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分析2019年首次发布的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发现，上级支持、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是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必要影响因素。通过外部与内部条件变量的组合归纳得出，分为内外互动型，内生治理型，外部推动型，信息技术型，经济投入型五种治理模式。
关键词： 乡村治理创新; 创新能力; 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21.01.010
Abstract： Based on “Typical Cases of Rural Governance” published in 2019， this paper use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metho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rural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superior support， the main body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village governance resources are the necessary factors of rur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abilit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ndition variabl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five governance mod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type， endogenous governance type， external promotion typ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ype and economic input type.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novation ability;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一、引言
為了提高我国基层政府乡村治理能力，农村农业部于2019年首次发布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旨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该奖项涵盖20个特色案例，包括加强基层党建、探索“自治、法治、德治”路径、创新治理方式、解决重难点突出问题等四个面向。目前学界关于乡村治理创新案例的分析比较单一，通常以一个或多个案例为出发点，用分类、比较的分析方法，归纳总结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影响因素、有效路径。王晓莉首次以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为文本分析，梳理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界面优势、路径特征等，提出其具备动力优势、制度优势、物质优势、文化优势和后发优势，建议从制度保障、典型带路、因地制宜、公众参与、信息技术五大方面完善乡村治理机制。[1]在此基础上，笔者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影响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提炼结论。运用fsQCA进行运算主要有四个步骤：选取典型案例、设定变量和研究模型、构建真值表及数据处理、分析结果。[2]
二、研究方法
（一）案例来源与资料分析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农业部于2019年首次发布的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选取上述案例的原因如下：一是案例具有典型代表性，即该案例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受到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二是案例类型多元化，不管是所属区域，还是涵盖类型，都具有广泛性，能够代表全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先进经验;三是案例支撑材料具有全面性，乡村治理创新案例的二手材料丰富详实，包含媒体公开报道、政府内部宣传、学术论文、自媒体推送、博客论坛、微博、新闻发布会、图片、相关视频等类型的资料，经过三角检定法反复交叉检验，获得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大多数案例可获得6个文本以上的材料，部分案例获得了几万字的文本资料可供参考，作为案例的补充材料，能够更准确地测量变量。
数据收集的步骤如下：第一，选择2019年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中的20个案例作为分析对象，对这些案例进行编码校对;第二，利用分析框架，将文本信息转化成数据信息，对多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分析;第三，利用Google、百度、Bing等搜索引擎，中国知网、纸质媒体及图书专著论文等进行搜索，剔除无关信息，对收集的相关文献资料交叉校验，以确保数据的信度和效度。
（二）定性比较分析（QCA）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由拉金（Charles Ragin）于1987年提出，将布尔代数与集合理论相结合，发展出二分变量的QCA 技术。[3]经过拉金本人2000年、2008年的补充，提出了模糊集（fuzzy-sets QCA，fsQCA）技术[4]，成为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之一。QCA分析最初只被少数政治学及社会学家使用，后来发展到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商业和经济、管理和组织、法学、教育学、公共卫生政策领域。主要分为crisp-set QCA（csQCA）， multi-value QCA（mvQCA）和fuzzy-set QCA（fsQCA）三种类型。
QCA的原理在于探究某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即探寻某一结果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多种条件组合。 对于分析15-80个中小样本（moderately large-N samples），QCA具有很大的优势，能够对结果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强调导致结果可以有多个因素组合，进而可以理清导致这一结果的多种方式和渠道[5]，致力要解决“多重复杂并发因果”诱致的复杂社会议题，关注多个不同的条件变量如何以组合的形成导致结果的发生[2]。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无法处理时间序列数据或者面板数据。笔者选取的案例共计20个，符合小样本的特点，同时中国乡村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符合“多重复杂并发因果”诱致的议题，因此QCA是一个较适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将典型案例进行对照分析，从众多因素中验证普遍性的结论。另一方面，此方法在国家社会危机与冲突、群体抗争性事件、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社会创新强度等领域得到应用和验证，提出了有价值的结论与观点。笔者将此方法首次引入乡村治理领域中，是一大创新。
基于文献评估和研究主题，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即采取模糊集得分来表示结果和解释条件发生的程度，其得分原则上可以是0至1之间的任何数值，因此能较好地避免数据转变过程中的信息损失，更加准确地反映案例的实际情况[6]。采用四分法取值原则，即取值分别为1，0.67，0.33，0。根据一致性和覆盖率指标判断结果与解释条件之间的关系。一致性（Consistency）用于判定条件（组合）是否看作结果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6]。若解释条件（组合）X是结果Y的充分条件，则X的模糊集得分应该小于或等于Y的模糊集得分，用公式表达如下：
（三）变量测量与研究模型
根据定性比较法的惯例，中等样本（10-40个案例）条件变量的数量一般为4-7个。基于文献分析，笔者着重考察经济发展水平、上级领导、公众参与，共3个外部变量，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共4个内部变量。详情如表2所列：
1. 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分为四个指标（见表2）。入选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本身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产生跨区域跨层级影响”指能够被上级政府推广，同级政府模仿，下级政府学习的普遍性经验，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具有可复制可推广性。“触及体制层面”指创新形式是否影响政治体制改革或行政服务改革。“获得其他优秀案例奖项”指是否在省级、国家级乡村治理领域案例评选过程中获得奖项，例如首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2018-2019）、全国基层治理典范、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鎮、2018社会治理创新示范城市、作为“某某经验”向全国推广或写进中央一号文件等。“前后治理效果是否显著”指治理前后获得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较大提升，例如人均收入大幅提高，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精神文化面貌焕然一新等。
2. 条件变量
外部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及公众参与。这三个变量都有两个衡量标准，将这两个衡量标准交叉组合构成一个二维矩阵，并以定序变量的形式进行四分变量赋值法。“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发达地区、准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四个维度。以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准，发达地区包括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准发达地区包括福建、辽宁、山东、内蒙古、重庆、湖北;欠发达地区包括湖南、海南、安徽、江西、河北、四川、陕西、吉林、宁夏、黑龙江;贫困地区包括河南、山西、广西、新疆、青海、云南、贵州、西藏、甘肃。“上级主导”中的领导支持指是否获得上级领导的支持、肯定、鼓励和推广等;政策支持指是否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层面的文件政策支持。在这里，领导支持的优先级要高于政策支持，主要考虑到领导支持的反馈时间较短，形成政策文件时间上通常具有滞后性。“公众参与”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在定序上高于个人参与，主要考虑到社会组织一般具有组织性，动员能力及参与能力强。
内部变量包含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及村庄治理方式。村庄治理主体包括组织和个体，划分成二维矩阵。组织主体的多元化指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村委会、农民经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村庄治理。个体多元化包括精英和非精英两个群体，这里的精英指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相对于其他人有明显优势的人群，这种优势可以是建立在经济能力、血缘声望、体制身份的基础上，依靠自身或所在生活环境中拥有比别人更加优越的能力、资源优势，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及社会声誉的人。非精英顾名思义就是普通村民，村级事务的决策关乎村庄中每一个个体的切身利益，普通村民的利益往往会被忽略，甚至被吞并，因此非精英的参与显得更加有价值。
村庄权力结构的衡量标准分别对应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权），行政权（基层政府在乡村的行政管理权），自治权（村民的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与监督权）及参与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管理村集体经济事务的自主权）。
村庄治理资源中的基础设施投入指物质投资，如房屋、道路、设备等投入;人力资源投入指是否需要配备人员实施。村庄治理方式在此特指信息技术是否为乡村治理中的关键因素。这个指标的设定主要依据当前构建智慧城市的目标，希望借此考察信息技术是否对乡村治理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研究模型
（四）建构真值表及数据处理
通过fsQCA软件对其进行布尔最小化运算，进而得到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和条件组合情况。
三、分析结果
（一）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结果覆盖率（solution coverage）其值越接近于1，表示运算出来的变量条件组合对结果变量具有较高的解释程度;结果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的值接近于1并且不小于0.75时，代表运算出来的变量条件组合与案例数据本身呈现的变量条件组合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该变量条件组合被用来解释结果变量[7]。一般来说，一致性达到0.9则符合检测标准[8]。 从表3可以看出，7个变量都接近一致性检测标准（0.9），表明变量的解释力较强。外部变量中只有上级支持达到了一致性检测标准，内部变量中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都达到了一致性检测标准。这意味着90.4217%的案例中有上级支持，不管是上级领导的支持，还是政策的支持。相反，缺少上级推动的乡村治理创新案例，很难有影响力。村莊治理主体与村庄治理资源被视为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参与、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方式则被认为是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充分条件。鉴于乡村治理是“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因此还需进一步分析条件变量组合来获取更多信息。
（二）条件组合分析
在结果分析中，“*”表示条件连接符，指不同条件共同组合成一个新的条件。“～”表示逻辑非，如果以下术语错误，则为真。该运算符通常只在逻辑条件下使用。净覆盖率（unique coverage）指剔除与其他组合重复的部分而得到的覆盖率，主要用于解释结果的重要程度。分析结果输出三种方案：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简约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和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简约解包含所有会产生逻辑更简洁解的逻辑余项，不管它是简单还是复杂反事实案例;中间解只包含简单反事实案例的逻辑余项。简单和复杂是基于用户提供的关于每个前因条件和结果关系的信息来决定的。复杂解是完全按照变量进行参数设置而出现的结果，将所有逻辑余项设置为“假”，没有反事实案例，此处采用复杂解惯用分析方案。
从外部条件变量组合来看，V2*V3达到了一致性标准。即在上级支持的情况下，公众参与可以推动乡村治理模式能力创新。从内部条件来看，只有V6*V7以0.918285通过了一致性标准，这说明这个组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村庄治理资源的投入下，村庄治理方式的变革（又称信息技术变革）将促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从净覆盖率来看，～V2*～V3的净覆盖率为零，说明这两个条件组合与其他条件组合重合，需要与其他条件一起运算产生解释结果。另外，内部因素中只解出一种条件组合，这也说明以上将内外部因素分开讨论的情况不合理，需要对其他条件组合效应一并纳入分析。
输出结果如图2所示。整体覆盖率为0.81577，整体一致性为0.873692，表明所有条件组合能够解释约82%的案例，同时必要解释力度亦较高。
具体而言，共计7种条件组合路径的一致性达到0.8以上，说明这7种路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将其简化为如下逻辑等式：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一）+～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二）+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三）+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四）+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五）+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六）+～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七）
1. 解释结果分析
（1）根据以上等式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是所有组合中覆盖面最大的条件组合方式，其覆盖率为0.557571，说明这是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关键性组合路径。
（2）“村庄治理主体”变量在组合分析中大多以相反值的形式出现，证明村庄治理主体并不像以往个案研究中是主要影响因素，其发挥作用主要是与其他变量一起组合。
（3）“上级支持”作为一种必要条件变量，其与公民参与具有一定的相关度。主要表现为当社会组织或个人参与的情况下，上级领导会明确支持态度或出台相关政策。
（4）“村庄治理资源”在路径中表现出灵活性，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地区，都会加大资源投入力度，以保障治理模式创新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及人力资源。无论是否有上级支持，治理资源的投入也是治理模式创新的一致目标，说明资源内生型村庄也有推动治理模式创新的倾向。
2. 解释模型分析
路径一：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表明外部因素公民参与与内部因素村庄治理主体并不是关键影响因素。只要处于发达地区，且获得上级支持，通过村庄权力结构的调整，明确党组织、基层政府、村庄自治主体、村庄新型组织的权责职能，加大资源投入，同时在治理中介入信息技术促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就能够促进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内外互动型治理模式。
路径二：～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整体净覆盖率并不高，但有一种组合路径的解释力为0.0942078，成为所有路径中解释力最高的，即约10%的案例可以用这一路径进行解释。在经济发展并不富裕的地区，拥有上级支持和民众参与，形成一元化治理或精英治理的格局，可以促进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提高。与路径一类似，这样的治理格局，需要内外共同条件起作用，才能提高乡村治理创新能力。
路径三：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方式。在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上级支持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的地区，村庄治理方式较为先进，村庄权力结构调整布局合理，即使是一元化主体或精英治理的格局，同样可以增强乡村治理创新能力。这是一种外部推动型治理模式。
路径四：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四与路径三的差异因素为“上级支持”与“村庄治理资源”，这说明在传统威权型治理中，上级支持与治理资源的投入尤为重要，只要有领导或政策支持，或者获得物质与人力资源的保障，就能使乡村治理创新能力得到提高。同时，这种条件组合要求四种内部条件同时出现才能加强村庄治理模式创新，此类型有赖于内部资源和结构，属于内生型治理模式。 路径五：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五与路径三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结构”和“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组合变量，在外部条件全部出现的情况下，内部变量的存在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村庄治理模式作为关键性因素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是一种信息技术型治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村庄治理多元化主体出现，或者村庄治理结构明晰，就能形成乡村治理创新模式。
路径六+路径七：其两个条件组合为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六）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七）。整理后可以简化为以下条件组合：～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方式*（经济发展水平*～村庄治理资源+～经济发展水平*村庄治理资源）。在没有上级支持且没有公众参与的外部环境下，如果没有多元治理主体，只能依靠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塑和村庄治理方式变革内部治理格局。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治理资源中只要出现一个，就可以推动乡村治理能力创新，属于经济投入型治理模式。这充分说明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等经济发展状况十分重要，同时注意加大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的投入，就能够更好地改善乡村治理面貌。同时，此路径可以解释为什么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其具有天生的优势。即使外部条件十分恶劣，只要调整好内部权力结构格局，并辅之信息技术变革，使信息更加公开化、透明化，就可以发展出适合乡土乡情的治理模式。
四、结论
通过以上结果分析发现，上级支持、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为影响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这说明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内外部因素共同起作用，才能达到既定目标，并不是某一个单一变量的结果。前文采用单一变量分析以及单一外部、内部变量分析，很难取得拥有强解释力的结果。因此，通过外部条件变量与内部条件变量共七种变量的组合分析发现，影响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组合路径有七种。每一种路径的解释已在前文中一一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接下来，将对这七种路径进行归纳总结，分为内外互动型，内生治理型，外部推动型，信息技术型，经济投入型五种模式。
内外互动型：只要处于发达地区，且获得上级支持，通过村庄权力结构的调整，明确党组织、基层政府、村庄自治主体、村庄新型组织的权责职能，加大资源投入，同时在治理中介入信息技术促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就能够促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的提高。此类型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中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较为均衡，说明需要共同努力才能促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另外，此模式的覆盖率为0.557571，说明是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关键性组合路径。
内生治理型：内生治理型模式主要是指在村庄内部中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资源、治理方式起到主导性作用的乡村治理创新模式。这说明主体多元化、权力结构均衡、治理资源分配合理、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为手段对乡村治理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外部推动型：外部推动型模式主要是指经济发达、上级领导支持或政策推动、公众以个人或组织参与等多种外部因素叠加的乡村治理创新模式。这对地区的外部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状况要求较高，上级部门领导属于不可控因素，对公民社会的参与需求与能力也有较强的要求。其实这是一种外部压力型治理模式，主要依赖外部环境，内部因素变得不那么重要。
信息技术型：信息技术型治理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息息相关。当前地方政府大力推动智慧城市、信息服务平台等建设，希望能够依靠现代化的手段介入乡村治理。
经济投入型：经济投入型治理模式归根到底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治理模式，这就要求外部变量中的经济发展状况变量与内部变量中的村庄治理资源变量共同发挥作用。此模式中只要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治理资源中出现一个高值，就可以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这充分说明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等经济发展状况十分重要，同时注意加大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的投入，就能够更好地改善乡村治理面貌。
本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模糊集定性研究方法的关键在于将文本信息转换为数据信息，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主观性问题，笔者本人的价值偏好对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偏差，不可能存在完全合理与客观的现象;二是QCA分析无法处理时间序列数据和进行面板数据分析[5];三是此结果仅作为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对应关系，对于完整的因果解释需要回归到具体案例上进行深入分析，小心求證。
参考文献：
[1]王晓莉.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20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J].科学社会主义，2019（6）：123-129.
[2]万筠，王佃利.中国邻避冲突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9（1）：66-76，172.
[3]Charles C.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M].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87.
[4]Ragin C C. Fuzzy-set social science[M]. Chicago：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2000.
[5]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26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QCA的双重检测[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2）：39-57，156-157.
[6]黄荣贵，郑雯，桂勇.多渠道强干预，框架与抗争结果——对40 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5（5）： 90-114.
[7]王程韡.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社会科学，2013（10）： 28-39.
[8]Skaaning S E. Assessing the robustness of crisp-set and fuzzy-set QCA results[J].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2011（2）：391-408.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关键词： 乡村治理创新; 创新能力; 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21.01.010
Abstract： Based on “Typical Cases of Rural Governance” published in 2019， this paper use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metho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rural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superior support， the main body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village governance resources are the necessary factors of rur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abilit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ndition variabl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five governance mod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type， endogenous governance type， external promotion typ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ype and economic input type.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novation ability;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一、引言
為了提高我国基层政府乡村治理能力，农村农业部于2019年首次发布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旨在“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该奖项涵盖20个特色案例，包括加强基层党建、探索“自治、法治、德治”路径、创新治理方式、解决重难点突出问题等四个面向。目前学界关于乡村治理创新案例的分析比较单一，通常以一个或多个案例为出发点，用分类、比较的分析方法，归纳总结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影响因素、有效路径。王晓莉首次以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为文本分析，梳理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的时代背景、界面优势、路径特征等，提出其具备动力优势、制度优势、物质优势、文化优势和后发优势，建议从制度保障、典型带路、因地制宜、公众参与、信息技术五大方面完善乡村治理机制。[1]在此基础上，笔者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影响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提炼结论。运用fsQCA进行运算主要有四个步骤：选取典型案例、设定变量和研究模型、构建真值表及数据处理、分析结果。[2]
二、研究方法
（一）案例来源与资料分析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农业部于2019年首次发布的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选取上述案例的原因如下：一是案例具有典型代表性，即该案例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受到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二是案例类型多元化，不管是所属区域，还是涵盖类型，都具有广泛性，能够代表全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先进经验;三是案例支撑材料具有全面性，乡村治理创新案例的二手材料丰富详实，包含媒体公开报道、政府内部宣传、学术论文、自媒体推送、博客论坛、微博、新闻发布会、图片、相关视频等类型的资料，经过三角检定法反复交叉检验，获得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大多数案例可获得6个文本以上的材料，部分案例获得了几万字的文本资料可供参考，作为案例的补充材料，能够更准确地测量变量。
数据收集的步骤如下：第一，选择2019年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中的20个案例作为分析对象，对这些案例进行编码校对;第二，利用分析框架，将文本信息转化成数据信息，对多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分析;第三，利用Google、百度、Bing等搜索引擎，中国知网、纸质媒体及图书专著论文等进行搜索，剔除无关信息，对收集的相关文献资料交叉校验，以确保数据的信度和效度。
（二）定性比较分析（QCA）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由拉金（Charles Ragin）于1987年提出，将布尔代数与集合理论相结合，发展出二分变量的QCA 技术。[3]经过拉金本人2000年、2008年的补充，提出了模糊集（fuzzy-sets QCA，fsQCA）技术[4]，成为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之一。QCA分析最初只被少数政治学及社会学家使用，后来发展到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商业和经济、管理和组织、法学、教育学、公共卫生政策领域。主要分为crisp-set QCA（csQCA）， multi-value QCA（mvQCA）和fuzzy-set QCA（fsQCA）三种类型。
QCA的原理在于探究某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即探寻某一结果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多种条件组合。 对于分析15-80个中小样本（moderately large-N samples），QCA具有很大的优势，能够对结果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强调导致结果可以有多个因素组合，进而可以理清导致这一结果的多种方式和渠道[5]，致力要解决“多重复杂并发因果”诱致的复杂社会议题，关注多个不同的条件变量如何以组合的形成导致结果的发生[2]。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无法处理时间序列数据或者面板数据。笔者选取的案例共计20个，符合小样本的特点，同时中国乡村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符合“多重复杂并发因果”诱致的议题，因此QCA是一个较适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将典型案例进行对照分析，从众多因素中验证普遍性的结论。另一方面，此方法在国家社会危机与冲突、群体抗争性事件、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社会创新强度等领域得到应用和验证，提出了有价值的结论与观点。笔者将此方法首次引入乡村治理领域中，是一大创新。
基于文献评估和研究主题，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即采取模糊集得分来表示结果和解释条件发生的程度，其得分原则上可以是0至1之间的任何数值，因此能较好地避免数据转变过程中的信息损失，更加准确地反映案例的实际情况[6]。采用四分法取值原则，即取值分别为1，0.67，0.33，0。根据一致性和覆盖率指标判断结果与解释条件之间的关系。一致性（Consistency）用于判定条件（组合）是否看作结果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6]。若解释条件（组合）X是结果Y的充分条件，则X的模糊集得分应该小于或等于Y的模糊集得分，用公式表达如下：
（三）变量测量与研究模型
根据定性比较法的惯例，中等样本（10-40个案例）条件变量的数量一般为4-7个。基于文献分析，笔者着重考察经济发展水平、上级领导、公众参与，共3个外部变量，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共4个内部变量。详情如表2所列：
1. 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分为四个指标（见表2）。入选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本身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产生跨区域跨层级影响”指能够被上级政府推广，同级政府模仿，下级政府学习的普遍性经验，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具有可复制可推广性。“触及体制层面”指创新形式是否影响政治体制改革或行政服务改革。“获得其他优秀案例奖项”指是否在省级、国家级乡村治理领域案例评选过程中获得奖项，例如首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奖（2018-2019）、全国基层治理典范、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鎮、2018社会治理创新示范城市、作为“某某经验”向全国推广或写进中央一号文件等。“前后治理效果是否显著”指治理前后获得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较大提升，例如人均收入大幅提高，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精神文化面貌焕然一新等。
2. 条件变量
外部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及公众参与。这三个变量都有两个衡量标准，将这两个衡量标准交叉组合构成一个二维矩阵，并以定序变量的形式进行四分变量赋值法。“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发达地区、准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四个维度。以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准，发达地区包括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准发达地区包括福建、辽宁、山东、内蒙古、重庆、湖北;欠发达地区包括湖南、海南、安徽、江西、河北、四川、陕西、吉林、宁夏、黑龙江;贫困地区包括河南、山西、广西、新疆、青海、云南、贵州、西藏、甘肃。“上级主导”中的领导支持指是否获得上级领导的支持、肯定、鼓励和推广等;政策支持指是否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层面的文件政策支持。在这里，领导支持的优先级要高于政策支持，主要考虑到领导支持的反馈时间较短，形成政策文件时间上通常具有滞后性。“公众参与”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在定序上高于个人参与，主要考虑到社会组织一般具有组织性，动员能力及参与能力强。
内部变量包含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及村庄治理方式。村庄治理主体包括组织和个体，划分成二维矩阵。组织主体的多元化指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村委会、农民经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村庄治理。个体多元化包括精英和非精英两个群体，这里的精英指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相对于其他人有明显优势的人群，这种优势可以是建立在经济能力、血缘声望、体制身份的基础上，依靠自身或所在生活环境中拥有比别人更加优越的能力、资源优势，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及社会声誉的人。非精英顾名思义就是普通村民，村级事务的决策关乎村庄中每一个个体的切身利益，普通村民的利益往往会被忽略，甚至被吞并，因此非精英的参与显得更加有价值。
村庄权力结构的衡量标准分别对应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权），行政权（基层政府在乡村的行政管理权），自治权（村民的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与监督权）及参与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管理村集体经济事务的自主权）。
村庄治理资源中的基础设施投入指物质投资，如房屋、道路、设备等投入;人力资源投入指是否需要配备人员实施。村庄治理方式在此特指信息技术是否为乡村治理中的关键因素。这个指标的设定主要依据当前构建智慧城市的目标，希望借此考察信息技术是否对乡村治理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研究模型
（四）建构真值表及数据处理
通过fsQCA软件对其进行布尔最小化运算，进而得到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和条件组合情况。
三、分析结果
（一）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结果覆盖率（solution coverage）其值越接近于1，表示运算出来的变量条件组合对结果变量具有较高的解释程度;结果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的值接近于1并且不小于0.75时，代表运算出来的变量条件组合与案例数据本身呈现的变量条件组合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该变量条件组合被用来解释结果变量[7]。一般来说，一致性达到0.9则符合检测标准[8]。 从表3可以看出，7个变量都接近一致性检测标准（0.9），表明变量的解释力较强。外部变量中只有上级支持达到了一致性检测标准，内部变量中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都达到了一致性检测标准。这意味着90.4217%的案例中有上级支持，不管是上级领导的支持，还是政策的支持。相反，缺少上级推动的乡村治理创新案例，很难有影响力。村莊治理主体与村庄治理资源被视为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参与、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方式则被认为是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充分条件。鉴于乡村治理是“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因此还需进一步分析条件变量组合来获取更多信息。
（二）条件组合分析
在结果分析中，“*”表示条件连接符，指不同条件共同组合成一个新的条件。“～”表示逻辑非，如果以下术语错误，则为真。该运算符通常只在逻辑条件下使用。净覆盖率（unique coverage）指剔除与其他组合重复的部分而得到的覆盖率，主要用于解释结果的重要程度。分析结果输出三种方案：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简约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和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简约解包含所有会产生逻辑更简洁解的逻辑余项，不管它是简单还是复杂反事实案例;中间解只包含简单反事实案例的逻辑余项。简单和复杂是基于用户提供的关于每个前因条件和结果关系的信息来决定的。复杂解是完全按照变量进行参数设置而出现的结果，将所有逻辑余项设置为“假”，没有反事实案例，此处采用复杂解惯用分析方案。
从外部条件变量组合来看，V2*V3达到了一致性标准。即在上级支持的情况下，公众参与可以推动乡村治理模式能力创新。从内部条件来看，只有V6*V7以0.918285通过了一致性标准，这说明这个组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村庄治理资源的投入下，村庄治理方式的变革（又称信息技术变革）将促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从净覆盖率来看，～V2*～V3的净覆盖率为零，说明这两个条件组合与其他条件组合重合，需要与其他条件一起运算产生解释结果。另外，内部因素中只解出一种条件组合，这也说明以上将内外部因素分开讨论的情况不合理，需要对其他条件组合效应一并纳入分析。
输出结果如图2所示。整体覆盖率为0.81577，整体一致性为0.873692，表明所有条件组合能够解释约82%的案例，同时必要解释力度亦较高。
具体而言，共计7种条件组合路径的一致性达到0.8以上，说明这7种路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将其简化为如下逻辑等式：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一）+～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二）+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三）+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四）+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五）+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六）+～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七）
1. 解释结果分析
（1）根据以上等式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是所有组合中覆盖面最大的条件组合方式，其覆盖率为0.557571，说明这是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关键性组合路径。
（2）“村庄治理主体”变量在组合分析中大多以相反值的形式出现，证明村庄治理主体并不像以往个案研究中是主要影响因素，其发挥作用主要是与其他变量一起组合。
（3）“上级支持”作为一种必要条件变量，其与公民参与具有一定的相关度。主要表现为当社会组织或个人参与的情况下，上级领导会明确支持态度或出台相关政策。
（4）“村庄治理资源”在路径中表现出灵活性，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地区，都会加大资源投入力度，以保障治理模式创新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及人力资源。无论是否有上级支持，治理资源的投入也是治理模式创新的一致目标，说明资源内生型村庄也有推动治理模式创新的倾向。
2. 解释模型分析
路径一：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表明外部因素公民参与与内部因素村庄治理主体并不是关键影响因素。只要处于发达地区，且获得上级支持，通过村庄权力结构的调整，明确党组织、基层政府、村庄自治主体、村庄新型组织的权责职能，加大资源投入，同时在治理中介入信息技术促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就能够促进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内外互动型治理模式。
路径二：～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整体净覆盖率并不高，但有一种组合路径的解释力为0.0942078，成为所有路径中解释力最高的，即约10%的案例可以用这一路径进行解释。在经济发展并不富裕的地区，拥有上级支持和民众参与，形成一元化治理或精英治理的格局，可以促进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提高。与路径一类似，这样的治理格局，需要内外共同条件起作用，才能提高乡村治理创新能力。
路径三：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方式。在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上级支持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的地区，村庄治理方式较为先进，村庄权力结构调整布局合理，即使是一元化主体或精英治理的格局，同样可以增强乡村治理创新能力。这是一种外部推动型治理模式。
路径四：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四与路径三的差异因素为“上级支持”与“村庄治理资源”，这说明在传统威权型治理中，上级支持与治理资源的投入尤为重要，只要有领导或政策支持，或者获得物质与人力资源的保障，就能使乡村治理创新能力得到提高。同时，这种条件组合要求四种内部条件同时出现才能加强村庄治理模式创新，此类型有赖于内部资源和结构，属于内生型治理模式。 路径五：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五与路径三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结构”和“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组合变量，在外部条件全部出现的情况下，内部变量的存在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村庄治理模式作为关键性因素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是一种信息技术型治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村庄治理多元化主体出现，或者村庄治理结构明晰，就能形成乡村治理创新模式。
路径六+路径七：其两个条件组合为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六）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村庄治理方式（路径七）。整理后可以简化为以下条件组合：～上级支持*～公众参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方式*（经济发展水平*～村庄治理资源+～经济发展水平*村庄治理资源）。在没有上级支持且没有公众参与的外部环境下，如果没有多元治理主体，只能依靠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塑和村庄治理方式变革内部治理格局。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治理资源中只要出现一个，就可以推动乡村治理能力创新，属于经济投入型治理模式。这充分说明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等经济发展状况十分重要，同时注意加大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的投入，就能够更好地改善乡村治理面貌。同时，此路径可以解释为什么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其具有天生的优势。即使外部条件十分恶劣，只要调整好内部权力结构格局，并辅之信息技术变革，使信息更加公开化、透明化，就可以发展出适合乡土乡情的治理模式。
四、结论
通过以上结果分析发现，上级支持、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资源为影响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创新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这说明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内外部因素共同起作用，才能达到既定目标，并不是某一个单一变量的结果。前文采用单一变量分析以及单一外部、内部变量分析，很难取得拥有强解释力的结果。因此，通过外部条件变量与内部条件变量共七种变量的组合分析发现，影响乡村治理创新能力的组合路径有七种。每一种路径的解释已在前文中一一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接下来，将对这七种路径进行归纳总结，分为内外互动型，内生治理型，外部推动型，信息技术型，经济投入型五种模式。
内外互动型：只要处于发达地区，且获得上级支持，通过村庄权力结构的调整，明确党组织、基层政府、村庄自治主体、村庄新型组织的权责职能，加大资源投入，同时在治理中介入信息技术促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就能够促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的提高。此类型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中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较为均衡，说明需要共同努力才能促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能力。另外，此模式的覆盖率为0.557571，说明是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关键性组合路径。
内生治理型：内生治理型模式主要是指在村庄内部中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资源、治理方式起到主导性作用的乡村治理创新模式。这说明主体多元化、权力结构均衡、治理资源分配合理、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为手段对乡村治理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外部推动型：外部推动型模式主要是指经济发达、上级领导支持或政策推动、公众以个人或组织参与等多种外部因素叠加的乡村治理创新模式。这对地区的外部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状况要求较高，上级部门领导属于不可控因素，对公民社会的参与需求与能力也有较强的要求。其实这是一种外部压力型治理模式，主要依赖外部环境，内部因素变得不那么重要。
信息技术型：信息技术型治理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息息相关。当前地方政府大力推动智慧城市、信息服务平台等建设，希望能够依靠现代化的手段介入乡村治理。
经济投入型：经济投入型治理模式归根到底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治理模式，这就要求外部变量中的经济发展状况变量与内部变量中的村庄治理资源变量共同发挥作用。此模式中只要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治理资源中出现一个高值，就可以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创新。这充分说明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等经济发展状况十分重要，同时注意加大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的投入，就能够更好地改善乡村治理面貌。
本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模糊集定性研究方法的关键在于将文本信息转换为数据信息，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主观性问题，笔者本人的价值偏好对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偏差，不可能存在完全合理与客观的现象;二是QCA分析无法处理时间序列数据和进行面板数据分析[5];三是此结果仅作为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对应关系，对于完整的因果解释需要回归到具体案例上进行深入分析，小心求證。
参考文献：
[1]王晓莉.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20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J].科学社会主义，2019（6）：123-129.
[2]万筠，王佃利.中国邻避冲突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9（1）：66-76，172.
[3]Charles C.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M].Berkele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87.
[4]Ragin C C. Fuzzy-set social science[M]. Chicago：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2000.
[5]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26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QCA的双重检测[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2）：39-57，156-157.
[6]黄荣贵，郑雯，桂勇.多渠道强干预，框架与抗争结果——对40 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5（5）： 90-114.
[7]王程韡.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J].社会科学，2013（10）： 28-39.
[8]Skaaning S E. Assessing the robustness of crisp-set and fuzzy-set QCA results[J].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2011（2）：391-408.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