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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民党;国大党;组织建设;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3 — 0016 — 03
中国国民党起初在当政台湾地区时，一直实行一党专制，其政治体系来自于孙中山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后采取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获得独立后，国大党作为新国家的第一执政党，开始长期独自掌权执政。这两个百年老党的历史进程都极为相似，在政时期都形成了传统的“一党专政”制; 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丧失执政地位而沦为在野党，再现了1996年印度国大党失政的历史画面。此后，两个政党的执政地位都呈现出了逐渐衰落的趋势。除了发展进程的相似性，国民党和国大党两党在地区或国家执政地位的兴衰起伏都与其党自身的组织建设问题有着很大关联。本文通过梳理大量历史脉络，客观分析中国国民党和印度国大党两个百年历史的老党的兴衰沉浮，分别论述并比较了国民党和国大党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存在的大量问题和不足，以及这些问题给两党在各自地区或国家的执政地位方面受到的消极影响。这两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党丧失“一党专政”执政地位的事实及其教训值得总结和反思，也值得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执政党派借鉴学习。
1949年，蒋介石以中华民国名义退守中国台湾。独自掌权后，蒋介石政府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促进当时的台湾经济发展，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增强了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执政的社会基础。1952年之后，蒋介石、蒋经国等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台湾建立了高度垄断的党国威权政体，持续了长达三十多年之久。之后，李登辉于1996年胜出直选当执。而国民党于2000年的3月份时，因原国民党的“精英”（分裂分子）宋楚瑜以独立身份参加台湾地区“大选”，其与国民党候选人的选举之争使得渔翁“民进党”得利。到2001年底，国民党又在台湾地区的“立委”选举时失利，其第一大党主导的执政地位自此不复存在。2000年3月在中国台湾所谓的世纪大选中，民进党派候选人陈水扁上台。随着政党的轮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至此终止，由执政党沦为了在野党。
印度国大党在印度1948年独立后至1989年期间，几乎是一直保持着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而在1989年第九届选举中一度失去了霸权地位，由此开始，印度政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国大党一党独大转变至多个党派的联合执政，各自党派代表的中间势力的竞争，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1999年，印度国内党派的势力竞争由三个政党，即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及人民党，过渡到了两个政党，即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之后，印度政坛上也一直延续着这种国大党和印人党维持均势的两极局面。但在执政第二周期时间段内，国大党于2014年4月的大选中惨败印人党，被除去两个总统任命的席位，紧接着同年5月份，先后失去了哈里亚纳邦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执政，2015年2月时失去了老牌“根据地”——德里立法院，曾在此连续执政15届但竟一席也未得，这时候，国大党的影响力已然逐步趋向边缘化。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在地区的执政地位一度走向下坡，国大党也基本是同理。一个政党执政权力的丧失必然是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最高掌权人的变换，派系的更替等等，但党的组织建设，作为主观因素之一，是保证政党执政地位的根基，影响了政党的未来发展走向。
从党的领导层来看，国民党内政治录用及其精英遴选仍逃不出诛锄异己、独揽大权的思维惯式。1949年，中国国民党战败退居于中国台湾后，蒋氏家族的统治占据了近40年，蒋介石执政时间长达26年之久。在职时期，将国民党的组织深入到台湾地区社会的各个层面，巩固了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垄断地位，同时也巩固了蒋氏家族的统治和独裁地位。蒋氏家族在台湾地区前几届政府部门领导人的选用中皆是任人唯亲，通过排除异己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确保其稳占权利中心。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其长子蒋经国随之统治了台湾达14年。“戒严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家总动员法”等有关的一系列法规、条令的存在为地区领导人的权利膨胀提供了法理依据，党、政、军大权集一身，极具“强人政治”的色彩。权利过于集中，必然会导致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民众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过度关注巩固自身权益地位，致使其在执政时期制定的政策目标不曾真正实现，同时，政策红利也没能认真落实到民众身上，这更促使了其他党派的成立以及它们相对实力的上升。
与国民党长期的独权唯亲执政相类似的，印度国大党也有着浓厚的家族政治色彩，其内部有着较为显著的“寡头统治”倾向。自印度独立执政时起，国大党的政权基本掌握在尼赫鲁家族手中，且印度独立之后的50年中，尼赫鲁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执政时间长达17年之久，而紧接着英·甘地及拉·甘地两人的掌权执政时間分别达到14年、6年之久，所以印度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基本由尼赫鲁家族的掌权者一人决断，而过度的依赖个人权威，显然会使党内缺乏正常的领导层更替制度。在拉胡尔·甘地领衔时，国大党以较大劣势不敌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的印度议会选举中只收获44席，这一状况已经预示着尼赫鲁家族政治吸引力的减弱。尼赫鲁家族统治对印度国大党的影响无疑是双向的，而成败都是因为“一个家族即为一党”的家族统治，成即是，这确实有利于政策执行的稳定和连贯，而败也很明显，当个人或家族权利威望的影响凌驾于执政党组织之上时，印度政党的制度化民主水平必然会因其滑落，这对于人事任命、大政方针的制定实施都会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
国民党内部派系虽然在公众面前呈现融洽相处的表象，但是事实上其自身内部争斗从未停止过。从蒋介石到蒋经国执政时期以及李登辉执政的初期，领导人的权力来自国民党的授权而非经过广大人民选举。台湾地区党内的行政、立法和党务的权力关系由最高領导人操控而定。但后来，李登辉在挟民意凌驾党意时，通过李焕与宋楚瑜等青壮派逐步控制国民党中央，撤换了官邸派的俞国华等人，借民进党与学运迫使大陆的“国代”退职，党内实力派的郝柏村等人也成了压制对象，这些举措也因此逐步催生了新党。党务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台湾地区的立法部门也同样逐渐从党的羽翼下独立出来。2000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党轮替后，党政内部权利版图也发生变化，陈水扁主张的“以政领党”紧抓行政，党务听命，开启了“党政同步”的时代，为其独揽党政大权铺路。而此时，部分国民党内亲李的本土派人物借此结合地方派系自创了“台湾团结联盟”，半月时间即取代新党成为第四党派，并与民进党达成合作关系。总的来说，国民党因长时间忽视党的组织建设，导致党内分裂现象较为严重，执政期间内部的几个派系明争暗斗从未间断，且党的内部组织极为不和谐，派系丛生，这必然导致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逐渐趋于空虚，维系艰难。
同样混乱的局面在印度国大党内部也有明显的体现。从党的中央一级的全国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与各邦国大党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上看，国大党自1948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后，内部派系分裂始终存在，缺乏纪律和统一行动的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在英·甘地执政时，为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实施的紧急状态被认为是印度民主最为黑暗的时期，英·甘地采取个人独断专行的做法，将所有权利揽于一身。党内内讧和缺少纪律是党的组织发展最大的问题，而国大党的领导人却始终坚守个人野心而常常忽视紧密党内协作，从而逐步丧失了党在未来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在此之后，印度国大党又元气大伤，经历了多次国大党党派的分裂，党内发生党员倒戈、退出等问题，对国大党造成严重打击。国大党党内派系斗争不断，各派系在选举中竞相退出候选人，而恶劣的内斗致使其他党坐观渔翁之利，印人党及诸多地方政党政治地位的上升都对国大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带来了严重打击。
国民党长期的独权唯亲执政积累了许多冲突矛盾，不仅导致内部斗争激烈，领导层向基层也展现了“金权政治”等的价值观念，造成社会投机风气盛行，诸多严重的贪污腐败丑闻也破坏了国民党的形象和群众基础。同时，中产阶级陆续出现后，广大基层组织的民主意识也进一步觉醒，成长为新生阶层，但国民党却将其忽略而没有归入党的统治范围，导致其政策的实施和民意需求两者的落差不断增大。且在国民党统治后期，台湾政坛的一大显著特色——“黑金政治”尤为猖獗，党内大量收编黑道龙头，黑道从政后，基层组织落入黑道之手，社会治安更是难以预测。同时，其组织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基层统治困乏与欠缺，国民党执政期间，颁布于民的政策制度太过片面，实施后又不曾及时完善这些措施，台当局对外界的批判责难，一贯采取不解决的态度，从证所税名存实亡，年金改革推动不力、教育政策反复不定，重大的改革政策又接连出问题，众怒难息，这些都从根本上丧失了广大群众的民心，终被台湾民进党抓住时机，趁势而入，攫取了执政党的地位。
印度国大党一党独大政治地位的衰落也与其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疏忽密切相关。1948年印度独立后，国大党在前后几届选举中，并没有在基层引起积极宣传响应，基本上都是直接受私人或者财团进行资助的，这就使国大党缺乏了民众支持力作为基本，而之后当私人财团不再资助时，政府非但没有改革选举，以民意为重，反而开始搞政治筹款，为了敛财手段花样百出，党内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拉·甘地在政时期，印度某些家族将权利进行垄断的政治现状已经引起了部分人民的不满。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国大党党员为敛财吸收了大批量有犯罪前科的商人和谋权者入党等受贿事件更是激起了民众的公愤。拉奥执政期间，国大党官员更是受贿丑闻不断，政府系统充满了冗员和腐败，牵涉的 “哈瓦拉贿赂案”中有一半以上的内阁部长涉案，严重影响其党派盛誉，败坏了党派的形象，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大党1989年大选失利。同时，国大党惠顾性的权力结构，致使其主动吸收一些如婆罗门、地主富农等权势和地方精英在政治竞争中参与竞争赢得选举，相应的，国大党会兑现将这些人安排到政府和经济部门担任要职，诸类举动更是加速了国大党贪腐受贿的泛滥。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都加剧了国大党在广大基层选民中民心的丧失，而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逐渐瓦解，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大党的长远组织建设的发展。
不管是1949年后的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还是印度独立后的印度国大党，两党的长期执政形成了很长一段时期的一党专政制，而其各自党的组织建设对其兴衰的影响都尤为重要。两党的地区或中央领导层专权专制，一个是唯亲以任，一个是家族政治;都存在多个派系在党内分化严重，缺乏纪律和统一行动的混乱局面;其次，在缺乏对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的同时，党内领导人及官员贪污腐败、互相勾结、行贿受贿。印度国大党后期继任领导者甚至勾结黑道，完全破坏了广大民众心中一国执政党的崇高形象，丧失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人心向背是直接关系着执政党是否能确保其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未曾去积极维护民众的拥护，执政党是无法持续走向兴盛的。通过对国民党和国大党这两个百年老党的比较分析，结合大量的历史经验总结得出，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党派若想成就一番事业，需要避免专权政治;高度重视党内部的团结，形成塑造强大有力的政治号召力;党的基层的民生民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漠视民主、官僚资本的滋生、特权阶级的贪污腐败必然会动摇执政地位。广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范围也应此为鉴，以史为鉴，重视党的组织建设，避免个人集权和寡头政治的出现，不断加强内部团结，杜绝官僚腐败，将工作重心集中于满足实现广大民众的需求，重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表达及决策，适时调整国家施政的策略目标并做好贯彻落实，继而维护好执政昂的合法性地位，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纵观世界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变迁，党的组织建设一直以来都事关党派发展关系的全局。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与印度国大党的百年兴衰变迁发展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党的组织建设包含多个方面，对党的执政地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党的组织建设是党建的重要基础，党内风气正派、团结统一，这个党派才有魄力和凝聚力;同时，拓广拓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覆盖面也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虽然这只是基础性的工作，但也是将党内高层的政策目标一步一步落实到民生上的重要环节，民心所向是党派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
〔参 考 文 献〕
〔1〕曹希岭.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理论根源〔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6-18.
〔2〕王丽.两个百年老党执政的终结——评中国国民党和印度国大党的兴衰沉浮〔J〕.广西社会科学，2003：18-20.
〔3〕郑廷鑫.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四次大政争〔J〕.晚报文萃，2014，（05）：15-16.
〔4〕宋昊天.浅析20世纪50到80年代中期台湾党国威权政体〔J〕.许昌学院学报.2015，（03）：104-107.
〔5〕“百年老店”国民党败亡之秘〔J〕.决策与信息，2011：67-68.
〔6〕Sudha Pai.《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ian Party System： The 1996 Lok Sabha Elections》. Asian Survey.（1996），（12）：1170-1183.
〔7〕徐帅.合法性视角下印度国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探析〔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10）：62-64.
〔8〕《环球人物》杂志社.蒋氏家族百年秘档〔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
〔9〕民进党的空和国民党的虚〔J〕.中国时报，2014，（02）：47.
〔责任编辑：张 港〕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3 — 0016 — 03
一、引言
中国国民党起初在当政台湾地区时，一直实行一党专制，其政治体系来自于孙中山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后采取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获得独立后，国大党作为新国家的第一执政党，开始长期独自掌权执政。这两个百年老党的历史进程都极为相似，在政时期都形成了传统的“一党专政”制; 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丧失执政地位而沦为在野党，再现了1996年印度国大党失政的历史画面。此后，两个政党的执政地位都呈现出了逐渐衰落的趋势。除了发展进程的相似性，国民党和国大党两党在地区或国家执政地位的兴衰起伏都与其党自身的组织建设问题有着很大关联。本文通过梳理大量历史脉络，客观分析中国国民党和印度国大党两个百年历史的老党的兴衰沉浮，分别论述并比较了国民党和国大党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存在的大量问题和不足，以及这些问题给两党在各自地区或国家的执政地位方面受到的消极影响。这两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党丧失“一党专政”执政地位的事实及其教训值得总结和反思，也值得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执政党派借鉴学习。
二、中国国民党和印度国大党两党执政地位的变化
（一）中国国民党自1949年败退中国台湾后执政地位的变化
1949年，蒋介石以中华民国名义退守中国台湾。独自掌权后，蒋介石政府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促进当时的台湾经济发展，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增强了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执政的社会基础。1952年之后，蒋介石、蒋经国等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台湾建立了高度垄断的党国威权政体，持续了长达三十多年之久。之后，李登辉于1996年胜出直选当执。而国民党于2000年的3月份时，因原国民党的“精英”（分裂分子）宋楚瑜以独立身份参加台湾地区“大选”，其与国民党候选人的选举之争使得渔翁“民进党”得利。到2001年底，国民党又在台湾地区的“立委”选举时失利，其第一大党主导的执政地位自此不复存在。2000年3月在中国台湾所谓的世纪大选中，民进党派候选人陈水扁上台。随着政党的轮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至此终止，由执政党沦为了在野党。
（二）国大党自成立后执政地位的变化
印度国大党在印度1948年独立后至1989年期间，几乎是一直保持着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而在1989年第九届选举中一度失去了霸权地位，由此开始，印度政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国大党一党独大转变至多个党派的联合执政，各自党派代表的中间势力的竞争，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1999年，印度国内党派的势力竞争由三个政党，即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及人民党，过渡到了两个政党，即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之后，印度政坛上也一直延续着这种国大党和印人党维持均势的两极局面。但在执政第二周期时间段内，国大党于2014年4月的大选中惨败印人党，被除去两个总统任命的席位，紧接着同年5月份，先后失去了哈里亚纳邦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执政，2015年2月时失去了老牌“根据地”——德里立法院，曾在此连续执政15届但竟一席也未得，这时候，国大党的影响力已然逐步趋向边缘化。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在地区的执政地位一度走向下坡，国大党也基本是同理。一个政党执政权力的丧失必然是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最高掌权人的变换，派系的更替等等，但党的组织建设，作为主观因素之一，是保证政党执政地位的根基，影响了政党的未来发展走向。
三、国民党和国大党组织建设问题的比较分析
（一）地区或中央领导层存在的问题
从党的领导层来看，国民党内政治录用及其精英遴选仍逃不出诛锄异己、独揽大权的思维惯式。1949年，中国国民党战败退居于中国台湾后，蒋氏家族的统治占据了近40年，蒋介石执政时间长达26年之久。在职时期，将国民党的组织深入到台湾地区社会的各个层面，巩固了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的执政垄断地位，同时也巩固了蒋氏家族的统治和独裁地位。蒋氏家族在台湾地区前几届政府部门领导人的选用中皆是任人唯亲，通过排除异己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确保其稳占权利中心。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其长子蒋经国随之统治了台湾达14年。“戒严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家总动员法”等有关的一系列法规、条令的存在为地区领导人的权利膨胀提供了法理依据，党、政、军大权集一身，极具“强人政治”的色彩。权利过于集中，必然会导致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民众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过度关注巩固自身权益地位，致使其在执政时期制定的政策目标不曾真正实现，同时，政策红利也没能认真落实到民众身上，这更促使了其他党派的成立以及它们相对实力的上升。
与国民党长期的独权唯亲执政相类似的，印度国大党也有着浓厚的家族政治色彩，其内部有着较为显著的“寡头统治”倾向。自印度独立执政时起，国大党的政权基本掌握在尼赫鲁家族手中，且印度独立之后的50年中，尼赫鲁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执政时间长达17年之久，而紧接着英·甘地及拉·甘地两人的掌权执政时間分别达到14年、6年之久，所以印度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基本由尼赫鲁家族的掌权者一人决断，而过度的依赖个人权威，显然会使党内缺乏正常的领导层更替制度。在拉胡尔·甘地领衔时，国大党以较大劣势不敌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的印度议会选举中只收获44席，这一状况已经预示着尼赫鲁家族政治吸引力的减弱。尼赫鲁家族统治对印度国大党的影响无疑是双向的，而成败都是因为“一个家族即为一党”的家族统治，成即是，这确实有利于政策执行的稳定和连贯，而败也很明显，当个人或家族权利威望的影响凌驾于执政党组织之上时，印度政党的制度化民主水平必然会因其滑落，这对于人事任命、大政方针的制定实施都会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
（二）地区或中央领导层与各委员会及内部派系的关系
国民党内部派系虽然在公众面前呈现融洽相处的表象，但是事实上其自身内部争斗从未停止过。从蒋介石到蒋经国执政时期以及李登辉执政的初期，领导人的权力来自国民党的授权而非经过广大人民选举。台湾地区党内的行政、立法和党务的权力关系由最高領导人操控而定。但后来，李登辉在挟民意凌驾党意时，通过李焕与宋楚瑜等青壮派逐步控制国民党中央，撤换了官邸派的俞国华等人，借民进党与学运迫使大陆的“国代”退职，党内实力派的郝柏村等人也成了压制对象，这些举措也因此逐步催生了新党。党务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台湾地区的立法部门也同样逐渐从党的羽翼下独立出来。2000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党轮替后，党政内部权利版图也发生变化，陈水扁主张的“以政领党”紧抓行政，党务听命，开启了“党政同步”的时代，为其独揽党政大权铺路。而此时，部分国民党内亲李的本土派人物借此结合地方派系自创了“台湾团结联盟”，半月时间即取代新党成为第四党派，并与民进党达成合作关系。总的来说，国民党因长时间忽视党的组织建设，导致党内分裂现象较为严重，执政期间内部的几个派系明争暗斗从未间断，且党的内部组织极为不和谐，派系丛生，这必然导致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逐渐趋于空虚，维系艰难。
同样混乱的局面在印度国大党内部也有明显的体现。从党的中央一级的全国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与各邦国大党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上看，国大党自1948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后，内部派系分裂始终存在，缺乏纪律和统一行动的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在英·甘地执政时，为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实施的紧急状态被认为是印度民主最为黑暗的时期，英·甘地采取个人独断专行的做法，将所有权利揽于一身。党内内讧和缺少纪律是党的组织发展最大的问题，而国大党的领导人却始终坚守个人野心而常常忽视紧密党内协作，从而逐步丧失了党在未来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在此之后，印度国大党又元气大伤，经历了多次国大党党派的分裂，党内发生党员倒戈、退出等问题，对国大党造成严重打击。国大党党内派系斗争不断，各派系在选举中竞相退出候选人，而恶劣的内斗致使其他党坐观渔翁之利，印人党及诸多地方政党政治地位的上升都对国大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地位带来了严重打击。
（三）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
国民党长期的独权唯亲执政积累了许多冲突矛盾，不仅导致内部斗争激烈，领导层向基层也展现了“金权政治”等的价值观念，造成社会投机风气盛行，诸多严重的贪污腐败丑闻也破坏了国民党的形象和群众基础。同时，中产阶级陆续出现后，广大基层组织的民主意识也进一步觉醒，成长为新生阶层，但国民党却将其忽略而没有归入党的统治范围，导致其政策的实施和民意需求两者的落差不断增大。且在国民党统治后期，台湾政坛的一大显著特色——“黑金政治”尤为猖獗，党内大量收编黑道龙头，黑道从政后，基层组织落入黑道之手，社会治安更是难以预测。同时，其组织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基层统治困乏与欠缺，国民党执政期间，颁布于民的政策制度太过片面，实施后又不曾及时完善这些措施，台当局对外界的批判责难，一贯采取不解决的态度，从证所税名存实亡，年金改革推动不力、教育政策反复不定，重大的改革政策又接连出问题，众怒难息，这些都从根本上丧失了广大群众的民心，终被台湾民进党抓住时机，趁势而入，攫取了执政党的地位。
印度国大党一党独大政治地位的衰落也与其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疏忽密切相关。1948年印度独立后，国大党在前后几届选举中，并没有在基层引起积极宣传响应，基本上都是直接受私人或者财团进行资助的，这就使国大党缺乏了民众支持力作为基本，而之后当私人财团不再资助时，政府非但没有改革选举，以民意为重，反而开始搞政治筹款，为了敛财手段花样百出，党内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拉·甘地在政时期，印度某些家族将权利进行垄断的政治现状已经引起了部分人民的不满。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国大党党员为敛财吸收了大批量有犯罪前科的商人和谋权者入党等受贿事件更是激起了民众的公愤。拉奥执政期间，国大党官员更是受贿丑闻不断，政府系统充满了冗员和腐败，牵涉的 “哈瓦拉贿赂案”中有一半以上的内阁部长涉案，严重影响其党派盛誉，败坏了党派的形象，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大党1989年大选失利。同时，国大党惠顾性的权力结构，致使其主动吸收一些如婆罗门、地主富农等权势和地方精英在政治竞争中参与竞争赢得选举，相应的，国大党会兑现将这些人安排到政府和经济部门担任要职，诸类举动更是加速了国大党贪腐受贿的泛滥。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都加剧了国大党在广大基层选民中民心的丧失，而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逐渐瓦解，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大党的长远组织建设的发展。
四、比较与讨论：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如何影响政党衰败
不管是1949年后的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还是印度独立后的印度国大党，两党的长期执政形成了很长一段时期的一党专政制，而其各自党的组织建设对其兴衰的影响都尤为重要。两党的地区或中央领导层专权专制，一个是唯亲以任，一个是家族政治;都存在多个派系在党内分化严重，缺乏纪律和统一行动的混乱局面;其次，在缺乏对基层组织建设管理的同时，党内领导人及官员贪污腐败、互相勾结、行贿受贿。印度国大党后期继任领导者甚至勾结黑道，完全破坏了广大民众心中一国执政党的崇高形象，丧失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人心向背是直接关系着执政党是否能确保其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未曾去积极维护民众的拥护，执政党是无法持续走向兴盛的。通过对国民党和国大党这两个百年老党的比较分析，结合大量的历史经验总结得出，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党派若想成就一番事业，需要避免专权政治;高度重视党内部的团结，形成塑造强大有力的政治号召力;党的基层的民生民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漠视民主、官僚资本的滋生、特权阶级的贪污腐败必然会动摇执政地位。广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范围也应此为鉴，以史为鉴，重视党的组织建设，避免个人集权和寡头政治的出现，不断加强内部团结，杜绝官僚腐败，将工作重心集中于满足实现广大民众的需求，重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表达及决策，适时调整国家施政的策略目标并做好贯彻落实，继而维护好执政昂的合法性地位，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五、总结
纵观世界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变迁，党的组织建设一直以来都事关党派发展关系的全局。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与印度国大党的百年兴衰变迁发展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党的组织建设包含多个方面，对党的执政地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党的组织建设是党建的重要基础，党内风气正派、团结统一，这个党派才有魄力和凝聚力;同时，拓广拓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覆盖面也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虽然这只是基础性的工作，但也是将党内高层的政策目标一步一步落实到民生上的重要环节，民心所向是党派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
〔参 考 文 献〕
〔1〕曹希岭.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理论根源〔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6-18.
〔2〕王丽.两个百年老党执政的终结——评中国国民党和印度国大党的兴衰沉浮〔J〕.广西社会科学，2003：18-20.
〔3〕郑廷鑫.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四次大政争〔J〕.晚报文萃，2014，（05）：15-16.
〔4〕宋昊天.浅析20世纪50到80年代中期台湾党国威权政体〔J〕.许昌学院学报.2015，（03）：104-107.
〔5〕“百年老店”国民党败亡之秘〔J〕.决策与信息，2011：67-68.
〔6〕Sudha Pai.《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ian Party System： The 1996 Lok Sabha Elections》. Asian Survey.（1996），（12）：1170-1183.
〔7〕徐帅.合法性视角下印度国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探析〔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10）：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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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