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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多些年来“清宫戏”兴盛的原故，清代名学者纪晓岚在今天很是风光一时。纪晓岚在清代的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是因为他任过《四库全书》总纂官，而纪晓岚在砚史也很有名，因为他喜欢藏砚，不仅藏砚多，而且还喜欢在砚上题上铭文，有藏砚的拓本集《阅微草堂砚谱》传世。
因为藏砚多，而且年代也不算太长，今天馆藏和私人收藏的传世纪晓岚藏砚真品还有一些，据统计曾收入《阅微草堂砚谱》的就有十方左右。今天最著名的“纪晓岚砚”，应该首推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纪晓岚绿端砚”。这方砚颜色碧绿，长方形，一宇式墨池，砚四侧及背覆手内浅刻云水蚊龙。砚额刻铭文“端溪绿石上品，晓岚”。背斜抄覆手圈边，右刻“嘉庆壬戌长至日记”，左刻“观弈道人审定宋砚”。字俱隶书。
此砚之所以大名鼎鼎，屡屡见刊，论者纷说，除沾纪晓岚的光外，与当代大人物康生关涉很大也是个重要因素。这方砚曾归康氏收藏，康氏且用“张大字报”式笔法墨书雄铭一则题于砚堂内。铭云：
纪晓岚自名为识砚者，还刊行《归云砚谱》，其实他对砚，连基本常识也没有。他把洮河石当作绿端，把青州红丝叫做红端，他不知端石为何物，更不必说识别古砚了。康生。一九七零年二月。
此砚自从在1991年北京“首届名砚博览会”上展出后，开始为世人所悉知，与一同展出的首都博物馆另一方藏砚“林彪砚”，因为“来历特殊”，一起成为焦点。又因为“清宫戏热”、“纪晓岚热”及纪、康两人都是玩砚名人的身份，更因为石材的“洮、端之争”、“纪、康之争”的缘故，就藏砚界的影响而言，“康生砚”(或者说“纪晓岚砚”)的风头更盖过了“林彪砚”。
近些年先后出版的《首都博物馆藏名砚》等砚谱及论砚杂说，大都将此砚看作“纪晓岚真品”来刊登介绍。实际上这方砚大有问题：首先，材质到底是端是洮?康生用“大批判”式笔法将纪氏痛斥一气，奈何纪氏已是一个仙去一个半世纪的“死老虎”，有口难自辩。对康氏“批纪”之说，今人各说各话，指端说洮，莫衷一是。只从砚的照片看，此砚绿洮、绿端都有可能，难以确定。但细审，则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因为洮河石多有水波纹等石品，而且石筋等杂质也不少，纯净无疵者少之又少。此砚有一定体积，何以未见一丝石纹石筋?而绿端本来就以质地纯净，少有杂纹、杂质见长，而且绿端石色常有绿地间杂少许黄色，类似紫端的杂质“黄龙”，与砚背右上的小块黄色相似。又，洮河石产于大西北甘肃省的甘南僻乡，交通不便，今日流通且有局限，古人更不易得：而端州元明以后开化较快，绿端贮量又很丰富，得之不难。而砚铭本身就题着是“端溪绿石”，虽然有可能是题铭者的误识，但更可能是题铭者因为知道此石的来历而题。从上述几点看，砚应该偏于绿端。
为解开此砚材质之谜，笔者曾专程去首都博物馆看过此砚实物，结果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以笔者个人多年来所见、所刻过不少绿端石、绿洮石所获的心得来看，可确定此砚是绿端无疑!
另外一个关健性的问题是，康氏本人及今日“倒康派”或“倒纪派”多各执一词干砚的材质是洮还是端，对砚本身“真纪”、“赝纪”却怀疑的不多。而真相恰恰在于，砚上的“纪晓岚铭文”本身全然不干纪晓岚丝毫闲事。
“天下文章一大抄”，古砚为铭也常用这个方法。纪晓岚遗砚多已收《阅微草堂砚谱》，部分没有收入的，除了为友人题砚之作外，砚铭也多载入《纪晓岚文集》。故托名纪晓岚的赝铭砚，相对其他赝品名人砚更容易辨识，按《阅微草堂砚谱》、《纪晓岚文集》这两个“图”“索骥”即可。捡《阅微草堂砚谱》比对，砚铭确实有出处。砚额所题“端溪绿石上品”，当是择用谱中“绿琼砚”铭文首句“端溪绿石，砚谱不以为上品”而成。铭文的书法，怀疑是从同砚另外一侧隶书铭文中的“绿石之支”云云所拼凑而成。更致命的是，砚背的铭文，竟然恰好与谱中一方缺角长方形素池小砚砚背的铭文相同；只不过最末一字有异，原铭作“识”字，绿端为“记”字。
绿端铭文的字体书法，初看有些与《阅微草堂砚谱》中纪晓岚砚铭的风格类似，但将它与谱中缺角小砚比勘，就现了原形：谱中砚隶书，宽博厚重：绿端砚铭字，纤弱拘谨，有其形而无其神。
一铭两刻的情况也偶尔有之，甚至还有乾隆“仿古六砚”的一铭多砚。纪晓岚也有一铭刻于两砚的，如《阅微草堂砚谱》中的《井阑砚铭》、《竹节砚铭》，因为原来题铭之砚被人要去，纪氏后又复刻前铭于另外一砚(匣)上。但首都博物馆绿端砚，不仅简单重复题铭于同一天，而且书法优劣又如此明显，伪品可知。又者，首博绿端砚背面铭文，日期与名字款顺序相悖，属故意所作的错位“移植”，这也是一个伪品的证据。因为落款行文，一般常见的都是先署年月日，后署字号、姓名。砚背两边铭文，从格式看，上款为“嘉庆壬戌长至日记”，下款为“观弈道人审定宋砚”。上款最后的一个“记”字，通常用于下款作为结尾。古人也有自左向右写字的，如文人题摩崖刻石等，只是偶尔有之；民间野刻也有此种形式，如宋元时期的民间砚，记事类的铭文就偶尔见有这种，但都属于极其少见的特例，并不是常见的格式。《阅微草堂砚谱》所收入的各砚，没有一例是自左向右写的，可知纪晓岚并没有这个标新立异的习惯。退一步说，就算纪晓岚偶尔有自左向右写字的习惯，也绝没有同一天所题铭文全同的两砚，题款格式却又全然相反的道理!再者，砚背年款“嘉庆”句抬头略高，名款“观弈”句位置偏下以作呼应，显然是又遵循古人上款高下款低的惯例，并不是故意的“别出心裁”。显然，之所以如此违背题款的规矩，不过是作伪者为了与《阅微草堂砚谱》所收缺角小砚真铭有所区别，刻意抹去仿刻的痕迹所致。只是如此一来反而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倒成了伪铭的大硬伤。
此砚的题款格式谬误明显，是为作伪者照搬《阅微草堂砚谱》缺角小砚的剽窃之作，这件事的喜剧性在于：这件“赝纪”居然骗过眼高过项的砚界大佬康生；从而使纪晓岚无端地遭受了一通恶损，引发出一个砚史上的大冤案，也可以说是那个动荡乱世的一大奇观。
因为藏砚多，而且年代也不算太长，今天馆藏和私人收藏的传世纪晓岚藏砚真品还有一些，据统计曾收入《阅微草堂砚谱》的就有十方左右。今天最著名的“纪晓岚砚”，应该首推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纪晓岚绿端砚”。这方砚颜色碧绿，长方形，一宇式墨池，砚四侧及背覆手内浅刻云水蚊龙。砚额刻铭文“端溪绿石上品，晓岚”。背斜抄覆手圈边，右刻“嘉庆壬戌长至日记”，左刻“观弈道人审定宋砚”。字俱隶书。
此砚之所以大名鼎鼎，屡屡见刊，论者纷说，除沾纪晓岚的光外，与当代大人物康生关涉很大也是个重要因素。这方砚曾归康氏收藏，康氏且用“张大字报”式笔法墨书雄铭一则题于砚堂内。铭云：
纪晓岚自名为识砚者，还刊行《归云砚谱》，其实他对砚，连基本常识也没有。他把洮河石当作绿端，把青州红丝叫做红端，他不知端石为何物，更不必说识别古砚了。康生。一九七零年二月。
此砚自从在1991年北京“首届名砚博览会”上展出后，开始为世人所悉知，与一同展出的首都博物馆另一方藏砚“林彪砚”，因为“来历特殊”，一起成为焦点。又因为“清宫戏热”、“纪晓岚热”及纪、康两人都是玩砚名人的身份，更因为石材的“洮、端之争”、“纪、康之争”的缘故，就藏砚界的影响而言，“康生砚”(或者说“纪晓岚砚”)的风头更盖过了“林彪砚”。
近些年先后出版的《首都博物馆藏名砚》等砚谱及论砚杂说，大都将此砚看作“纪晓岚真品”来刊登介绍。实际上这方砚大有问题：首先，材质到底是端是洮?康生用“大批判”式笔法将纪氏痛斥一气，奈何纪氏已是一个仙去一个半世纪的“死老虎”，有口难自辩。对康氏“批纪”之说，今人各说各话，指端说洮，莫衷一是。只从砚的照片看，此砚绿洮、绿端都有可能，难以确定。但细审，则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因为洮河石多有水波纹等石品，而且石筋等杂质也不少，纯净无疵者少之又少。此砚有一定体积，何以未见一丝石纹石筋?而绿端本来就以质地纯净，少有杂纹、杂质见长，而且绿端石色常有绿地间杂少许黄色，类似紫端的杂质“黄龙”，与砚背右上的小块黄色相似。又，洮河石产于大西北甘肃省的甘南僻乡，交通不便，今日流通且有局限，古人更不易得：而端州元明以后开化较快，绿端贮量又很丰富，得之不难。而砚铭本身就题着是“端溪绿石”，虽然有可能是题铭者的误识，但更可能是题铭者因为知道此石的来历而题。从上述几点看，砚应该偏于绿端。
为解开此砚材质之谜，笔者曾专程去首都博物馆看过此砚实物，结果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以笔者个人多年来所见、所刻过不少绿端石、绿洮石所获的心得来看，可确定此砚是绿端无疑!
另外一个关健性的问题是，康氏本人及今日“倒康派”或“倒纪派”多各执一词干砚的材质是洮还是端，对砚本身“真纪”、“赝纪”却怀疑的不多。而真相恰恰在于，砚上的“纪晓岚铭文”本身全然不干纪晓岚丝毫闲事。
“天下文章一大抄”，古砚为铭也常用这个方法。纪晓岚遗砚多已收《阅微草堂砚谱》，部分没有收入的，除了为友人题砚之作外，砚铭也多载入《纪晓岚文集》。故托名纪晓岚的赝铭砚，相对其他赝品名人砚更容易辨识，按《阅微草堂砚谱》、《纪晓岚文集》这两个“图”“索骥”即可。捡《阅微草堂砚谱》比对，砚铭确实有出处。砚额所题“端溪绿石上品”，当是择用谱中“绿琼砚”铭文首句“端溪绿石，砚谱不以为上品”而成。铭文的书法，怀疑是从同砚另外一侧隶书铭文中的“绿石之支”云云所拼凑而成。更致命的是，砚背的铭文，竟然恰好与谱中一方缺角长方形素池小砚砚背的铭文相同；只不过最末一字有异，原铭作“识”字，绿端为“记”字。
绿端铭文的字体书法，初看有些与《阅微草堂砚谱》中纪晓岚砚铭的风格类似，但将它与谱中缺角小砚比勘，就现了原形：谱中砚隶书，宽博厚重：绿端砚铭字，纤弱拘谨，有其形而无其神。
一铭两刻的情况也偶尔有之，甚至还有乾隆“仿古六砚”的一铭多砚。纪晓岚也有一铭刻于两砚的，如《阅微草堂砚谱》中的《井阑砚铭》、《竹节砚铭》，因为原来题铭之砚被人要去，纪氏后又复刻前铭于另外一砚(匣)上。但首都博物馆绿端砚，不仅简单重复题铭于同一天，而且书法优劣又如此明显，伪品可知。又者，首博绿端砚背面铭文，日期与名字款顺序相悖，属故意所作的错位“移植”，这也是一个伪品的证据。因为落款行文，一般常见的都是先署年月日，后署字号、姓名。砚背两边铭文，从格式看，上款为“嘉庆壬戌长至日记”，下款为“观弈道人审定宋砚”。上款最后的一个“记”字，通常用于下款作为结尾。古人也有自左向右写字的，如文人题摩崖刻石等，只是偶尔有之；民间野刻也有此种形式，如宋元时期的民间砚，记事类的铭文就偶尔见有这种，但都属于极其少见的特例，并不是常见的格式。《阅微草堂砚谱》所收入的各砚，没有一例是自左向右写的，可知纪晓岚并没有这个标新立异的习惯。退一步说，就算纪晓岚偶尔有自左向右写字的习惯，也绝没有同一天所题铭文全同的两砚，题款格式却又全然相反的道理!再者，砚背年款“嘉庆”句抬头略高，名款“观弈”句位置偏下以作呼应，显然是又遵循古人上款高下款低的惯例，并不是故意的“别出心裁”。显然，之所以如此违背题款的规矩，不过是作伪者为了与《阅微草堂砚谱》所收缺角小砚真铭有所区别，刻意抹去仿刻的痕迹所致。只是如此一来反而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倒成了伪铭的大硬伤。
此砚的题款格式谬误明显，是为作伪者照搬《阅微草堂砚谱》缺角小砚的剽窃之作，这件事的喜剧性在于：这件“赝纪”居然骗过眼高过项的砚界大佬康生；从而使纪晓岚无端地遭受了一通恶损，引发出一个砚史上的大冤案，也可以说是那个动荡乱世的一大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