将信送到村里来的那个上午。那是个炎热的夏天，那时候村里人头很足，不像如今这样萧条，每家每户的老少爷们几乎都待在家里，很少有人出门打工，山里绿荫成片，柴禾还是生活的第一燃料。因为没通公路，村子消息闭塞，邮递员半个月才进村一次，人们将从邮递员手中得到信件视为一桩神圣的事，而父亲，是唯一一个能从外省收到来信的人。那些年，因为几张薄薄的信纸，父亲在人们心里有了几分特殊的分量。
从我们村到县城要步行二十里，花大半天时间，其中很长一截是山路，邮递员半个月来一次已经很给面子，因为周围几个村加起来常常分不到一封邮件，走这么远只送一封信对邮递员来说很不公平。大热天，他满身是汗，心情烦躁，进门的时候一脚踢开了我们家的竹篱笆，大喊一声：“我来了！”他每次来都说这三个字，我听得出他的声音。
他一脚踢灭了杜仲树上的知了声，几只躲在篱笆下想到篾垫里偷食的鸡，也被他惊得魂飞魄散，四散奔走。
父亲、母亲和哥哥三个人下田打禾去了，六岁的我尚不适宜学习农活，父亲让我在家看鸡。看鸡并不轻松。山里人舍不得用太多粮食喂家畜，鸡鸭猫狗饿鬼投胎一样，成天四下游走，我们家在村口，所有的鸡都喜欢往这边跑。整日坐在屋檐下，眼睛时刻盯着晒谷坪，稍一愣神，鸡就会跑进去吃谷子，会挨父亲的骂。寸步不离地守在那，时间久了，枯燥乏味。邮递员来的时候，我捉了几只地牯牛，正拿着竹签在地上埋头“斗牛”。邮递员一脚，把鸡吓了一跳，也把我吓了一跳。
我抬头看了看他，他也看了看我，一句话没说，径直走到里屋，好像是在自己家。他自个儿找到厨房，用葫芦瓢在水缸里舀了一大瓢凉水，咕咚，咕咚，滑动着喉结，一通牛饮。他很渴，把整瓢水喝光了。
喝完水，他从绿色的大挎包里掏出给我们家的信。我的手心汗津津的，沾了不少尘土，在裤子上使劲揩了几把，才接过那封信。
“你爹呢？”
“在田垄打禾。”
他很想说话，见我是个孩子，不知从何说起，便从屋里搬出一张椅子，坐在上面拿着我的蒲扇扇风。他平时来会和父亲聊很久，有时候父亲还留他吃饭，请他喝酒。他对父亲的个人历史很感兴趣，对那些寄给父亲的信非常好奇，而父亲恰好擅长与人言谈，像个说书先生。在年轻的邮递员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对外面世界无所不知，经历丰富，同时，又莫测高深的人。他说，父亲的字比他们局长写得好，话讲得也有水平，应该去当领导。父亲听了很高兴，说起话来更有劲了，眉飞色舞，唾沫横飞。他俩来来去去，成了一对狐朋狗友，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误以为邮递员是我们家的某个远房亲戚。
他每次来，父亲都递烟给他抽。想到这，我便跑到父亲的房间，在抽屉里找出他的“香零山”。邮递员从我手中接过烟盒，抠出两根又还给我。他非常高兴，说了一句：“这孩子真聪明，将来有大出息。”他说话的时候，脸上的青春痘像一把密密麻麻的虫子使劲往上爬，我很怕看见他笑的样子。那天，父亲回来后骂了我一顿，说我浪费他的烟。那包烟是父亲新买的，特意买来，准备过几天家里打新粮仓给做事的师傅抽，却被我提前拆封了。他一骂，我就哭。
我觉得自己没做错，我是照他以前的样子做的，干吗骂我？父亲见我哭了，又来哄我。“哄我”这件事显得如此遥远，几近虚构，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我记不起他是否还有过类似举动。
父亲不高兴是有原因的，并非简单地因为我拆了他的烟。
那两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来自远方的姓名不详的信寄到我们家，那些信总是在我们即将遗忘的时候到来，像是提醒父亲别忘了一桩什么事。那显然是一桩大事，不然，信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哪怕父亲从不回复，依然不曾断绝。每回信来的日子，母亲和父亲便如临大敌。母亲心神不定，老做错事，一些常用的东西也忘记地方，翻来覆去找不到，便拿我出气，说是被我玩丢了。父亲心绪复杂。看得出他很在乎那些信，抱着某种期待，可信真的来了，他却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些信来自遥远的西双版纳。他们告诉我，西双版纳在云南，一个与缅甸交界的地方，父亲曾在那待过几年，年幼的我对此没有概念。那些日子，我们家被一种遥远而神秘的气息笼罩着，这种气息来自从云南寄来的信，也来自父亲的日常生活。
父亲是个烟鬼，嗜烟如命，没烟抽什么都干不了。但他只抽水烟筒，那是他自己砍竹子做的，吸一口，水在竹筒里“咕隆咕隆”响好一阵子，竹筒里声音激荡悠远，像在很远的地方响着。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偷偷拿过来，对着嘴猛吸一口，听里面水声嘹亮，很是神奇。村里男人要么自己卷喇叭筒，要么买烟抽，只父亲一个人抽水烟筒。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云南傣族人独有的抽烟习惯。我们家的大镜框夹了不少父亲在云南时照的照片。其中一张，里面有棵高大无比的树，大得像一座房子，它的叶子奇特，根从半空中悬下来，父亲就靠在那些从空中悬下来的树根旁照了相。村里人来我们家玩，喜欢对着照片问这问那，指指点点，父亲从不向人解释。他高兴了，便给我们念长句：“云南十八怪，三个蚊子一盘菜，草帽斗笠当锅盖，蚱蜢能做下酒菜……”真有意思。三个蚊子一盘菜，那得是多大的蚊子？我无法想象父亲所说的话，那情景只在电视剧《西游记》里出现过。
有一年岁末，大雪封门。一家人围炉烤火，我不知犯了什么错，遭到母亲的责难，嘟囔着嘴，不高兴。父亲像突然想起什么，手往大腿一拍：“好崽莫哭，爹给个好东西你玩！”
他带我进了书房，从书桌深处的抽屉里掏出一包四四方方、包裹严实的东西，拆了好一番工夫才弄开。那是一盒子弹壳，排列整齐。父亲告诉我，子弹壳可以当口哨吹。我拿过来一试，声音响亮，带着点嗡嗡的磁性，像鸽子的呼啸，比平时用竹管好听多了。那天，我第一次知道，父亲曾当过兵。我很想更多地记起父亲温情的一面，可我的记忆再也捞不上来其他。往后的父亲，脾气暴戾，情绪极不稳定，动不动就怒火三丈。
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父亲是那般的与众不同，他像一个从别处来的父亲，让我感到很陌生。退伍后的父亲回到家乡，一时生活无着，后来去云南搞副业。那些年，母亲独自在家带着两个孩子，父亲只是每年从西双版纳寄钱回来，他一年顶多回一趟家，待个三五天。那段时间我们家是村里最宽裕的，孤独地宽裕着。 过去，父亲一直是这样告诉母亲的：他在云南和几个伙计包了一块山头种橡胶，割胶卖，这活虽然辛苦但也挣钱。可那天，那封由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来的信，出现了“穿越边境”、“买卖”这样的词，母亲看见这些词的时候吓得手足无措。父亲和当地人一起，种橡胶，也倒卖货品，而橡胶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那里不少人从事这种在“合法”与“违法”边界摇摆的营生。本地人少，外地人居多，扎堆成团。他们只有扎堆才能生存下去。
父亲他们在那干得不错，几个人分工明确，搭配得力。但后来，父亲走了，这让他们少了一个左膀右臂，很长时间找不到替代者，这就是为何他们一再来信劝说父亲的原因。
可后来父亲怎么回来了呢？放弃了弟兄？多年以后，我曾几次问他。他每次都怒目圆睁，作钟馗状，并不搭腔，只是“哼”的一声，咕咚咕咚地闷头抽烟。
父亲很不高兴，他心里有难言之辞。
以前，那边每次来信，母亲一方面希望父亲再去云南，一方面又很为难。自从父亲从云南回来，搞副业攒下来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山沟里没有出路，日子一天天紧张起来。可她心里矛盾，那些年，父亲不在，母亲一个人带两个儿子过日子，生活太不容易。最让她不放心的是，有一封信里，父亲的朋友曾提及了一个女人，一个傣族女人。没人知道父亲在西双版纳是怎么过的，其间发生过什么。
现在母亲的主意定了。当她知道他们在那边的营生与“违法”可能沾边，便彻底死了心，坚决不再让父亲出去。这种事一旦传出去，父亲随时会有牢狱之灾。这是母亲阻止他的唯一理由，唯一，但充分。
那时，我不知道父母谈论的话题为何会令母亲恐惧，又令父亲举棋不定。父亲和母亲聊这些的时候通常是在寂静的午夜，我睡在隔壁，只能远远地，懵懵懂懂，有一句没一句地听。那是1990年的夏天，村里还没通电，只能点煤油灯过夜。
2、饮者
父亲喜欢用大碗喝酒。不是因为他能喝，恰恰相反，他总喝不过人家。父亲的酒量只能算中等，既然喝不过人家，干脆用碗，连干三碗，大家一块儿倒下，谁也别笑话谁。这便是当过兵的父亲的逻辑。
父亲最终还是被笑话了。那天他在隔壁大队喝完酒，走到半道，酒劲发作，没力气再爬坡，倒在一旁睡了，一直睡到天黑。当他醒来，摇摇晃晃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知屁股后面坐了一泡牛屎。这事被村里人当作笑话说了好一阵，父亲觉得很没面子。他是个讲体面的人，平时总教育我，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这回，居然坐了一泡牛屎回来。母亲也觉得没面子，父亲是村支书，他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笑话。
鉴于父亲太容易喝醉，母亲吩咐我，以后父亲出门，我就在后面跟着。我们村里山上时有野兽出没；就算没野兽，牛羊过路时一脚踩在头上，那也是不堪设想的……
记忆中，有几年，父亲喝酒的时间非常多。尤其是夏天，那个季节总死人，父亲不得不从农忙中抽出时间，替人主持丧事。父亲是村支书，村里的红白喜事他必须参加。这种时候，大厨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他们请父亲去，我也跟着四处混吃混喝。夏天，酒容易醉人。父亲知道自己的酒量，通常，一吃完饭便快速离席，生怕走得慢了，酒劲上来，醉倒在桌上，那会很没面子。
父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走着走着，父亲突然站立不动，然后，“噗通”一声，倒地就睡，并且打起鼾来。父亲的鼾声粗暴，无礼，像是费了很大劲打出来的，可他分明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肚皮像沙丘一样有序地起伏着。
我找了一处树荫在一旁守候。烈日高照，睡过去的父亲对头顶的灼烧毫无感觉，他的鼾声与四周狂躁的知了声遥相呼应。我想替他驱赶虫蚁，可后来发现，即便蚂蚁爬满他的全身，他也没有任何不适。父亲从来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醒过来。他睡得实在跟死人没什么两样。荒野茫茫，只有我和一个醉死过去的父亲。布谷鸟叫得人空空落落，猫头鹰的声音更让人心里发毛。猫头鹰是丧门星，据说它们一叫准没好事。想到这，我不由得心生恐惧和无助。
这一切，父亲一无所知……
一条银环蛇越过草丛朝我们游了过来，它吐着长长的信子，眼睛里泛着红光，我赶紧折下一根柯条驱赶。蛇到底还是跑了，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一切，父亲依然一无所知……
父亲一直沉睡着，直到天上响起惊雷，一场大雨降临，他才从茫然中坐起身来。这是阵雨，只下一会儿，很快又是艳阳高照，可这一会儿工夫足以将我们淋成了落汤鸡。于是，那天下午，一只大落汤鸡带着另一只小落汤鸡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
烈日。暴雨。潮湿的地气。天黑时爬上草尖的露水，也爬上了他的身体。它们从不同渠道进入他的体内。那个时候父亲年轻，身体也壮实，喝酒之后胸膛滚烫，满腔热血，当然不怕它们。年轻的时候父亲不把病当回事，老了，病也就不把他当回事。刚过半百，他已垂垂老矣，各种疾病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将要老去的人。母亲常说，当年嫁给父亲是被他的表面功夫骗了。别看他相貌堂堂，书也读得高，却丝毫不会持家，因为当兵时受过重伤，就连喝酒都喝不过别人。
我的父亲生于1949，是共和国同龄人，他从小就会读书，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到县一中。爷爷奶奶以他为荣，家里穷，几个兄妹只供他一人，卖了牛栏送他到县里读书。父亲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是高三那年“文革”来了，高考被取缔了。之后，父亲招兵，去了部队，因为文笔好，在军区报和《人民日报》发了不少文章，很快转成文艺兵。本以为会在部队待一辈子，“九一三”林彪事件，父亲隶属林彪部，每个人都要重新进行政审。父亲被人告发，说他祖上毕业于国民党黄埔军校，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被要求转业，当时父亲已经享受营长待遇。那个所谓的黄埔军官，跟我们家血亲离得很远，家里从未有人见过他。
父亲退伍，不久后，跟母亲结了婚，然后和几个朋友去了云南。
父亲原本在云南那干得好好的，他那个在县里当组织部长的舅舅突然给他写信，说回来后能安排工作。父亲觉得只要能安排工作，回来当然好，可以一家团聚。可是，等父亲回来，工作之事成了空头支票。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许下空头承诺，当年父亲离开部队，他也说可以安排工作，否则，父亲就算离开部队，也有稳定的去处。父亲的工作没能解决，只好窝在村里种田。因为这，父亲到死都没原谅他。舅爷爷去世那年，父亲甚至不让我们去拜祭。那个面相看起来无比和蔼可亲的舅爷爷，怎么会欺骗父亲两次呢？舅爷爷死时场面冷落，和他生前的荣耀相去太远。因为，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也跟父亲一样，是被他耽误的。 自从父亲从云南回来，每年都能收到朋友的来信，那个夏天，在母亲的坚持下，他终于下了决心，给朋友写了一封断绝信。
不知道写完断绝信后，父亲是否后悔过。后来，他那两个朋友在西双版纳发了家，之后，举家移民美国，那时，正是我们家最窘迫、最难熬的时间。我读初中，哥哥读高中，学费一天比一天高，家里除了田地没有别的收入，父亲的身体也出现崩溃迹象。这一切都成了他醉酒的理由。
父亲的酒不是装在碗里，他装酒的器皿远比桌上的那只碗要大，要沉，并且无人能解。
3、父子之书
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六卷本《鲁迅选集》，竖排线装版《红楼梦》，这些书是父亲的心爱之物，他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要看一会儿。一边抽水烟筒，一边看书。早些年，母亲对他的这个爱好听之任之，饭做好了，才催促父亲吃饭。后来，她再也无法忍受。
一个农民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没用！”母亲说。
农民就该有农民的样子，要会安排生计，学习怎么伺候庄稼，怎么养家糊口，而不是看乱七八糟的书。即便“双抢”最忙的时候，他也要抽空翻上几页。脚上沾着泥，一边扒饭，一边翻书，模样滑稽。
一个农民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没用！”我们都这么认为。
父亲也这么觉得，就算用也是坏处，他说：“越有知识越反动，书都读到狗身上去了，不听老子的话！”
我们家需要一个持家有道的父亲，而不是狗屁不算、啥好处都捞不到的村支书。他当支书的那些年，像在忙国家大事，乡政府总有开不完的会，有各种政策需要落实，有时他们会派人到田里来找。为抓计划生育，父亲常常几天不归屋。一到我交学费，父亲便六神无主。他最大的兴趣不是挣钱，而是看闲书。
对我的求学之路，父亲心存矛盾，完全不像对待哥哥那样坚决。
初二下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学校发下来补课通知，有我的名字，父亲很不高兴。“平时不努力补课有屁用，猪吃得再多还是猪，”他还说，“你这学期不是考了全校第二么，还补课？”我告诉他，这是冲刺班，为了让更多人考上县一中，学校专门挑了尖子生提前补课。县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只有考上省重点上大学才有希望，其他几个学校加起来，一年也考不上几个。考不上大学，读高中等于浪费钱。
然而，父亲还是不高兴。我去补课了，家里就要少一个劳力，十几亩田，还养了一群羊，“双抢”哪里忙得过来。父亲越来越胖了，爬个坡气喘吁吁，干活弯不下腰，手脚迟钝，割禾、插田我能抵他三个。我不在家，他就有得受，这完全不在他的计划之内。最不在他计划内的是另一件事。以前只哥哥一个人成绩好，每年捧回来很多奖状，几乎把家里的墙壁贴满，而我，年年考试摸牛尾巴，在学校只会闯祸。不过，他头疼归头疼，心里对这种状态却很满意。他早就想好了，学费贵，家里一个儿子读书就行了，以后考大学吃国家粮；至于我，长大了在家种田，留在身边养老。两个儿子，外面放一个，家里留一个，这种安排无可厚非。只是，后来我的成绩突飞猛进，一下从班里倒数几名窜到全校前几名，我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父亲也没想到。他拿着成绩单，措手不及，很不相信地问：“兔崽子，你不会是抄的吧？”
我的成绩每前进几名，父亲心里就咯噔一下，当我慢慢将奖状往家里领，他彻底慌了。他开始担惊受怕起来，寝食不安，好像家里埋了个定时炸弹，随时会将他炸死。他每次拿到成绩单，就像拿着个烫手的山芋。到初中，我的成绩持续排在前列，这简直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那年暑假的补课班，出了一桩意外。分派给我们的班主任是个暴力狂，喜欢动手打人，大家非常不满，联合起来罢了课，这是学校历史上第一次罢课事件，发生在一群所谓的好学生身上。父亲见我从学校回来，没问原因，非常高兴，因为，我回来可以帮家里搞双抢。
双抢接近尾声，那天早上九点多钟，我们正在吃早饭，学校领导突然出现在我们家。唐校长，还有一个副校长和总务主任，开吉普车来的。父亲和母亲面面相觑，莫名其妙，挨了半天才弄明白，校长是来请我回去上课的。在我读书这件事上，父亲一直患得患失，只那一次令他感到脸上有光。我们村还没有谁能让校长亲自登门请去上课，被开除遣送回家的倒有好几个。
可是父亲非常尴尬，唐校长是他的发小兼高中同学。唐校长来的时候，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发亮，而父亲，正端着一个大碗扒饭，碗里的饭装得满满的，面上盖着一块肥腻的粉蒸肉。因为刚从田里出来，吃完饭接着要下田，父亲打着赤脚，腿上的泥都没洗。看到他们来，父亲一脸惊讶，不知所措。当年父亲成绩比唐校长好，是他的班长，如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那天唐校长走后，父亲捏着拳头说了一句狠话：“要么别读，读就攒劲，给老子读出个名堂来！”那是父亲第一次对我说鼓励的话。
我似乎读出了一点名堂。接到县一中通知书那天，一家人在田垄拔稗子，邮递员很热心地将通知书送到田间，母亲接的。她没上田埂，而是走到一边，站在水里就拿过来了。当她看见封面上写的是县一中，满意地笑了。不过，母亲的笑容并没维持多久。她拿着通知书痴痴地看，嘴里念念有词，书本费多少，住宿费多少，学费多少……加起来一共多少。
母亲双手僵硬，愣在那，有好一会儿工夫，好像那张纸有千斤重。父亲听到母亲最后算出来的数字，表情苦闷，喃喃自语道：“以后家里的羊只能我一个人去放了？”父亲总是希望我能更多地替他分担放羊的时间，我要是读书去了，羊就得全靠他一个人。
三年后，当父亲看到我的大学通知书，他的表现与之前惊人的相似。他先是一股自豪，壮怀激烈，“我没读成大学，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要上大学了！”接着，就嗒然若丧起来。他拿着通知书，第一时间不是看学校在哪里，路程有多远，怎么坐车去，而是仔细寻找，翻到助学贷款那一栏，研究半天。有过哥哥的先例，他对大学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新鲜感了。以前，父亲确实有个心结，他是因为“文革”才没读成大学的，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可愿望只有一个，来一回就够了，来两回的话，就会显得多余。 “等送你们读完大学，估计我也要死了，到时候死了好瞑目。”
父亲一边说一边抬头看天，嘴唇轻轻一撇，从容，淡定，仿佛很希望那天来临。这句话看起来像玩笑，却又像让人无法反驳的真理，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惨烈的笑容，那是烈士临刑前才有的表情。
4、孤独的水壶
大二那年暑假，父亲出了趟远门，到外地打工。
自他从云南回来后，二十年了，这是他第一次到外面的世界去。父亲是经过了一番内心斗争，抱着极大的希望出去的，到东莞，干苦力，给人修高速马路。他要证明自己不是废人，能为这个家出力，能为儿子挣学费钱，这样我们就不会看不起他。此前，他大概从未想过，年近六十，居然会踏上打工之路。
可惜，路修到一半，包工头卷钱跑路，人不知所终，活也只干到一半，工资无处索要，只好打道回府。回来的时候，他像个货郎担，把从家里带去的生活用品，以及在那边买的坛坛罐罐，锅碗瓢盆，都打包带了回来，用编织袋装了两大袋，不知从哪找来一根不合格的蹩脚扁担挑着。因为没挣到钱，他舍不得丢弃这些东西。匆忙中父亲弄丢了一块脸帕和一双解放鞋，他说，脸帕是被风刮走的，鞋子，一定是被旁边工地上的王八蛋拿了！车子发动以后，那个军用水壶不知为何，突然从袋子里滚了出来，父亲不等叫停汽车，从窗户一跃而下，这个举动把同行的人吓得个半死。
那个水壶是父亲的宝贝疙瘩，从部队带回来的，跟了他近三十年，比我的年纪都大。在外面溜了一圈，失而复得后，父亲变得更加珍惜。有几次他将水壶放错地方，疑心是我们故意藏起来了，那神情和模样就像一个孩子在寻找丢失的玩具。当一个人表现出如此孩子气的时候，说明他真的老了，脆弱得需要靠这种小东西来支撑自己。
水壶旧了，表面很多地方凹凸不平，绿漆脱落得十之八九，但，依然耐用，因为它是金属做的。相比而言，父亲的身体老得才快。高血压，气喘，早年的腰伤也隐隐作痛，五十岁之后成了一个药罐子。
没了强壮的身体，父亲的脾气也有所改观，只要不刻意激怒他，大部分时间表现得很安静。他清楚地知道，如今自己在这个家是什么位置，只要发表意见，就会遭到迎头痛击，他不得不选择沉默。当然，有时候他仍然会毫无征兆地摔碎手上的饭碗，震慑我们，以此强调自己的存在，捍卫一下作为父亲的尊严。
以前看电视，一到播地方新闻，父亲会忍不住插一句，某某县长，还有，某某副省长是他高中同学。后来，他再也不说了。那些同学都混得好，只有他一个人落魄成这样，有什么脸翻旧账？这不是骄傲，而是耻辱。不过，父亲骨子里还是硬气的，这些年，打死不求人，借钱的事一律由母亲出马，多是舅舅那边的亲戚。那个每天上电视的县长曾是父亲的跟班，读书时常来我们家玩，每次来，爷爷奶奶都盛情招待，可现在他们都不提了。他们对父亲的希望太大，失望也大，父亲过去的光荣每提一次，耻辱就加深一层。
父亲是如此可耻而孤独地活着。
那年冬天，父亲从外面回来，身上落满一层雪花。
堂弟说：“你们看，伯伯像不像一只羊？”
是的，父亲确实像一只羊，一只老掉的羊，越看越像。多年的牧羊生活，使他变得像羊一样孤独、绵弱，安然地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与此前的他，判若两人。
羊卖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不适应，常常一个人盯着羊圈发呆。这些年除了放羊，其他事他都不太会干。这也是他为何能下定决心，出去打工的原因。他没想到，结果会这么糟，完全铩羽而归，这个时代已经再不属于他。
父亲从外面回来后，变得非常沉闷，只待在自己的世界里。有一天晚上，我啃了几块西瓜，半夜起来撒尿。走过堂屋时听见父亲的房间有动静，仔细去听，发现是父亲在和水壶说话！那情形，像是对着水壶诉说我们做儿子的不是，又像是忏悔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错误。天尚未开亮，屋子里蒙昧一片，父亲抽着烟，在朦胧的夜色中自言自语。他的烟头明灭不定，水烟筒的咕噜声间隔响起，言语细碎难辨，我蹑手蹑脚穿过堂屋，门缝中只有他烟头上闪烁的火星，看不到一丝表情。上完厕所回来，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床，父亲的絮叨仍在继续。我只听见他说到“黑子”和“牛仔”两个词，那是我和哥哥的小名，除此之外，别的都听不清。
窗外晨霭迷蒙，稀落的星辰在作最后的挣扎，父亲的话像雾中的星光，遥不可辨。
5、天黑了下来
风撕扯着一切，我们的争吵与屋外的大雨遥相呼应，一阵大过一阵。对面山上的树歪头斜脑，冠盖散乱，像披头散发的女人。树干不时弯成一把大弓，像要把自己发射出去，房子里嗡嗡作响。不知道我们是否前世有仇，每次吵完架都觉得难过，可三天不吵，彼此心里会更不舒服。我们嗓门尖利，声音高亢，适合唱男高音，因为在村口，家里的争吵成了村中一景，显得已习以为常。
不过，那天的话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尖刻，句句锥心，不留余地。
“我有儿子跟没儿子一样！”
“我有爹跟没爹一样！”
语言的弦终于断了，屋里静了下来。
大家扭头而去，各干各的，屋外依旧风雨交加。雨幕和雾霭使屋子里的光线非常幽暗，中午时间竟如同深夜。大风把村口的电线杆吹断了，没有电，我们只好点蜡烛吃饭。烛光摇荡，灯影重重，我们背过身去，在黑暗中扒饭，像几座彼此无关的孤岛。
雨从清早一直下到下午四点才渐次变小。母亲、哥哥和我，决定撇下父亲，去下地。我们异常愤怒，无法原谅他的说辞，干活也不愿和他在一块儿。没人在乎父亲是否下地干活，或者干脆在家待着。
黄昏，我们从地里回来，发现父亲不在家。我走进他的房间，看见桌子上摆着烟灰缸和那本残破的《三国演义》。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难道他整个下午都在吸烟？他是光抽烟，没看书么？我去拿那本《三国演义》，轻轻一抖，里面掉下来一张纸条：“我的死和任何人无关。”
他是想自杀？我们都不相信他会这么做。就因为说了一句，他是没用的废物，就像小孩子一样，用自杀来威胁我们？真让人忍不住发笑。可再仔细去读那张字条，将字句分节，加上重音：我的——死——和任何人——无关。 意思陡然变得真实起来。
那残破书中夹着的似乎是他的一生，一个人的生命如此单薄，往书里一塞就没了。我们很紧张，他如此正式地把死写在纸上，似乎白纸黑字，让人感到不容否定。
我们决定先把字条藏起来，再去打听他的下落。
他去了哪里？我们的父亲去了哪里？
上屋的邻居告诉我说，父亲是在我们回来之前刚出门的，走了没多久。我萌生一个念头，快追上去，如果他真想自杀，也许还来得及。照邻居的描述，父亲用锄头扛着一只粪箕朝横路那边去了，方向是石门山。那里有万丈悬崖，他可以选择跳崖。或者，麻烦一点，用锄头挖一个大坑把自己埋了，粪箕不就是用来收拾土渣的么，不然他带去干吗？可最后，我们谁都没有动身。我们一致认为他不会真的去死。他没有那个勇气，或者没有死的资格。死，也是需要本钱的。
等到擦黑，父亲回来了，脸色枯败如草，夏天里结了霜。回来后，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一句话不说，也不睬我们。看来，他真的想死，只是没死成。直到后来，他“咕咚咕咚”用水烟筒连续抽了两根烟，我们才缓过神来。
父亲一直坐在那，目光呆滞，不停地抽烟。我和哥哥以帮母亲做饭为借口，走进厨房，三个人不说话，默默交流眼神。我们还是害怕了，从未这么害怕过。柴禾被雨水打湿了，火一直烧不旺，厨房里浓烟滚滚。我们谁都不说话，甚至连咳嗽声都没有，只是眼睛被烟呛得绯红，泪水直飙。母亲拿着锅铲站在灶台边，心不在焉，机械地铲动着。如果平时把火烧成这样，她一定会骂人，可那天她不想说话。那座房子里，我们的心隔得那么远，又那么近。三个人，又或者四个人的。那是怎样的沉默与无助呢，我至今无从回味，也无力描述。
天越来越黑了，村里的电线没接好，得早点赶在天黑之前吃晚饭。
母亲做好饭菜，盛出来，摆在堂屋的大桌子上，依然没谁吭声。父亲走进家门到现在，至少过了一个小时，沉默无语的一个小时。
后来，我喊了一声：“爸，吃饭了！”
我一喊，天便黑了下来。
6、高高的屋顶
暴风雨并没有停止，连着下了几场。大雨过后，天格外蓝，苍穹高远如不可触及的命运，流云行走，世界躁动不安。它似乎暗示什么。
因为暴雨的连日袭击，我家屋顶上瓦片松动，有几处露出了透明的窟窿。如果不趁天晴收拾好，用新瓦补上，等下一场雨来，整个房子就有垮塌的危险。父亲决定自己上屋去补，不请别人。他想补好这个破陋的土砖房再住几年，但他不知道，和房子相比，他的身体破损程度更加厉害，更需要呵护和修补。那天，不知从何处出来一阵大风，父亲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坠落在地，那风吹落了父亲的一生。
对此，我似乎颇有预感。那天，我给母亲打电话说，父亲老成那样，笨手笨脚，如何上得屋？请人不过是一两百块钱的事，没必要省这个钱。我的劝阻，对于父亲更像一种有预谋的怂恿和诅咒——我越这么说，他越不服。父亲的腰当兵时受过重伤，立了二等功，而一等功，基本只颁给死人。这回，伤上加伤。长达三小时的手术，医生往父亲的右腿里焊了一块钢板，他们试图用一种刚硬之物帮助他支撑庞大而臃肿的身体。强硬如钢板，对他的人生也无能为力。
父亲住在县人民医院，和他一起住院的还有同村的玉元。和父亲相比，玉元的病更不可捉摸。他不知道自己哪里痛，哪里痒，只是分明地感到生命在一天天消逝。对此，医生们束手无策，每天拿他当标本一样摆弄着，他成了医院的一具实验品。
原本他们俩像难兄难弟，一起住院，每天有伴说话，消磨时日。有一天，父亲早上起来时发现，隔壁的玉元死了，毫无声息地死了。这件事给父亲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他担心自己会像玉元一样莫名其妙死在医院，不管我们怎么劝说，他仍然坚持要出院。
医生说，父亲这个年龄，没一年的时间，骨头块合拢不了。也就是说，那块钢板要在他体内停留一年。然而，春天到了，到得令人猝不及防。田野生机盎然，村里人都在外忙碌，母亲也在忙，我也忙，身在另一块庄稼地。唯有父亲清闲。他现在什么都干不了，坐在家门口，目睹一天比一天鲜活，一天比一天青绿的大地，村里人从他眼前走过都跟他挥手打招呼。这令父亲非常难受。
在庄稼人眼里，不管日子如何艰辛，过去遭受的苦难如何多，春天一来，一切都会回到最初的样子，希望会重新降临，生命也会重新过一遍。大家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春天。父亲也希望自己像植物们一样，在春天里脱胎换骨，又活回来。可他不是树，也不是庄稼，全世界都准备重活一遍的时候，唯独把他给忘了。
那天上午，父亲瞒着母亲，拄着拐杖偷偷来到了田间。田野春风和煦，空气清新，脆嫩的草叶温润人心。父亲很久没出来走动了，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觉得生命如此让人留恋。他激动了，难以自制了，想弯下腰去抓一把田埂上的青草。就在这时，他身体里的那块钢板，“嘣”的一声，断了。
父亲躺在地上，嘴巴啃着泥土，和土地失去了界限。父亲贪婪地呼吸着草尖透出的美好气息，浓烈的，熟悉的，清香逼人的生命气息……
万物生长的春天，父亲在田野独自老去。
7、一种道别
父亲仰面朝天，静静地躺在那，我看不见他的面容，他的脸用纸钱盖着。生前为钱所迫，四处奔波的人，终于被钱所庇护。母亲为他准备了很多纸钱，在那边他再也不用为钱担心了。
此前，我一直不觉得父亲会死，我认为他的伤迟早会好的，他上次假装自杀，不过是想挽回作为父亲的尊严，借机吓唬一下我们而已。可这回，他真死了，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冰棺里，一动不动。父亲很胖，躺在里面，肚子挺耸，让人惊骇。我问管事的人，昨天才死，肚子怎么会这么大，保温效果不好么？那人回答说，人没坏，是他肚子太大。这个回答，很不令我满意，我觉得父亲还不至于这么丑。
我问，父亲临走时说了什么？
母亲说，没，他早几天就不说话了，只跟你三叔打过一个电话，要他替自己给爷爷奶奶尽孝。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在说气话，开玩笑的，说完，母亲补充了这么一句。 自从那次栽倒在田里后，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没出过门。他看起来总是老样子，所以，当他体内发生遽变的时候，谁也没留意。当他突然一下子连话都说不出，母亲才急急忙忙给我们一个个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父亲走时，发出了一串轻微的长啸，像是羊叫。也许，他和羊之间确实比跟我们更有共同话语，那些年，他跟羊待在一起的时间比我们多。
父亲没留一句遗言给我们，这让我们很没面子，尤其是做儿子的我很没面子，外面的人会觉得他对我已无话可说，即便将死也无善言。他就算真的没话可说，装模作样也该说一两句，好让我脸上过得去，可他硬是没有，他心里一定在恨我。母亲宽我的心说，他知道我才参加工作，不想加重我的负担。
“他自己也没料到会突然变成哑巴。”母亲的话更像一种托词。
那个夏天非凡的热，帮忙的人打着赤膊，不停用毛巾擦汗。我也想打赤膊，却被告知，孝子必须衣冠整洁，戴好白布，不然不符礼仪，会被人指责的。这令我很无奈。大家一个个热得满头大汗，只有父亲凉快，他躺在冰棺里，看着我们进进出出，忙里忙外。剩下的日子只有我们忙碌了，他已彻底轻松。我一直忙碌着，为后事的操办，筹钱、把一团乱麻理清头绪，在一些重要的安排上慎重表态。他们搬来大屏幕电视机，闲暇时间看北京奥运会。有时，我也会参与到讨论之中，比如说，中国队这次到底能夺多少金牌？
疲惫伴着焦灼，一身茫然，唯独没有悲伤。也许刚到家时，看见他躺在那，我曾悲伤过，此时，我已没有悲伤的力气。他们谈论着父亲的一生，他的光荣与耻辱，亲友们得出一个结论，父亲是格外优秀的，只是不适合当农民，他的失败除了时代原因，更多是因为臭脾气造成的。这是父亲的丧事期间，唯一涉及意义的话：他被当成了一个反面教材。
我们家的猫那几天吃得好，大鱼大肉，吃饱了老想着怎么消食，在外面踱来踱去，有碍手脚，大家将踢猫当成了繁忙中的消遣。后来，猫学聪明了，它躺到棺材下去伸懒腰，自那以后再也没人去打搅它了。棺材底下成了它的安乐窝，成了它独自个的世外桃源。
父亲生前很讨厌它，因为它总喜欢跑到床上去睡觉。可又不能不养猫，家里老鼠多，就算它不会抓，叫几声也能吓唬一下。事实上，它确实只会叫，也确实能吓住老鼠。父亲死了，最高兴的就是那只猫。再没人去驱赶它，不会无缘无故挨打，以后这个家就是它的了。
没人料到父亲会这么早死，棺材、墓地一切都未准备。除了钱，我回来后最重要的事就是给父亲选墓地，买棺材。他们看了几处地方，需要我来定夺，然后才动手挖，这件事必须儿子说了算。也就是说，我让他躺在哪就躺在哪，正如，小时候他使唤我一样，让我站着就站着，坐着就坐着，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我们讨论墓地的时候，父亲正一动不动地躺在棺材里，此时，他只是一团冰冷的肉。
我们在讨论父亲的丧事的时候，并不是在讨论他的死，而是讨论我们自己。我们当地将丧事看得比喜事重，葬礼办得是否热闹顺利，不但关乎儿子的面子，还有关祖荫，涉及更为遥远的子孙后代的福分。
家里的喇叭没停过，我不喜欢这样，头都快炸了，建议是不是隔一段时间才放。他们说不行，家里的规矩就是这样，哀乐和纸钱一样，得始终保持，唯一的办法是将音量拧小一些。哀乐低沉下去，屋前杜仲树上的知了声显得大了，聒噪烦闷，同样令人脑袋发胀。后来，有人将喇叭的声音时大时小地变换。这样，知了的叫声和哀乐不停交叉，两种声音位置变换，乏味感稍微有所减轻。
午夜，念家祭。他们告诉我，孝子环节，你一定要哭，哭得越凶越狠，越显得父子情深。可我哭不出来，也许，我们父子没那么多感情，不然他怎么连句话都不留给我呢？我太累了，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整个人近乎木头。母亲站在一边替我着急。哭不出来，就不能算好孝子。后来，我勉强哭了几声，也没掉眼泪，只是眼睛红红的，稍微令人满意，那还是被鞭炮的硝烟熏出来的。
人都死了，哭有什么用？如果哭能让他活过来，我倒是愿意。可我做不到。整个仪式，漫长，琐碎，我从头至尾都像一个演员。
家里请了戏班子，整夜唱戏。可惜，现在没人喜欢看戏了，荤段子再多也调动不了大家的情绪，尤其，当他们听说班里的台柱子，艳若桃花的云姑娘已经出门打工了，更是兴趣索然。与父亲的事相比，他们更关心奥运会的情况。北京奥运会已经接近尾声，中国队看起来真的有可能成为金牌榜第一。
“这下老美赶不上来了，差了六块金牌，只有几天了。”
“姚明小时候吃了什么怎么长得那么高？”
……
我们在一种奇特的氛围中将父亲的丧事办完了。四天，三夜，过度的疲惫和失眠，让我感觉像是在帮别人做事。父亲的坟在对面山腰上，打开窗户，躺在床上就能看见那个新鲜的浅黄色的小土包，那是他以后的家。
母亲对我和哥哥说，你们长得像他，脾气可千万别学他。
我说，不会的。话一出口，心里就没了底气。
小时候父亲喜欢用各种办法规范我，但凡有不如意的地方，就会举起棍棒，敲打，威胁。他为我制定了一条路，像对待一棵树，旁逸斜出的枝条刀劈斧斫，一律砍掉。父亲生前一直反对我学文，他告诉我说，以前隔壁村有个人的儿子，因为写作把自己弄疯了，他还说，写字容易和政治挂钩，他自己就是例子，要我引以为戒。可后来我并没沿着他给我划定的路走，终究吃了写字的饭。尽管如此，我却吃惊地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脾气、性格、言语以及处世方式，无不显出他的影子。父亲并未走远，他就停留在我体内，像血液一样自然流淌。我长着长着就成了父亲的样子。
去送火。村里的习惯，先人新走，子女要连续送七天的火。
天黑之后，我举着火把，从家门口走到墓地，再从墓地走回来。据说，这样父亲的魂就跟着回来了。他才过去，还没来得及在那边安家，不把他接回来，他就会成为孤魂野鬼。
一路上长脚蚊像一股风在头顶飘荡，脚下前前后后也密集地跟着一堆。它们的嘴很厉害，一针下去能扎透裤腿，伸手一拍，满手是血。我不停晃动火把，火苗一扫烧死一大片，可它们毫不畏惧，很快又围了上来。这是一种趋光动物，面对火光如同信仰前赴后继。我的耳边不时响起蚊虫被火苗舔舐所发出的噼啪声，那气味跟人体毛发烧焦了差不多。我是给父亲送火去的，同时，又在为蚊虫举行一场葬礼。
这个季节，谷物日渐成熟，田野里飘荡着粮食发酵的醇香，这使得各类蚊虫纷纷走出山林聚拢到村庄里来。送完火回家，我发现脚踝被叮了一排醒目的印记，块状的浮肿连成一片。痒痛在肌肤下蔓延，我坐下来使劲揉搓，第一次觉得长脚蚊的毒性这么大，以前在家，每年夏天都和它们打交道，从未叮得如此严重。
母亲说，你老长时间不在家，蚊子爱喝生血，都欺负你。不过，她又说，搞完双抢，一立秋，天就凉快了，“过了七月半，蚊子死一半！”——这不是父亲的口头禅么？
我顺口问：“爸，还有几天立秋？”
屋内没有回音。这让我想起，父亲已经死了。这回，他是真真正正地死了。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双手抱头，手撑着膝盖，大哭起来。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哭出声，巨大的声响在胸腔訇然炸裂。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