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简介】
杨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关系思想。
主要著作：《扩张与孤立：约翰·昆西·亚当斯外交思想研究》、《信仰的构建与解读：宗教与美国外交》等。
摘要 小布什政府反恐战争中的失误促使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智能化”的调整：不太强调传统的军事干涉主义；强调用国际规则来约束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推行均势外交；注重对外软实力的运用，公共外交的推广。美国政府的“智能帝国主义”战略将会对中国梦的实现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但全球化的发展可以使中美两国实现双赢，摆脱零和博弈。
关键词 美国 智能帝国主义 巧实力 中国梦
奥巴马政府几年来的对外政策调整，促使一些人想起当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经给卡特政府建议的“智能帝国主义”。笔者将从四个方面重点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智能帝国主义”色彩，并结合中国梦的提出，阐述美国推行“智能帝国主义”对中国梦的现实威胁。
美国大战略的调整——美利坚“智能帝国主义”出笼
冷战的结束以前苏联集团的自我瓦解作为标志，此后，国际政治格局进入了单极时代，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君临天下”，其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以军事手段介入了国际政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无可争议，美国必然以胜利者自居。但是，美国的国力与声誉同时因此受损。保罗·肯尼迪曾认为，美国的实力因其在海外“帝国的过度扩张”而下降。2003年以来，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倍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就像当年肯尼迪政府发动的越战一样，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引发了美国民众日益上升的反战情绪。2007年2月，布热津斯基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公开反对美国卷入伊拉克战争。布热津斯基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而言是一种历史的、战略的、道德的灾难，它削弱了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并导致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对立。①2008年，伴随着总统大选年的到来，美国国内要求结束反恐战争、重构美国大战略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就曾呼吁，伊拉克战争影响了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无论就经济、军事、外交还是就整个人类而言。相对于过去，美国的影响力绝对地下降了。哈斯认为，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应该更多地奉行多边主义，美国再也不能奉行那种代价昂贵的政策，即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②
在这场要求结束反恐战争，重构美国大战略的呼声与大辩论中，“新美国安全中心”以其在美国智库中的独特影响力而倍受瞩目。2008年，“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肖恩·布里姆莱在《寻找我们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今天的美国迷失了大战略的方向。下一任美国总统，不仅应该准确地回答美国在这个世界的作用，而且应该修订一种大战略，使其更聪明、更具有持续性，能够更容易在国内外推广。新一届政府必须解决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如何处理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第二，如何解决美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三，如何处理美国因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所导致的战略性注意力分散，并由此所造成的损失。③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出台的最新一份关于美国大战略的研究报告中，罗伯特·阿特研究员发出这样的警告：美国主宰全球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这个单极时代始于苏联解体，终于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垮台。④
正是由于小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失误，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年中，所有人都期待小布什之后，美国会有所改变。但如何变，美国精英层面在美国如何摆脱困境、战略选择上分化为两派。按照西班牙《起义报》的说法，第一种选择应该是军事主义，最近几年以布什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秉承的战略正是这一选择的生动实践。第二种选择是卡特总统的前顾问、美国重要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倡导的被称为“智能帝国主义”的战略，即利用不那么直接与明显的暴力方式，而不是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来维护美国的利益。⑤法国学者米歇尔·科恩也曾指出，布什政府后期，美国精英阶层就美国国家对外战略出现了两种鲜明的分歧：第一种是以沃尔福威茨为代表，采取新保守主义的军事手段，以扩大对外军事干预带动国内军工企业的发展，从而刺激经济复苏，这种战略具有攻击性与威慑性。另一种战略，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解释，叫作“软权力”或“智能帝国主义”。尽管这种战略与前者目标一致，但其很少采取暴力手段，很少依赖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更多地依赖秘密的、间接的、代理人式的战争以及采取行贿等策略。⑥
在反思小布什式的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过程中，以巧实力为标志的新对外政策逐渐浮出水面。2006年，美国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成立了由奈与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领衔，数十名政界与知识界精英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专门研究巧实力。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奈等人认为，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它是两者的巧妙结合。它强调必要时运用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也注重在盟国、伙伴国与国际体系上投入精力，以拓展美国的影响力，并确立美国对外行动的合法性。报告特别建议下届美国政府：第一，没有必要将更多的钱花费到军事预算上，因为额外的美元花费到硬实力上并不能带来额外的、投入美元所值的安全受益。第二，成功与失败体现在能否赢得更多的新盟友、强化与老盟友的关系。正如报告所言，问题的关键是美国能否赢得更多的盟友，而不是消灭多少敌人。⑦为了扩大巧实力委员会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奈与阿米蒂奇联名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美国：停止愚蠢，聪明些》一文，全面阐述他们的观点。文章指出，911事件之后，“我们将一副狂暴、发怒的面孔，而并非美国传统价值观中充满希望、乐观、宽容与机会的面孔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令人担心的处世之道挫伤了美国调动其盟友捍卫其为之奋斗之事业的能力，美国应该运用一种能够将其硬权力与软权力结合起来，利用其吸引力、说服力以及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聪明的战略。文章认为，过去6年的经验证明，仅依靠硬实力不足以实现国家长期的安全目标。美国的军事是世界一流的，但巨额的美元军事预算运用到硬实力上并没有带来必然的、超额的、物有所值的安全。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美国应该投入更多的软实力，以补充其军事与经济实力无法实现的目标。奈与阿米蒂奇将这种方法称为巧实力。文章最后提出了包括联盟、伙伴、制度，全球发展，公共外交，经济一体化；技术与革新等五方面内容的措施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⑧在奈与阿米蒂奇等人不断呼吁巧实力的同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2007年11月26日，盖茨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发表演说，在这次讲话中，盖茨强调美国应该综合运用软权力与硬权力，才能壮大美国的实力。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单纯的军事胜利无法赢得经济发展、制度重建、法治、内部和解以及有效的管理。盖茨认为，冷战后美国面临着一系列不对称性战争，单纯的军事手段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他呼吁运用非军事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⑨ 从反恐战争的深刻反省，单纯军事打击的倍受质疑，再到巧实力的提出，2008年前后，美国精英阶层大致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必须扭转因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美国声誉受损，必须以更为明智的战略替代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在这种形势下，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时期曾经提出过的“智能帝国主义”又重新受到重视与推崇。
“智能帝国主义”——巧实力的2.0版
“智能帝国主义”因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而提出，以巧实力为其主要特征，似乎是巧实力外交的升级版或2.0版。但纵观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推行的对外政策，“智能帝国主义”的内涵绝非一个“巧实力”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内容广泛，囊括多个层面的对外战略。笔者认为，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不太强调传统的军事干涉主义或单边主义，注重干涉模式的多样性。早在2007年，作为国会参议员、准备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奥巴马就在《外交》上撰文指出，美国领导人应该承认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即美国不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拉克内战中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冲突。奥巴马呼吁：“我们不可能指望美国民众支持政府以危险的方式将男人与女人投放到国外，除非我们向民众指出，我们会以一种明智与审慎的方式使用武力。”⑩事实上，早在小布什政府后期，小布什也意识到单纯军事打击的消极一面。为此，他任命盖茨取代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代表拉姆斯菲尔德作为新任国防部长。2008年4月，盖茨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他特意引用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美国军事战略家奉行的作战三原则（除非不得已，否则千万不要发动战争；不要单兵作战；不要长时间卷入对外战争），告诫美国国民不要轻易言战。2009年，盖茨在《外交》上撰文直言，美国不可能通过增加更多的预算来消除国家安全威胁，不要期望美国什么都做、什么都买。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在总结伊拉克战争的教训时也强调，2003年春的伊拉克战争过于随意，美国在伊拉克并没有非常重要的利益，美国并没有面临来自伊拉克致命的安全威胁，美国本可以选择制裁而不是战争。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不久就果断地做出从伊拉克全面撤军的决定。另外，在随后的西亚北非阿拉伯地区动荡局势中，奥巴马政府尽量保持克制，避免直接的军事干预，只是为反政府武装提供政治、情报、经济支持，用经济制裁等方式给现政权施加压力，完全以一副幕后策划、指导的姿态出现在中东国际舞台。2012年3月24日，《纽约时报》撰文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彼得雷乌斯（Petraeus）将军的领导下，私下里帮助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政府，让这些国家公开反对叙利亚。布热津斯基反对美国直接卷入中东内乱，主张应该充分利用英法等前宗主国的力量。2013年8月底，正值奥巴马政府因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而似乎不得不采取军事打击之际，布热津斯基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希望奥巴马政府首先要占领道德的至高点，动员全球舆论、谴责这场战争本身；其次，希望奥巴马政府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到反对叙利亚的战争中，催生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联盟。
第二，强调用国际规则来塑造与约束新兴经济体的崛起。20世纪以来，由美国所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或规范实际是一种威尔逊式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观的特征主要有：开放的市场、民主共同体、集体安全、法治。当人类步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对由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西方国际秩序构成了一定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西方精英阶层提出要用传统的西方国际秩序观改造新兴经济体，将新兴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在这方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2008年，伊肯伯里在为“新美国安全中心”提交的战略性研究报告中指出，今天，对美国国家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并非来自哪个具体的敌人，而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所倡导的、能够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与安全的全球秩序的制度基础遭受侵蚀。所以，美国的大战略并非寻求一个有针对性的威胁，而是重塑那些得到认可的、合法的制度体系。伊肯伯里将这种大战略称之为“自由秩序的构建”。同年，伊肯伯里在《外交》上撰文指出，美国领导下的单极时代最终会过去的。他告诫美国政府：如果美国要保持在当今世界的领导力，就必须强化当今的国际秩序，加强制度与体系构建，使这个秩序的根基尽可能非常牢固。针对中国的崛起，伊肯伯里鼓励中国加入到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并非迫使排斥这个秩序。按照伊肯伯里的说法，中国的崛起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西方是贯通东方之路。2009年，伊肯伯里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丹尼尔·杜德尼合作，在《外交》撰文，全面阐述他们的观点。文章认为，尽管自由主义赢得冷战的胜利，但后冷战时期20年中，这个世界并没有像西方想象的那样，实现“历史的终结”，事实上，这个世界进入到西方自由主义与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集权专制主义的竞争时代。专制政体并没有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瓦解，专制体制不仅成功地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对接与兼容，而且作为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的新代表。独裁政府越是寻求自由主义的路径，它们越是更快、更容易寻求自主主义之路实现其国内的政治改革。文章认为，成功的对外政策应该是，美国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国家应该接纳而不是排斥这些专制体制国家，应该将这些专制体制国家融入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中，让这些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第三，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推行均势外交。均势外交是早期欧洲政治舞台的特点，但是伴随着中国在东亚的崛起，美国也意识到在东亚运用均势外交的必要性。作为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哲学教父，布热津斯基明确阐述了美国在亚太的均势思想。布热津斯基认为，未来几十年美国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恢复国力，壮大西方，在东方平衡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亚洲的作用实际上复制着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即作为一个平衡者的角色。美国能够、也应该帮助亚洲国家以调停者的角色避免地区冲突，并制衡潜在国对现状的冲击。关于美国的这种均势外交思想，《外交》杂志编辑小詹姆斯·霍格也有着清晰的解读。霍格认为，亚洲在崛起，世界权力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事实。美国如何对抗不断崛起的中国？大战略之一就是用亚洲强国平衡中国的崛起。例如，利用日本、印度制衡中国。霍格建议华盛顿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利用印度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以及强大的民主体制作为制衡中国崛起的“软遏制”手段。正是在这种大战略思想指导下，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底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东亚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这不能不说有美国因素的存在。欧洲理事会对外关系项目主任马克·伦纳德就曾援引一位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家的话指出，美国重返亚太，不是在“下棋”，而是在“搅局”。应该指出，美国重返亚太并非单纯局限于军事层面，它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大战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远非一个简单的军事声明，它只是奥巴马宏大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中的一部分，这一再平衡政策还包括外交与经济战略，即美国要成为东亚峰会中的一员，要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加深与印度的战略合作，等等。 第四，注重对外软实力的运用和公共外交的推广。众所周知，软实力概念是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软实力的核心是强调吸引力，而并非强制力，合法性是软实力内涵的关键。但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却强调以武力构建伊拉克民主，这与伊拉克的国情并不兼容。所以，伊拉克战争严重地挫伤了美国的软实力。据美国与英国情报机构的研究报告，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运用硬权力的方式而忽视软权力的运用，这导致在过去5年中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增加而非减少。鉴于此，奈特别强调，尽管赢得人心的软权力不会得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认可，但它在赢得主流伊斯兰民意上是非常重要的，而没有这些人的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是不会胜利的。事实上，美国在软实力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从软实力资源的三大方面（文化、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来看，美国本应该具有相当的优势，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忽视了软实力方面的投入。依据奈的研究，冷战期间，美国之音（VOA）可以覆盖一半的前苏联人口，70%～80%的东欧人口，但是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仅仅2%的阿拉伯人能够听到VOA。1995年～2001年，美国新闻署在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人数从每年45000人削减到29000人。作为发挥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公共外交在过去的相当一段时期不受重视。奈通过图表指出，在过去的15年（1994年2008年），美国政府的公共外交预算不增反倒减少。从90年代的年均15亿美元左右减少到21世纪初的年均10美元。奈认为，美国国务院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年度投入只占美国年度军事预算的0.25%，情报收集投入的3%。如果美国能够将军事预算的1%用于公共外交投入，即每100美元投资于炸弹时，将1美元投资于感情与观念，情况就会好得多。奈的软实力观对奥巴马政府影响较大。作为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国务院的掌门人，希拉里·克林顿最早代表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巧实力，并将公共外交这一巧实力“军械库”中的重要工具得到完美的发挥。2010年1月，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就网络自由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了信息技术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与链接自由等新四大自由观，对国际政治影响较大。此外，希拉里·克林顿在倡导妇女权利，强调民意层面的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等公共外交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有鉴于此，有新闻评论员指出，希拉里·克林顿在促进美国软实力外交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梦面临“智能帝国主义”的现实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其GDP规模不断攀升，2010年，中国GDP总额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令国人乃至西方世界都始料未及。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将中国形容为“早熟”的超级大国。近年来，经济界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预测的数据。例如，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苏布拉马尼安认为，保守估算，中国以年均7%增长率，美国以年均2.5%增长率计算，到2030年，中国GDP将占世界总额的20%，美国占世界总额的15%，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将是美国的一倍，人民币将成为美元最有力的竞争者。如果从整个人类经济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体的首位，近代200年左右的落后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相对短暂的阶段。所以，21世纪初中国经济规模的重新复苏是一种历史的回归，这种回归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预见到这种历史的回归，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国梦”这一形象的战略表达。2012年11月29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也就是“中国梦”。2013年3月17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再次阐述了“中国梦”。从此，“中国梦”作为振奋民心、汇聚民意的政治意象，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同。
客观地讲，“中国梦”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并非一个口号那么简单。尽管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梦”的实现具有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梦”的实现必须正确处理好对内对外两个层面的重大问题。对内而言，如何实现经济复兴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有机结合，如何实现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如何以最大公约数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些都是摆在国人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外而言，如何处理好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即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一个现实的命题。
从地缘上讲，古代中国的崛起相对简单，强大的中央王国面对着的是一种“四夷来朝”的格局，封贡体系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却是在一种全球化浪潮的趋势下，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格局。近代以来，世界政治与经济重心经历了由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到太平洋时代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美国作为一个美洲国家，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如果从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上讲，早期的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利坚帝国，其建国史就是一个不断向西挺进与扩张的历史。美国大陆帝国的构建者、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当年就曾指出，美国是一个不断向西滚动的帝国。19世纪60年代，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又提出了构建美利坚太平洋帝国的设想。20世纪，尤其是二战结束之来，美国在西太平洋构建起了一系列同盟或准同盟体系，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太平洋体系出现在不断崛起的中国面前。所以，从地缘上讲，美国是中国的邻国——尽管它的主体部分远在太平洋东岸。
当今世界权力正在发生着两大变化：第一，权力正在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第二，权力正在由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第二经济体的崛起就是全球权力转移中的前者。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梦的实现却面临着一种传统大国权势更替的预言，即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威胁。权力转移理论在西方学术界比较盛行，这些理论大多基于历史的已有经验，以现实主义的研究视角，强调潜在的挑战国国力达到霸权国国力的80%左右，挑战国就会通过战争与霸权国对抗，最终实现权力的转移。所以，中国必须走出传统大国崛起的窠臼，走出这个历史怪圈，否则，“中国梦”的实现将会成为泡影。如果从简单的历史记忆来判断，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霸权体系是一种挑战，但是，在全球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国与美国具有广泛的经济利益，共同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诸如气候、瘟疫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双赢。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今的国际秩序是二战后一系列战胜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自由国际体系，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挑战者转变为当下的认同者与受益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地融入世界，不断地加入各种国际组织，不断地融入国际体系，遵守各种国际制度。尽管中国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有一些看法，但中国主张改革而不是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或重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崛起进程中，中国不可能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允许的。中国也不可能挑战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塑造的战后国际秩序，不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中国要崛起，不光面对着美国，也面对着整个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如伊肯伯里所言，当今的国际秩序加入容易，颠覆则难。 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终究是一个与美国国情迥异的国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是一个集权制国家，与西方所奉行的所谓民主体制有着巨大的观念冲突。尽管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不再强调以意识形态划线，但西方国家的固有冷战思维逻辑是不会改变的。这种固有逻辑之一就是西方国家总是在潜意识中敌视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经济规模不断膨胀，西方国家必然会感到一种有形与无形的压力。排除这种冷战思维，仅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维来看，任何一个霸权国都无法容忍一个潜在的霸权国对其构成挑战，都会以种种伎俩搞垮自己的竞争对手。国际政治终究是一种政治，是一种国家间政治，政治的实质与最高形式是追求权力——尽管它是现实主义的逻辑观。所以，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梦”的实现，必须谨防“智能帝国主义”的挑战。
在中国人看来，“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具时代色彩的贬义词。但是，淡化帝国主义色彩，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的这种客观现象就不存在。在国际政治舞台，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炮舰与大棒政策，不能不令发展中国家时时联想到帝国主义的现实存在。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后冷战时代所推行的霸权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政策，所以，将美国称之为“帝国主义”也不为过。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只是对其前任政府的一种理性修正，这种政策在它国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智能帝国主义”。智能帝国主义的提出，其实正说明美国传统的军事帝国主义政策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与其国力无法支撑这种野心之间的矛盾。有西方学者评价，当今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赫然出现一个大国对手，而是债台高筑、基础设施破损和经济不景气这三重打击。尽管美国在相对衰落，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美国仍然是无法取代的超级大国，其在世界的影响力无法撼动。2010年12月，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萨默斯（Summers）曾说，对美国衰落的预测就像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一样古老。但是，这些预测成为每一代美国人复兴这个国家的重要驱动力。美国面临着挑战，但是美国具有世人所知的最灵活、最具驱动力、最具创新意识的社会发展潜力。
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上，欧洲理事会对外关系项目主任伦纳德这样评价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奥巴马政府现在寻求一种低成本的领导力模式，即一种像邓小平处理对外政策的美国风格，与邓小平处事模式不同的是，邓小平试图隐藏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奥巴马试图隐藏美国由于国力不支而不断增长的对外需求差额。在具体实践中，奥巴马模式意味着用经济制裁惩罚诸如伊朗与北朝鲜这样的敌对国家，用遥控飞机来打击恐怖主义，避免在国外挥动单边主义的大棒，而主张站在领导国家的幕后，与俄罗斯等强国建立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伦纳德的评论准确无误地道出了当今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中的“智能帝国主义化”，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重视。尽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其近代化的经济史、宪政史与外交史与老牌的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还相当年轻。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还应该谨慎地与“智能帝国主义”共舞。
注释
Testimony of the Honorable Zbigniew Brzezinski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United States Senate， February 1， 2007. http：//csis.org/testimony/zbigiew-brzezinski-us-involvment-iraq.
Richard N.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May/June， 2008， pp.46-57.
Michele A. Flournoy and Shawn Brimley， eds.， "Finding Our Way： Debat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008， pp.11-14.
Robert J.Art， "Selective Engagement in the Era of Austerity"， in Richard Fontaine and Kristin M. Lord， eds.， "America’s Path： 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12， pp.15-16.
米歇尔·科隆：“明天美国的国际政策会怎样，” 西班牙《起义报》，2008年10月13日。http：//www.stnn.cc/pol_op/200810/t20081013_877787.html.
Michel Collon： "What will the US foreign policy be tomorrow？" http：//www.michelcollon.info/What-will-the-US-foreign-policy-be.html？lang=fr 2013-8-5.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JR.，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杨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关系思想。
主要著作：《扩张与孤立：约翰·昆西·亚当斯外交思想研究》、《信仰的构建与解读：宗教与美国外交》等。
摘要 小布什政府反恐战争中的失误促使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智能化”的调整：不太强调传统的军事干涉主义；强调用国际规则来约束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推行均势外交；注重对外软实力的运用，公共外交的推广。美国政府的“智能帝国主义”战略将会对中国梦的实现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但全球化的发展可以使中美两国实现双赢，摆脱零和博弈。
关键词 美国 智能帝国主义 巧实力 中国梦
奥巴马政府几年来的对外政策调整，促使一些人想起当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经给卡特政府建议的“智能帝国主义”。笔者将从四个方面重点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智能帝国主义”色彩，并结合中国梦的提出，阐述美国推行“智能帝国主义”对中国梦的现实威胁。
美国大战略的调整——美利坚“智能帝国主义”出笼
冷战的结束以前苏联集团的自我瓦解作为标志，此后，国际政治格局进入了单极时代，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君临天下”，其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以军事手段介入了国际政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无可争议，美国必然以胜利者自居。但是，美国的国力与声誉同时因此受损。保罗·肯尼迪曾认为，美国的实力因其在海外“帝国的过度扩张”而下降。2003年以来，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倍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就像当年肯尼迪政府发动的越战一样，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引发了美国民众日益上升的反战情绪。2007年2月，布热津斯基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公开反对美国卷入伊拉克战争。布热津斯基认为，发动伊拉克战争对美国而言是一种历史的、战略的、道德的灾难，它削弱了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并导致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对立。①2008年，伴随着总统大选年的到来，美国国内要求结束反恐战争、重构美国大战略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就曾呼吁，伊拉克战争影响了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无论就经济、军事、外交还是就整个人类而言。相对于过去，美国的影响力绝对地下降了。哈斯认为，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应该更多地奉行多边主义，美国再也不能奉行那种代价昂贵的政策，即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②
在这场要求结束反恐战争，重构美国大战略的呼声与大辩论中，“新美国安全中心”以其在美国智库中的独特影响力而倍受瞩目。2008年，“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肖恩·布里姆莱在《寻找我们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今天的美国迷失了大战略的方向。下一任美国总统，不仅应该准确地回答美国在这个世界的作用，而且应该修订一种大战略，使其更聪明、更具有持续性，能够更容易在国内外推广。新一届政府必须解决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如何处理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第二，如何解决美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三，如何处理美国因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所导致的战略性注意力分散，并由此所造成的损失。③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出台的最新一份关于美国大战略的研究报告中，罗伯特·阿特研究员发出这样的警告：美国主宰全球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这个单极时代始于苏联解体，终于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垮台。④
正是由于小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失误，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年中，所有人都期待小布什之后，美国会有所改变。但如何变，美国精英层面在美国如何摆脱困境、战略选择上分化为两派。按照西班牙《起义报》的说法，第一种选择应该是军事主义，最近几年以布什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秉承的战略正是这一选择的生动实践。第二种选择是卡特总统的前顾问、美国重要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倡导的被称为“智能帝国主义”的战略，即利用不那么直接与明显的暴力方式，而不是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来维护美国的利益。⑤法国学者米歇尔·科恩也曾指出，布什政府后期，美国精英阶层就美国国家对外战略出现了两种鲜明的分歧：第一种是以沃尔福威茨为代表，采取新保守主义的军事手段，以扩大对外军事干预带动国内军工企业的发展，从而刺激经济复苏，这种战略具有攻击性与威慑性。另一种战略，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解释，叫作“软权力”或“智能帝国主义”。尽管这种战略与前者目标一致，但其很少采取暴力手段，很少依赖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更多地依赖秘密的、间接的、代理人式的战争以及采取行贿等策略。⑥
在反思小布什式的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过程中，以巧实力为标志的新对外政策逐渐浮出水面。2006年，美国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成立了由奈与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领衔，数十名政界与知识界精英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专门研究巧实力。在这份研究报告中，奈等人认为，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它是两者的巧妙结合。它强调必要时运用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也注重在盟国、伙伴国与国际体系上投入精力，以拓展美国的影响力，并确立美国对外行动的合法性。报告特别建议下届美国政府：第一，没有必要将更多的钱花费到军事预算上，因为额外的美元花费到硬实力上并不能带来额外的、投入美元所值的安全受益。第二，成功与失败体现在能否赢得更多的新盟友、强化与老盟友的关系。正如报告所言，问题的关键是美国能否赢得更多的盟友，而不是消灭多少敌人。⑦为了扩大巧实力委员会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奈与阿米蒂奇联名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美国：停止愚蠢，聪明些》一文，全面阐述他们的观点。文章指出，911事件之后，“我们将一副狂暴、发怒的面孔，而并非美国传统价值观中充满希望、乐观、宽容与机会的面孔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令人担心的处世之道挫伤了美国调动其盟友捍卫其为之奋斗之事业的能力，美国应该运用一种能够将其硬权力与软权力结合起来，利用其吸引力、说服力以及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聪明的战略。文章认为，过去6年的经验证明，仅依靠硬实力不足以实现国家长期的安全目标。美国的军事是世界一流的，但巨额的美元军事预算运用到硬实力上并没有带来必然的、超额的、物有所值的安全。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美国应该投入更多的软实力，以补充其军事与经济实力无法实现的目标。奈与阿米蒂奇将这种方法称为巧实力。文章最后提出了包括联盟、伙伴、制度，全球发展，公共外交，经济一体化；技术与革新等五方面内容的措施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⑧在奈与阿米蒂奇等人不断呼吁巧实力的同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2007年11月26日，盖茨在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发表演说，在这次讲话中，盖茨强调美国应该综合运用软权力与硬权力，才能壮大美国的实力。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单纯的军事胜利无法赢得经济发展、制度重建、法治、内部和解以及有效的管理。盖茨认为，冷战后美国面临着一系列不对称性战争，单纯的军事手段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他呼吁运用非军事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⑨ 从反恐战争的深刻反省，单纯军事打击的倍受质疑，再到巧实力的提出，2008年前后，美国精英阶层大致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必须扭转因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美国声誉受损，必须以更为明智的战略替代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在这种形势下，布热津斯基在卡特政府时期曾经提出过的“智能帝国主义”又重新受到重视与推崇。
“智能帝国主义”——巧实力的2.0版
“智能帝国主义”因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而提出，以巧实力为其主要特征，似乎是巧实力外交的升级版或2.0版。但纵观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推行的对外政策，“智能帝国主义”的内涵绝非一个“巧实力”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内容广泛，囊括多个层面的对外战略。笔者认为，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不太强调传统的军事干涉主义或单边主义，注重干涉模式的多样性。早在2007年，作为国会参议员、准备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奥巴马就在《外交》上撰文指出，美国领导人应该承认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即美国不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拉克内战中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冲突。奥巴马呼吁：“我们不可能指望美国民众支持政府以危险的方式将男人与女人投放到国外，除非我们向民众指出，我们会以一种明智与审慎的方式使用武力。”⑩事实上，早在小布什政府后期，小布什也意识到单纯军事打击的消极一面。为此，他任命盖茨取代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代表拉姆斯菲尔德作为新任国防部长。2008年4月，盖茨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他特意引用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美国军事战略家奉行的作战三原则（除非不得已，否则千万不要发动战争；不要单兵作战；不要长时间卷入对外战争），告诫美国国民不要轻易言战。2009年，盖茨在《外交》上撰文直言，美国不可能通过增加更多的预算来消除国家安全威胁，不要期望美国什么都做、什么都买。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在总结伊拉克战争的教训时也强调，2003年春的伊拉克战争过于随意，美国在伊拉克并没有非常重要的利益，美国并没有面临来自伊拉克致命的安全威胁，美国本可以选择制裁而不是战争。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不久就果断地做出从伊拉克全面撤军的决定。另外，在随后的西亚北非阿拉伯地区动荡局势中，奥巴马政府尽量保持克制，避免直接的军事干预，只是为反政府武装提供政治、情报、经济支持，用经济制裁等方式给现政权施加压力，完全以一副幕后策划、指导的姿态出现在中东国际舞台。2012年3月24日，《纽约时报》撰文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彼得雷乌斯（Petraeus）将军的领导下，私下里帮助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政府，让这些国家公开反对叙利亚。布热津斯基反对美国直接卷入中东内乱，主张应该充分利用英法等前宗主国的力量。2013年8月底，正值奥巴马政府因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而似乎不得不采取军事打击之际，布热津斯基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希望奥巴马政府首先要占领道德的至高点，动员全球舆论、谴责这场战争本身；其次，希望奥巴马政府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到反对叙利亚的战争中，催生一个更广泛的国家联盟。
第二，强调用国际规则来塑造与约束新兴经济体的崛起。20世纪以来，由美国所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或规范实际是一种威尔逊式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观的特征主要有：开放的市场、民主共同体、集体安全、法治。当人类步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对由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西方国际秩序构成了一定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西方精英阶层提出要用传统的西方国际秩序观改造新兴经济体，将新兴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在这方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2008年，伊肯伯里在为“新美国安全中心”提交的战略性研究报告中指出，今天，对美国国家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并非来自哪个具体的敌人，而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所倡导的、能够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与安全的全球秩序的制度基础遭受侵蚀。所以，美国的大战略并非寻求一个有针对性的威胁，而是重塑那些得到认可的、合法的制度体系。伊肯伯里将这种大战略称之为“自由秩序的构建”。同年，伊肯伯里在《外交》上撰文指出，美国领导下的单极时代最终会过去的。他告诫美国政府：如果美国要保持在当今世界的领导力，就必须强化当今的国际秩序，加强制度与体系构建，使这个秩序的根基尽可能非常牢固。针对中国的崛起，伊肯伯里鼓励中国加入到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并非迫使排斥这个秩序。按照伊肯伯里的说法，中国的崛起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西方是贯通东方之路。2009年，伊肯伯里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丹尼尔·杜德尼合作，在《外交》撰文，全面阐述他们的观点。文章认为，尽管自由主义赢得冷战的胜利，但后冷战时期20年中，这个世界并没有像西方想象的那样，实现“历史的终结”，事实上，这个世界进入到西方自由主义与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集权专制主义的竞争时代。专制政体并没有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瓦解，专制体制不仅成功地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对接与兼容，而且作为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的新代表。独裁政府越是寻求自由主义的路径，它们越是更快、更容易寻求自主主义之路实现其国内的政治改革。文章认为，成功的对外政策应该是，美国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国家应该接纳而不是排斥这些专制体制国家，应该将这些专制体制国家融入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中，让这些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第三，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推行均势外交。均势外交是早期欧洲政治舞台的特点，但是伴随着中国在东亚的崛起，美国也意识到在东亚运用均势外交的必要性。作为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哲学教父，布热津斯基明确阐述了美国在亚太的均势思想。布热津斯基认为，未来几十年美国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恢复国力，壮大西方，在东方平衡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亚洲的作用实际上复制着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即作为一个平衡者的角色。美国能够、也应该帮助亚洲国家以调停者的角色避免地区冲突，并制衡潜在国对现状的冲击。关于美国的这种均势外交思想，《外交》杂志编辑小詹姆斯·霍格也有着清晰的解读。霍格认为，亚洲在崛起，世界权力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事实。美国如何对抗不断崛起的中国？大战略之一就是用亚洲强国平衡中国的崛起。例如，利用日本、印度制衡中国。霍格建议华盛顿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利用印度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以及强大的民主体制作为制衡中国崛起的“软遏制”手段。正是在这种大战略思想指导下，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底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东亚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这不能不说有美国因素的存在。欧洲理事会对外关系项目主任马克·伦纳德就曾援引一位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家的话指出，美国重返亚太，不是在“下棋”，而是在“搅局”。应该指出，美国重返亚太并非单纯局限于军事层面，它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大战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远非一个简单的军事声明，它只是奥巴马宏大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中的一部分，这一再平衡政策还包括外交与经济战略，即美国要成为东亚峰会中的一员，要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加深与印度的战略合作，等等。 第四，注重对外软实力的运用和公共外交的推广。众所周知，软实力概念是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软实力的核心是强调吸引力，而并非强制力，合法性是软实力内涵的关键。但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却强调以武力构建伊拉克民主，这与伊拉克的国情并不兼容。所以，伊拉克战争严重地挫伤了美国的软实力。据美国与英国情报机构的研究报告，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运用硬权力的方式而忽视软权力的运用，这导致在过去5年中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增加而非减少。鉴于此，奈特别强调，尽管赢得人心的软权力不会得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认可，但它在赢得主流伊斯兰民意上是非常重要的，而没有这些人的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是不会胜利的。事实上，美国在软实力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从软实力资源的三大方面（文化、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来看，美国本应该具有相当的优势，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忽视了软实力方面的投入。依据奈的研究，冷战期间，美国之音（VOA）可以覆盖一半的前苏联人口，70%～80%的东欧人口，但是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仅仅2%的阿拉伯人能够听到VOA。1995年～2001年，美国新闻署在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人数从每年45000人削减到29000人。作为发挥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公共外交在过去的相当一段时期不受重视。奈通过图表指出，在过去的15年（1994年2008年），美国政府的公共外交预算不增反倒减少。从90年代的年均15亿美元左右减少到21世纪初的年均10美元。奈认为，美国国务院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年度投入只占美国年度军事预算的0.25%，情报收集投入的3%。如果美国能够将军事预算的1%用于公共外交投入，即每100美元投资于炸弹时，将1美元投资于感情与观念，情况就会好得多。奈的软实力观对奥巴马政府影响较大。作为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国务院的掌门人，希拉里·克林顿最早代表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巧实力，并将公共外交这一巧实力“军械库”中的重要工具得到完美的发挥。2010年1月，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就网络自由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了信息技术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与链接自由等新四大自由观，对国际政治影响较大。此外，希拉里·克林顿在倡导妇女权利，强调民意层面的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等公共外交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有鉴于此，有新闻评论员指出，希拉里·克林顿在促进美国软实力外交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梦面临“智能帝国主义”的现实挑战
众所周知，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其GDP规模不断攀升，2010年，中国GDP总额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膨胀，令国人乃至西方世界都始料未及。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将中国形容为“早熟”的超级大国。近年来，经济界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预测的数据。例如，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苏布拉马尼安认为，保守估算，中国以年均7%增长率，美国以年均2.5%增长率计算，到2030年，中国GDP将占世界总额的20%，美国占世界总额的15%，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将是美国的一倍，人民币将成为美元最有力的竞争者。如果从整个人类经济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体的首位，近代200年左右的落后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相对短暂的阶段。所以，21世纪初中国经济规模的重新复苏是一种历史的回归，这种回归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预见到这种历史的回归，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国梦”这一形象的战略表达。2012年11月29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也就是“中国梦”。2013年3月17日，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再次阐述了“中国梦”。从此，“中国梦”作为振奋民心、汇聚民意的政治意象，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同。
客观地讲，“中国梦”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并非一个口号那么简单。尽管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梦”的实现具有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梦”的实现必须正确处理好对内对外两个层面的重大问题。对内而言，如何实现经济复兴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有机结合，如何实现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如何以最大公约数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些都是摆在国人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外而言，如何处理好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即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一个现实的命题。
从地缘上讲，古代中国的崛起相对简单，强大的中央王国面对着的是一种“四夷来朝”的格局，封贡体系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却是在一种全球化浪潮的趋势下，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格局。近代以来，世界政治与经济重心经历了由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到太平洋时代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美国作为一个美洲国家，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如果从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上讲，早期的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利坚帝国，其建国史就是一个不断向西挺进与扩张的历史。美国大陆帝国的构建者、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当年就曾指出，美国是一个不断向西滚动的帝国。19世纪60年代，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又提出了构建美利坚太平洋帝国的设想。20世纪，尤其是二战结束之来，美国在西太平洋构建起了一系列同盟或准同盟体系，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太平洋体系出现在不断崛起的中国面前。所以，从地缘上讲，美国是中国的邻国——尽管它的主体部分远在太平洋东岸。
当今世界权力正在发生着两大变化：第一，权力正在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第二，权力正在由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第二经济体的崛起就是全球权力转移中的前者。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梦的实现却面临着一种传统大国权势更替的预言，即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威胁。权力转移理论在西方学术界比较盛行，这些理论大多基于历史的已有经验，以现实主义的研究视角，强调潜在的挑战国国力达到霸权国国力的80%左右，挑战国就会通过战争与霸权国对抗，最终实现权力的转移。所以，中国必须走出传统大国崛起的窠臼，走出这个历史怪圈，否则，“中国梦”的实现将会成为泡影。如果从简单的历史记忆来判断，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霸权体系是一种挑战，但是，在全球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国与美国具有广泛的经济利益，共同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诸如气候、瘟疫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双赢。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今的国际秩序是二战后一系列战胜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自由国际体系，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挑战者转变为当下的认同者与受益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地融入世界，不断地加入各种国际组织，不断地融入国际体系，遵守各种国际制度。尽管中国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有一些看法，但中国主张改革而不是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或重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崛起进程中，中国不可能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允许的。中国也不可能挑战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塑造的战后国际秩序，不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中国要崛起，不光面对着美国，也面对着整个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如伊肯伯里所言，当今的国际秩序加入容易，颠覆则难。 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终究是一个与美国国情迥异的国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是一个集权制国家，与西方所奉行的所谓民主体制有着巨大的观念冲突。尽管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不再强调以意识形态划线，但西方国家的固有冷战思维逻辑是不会改变的。这种固有逻辑之一就是西方国家总是在潜意识中敌视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经济规模不断膨胀，西方国家必然会感到一种有形与无形的压力。排除这种冷战思维，仅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维来看，任何一个霸权国都无法容忍一个潜在的霸权国对其构成挑战，都会以种种伎俩搞垮自己的竞争对手。国际政治终究是一种政治，是一种国家间政治，政治的实质与最高形式是追求权力——尽管它是现实主义的逻辑观。所以，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梦”的实现，必须谨防“智能帝国主义”的挑战。
在中国人看来，“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具时代色彩的贬义词。但是，淡化帝国主义色彩，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的这种客观现象就不存在。在国际政治舞台，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炮舰与大棒政策，不能不令发展中国家时时联想到帝国主义的现实存在。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后冷战时代所推行的霸权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政策，所以，将美国称之为“帝国主义”也不为过。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只是对其前任政府的一种理性修正，这种政策在它国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智能帝国主义”。智能帝国主义的提出，其实正说明美国传统的军事帝国主义政策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与其国力无法支撑这种野心之间的矛盾。有西方学者评价，当今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赫然出现一个大国对手，而是债台高筑、基础设施破损和经济不景气这三重打击。尽管美国在相对衰落，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美国仍然是无法取代的超级大国，其在世界的影响力无法撼动。2010年12月，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萨默斯（Summers）曾说，对美国衰落的预测就像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一样古老。但是，这些预测成为每一代美国人复兴这个国家的重要驱动力。美国面临着挑战，但是美国具有世人所知的最灵活、最具驱动力、最具创新意识的社会发展潜力。
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上，欧洲理事会对外关系项目主任伦纳德这样评价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奥巴马政府现在寻求一种低成本的领导力模式，即一种像邓小平处理对外政策的美国风格，与邓小平处事模式不同的是，邓小平试图隐藏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奥巴马试图隐藏美国由于国力不支而不断增长的对外需求差额。在具体实践中，奥巴马模式意味着用经济制裁惩罚诸如伊朗与北朝鲜这样的敌对国家，用遥控飞机来打击恐怖主义，避免在国外挥动单边主义的大棒，而主张站在领导国家的幕后，与俄罗斯等强国建立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伦纳德的评论准确无误地道出了当今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中的“智能帝国主义化”，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重视。尽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其近代化的经济史、宪政史与外交史与老牌的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还相当年轻。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还应该谨慎地与“智能帝国主义”共舞。
注释
Testimony of the Honorable Zbigniew Brzezinski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United States Senate， February 1， 2007. http：//csis.org/testimony/zbigiew-brzezinski-us-involvment-iraq.
Richard N.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May/June， 2008， pp.46-57.
Michele A. Flournoy and Shawn Brimley， eds.， "Finding Our Way： Debat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2008， pp.11-14.
Robert J.Art， "Selective Engagement in the Era of Austerity"， in Richard Fontaine and Kristin M. Lord， eds.， "America’s Path： 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12， pp.15-16.
米歇尔·科隆：“明天美国的国际政策会怎样，” 西班牙《起义报》，2008年10月13日。http：//www.stnn.cc/pol_op/200810/t20081013_877787.html.
Michel Collon： "What will the US foreign policy be tomorrow？" http：//www.michelcollon.info/What-will-the-US-foreign-policy-be.html？lang=fr 2013-8-5.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JR.，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