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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11月5日，贵阳孔学堂通过远程连线方式，邀约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景林教授、四川大学的舒大刚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程奇立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的詹海云教授，就“中华经典及其当代价值”问题，举行了秋季论辩会。对“何为经典”“中华文化的根魂源”“经典与诸子百家的关系”“经典何以是‘不刊之鸿教’”“经典阅读与体系构建”“尊经还是研经”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辩论，达成了基本共识：“经乃永久不易的常典，经典是中华历史之根、智慧之源、信仰之魂，經典最早产生并对诸子有启迪之功，经典的内容具有永恒性和超时代性，经典体系与时俱迁而‘四书’最宜先读，对待经典应当怀着温情与敬意，尊研结合返本开新。”“两办”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倡导传承的“主要内容”（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主要都记载于儒家经典中，经典明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思过半矣！
论辩主持：
舒大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
论辩专家：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学、易学、简帛学家。
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家。
丁鼎，本名程奇立，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研究员，著名礼学家。
詹海云，原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教授，现任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著名古文献学家、中国学术史专家。
舒大刚：今天我们论辩话题是“中华经典及其当代价值”。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有自己伟大的圣贤，必然有自己经久不衰的经典。圣贤是民族的导师和灵魂，经典是文化的载体和教科书。所谓“经”就是经久不易之书，所谓“典”就是规范神圣的大册（大典册）。用今天的话来讲，“经典”是具有根源性、典范性、权威性和永恒性的文献，它们或是经过历史淘汰，优胜出来的被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特殊文献，或者是对某个民族、某个专业产生深远的、定型的、启迪性等影响的伟大作品。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一些民族的神圣经典至今传承，犹太民族有《旧约圣经》，欧美有《新约圣经》，古希腊有《荷马史诗》《几何原本》《对话录》等，古印度有《奥义书》《薄伽梵歌》《吠陀经》等，阿拉伯有《古兰经》。这些经典都为该地区的民族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作为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中华民族，又有怎样的经典呢？这些经典又曾经起到过怎样的作用呢？这些古老的经典对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特向各位请教，想请你们向我们的听众开示一二。
一、“经者常也”——什么是经典？ [见英文版第4页，下同]
舒大刚：什么样的经典具有长久性、永恒性？传习“经典”，首先会遇到什么是经典？什么经典最宜先读、最宜精读等问题。我们常常看到“经者常也，恒久之至道”的解释。时代是进步的，思维也是变化的，为什么说经典是“常”、是“恒久”的呢？什么样的文献才担当得起经典的称呼？先请廖名春先生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廖名春：所谓“经”，本为织布机的经线，用来指最重要的文献，也就是刚刚舒教授讲的“最有价值的文献”。经典在古代有一个发展过程，先前《诗》《书》《礼》《乐》讲得比较多，后来加上《易》《春秋》就变成“六经”。后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从宋代以后强调“四书”，慢慢地就变成“十三经”。从所谓的“五经”“六经”“九经”到“十三经”，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既有共同的东西，也有了新的、创造性的东西。时代变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是应该守住的。但有些东西还是要选择。要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发扬光大，对一些跟不上时代的东西，我们就要有意识地扬长避短，要进行抉择、要能够创新。今天经学的工作，分为好几个环节。不管是从经典里面选择最有价值的东西、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是创造新的经典，都是一些很专业的工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来做。我们的分工有所不同，我们有一些人是做“守住”工作的、有些人是做“抉择”工作的、有些是做“创新”工作的。这些工作全面开展起来，经学才能够兴旺，才能够起到它真正的作用。
舒大刚：好的。我们想听听李景林先生有没有补充或者新的看法？
李景林：廖名春教授对经典的内容做了概括性的说明。我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研究经典，要重视经典的生命整体性和系统性。西周“学在官府”，在孔子之前，当时国子（贵族子弟）教育所用《诗》《书》等经籍，我们现在看还不能称作是经典。孔子删定“六经”，以行其教化。这个“六经”实际上有一个内在生命的整体性，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这主要是编辑整理和搜集删修的工作。在“六经”里面，孔子特别重视《周易》和《春秋》。按照我们老师金景芳先生的说法，《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孔子对它作《传》，使它的哲学思想成了一个系统。孔子因《周易》而发挥他自己“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的形上学系统。《春秋》本为鲁史，孔子修《春秋》，寓褒贬、别善恶、正名分，把它的伦理价值和政治的理念寄托在里边。孔子由此把他的形上学观念和价值观念贯通在“六艺”里，使它成为一个经典的系统。以后每个时代关注的经典不一样。每个时代对于经典所做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典系统的重建，再一个就是经典意义系统的重建。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比如说，宋儒重“四书”，为什么重“四书”？因为他注重心性，注重教化，注重个体德性的修养。“四书”里边主要讲心性、教化的问题。整个系统以“四书”为中心，然后附之以“五经”，附之以经史。所以，每一个时代所重经典，从源头上讲它是个生命整体，它不单是一个我们现在的教材，而是一个生命的整体。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对它的研究，才能真正使它起到切近当下生活的教化作用。 舒大刚：好！现在我们再听听丁鼎先生，也就是山东师范大学程奇立教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丁鼎：关于怎么样认识经典，南朝著名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他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就是说经学的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经典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价值体系。也就是说“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有永恒的思想价值，经典经过历史的淘汰而流传下来，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重要思想价值。现代有学者把春秋战国时期看作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并把这一时期形成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经典称之为“文化元典”。可以说“文化元典”这一概念，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经典的内涵很有帮助。
舒大刚：我们再听听来自宝岛台湾的詹海云先生对“经典”的看法。
詹海云：上面四位先生讲得很完备，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说。首先，经书原来不只是儒家单独所有的，它是公共文化财产，是诸子百家共有的文化遗产。经书，按照清朝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校雠通义》里面所讲，它是“先王之政典”。换言之，经书就是古代帝王外王事业的历史记录。儒家精神所在的内圣与外王，就是继承先王的政事传统。内圣是要求自己，同时希望去影响别人。而外王更是儒家最关心的课题，因此儒家在经典上面是要人们特别注意外王的“急民之困”（柳宗元语），以及“人溺己溺”（孟子语）的救世精神。其次，刚刚李景林教授说我们研究经典需要先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要用一个大的概念去看它。我们要注意汉唐时代为什么很多经学家都跑到朝廷做官或在朝廷中整理经典？而在魏晋玄学时代或者是宋明理学时代，儒者多在民间从事讲学、教化世人。换言之，经典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就是得志行道的时候就往政治上面去改革政治;遇到时机无法作为的时候，就从事社会教育，来移风易俗。这是有关经典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重大的意义。总而言之，在《礼记·学记》篇说：“凡学，官先事，士先志。”为士，须先导正学子的志。所谓志，就是心之所之（即个人心意所关注的事情）。因此，“士先志”就是先端正学子的心思，让内心不要混乱。我们现在常说错误的决策比贪污更可怕，因此，端正心思是十分重要的起手功夫。“官先事”，是说为官，须能办好为民谋福的事情。所以中國人在讲“经济”的时候，最重视的是经国济世，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的意思。今人讲经济只是重视财产、利益的增加，而儒者讲的是正德、利用、厚生。所以，儒家训练的人才是要他为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人类做事情。既要“有为”，也要“有守”，这是我对经典的另一个补充。
舒大刚：各位先生从“经典”的本义，就是“经”是织布车上的纵线（或编联竹简的丝绳）等形式，到“经”书在内容上所具有“恒久至道”“生命整体”等系统价值上，对“经典”原始意义进行了解读。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孔子之前有《诗》《书》《礼》《乐》这四部文献;到孔子时产生了“六经”，再到后来经典逐渐有所选择、有所增加或者有所阐释，逐渐形成“七经”“九经”和“十三经”或者“四书五经”。还给我们指出“经是文化的元典”。既然经典是元典，元者始也、大也，具有根和源的作用。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二个话题。
二、中华文化的根、魂、源——为什么需要经典？ [4]
舒大刚：为什么需要经典？经典是不是意味着，它是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承载、文化典型，或者是文明范式、智慧启迪，具有源头活水、精神家园的价值，体现了信仰体系和价值标准？经典对于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它又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呢？在哪些方面影响和作用于它的子民们呢？就这个话题，我们想请各位先生给我们揭示一下经典的性质何在？
我们还是先请清华大学的教授廖名春先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廖名春：我刚才说经典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十三经”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来的“经”，另外一部分是后来的“传”或“记”。“五经”基本上“郁郁乎文哉”，是文王、周公的创造。现在看到的《尚书》，主要内容还是《周书》。《诗经》大部分应该还是周代的东西。《周易》为文王、周公所作，也是周人的东西。孔子及其儒家诸子主要在阐释经典的价值上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所作我们一般都称之为“传”“记”。孔子有易传，今本《易传》虽然不能够说都是孔子写的，但是基本精神是来自孔子。宋人从《礼记》里面选出《大学》《中庸》来，《大学》《中庸》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礼》认识的精华。除了《大学》《中庸》，《礼记》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代表孔子这些人对经学的阐发，代表孔子的精神。《春秋》不是孔子的原创，本为鲁国史，源自周公。但是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主要还是在“三传”上面。《诗经》不是孔子作的，一般讲《诗经》，都讲“诗大序”“诗小序”，认为这些代表孔子思想，现在来看还是有所不足。地下出土的《孔子诗论》应该更直接，说明孔子于《诗》应该是有“传”的。所以经大部分都来自周人，来自文王、周公，代表他们的思想。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贡献主要是在传上面，他们通过阐发经典，创造了新的东西，形成了以“四书”为代表的新的经典。所以对经典，我们还是应该要有自己创造性的工作，不能够把经看成静止的东西，应该有所发展补充。出土材料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像《五行》篇、《孔子诗论》、《六德》等，都可以视为经的补充。
舒大刚：廖先生给我们揭示了许多非常新的话题和信息。再听听李景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景林：从根源性，根、魂、源上讲经典，很好！西方的人文学者，像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讲“轴心时代”，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讲“哲学的突破”，大概都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这个突破是什么意义？我给它一个说法，从自然和文明关系的角度来讲，刚才讲到经典，我想经典有核心经典、原始经典和后来的比较外围的经典，这几种有所区别。一个文明，它的核心的经典基本上都产生在所谓“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它的特点是什么？文明都是从自然来的，但是，我们面临的自然并不是一个大家共同的自然。轴心时代的哲学的突破，实际上就是在文明的初始阶段，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对文明、对自然、对人的存在本身和自己周围世界一种理性的自觉。这个自觉它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的文明化已比较重了，它处在一个分化状态。但是，轴心时代，经典产生的时代，它所表现出来文化的经典，是一个文明和自然的统一，刚才我讲生命整体性，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代，用老子的说法，就是“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在始制有名的时代，文明和自然是交错的。我们现在的文明，往往是背离了自然，看不到自然的根源。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就被平面化了。在轴心时代所产生的经典里面，所保持的就是文明和自然的原初的统一性。一方面它是一种理性的自觉，这种理性的自觉，因为不同的思维的方向，使得它原初的自然被陶铸成了一种特殊的禀性，它是个整体，不光是一种文的形式，更是文质合一的形式。比如说小孩子，百姓讲从小看大，三岁知老，道理在什么地方？小孩子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他一开始的自觉，他的家庭环境、受到的教育，事实上就把他原来的自然素质陶铸凝成了一种特殊的禀性，这就规定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所以中西方文明实际上在这个时代，通过这样一种理性的自觉差异化了，走了不同的道路，这个差异化同时又使得文明保持在一种自然生命整体性的状态里边。所以，每个时代文明的发展，它走了一段路以后，会再回到源头上去寻找让它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它原创性的本源。我们个体是这样，我们通过读经典，能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激励，从里面得到很多感悟。我们一个文化的整体也是这样，比如说，汉代的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回到源头上重新创造。宋代的学术亦如此。所以，轴心时代文明和自然的交汇、文明和自然的统一，表现在经典上，就使得原初的经典成为我们总要回溯的东西，形成我们进一步发展动力的一个根源。 舒大刚：景林先生从哲学的高度，从文明史、文化发展、思想演进的脉络，给我们解读了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再请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丁鼎先生给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
丁鼎：好的，前面我們已经讲过，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是在一个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奠基性和权威性思想价值的著作，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走向产生过深远而重大影响的著作。姜广辉先生前几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文化的根与魂》，该书的副标题是《儒家经典与“意义信仰”》。姜先生在该书中把儒家经典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魂，这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认为儒家经典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魂，这样的判断应该是非常中肯的。可以说儒家经典的“六艺”之学，也就是经学，不仅是知性之学，也是德性之学。可以说儒家的“六艺”之学也就是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传统国学的主要内容，其中所蕴含的优秀的思想信仰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和魂。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对传统的儒家经典进行研究和教学，我认为不应该仅仅把“六艺”之学，也就是“六经”作为文、史、哲等学科的研究材料，而更应该从其中挖掘对我们现代伦理道德建设有价值的精神元素。因为“六经”之中蕴含着丰富而系统的伦理文化精神，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所以我们应该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发掘，尤其是要注重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
舒大刚：谢谢丁鼎先生非常系统、非常清晰地给我们阐释了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的问题。下面有请詹海云先生也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詹海云：我认为儒家的思想根源是以人为本。儒家十分重视人性的探讨，这是中国在轴心时代的重大突破。所以，中国以后的哲学是建立在人性观上面，对于道德十分关怀，这是儒家经典的一个根。另外的根是儒家特别重视伦理与现实。伦理是指怎么样先建立个人的身心和谐的秩序，然后，协助社会、国家、世界也建立一个和谐互助的秩序。如从儒家经典中的“五伦”来讲的话，君臣指的是职场伦理，夫妇、父子则指的是家庭的伦理，朋友指的是社会上的伦理。从心理学的意义上面来讲，它可以让人有所谓的归属感、安全感，进而寻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认为这就是儒家的根，经典的根所在之处。
舒大刚：各位先生谈得很深入，他们从人本、人性、伦理这些角度，从经典当中寻根找魂。我非常赞成！廖先生给我们讲了经典文献的形成，以及出土文献的一些重要篇章。李先生给我们从轴心时代这样一个概念来展示经典是那个时代生命系统的整体呈现，具有不断回归、回首吸取其营养的价值。丁鼎先生从根和魂上具体地给我们梳理了经典的内涵和作用。还有詹先生从人本、人性这个角度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经典的根魂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研究，要“寻到根、溯到源、找到魂”，不能满足于了解一些枝枝节节的表面现象。通过研究，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发现：中华文化的根、魂、源都在儒家经典！我们说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恰恰是以经典为中心，前面2500年历史靠经典把它传承下来，从而揭示出中华文化的根;后面2500年的智慧，又是由孔子整理的“六经”来启发。经典不仅孕育了儒家学派，也启发了诸子百家，并开启了后世的智慧，经典也是整个中华智慧的源头活水。经典的内容，不仅是简单的历史复述，更不是死的文字，里面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尤其是信仰价值、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等等，经典是中华文明形成的范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寄托。正因如此，儒家经典才天然地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根、魂、源。
三、百家经典——经典的类型 [6]
舒大刚：儒学是以“六艺”之学、“六经”之学为根柢。无可否认，经典对我们国家民族的信仰体系、价值体系、道德伦理、行为操守、知识体系或者特殊技能都具有重要的典范性和指导性。不过，中国又是一个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自由、著作如林的国度。那么，经典与诸子百家的关系是怎样？诸子以及后来形成的道教或传入的佛教（也就是中国佛教），他们也有经典吗？诸子经典与儒家“六经”有没有必然的或者天然的联系？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话题：“百家经典——经典的类型”。
廖名春：什么是经典？各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主流的看法从《汉书·艺文志》一直到《四库全书》，古籍分类都是以“六艺”之学，就是以“六经”作为经学，其他诸子的东西都归入子部。这种选择不是一时的选择，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也是大家所认可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把“经”和“子”的地位、作用完全等同。我们所谓“经”有很多都是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经，它不仅仅是子，它的思想、它的价值、它的精神是得到了社会主流的肯定的。诸子却不同，只是一部分人肯定，主流没有接受它，所以其地位和作用不能与经等量齐观。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要抓住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儒家的“六经”“四书”。以前有所谓的诸子时代跟经学时代的说法，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就是诸子时代，百家争鸣，思想比较自由，到了汉武帝“表章六经”之后进入了经学时代好像就倒退了，这种说法是有缺陷的。儒家经典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不是从汉武帝才开始的，战国时候就已经如此。往前讲，可以说从文王、周公以来就奠定了。从出土的简帛文献来看，儒家经典的东西是最多的，别的家的东西有一些，但没有儒家的经典这么多。过去以为儒家的东西只在北方流行，战国时代南方是道家的天下。现在一看，出土简帛文献基本上都是南方出的，可儒家东西还是占绝对的多数。特别郭店楚简的《六德》篇，就讲到了“六经”，说他们都是认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理的。可见这些认识不是汉人才有的，汉人只不过是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主流认识而已。我们不能在历史研究上搞平均主义，以为儒家跟其他几家都是老大、老二的关系。其实不是这种简单的关系，而是主流跟非主流的关系。经里有史，有文，也有子，但是归到了经里，就不是简单的史、文、子了。这是我们前辈对传统的选择，我们应该承认。
舒大刚：谢谢廖先生。那么再听听李景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景林：我简单说两句：刚才我提到这个经典应该有核心的经典、有外围的经典。就一个文化系统、文明系统来讲，它有核心经典，这个核心的经典基本上是产生于轴心时代。那么，外围的经典，比如说像以后進入到“十三经”里的，传、记也称为经典，这就是外围一点的经典，它是来解经的。另外诸子，刚才廖名春老师讲的，我觉得很好。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是我们自己在这样说。《庄子·天下》里边就讲到这一点，讲到古来的道术，讲到道术和方术的关系。古来的道术本来是“一”，这个“一”，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到了春秋的时候它分裂了：“道术将为天下裂。”它讲到“六经”之学，“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这就是儒家。然后，百家之学是因为分得了、把握得了这样一个“道术”的一曲，“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所以百家之学，它应该也是源于“六经”的、“六艺”的。从教育上来讲，诸子原来所受教育也是出于这些经典。像《汉书·艺文志》里面讲，说诸子之学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所以我们研究诸子之学，要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就可以通万方之略，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好的。所以古代的经典，我们确实要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核心的经典是不变的，外围的经典它是会变化的。每个时代注重哪些经典，要重新去建构经典的体系。我想我们读古代的经典，应该注意这一个方面。
舒大刚：谢谢李先生，给我们画出核心经典和外围经典的范围，以及儒家经典和诸子文献具有前后授受的关系。我们再听听丁鼎先生的看法。
丁鼎：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如下两点意见：第一点就是谈一下儒家经典与诸子百家的关系。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孔子传承下的儒家“六艺”之学是儒家经典，但是在先秦时期，它跟其他诸子百家一样，只是百家当中的一家。在先秦时期“六艺”之学并没有被全社会共尊为经，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才被全社会共尊为经，取得独尊的地位。它之所以到汉代被独尊为经，就是因为儒家经典当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和社会教化方面的思想价值，这样它就跟其他的诸子百家的经就有了区别，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经典。而其他的先秦诸子也有自己的经典，但是其他诸子百家的经典到了汉代那就不能跟儒家的经典相提并论了。
第二点就是佛、道二教也有各自的经典，那么佛、道二教的经典与儒家经典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儒、释、道三教长期以来既有冲突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一面。如魏晋玄学，实际上就是援道入儒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儒道融合的结果。比如玄学家所尊崇的“三玄”，就是《易经》《老子》和《庄子》。其中的《易经》本来是儒家经典，而《老子》《庄子》却是道家的经典。再比如宋明理学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儒、释、道合流的产物。
舒大刚：谢谢丁鼎先生！层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经典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以及佛道二教经典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再听听詹海云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詹海云：我非常赞成李景林教授讲的，还有廖老师讲的，就是说经典跟诸子之间，它基本上是主流跟支流，不是老大跟老二之间的关系。不过，我也想补充说说经典与诸子的关系。第一点是章学诚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换言之，“六经”基本上就是以前的人类文化的公共财产。如果我们说哲学是西方学术的总根本。那么我们中国的学术的总根本，也就是经学，它就是我们一切学术的总根本。如果我们再用现在的学科的分野来讲的话，它应该就是一个广义的文化学的角度。而进一步从《汉书·艺文志》分类来看，它是把《史记》放在经书下面。《史记》现在来看是历史，但是司马迁说我的《史记》绝对是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以语意考察，就是诸子学。他又说《史记》是网罗放失之旧闻，然后考信于“六经”。也就是说，司马迁是以经书作为检验当时存在的文献是否符合雅正的经典为取舍的标准。经书从一开始就是具有独立智慧的见解的教导内容，所以，经典能成为诸子共同接受的公共财产，这自然也成为司马迁所看重的书籍。汉朝的皇帝认为《史记》是一部打天下、治天下的书，故将它列为禁书，以免有人图谋不轨。司马迁写《史记》，明明白白说自己是学习孔子作《春秋》之志，也就是要给后人提供治天下典范的书。从目录学的角度以及学术根源的角度来看，经学还真是中国学术最初源头的第一个根，所以后来才会有诸子学的诞生与发展。
舒大刚：谢谢前面几位先生对经典与诸子及佛、道之间关系的阐释。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说，经典与诸子之间确实有层次之分。李景林先生把经典分成核心经典、外围经典。詹海云先生也讲了相似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犹如章学诚所言（更早也有人说过）“六经皆史”，“六经”最初其实就是一批历史文献。正如李景林先生所引《庄子》之言，“古之道术”本载于“旧传世法之史”;后经孔子整理和阐释，变成“邹鲁之士”诵说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了。又经孔子及其弟子传播，然后促成了诸子产生，启迪了人们智慧，形成“智慧大开发，诸子大争鸣”的繁盛景象。从文献产生顺序来看，也应该是经典在前，诸子文献在后。当然在后来形成的儒家经典体系中，也有子类文献。比如《论语》《孟子》，甚至《孝经》，都与其他诸子文献无别。晚期民国时期，在四川蜀学界就有一个非常热烈的经典性质的讨论，“经到底是史、还是子，还是其他什么？”争论的结果，大家比较趋同于“经典乃史与子的合一”说。经典里面既有原始的历史文献，也有儒家赋予它新解释的传记文献。其他诸子文献主要还是诸子个人的主观见解，不像儒家文献的历史成分那么重。子书无论是产生顺序，还是思想内涵，都与儒家经典不在一个层次，也不在同一范围。
四、“不刊之鸿教”——经典的内容与价值？ [7]
舒大刚：既然经典来自历史文献，只要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甚至其他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经典首先就是必须攻读和研究的对象，刘勰《文心雕龙》说，经典具有“不刊之鸿教”的价值，这就揭示了经典著作的永恒价值，它是不会过时的。《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制度、行为、艺术、哲学、政治等各个方面。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全面的，儒家是中华文化最忠实、最全面的继承者、弘扬者，这一点不虚。后来又涌现出《周礼》《礼记》《春秋》三传和《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对原始“六经”进行了阐释和补充，这也是学术文化发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这些2500年前产生的经典（主要是“六经”），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影响了中国社会，在今天它们还有价值吗？这种影响带来了怎样的印记？它们的“不刊”性在哪里？“鸿教”价值又在何处？ 现在我们进入第四个问题的讨论。
廖名春：刘勰讲经典是“不刊之鸿教”，非常有道理。经典之“经”就是常，所以具有永恒价值，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就是具有普世价值。比如说《周易》，庄子讲“《易》以道阴阳”，《系辞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都是讲看待事物，不能够只从一个方面看，要从二元对待的角度，从阴阳的角度去看，这些应该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周易》里面讲做人非常强调“孚”，孚就是诚信;强调“同人”，就是强调团结;强调“大有”，就是提倡庇护众生，共享共有;讲为人要“谦谦君子”，不能骄傲自大;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普世价值，都是“不刊之鸿教”。《尚书》讲王道政治，讲“民本”“新民”，强调明德慎德，这些也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理念。《论语》里面有价值的东西就更多了，许多都是我们做人的准则、治国理政的良方。要从经典里面，把这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提炼出来，形成逻辑系统，把古人的话语变成我们现在的价值理念，变成我们现在的语言，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舒大刚：谢谢廖先生给我们列举详细的例证来突出经典的价值。下面我们有请李景林先生也谈一谈这个方面的意见。
李景林：“不刊之鸿教”，一是说它是有永恒价值，另外落在这个“教”上。所以中国传统经典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我想就在两个字，就是“教化”。孔子是以“六艺”教人，“六艺”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就是通过教化来达成人格的完成和人的存在的实现。所以《礼记·经解》里边记载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然后就讲到《诗》教、《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那么，六艺，它的核心点在于教化成德。而六艺又各有它自己的着重点，你不能偏执在一个方面。所以孔子又特别强调，你研究六艺，要能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特别注重这个“游”字，道是个根本，道表现在德和仁上，贯通在“艺”里边。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要把握住里边的“道”，传习“六艺”才不能偏执在某一个方面。当然，这个“教”，它的核心在于人心，所以马一浮先生讲“六艺之旨，散在《论语》，总在《孝经》”，要把六艺“统摄于一心”。这个一心，就是我们的性德。性德是出于我们自己，而不是从外来。这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朱子讲读书法，说读书又成了第二义，这不是说读书不重要，而是说读书要在把握其中的教化之道。读书要读到什么程度？使得古代的“圣人之言如出吾之口”，“圣人之意如出吾之心”，这样才能达到儒家教化、六艺教化的目的。当然六艺教化，并不是说单纯是私人性的，像《大学》里面讲的三纲领八條目，都是讲到内和外的统一，内圣外王之道。这个内和外的统一就包含了德性和伦理的统一。所以我觉得，经典这个内容，我们还是要着重在它的教化之道上。
丁鼎：好的，我们刚才提到刘勰在《文心雕龙》当中把儒家经典看作是“恒久之至道”，这个“道”是什么？也就是说儒家经学这一价值信仰体系的思想内涵的核心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下面请允许我尝试从“六经皆礼”这一个命题谈一谈对儒家经典的内容和价值的认识。我们知道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整理传承下来的“六经”，它们的思想内容虽然有所不同，各有侧重、各有千秋，但由于它们均是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经典，因而其思想内容应当具有某种统一性，“六经”思想内容的统一性我们认为也可以“六经皆礼”这一命题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礼”具有统摄、贯通“六经”思想内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六经皆礼”这一命题虽然古人没有明确讲出来，但是应该说这个意思是渊源有自，可以追溯到《礼记》《史记》和《汉书》等经典当中，比如班固的《汉书·礼乐志》就明确地指出：“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也就是班固的《汉书》认为“六经”之道的“指归”是相同的，其指归就是礼乐。再比如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当中概括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这是清代经学家的观点。而清末著名古文经学家曹元弼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在《礼经会通大义论略》中讲：“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在曹元弼看来，“六经”思想的指归也是礼，由此可见，儒家经典文献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就是“礼”。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礼”是指制约社会、人生的各种行为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理性。礼的宗旨是什么？可以归结为“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就是指通过自身的修养培养成圣人水平的思想境界。所谓“外王”就是指对外实行王道，按照儒家的仁政理想和礼制思想来治理社会。正如四库馆臣在《日讲四书解义》提要中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孔子之心法寓于‘六经’。”内圣外王之道建构起安身立命的道德哲学与政治伦理，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圣外王之道是古代儒家学派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内圣与外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其最高境界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与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儒家经典从不同的向度，对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发和论述。尤其是《礼记·大学》篇所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实际上就是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展开和阐述。
舒大刚：谢谢丁鼎先生。非常系统地阐述了“六经”里面所蕴含“礼”的精神，归纳成一个“六经皆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下面我们再听听詹海云先生对“儒家经典是不刊之鸿教”的看法。
詹海云：经学最初是“五经”。后来我们说隋唐以前是“周孔”连言，宋代以后是“孔孟”连言。隋唐以前重视的是经学的政典的作用，宋代以后则重视的是“五经”“四书”的教化作用。两个作用都很重要。儒家的经典又被认为是“不刊之鸿教”。我认为它之所以如此被推崇的原因，就是它既“尊德性”，又“道问学”（既有道德的操守，又能探求真理，充实学养，具有做事的本领），所以，它才能达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境界。
由于儒学具有吸收、包容、汇通的胸襟。所以，儒学经典始终与时俱进、与时俱新。钱穆先生说，我们现在关于经典，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四书”、《易经》，然后《传习录》《近思录》，另外《老子》《庄子》《六祖坛经》，也要精读。换言之，钱穆先生把经典的内容及意义，扩大到将道家跟佛家都包含在内了。钱穆先生又特别注意《论语》等“四书”，因为四书学的重要性就是“不刊之鸿教”。《大学》是立本，示人为学之规模。《论语》是亲切，指示功夫在日用家庭之间。《孟子》是养气，一生坚守其志。《中庸》是究其精微，所以儒家经典的“不刊之鸿教”意义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事、读书、做人。既要为己之学，也要成己、成人、成物，我觉得这就是儒家的“不刊之鸿教”。 舒大刚：谢谢大家对经典乃“不刊之鸿教”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廖先生具体列举了《周易》《尚书》《论语》等经典，对后来中华文化、中华伦理、中华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例。李景林先生又揭示出儒家经典的根本价值在于教化、在于成德。丁鼎先生又具体地揭示了儒家经典在礼这个方面的重要构建，提出了“六经皆礼”这样一个重要命题。詹先生也做了相应的佐证，这些都非常好。尤其是丁鼎先生提出这个命题，我认为非常有启发性，值得深入地探讨和体系构建。
在儒家文明发展观里，文明其实就等同于“礼”。《周易》讲：“有天地然后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最终落脚点是“礼义”，也就是文明，就是“文化”的“文”，也就是《礼》《乐》。章学诚讲：“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史和政典就是文明的记录。它以礼为核心，包括丁鼎先生所说礼文、礼义，这是历史事实。丁先生肯定还有很多论述，“六经”中很多地方都体现了礼，或者用礼来判断是非、衡量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儒家的一些诸子文献，比如《大学》《中庸》《礼运》《乐记》，还有《学记》《儒行》等，这些都收入了《礼记》之中。因为这些文献都是对“礼”的进一步阐释和引申，因此我认为丁鼎先生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
不过，我这里想要说的是“礼”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节文”，因为这个节文里有实质内容。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礼的实质内容在仁和义，也在于事亲和从兄。事亲和从兄的文献就是《孝经》。如果从文献、从节文来说“六经皆礼”没错，但如果从价值观或者从伦理方面来说，“六经皆孝”或“六经”本于孝悌，更具有实质性。这一点孔子及其弟子有多种说法。有子就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在《孝经》中更明确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所有的教化都从孝开始。《尚书·舜典》就讲，当时“五品不逊”，令契作司徒，“敬敷五教”，这“五教”就是五伦之教，也是首孝悌。当代俗语还说“百善孝为先”。刚才李景林先生引马一浮先生说，“六经之义，散在《论语》，总在《孝经》”。东汉郑康成也说，孔子既定“六经”，又“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孔子也自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对于“六经”具有统帅的价值。“孝”和“礼”又是相通的，弟子向孔子问孝，孔子告诉他“无违”，什么是无违呢？那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是行孝的重要规范。古人在表达孝与礼重要性时，有非常近似的表达，《左传》讲到“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孝经》讲“孝”也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和礼是相通的，一个主内在孝心，一个主外在孝行。如果说“六经”乃“不刊之鸿教”，其“不刊”性在于“礼”，那么它的“鸿教”价值就在于“孝”了。
五、常与无常——当代经典阅读与体系构建 [9]
舒大刚：我们讲经典是“不刊之鸿教”，就是表明它具有永恒性，也就具有“常”的价值。但是经典体系又是变动的，又具有“不常”性。常与不常，换言之就是“经与权”。我们知道，儒家经典从孔子删定“六经”后，又经历“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五经”的体系演变，说明经典阅读有轻重缓急，在体系上是随时变化、与时俱迁的。随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经典的价值也会适时表现出来。不过经书13种，文字60余万，如果加上其他儒家文献以及出土文献，数量就会很大，如果都要去读，必然出现“皓首穷经”现象。这在现代社会对于广大民众肯定是不现实的。不得不承认，随着时代变迁，有的经典对于当下社会已经不是那么紧迫了，那么现在就要请教各位先生，当下的文化振兴的活动当中，有哪些经典应该首先必读？又有哪些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可以纳入经典呢？
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五个话题：“常与非常——当代经典阅读与体系构建”。
廖名春：讲当代经典的阅读跟体系的构建，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经典的发展我觉得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的文化经典，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五经”，像《周易》《尚书》《诗经》，甚至《礼经》都可以归入这个行列。第二个阶段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传记的系统，即孔子跟他的学生后学对经典的阐发，以“四书”为代表。《仪礼》现在就不是很重要了，它的价值还是在“记”里面，在《礼记》里面。虽然不能说《礼记》所有篇章都很重要，但是《礼记》里面有很多篇章是代表了孔子思想的，这非常重要。孔子对《周易》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在今本《易传》里，还有一些失传了，我们现在从帛书《易传》里也能够看到很多。孔子对《诗经》的阐述，过去没有系统的东西，现在出土有《孔子诗论》。这类的东西都属于传记。宋人把《孟子》也抬入了“经”，《荀子》有些东西也可以补入，像《劝学》《天论》等。第三个阶段就开放一点，后儒那些有名的著作，从宋明，甚至到清代都可以。经典发展的三个阶段里面，第一个阶段我们没有多少选择了，就是“五经”。第二个阶段我们还可以继续选择和补充一些，可将“四书”、《孝经》之外再扩大一些。第三个阶段就更加要精选，更加要精确。这样，在“六经”“九经”“十三经”的基础上编一个新经典出来才有现代性，才更能吸引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舒大刚：谢谢廖先生给我们指得非常清楚。下面我们有请李景林先生就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读经从哪里入手？需要怎么样的现代经典体系？
李景林：當代经典阅读，我觉得阅读这两个字，用“传习”比较好，我们传统上是讲“传习”，我们现在的阅读，是一个好像比较注重知识的倾向。我觉得讲经典的“传习”可能比较好一些。我刚才讲到，每个时代它重视的经典是不一样的。从我们现在社会来讲，很多学者也在探讨经典体系怎么去做，有些也加了一些别的东西。我的观念比较保守，我觉得现代社会“四书”还是最重要。为什么？传统社会它是个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教不分，西方中世纪大概也是政教不太分的。所以像汉唐它重视“五经”，主要重视在政治方面，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哲学这个方面。宋代它重视“四书”，它的考虑就是在教育、在心性修养方面。心性修养是个体的事。宋明时代那些大儒都在民间讲学，讲学也是针对着个体心灵的修养。那么我们现在社会是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政和教是分开的。西方是这样，我们中国其实也在走这条路，就是政和教逐渐要分开，文化的教养是个体的事务，是社会的事务，政治是政治。那么个体的事务就注重在心性方面。所以我觉得，就现代社会来讲，一个是“四书”，它比较简洁，是这样的一个性质。现在经典的系统，还是要以“四书”为中心，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有些读起来比较方便的，像宋儒朱子《近思录》、明儒王阳明的《传习录》，这些都可以去读。我说“传习”的含义、传习经典的目标，主要在于修养身心，要把这两个方面给结合起来，不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知识性的东西来看。我讲传统的延续，讲到两个方面，一是“文脉”的延续，另一个方面就是“血脉”的延续，这个血脉的延续很重要，就是把它变成我们当下生活里边一个活的东西。过去这个血脉的延续断掉了，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活的东西？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经典传习。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大儒，朱子、张栻这些人都在民间讲学，民间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向，那就是事关人类德性的养成、人格的养成。 舒大刚：谢谢李先生，也非常系统地给我们讲述了“四书”“二录”，还有要提“传习”，这点非常好。下面我们请丁鼎先生也谈一下经典传习的路径。
丁鼎：好的。我认为现代的经典阅读体系或者传习体系的构建应该注意两个子系统的构建：第一个是经典的大众化、通俗化阅读或者说传习;第二个子系统是经典的学术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前者主要是面向大众和中小学生，后者主要是专家学者的任务。通过对经典进行学术性阐释和世俗化的解读，使其越来越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进而对经典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和信仰基础。
詹海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第一个就是到底经典里面阅读哪些书？第二就是我们怎么训练传播者？怎么样培养传播者？也就是学者的养成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经典怎样跟当代的重要问题有机结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阅读经典应从“四书”着手。“四书”里面应该特别重视《论语》。经书里面，则首重《孝经》。宋明理学的《近思录》《传习录》也要读。在读《论语》时，我们会读朱熹，但是我们现在更要读的是王阳明心学一派的论语学，因为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心得解释。比如说明人张岱的《四书遇》，或者是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四书”的解释，其中有很丰富的心理学与哲学的诠释，以往被我们所忽视了。另外我想提出来就是关于刚刚讲“传习”两个字的解释，以就教大家。比方说我们常说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前面应有一个主语，谁来尊师，谁来重道呢？如果学生不尊重老师，也不尊重老师所传的道，那么老师怎么可能会受尊敬，道怎么可能传得下去，所以这个“传”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讲的东西，他能体会、能接受。然后“习”的意思就是他接受了，他愿在生活上去实践它;或者他愿意常常去想到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基督教徒他常常会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所以这个“习”原意就是学生不断地熟练听讲，也愿意接受你的解释，然后愿意不断地去看书，又愿意不断的去实践，换言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总之，我要强调的是经典一定要把它落实在可以实践上面，才能对生命个体及社会大众产生效益。另外，我再补充一点。章学诚在讨论什么是学术时，特别强调学问和功力是不一样的事。我们既要培养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更要培养学问能汇通的学者。这类学者能够把各个学科打通，也能够把古今跟中西汇通在一块。至于如何把当代潮流的主要命题（如：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博爱、公义、真理、利他……）和经典核心观念（仁义礼智信、民本、逍遥、齐物、慈悲、成己成人……）结合研究，我认为，首先必须把这些重要的观念做一个全面精确详尽的诠释，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另外，我们观察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正面性及可操作性有多大，以及人类幸福生活中的长远的需要性和理想性的标杆程度多大。总之，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反省检验及正能量地继承创造，使经典的永恒性、普遍性、真理性、优越性、创新性为世人所接受，并愿意发扬光大之。
舒大刚：谢谢前面诸位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读。廖先生给我们划出了几个层次，一个是西周文化的经典，一个是孔子为代表的传记文献，还给我们补充了出土文献，像《五行》《六德》《诗论》等等这些经典。景林先生又给我们指出了“四书”“两录”（《近思录》《传习录》）这些经典，强调“文脉”“血脉”这些传习，非常好。丁鼎先生又提醒我们要注重经典的大众化、世俗化的解释和学术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这两个路径。詹先生则从三个方面给我们指出了思考的重要方向，就是读哪些书、哪些人来传经还有经典解决当下哪些问题。丁鼎先生说当下要注意经典的大众化、学术化两个路径，其实也是古代圣贤在从事经典教学或传习时惯用的两大路径。比如在汉代，既有“五经博士”，名春先生揭示“还有传记博士”，最早是传记博士，后来是五经博士，学术性和大众性都照顾了。就是在五经博士时代，传记的传授也是存在的。就儒家经典来说，汉代先传的是《论语》和《孝经》，然后进入太学传“五经”。那时虽是专经传授，但《论语》和《孝经》也是必读的，当时构建的经典体系是《论语》《孝经》加“五经”。同时代或稍早的“蜀学”也是这样，文翁在成都建石室的时候，传的就是“七经”，也就是“五经”加《论语》和《孝经》。到了唐代，科举考试的是“九经”，但是同时也考“兼经”，就是《论语》和《孝经》。所以《论语》和《孝经》也是必读的，有一种观点说科举考试不考《孝经》，实际是不对的。到了宋代，王安石改变学制，才把《孝经》替换成《孟子》。后来程朱就构建了“四书”体系，其初衷也只是把“四书”当成入门的、初级的阶段，最终还是要读“五经”，所以他构建的应该是“四书五经”体系。在五代时巴蜀地区的后蜀，开始刊刻《蜀石经》，后来延续到北宋，一共刊刻了13部，就把《孟子》也正式刻入儒家經典行列，就是“十三经”体系。后来“四书五经”也是在“十三经”里“打转转”。南宋，有人谋划构建“十四经”，清代又提出“二十一经”，廖平想构建《十八经注疏》（《十八经注疏》中，经没有增加，只是分今文经系统、古文经系统来写他的注疏），这是经典体系大致演变情况。
就当下来说，也涉及经典“大众阅读体系”和“高级研究体系”（或者“理论构建体系”）两个选择。廖名春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精选，精选一些文献，构建新的经典选本，走的是“选学”路径（当初孔老夫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也是这个路子）。到了唐代，唐太宗让魏徵编《群书治要》，也是这个路数。第二个路数就是景林先生说的核心经典和外围经典。第三个就是丁鼎先生提出的“大众传习本”和“学术阐释本”。
在我看来，在经典上我们可以有所划分，大众读本“四书”这个路径不错，但是不应把《孝经》排除在外，汉唐推崇《论语》和《孝经》，这个不能丢。关于《荀子》，我赞成廖名春先生所说将里面的好篇章选起来。丁鼎先生说《礼记》可进入大众阅读系统，篇幅太大，是不是可以选一下？如果要寻求儒学的当代突破，更需要在文本上有所突破，如被传统学人忽略的一些文献，是否也可以考虑纳入。比如《国语》，它其实跟《左传》性质相同，一个是按年代排，一个是按国别排，都可以辅翼《春秋》经。还有《逸周书》，有很多篇章还是相当不错的。再就是廖名春先生提出的出土文献，很多应该整理出来作为大众读本。 总而言之，要根据当下人们的实际需要来构建一个新的经典体系，至于怎么构建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第六个话题。
六、返本开新——尊经还是研经？ [11]
舒大刚：这是个结尾性的话题，讲讲对待经典的态度、立场等问题。传习儒家经典，到底是应当尊经？还是研经？历史有因、有革，文化也有传承、有创新。经典是历史的主要载体、是文化的主要教材，在提倡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该怎样来对待经典？是尊还是研？或者是尊研二者的结合？想听听几位先生要言不烦地给予我们启示。
廖名春：尊经还是研经，一般认为是矛盾关系，尊经就不太重视研经，研经就对经没有“亲情”、缺乏敬意。这两种讲法，实际上并不矛盾。我们应该提倡在研经的基础上尊经，两者结合起来。没有研究，盲目尊经，经典里面还是有些过时的东西，不能盲从。只有研究好了，才知道经里哪些东西是最有价值的，我们要抓住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去继承、去发展。有些东西已经过时了，或者有些东西本来意义就不大，我们就不需要去尊。所以在研经的基础上尊经，首先对经要准确的理解，要把握住经典的精华。第二要灵活地宣传教化，要用现在的新工具、新的方法，把经典的精神普及开来。要使得人人皆知，耳熟能详，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第三需要推陈出新。一方面做好语言的转化工作，语言的转化不完全是翻译的问题，要把古人的话用现在的时代精神表现出来，使大家容易接受。另外一个方面更重要，我们在思想上要进行提升，要善于把古人讲的东西跟现在的世界结合起来，要能把古人讲的东西融合进新时代。西方哲学，包括其他的文化，也有很多好的东西。要善于把我们的经典的精神跟这些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的转化。
舒大刚：也请李景林先生给我们提示一下。
李景林：我很赞同廖名春教授的三点。尊经和研经是不矛盾的。首先这个经典我们要把它放到应有的神圣的地位上去，不能像过去那样对经是一个贬斥的态度。当然对经典也要有客观的研究，这两个方面不矛盾。现在研究经学有一个误区，好像是说我们重视的就是经学史，也有人说我们现在研究经学，就是研究经学史，经学是一个落后的东西了，已经过去了。其实这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经学史就是经学构成的，实际每一个时代它都有自己的经学，每一个时代的经学构成了经学史。现在我们讲经学，它的重要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注重经典本身精神的整体性。我们过去的研究，到《周易》里边、到《礼记》里边、到《论》《孟》《老》《庄》里边去找资料，然后把它按照西方的一些框架形成一些体系。这样的话，就失去了原来经典的精神。其实我们研究经学的意义，在于注重经典本身固有的整体性的精神，而通过对经典系统和义理系统的重建，把它转化为我们当下生活里边的一种活的精神。我想这是我们研究经学所要注重的一点。
舒大刚：请丁鼎先生谈谈自己的看法。
丁鼎：我认为对于经典的“尊”还是“研”这个问题确实应该秉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既需要研究也应该尊敬。当然这个尊敬不是对经典的全部内容而言，而是应该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经典中所蕴含的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尊敬。前面我们讲过，经典既是一个知识系统，更是一个思想价值系统。经典的思想价值或意义，就在于不仅能指导人们认识和理解本族群或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而且能够指引本族群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一方面要把经典看作一个知识系统，为了认识和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就应该而且必须对这一知识系统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另一方面，把经典看作一个价值系统，那么就应该对这个价值系统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探讨，从而辨析出其中超越时空的精华和陈旧过时的糟粕。无疑，对于其中精华性的内容就应该秉持尊敬的态度，而且不仅仅是尊敬，更应该对这些精华性的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起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和现代科学民主精神的全新价值体系。
舒大刚：下面请詹云先生也讲一讲。
詹海云：刚刚上面三位先生都讲得很完备了，我现在再把他们复习一下。第一个是在尊经跟研经的问题上，我们要注意怎么尊、怎么研的问题。同时也要注意经典内容的精华性，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诠释性。另外，我们为什么现在还要读经典？不就是因为经典有一个“不刊之鸿教”的价值吗？它会让我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自尊自信与亲切感。因为文化不仅离不开生活的土壤，而且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淀。只要经典仍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会对自己的文化有认同感、有归属感。如此，中国人才会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产生向心力及责任感。
舒大刚：前面幾位先生对我们当下传习经典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指导。廖先生认为要“尊”和“研”结合起来，尤其是要注意首先是“研”，要准确理解经典的原始本义，同时要灵活地实施教化，然后加强普及，还要注意推陈出新，这就涉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的问题。李先生也是提出“尊”和“研”结合，既要重视前人研究精髓的成果，也就是经学史，同时也要突出经典当代价值，要克服只停留在史的研究那个层面。丁鼎先生也具体的给我们揭示了经典的当代价值意义和我们对它研究的几个路径。詹先生也提到要注意经典的时代性和历史性，要提炼出它的精华，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在我看来，经典既具有它那个时代的价值，又具有超时代的价值。它的时代价值是因为它对以前2500年的历史文化做了一个积淀。这个积淀一方面是我们认识上古历史文化面貌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它又对后世具有教化意义。经典具有永恒价值就在于此。对经典加强研究和阐释，继承、弘扬，是我们当下传习经典应有的基本态度。
七、结语 [12]
舒大刚：以上六个话题我们都谈了一遍，特别要感谢各位先生的侃侃而谈，发表了真知灼见。经典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根、源和魂，是中华民族的信仰所在和价值尺度，也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源泉和礼仪规范，更是中华士人的知识载体和技能教材。经典既承载了中华上古前2500年历史，也影响了中华中古以后2500年的思想。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都受经典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受经典的陶铸和规范。提起中华文化，毋宁说就是“经学文化”，这是既往的历史事实，不可改变，也不应忽视。当下我们提倡文化自信，这些经典记忆是应当首先被唤醒的，尤其是它们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传承价值更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一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了。《意见》总结了传承优秀文化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振兴中华、从德向善、见贤思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以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形神兼备、情景交融、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等中华人文精神。其中除“道法自然”“俭约自守”等见诸道家文献，“实事求是、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等，出于后儒的总结外，其他30多条都出自儒家经典，其中又以《周易》《左传》《论语》《孟子》等文献最多。
可见，儒家经典影响中华历史既是客观的事实，其所代表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也是我们当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换言之，读好儒家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思过半矣;理解和宣传好儒家经典中提倡的高尚的信仰和积极的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就尽在其中了。文化自信当从儒学复兴开始，儒学复兴又当从经学繁荣开始。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杨翌琳）
论辩主持：
舒大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
论辩专家：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学、易学、简帛学家。
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家。
丁鼎，本名程奇立，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研究员，著名礼学家。
詹海云，原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教授，现任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著名古文献学家、中国学术史专家。
舒大刚：今天我们论辩话题是“中华经典及其当代价值”。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有自己伟大的圣贤，必然有自己经久不衰的经典。圣贤是民族的导师和灵魂，经典是文化的载体和教科书。所谓“经”就是经久不易之书，所谓“典”就是规范神圣的大册（大典册）。用今天的话来讲，“经典”是具有根源性、典范性、权威性和永恒性的文献，它们或是经过历史淘汰，优胜出来的被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特殊文献，或者是对某个民族、某个专业产生深远的、定型的、启迪性等影响的伟大作品。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一些民族的神圣经典至今传承，犹太民族有《旧约圣经》，欧美有《新约圣经》，古希腊有《荷马史诗》《几何原本》《对话录》等，古印度有《奥义书》《薄伽梵歌》《吠陀经》等，阿拉伯有《古兰经》。这些经典都为该地区的民族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作为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中华民族，又有怎样的经典呢？这些经典又曾经起到过怎样的作用呢？这些古老的经典对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特向各位请教，想请你们向我们的听众开示一二。
一、“经者常也”——什么是经典？ [见英文版第4页，下同]
舒大刚：什么样的经典具有长久性、永恒性？传习“经典”，首先会遇到什么是经典？什么经典最宜先读、最宜精读等问题。我们常常看到“经者常也，恒久之至道”的解释。时代是进步的，思维也是变化的，为什么说经典是“常”、是“恒久”的呢？什么样的文献才担当得起经典的称呼？先请廖名春先生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廖名春：所谓“经”，本为织布机的经线，用来指最重要的文献，也就是刚刚舒教授讲的“最有价值的文献”。经典在古代有一个发展过程，先前《诗》《书》《礼》《乐》讲得比较多，后来加上《易》《春秋》就变成“六经”。后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从宋代以后强调“四书”，慢慢地就变成“十三经”。从所谓的“五经”“六经”“九经”到“十三经”，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既有共同的东西，也有了新的、创造性的东西。时代变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是应该守住的。但有些东西还是要选择。要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发扬光大，对一些跟不上时代的东西，我们就要有意识地扬长避短，要进行抉择、要能够创新。今天经学的工作，分为好几个环节。不管是从经典里面选择最有价值的东西、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是创造新的经典，都是一些很专业的工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人来做。我们的分工有所不同，我们有一些人是做“守住”工作的、有些人是做“抉择”工作的、有些是做“创新”工作的。这些工作全面开展起来，经学才能够兴旺，才能够起到它真正的作用。
舒大刚：好的。我们想听听李景林先生有没有补充或者新的看法？
李景林：廖名春教授对经典的内容做了概括性的说明。我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研究经典，要重视经典的生命整体性和系统性。西周“学在官府”，在孔子之前，当时国子（贵族子弟）教育所用《诗》《书》等经籍，我们现在看还不能称作是经典。孔子删定“六经”，以行其教化。这个“六经”实际上有一个内在生命的整体性，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这主要是编辑整理和搜集删修的工作。在“六经”里面，孔子特别重视《周易》和《春秋》。按照我们老师金景芳先生的说法，《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孔子对它作《传》，使它的哲学思想成了一个系统。孔子因《周易》而发挥他自己“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的形上学系统。《春秋》本为鲁史，孔子修《春秋》，寓褒贬、别善恶、正名分，把它的伦理价值和政治的理念寄托在里边。孔子由此把他的形上学观念和价值观念贯通在“六艺”里，使它成为一个经典的系统。以后每个时代关注的经典不一样。每个时代对于经典所做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典系统的重建，再一个就是经典意义系统的重建。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比如说，宋儒重“四书”，为什么重“四书”？因为他注重心性，注重教化，注重个体德性的修养。“四书”里边主要讲心性、教化的问题。整个系统以“四书”为中心，然后附之以“五经”，附之以经史。所以，每一个时代所重经典，从源头上讲它是个生命整体，它不单是一个我们现在的教材，而是一个生命的整体。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对它的研究，才能真正使它起到切近当下生活的教化作用。 舒大刚：好！现在我们再听听丁鼎先生，也就是山东师范大学程奇立教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丁鼎：关于怎么样认识经典，南朝著名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他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就是说经学的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经典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价值体系。也就是说“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有永恒的思想价值，经典经过历史的淘汰而流传下来，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重要思想价值。现代有学者把春秋战国时期看作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并把这一时期形成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经典称之为“文化元典”。可以说“文化元典”这一概念，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经典的内涵很有帮助。
舒大刚：我们再听听来自宝岛台湾的詹海云先生对“经典”的看法。
詹海云：上面四位先生讲得很完备，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说。首先，经书原来不只是儒家单独所有的，它是公共文化财产，是诸子百家共有的文化遗产。经书，按照清朝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校雠通义》里面所讲，它是“先王之政典”。换言之，经书就是古代帝王外王事业的历史记录。儒家精神所在的内圣与外王，就是继承先王的政事传统。内圣是要求自己，同时希望去影响别人。而外王更是儒家最关心的课题，因此儒家在经典上面是要人们特别注意外王的“急民之困”（柳宗元语），以及“人溺己溺”（孟子语）的救世精神。其次，刚刚李景林教授说我们研究经典需要先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要用一个大的概念去看它。我们要注意汉唐时代为什么很多经学家都跑到朝廷做官或在朝廷中整理经典？而在魏晋玄学时代或者是宋明理学时代，儒者多在民间从事讲学、教化世人。换言之，经典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就是得志行道的时候就往政治上面去改革政治;遇到时机无法作为的时候，就从事社会教育，来移风易俗。这是有关经典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两个重大的意义。总而言之，在《礼记·学记》篇说：“凡学，官先事，士先志。”为士，须先导正学子的志。所谓志，就是心之所之（即个人心意所关注的事情）。因此，“士先志”就是先端正学子的心思，让内心不要混乱。我们现在常说错误的决策比贪污更可怕，因此，端正心思是十分重要的起手功夫。“官先事”，是说为官，须能办好为民谋福的事情。所以中國人在讲“经济”的时候，最重视的是经国济世，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的意思。今人讲经济只是重视财产、利益的增加，而儒者讲的是正德、利用、厚生。所以，儒家训练的人才是要他为整个社会国家、整个人类做事情。既要“有为”，也要“有守”，这是我对经典的另一个补充。
舒大刚：各位先生从“经典”的本义，就是“经”是织布车上的纵线（或编联竹简的丝绳）等形式，到“经”书在内容上所具有“恒久至道”“生命整体”等系统价值上，对“经典”原始意义进行了解读。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孔子之前有《诗》《书》《礼》《乐》这四部文献;到孔子时产生了“六经”，再到后来经典逐渐有所选择、有所增加或者有所阐释，逐渐形成“七经”“九经”和“十三经”或者“四书五经”。还给我们指出“经是文化的元典”。既然经典是元典，元者始也、大也，具有根和源的作用。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二个话题。
二、中华文化的根、魂、源——为什么需要经典？ [4]
舒大刚：为什么需要经典？经典是不是意味着，它是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承载、文化典型，或者是文明范式、智慧启迪，具有源头活水、精神家园的价值，体现了信仰体系和价值标准？经典对于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它又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呢？在哪些方面影响和作用于它的子民们呢？就这个话题，我们想请各位先生给我们揭示一下经典的性质何在？
我们还是先请清华大学的教授廖名春先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廖名春：我刚才说经典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十三经”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来的“经”，另外一部分是后来的“传”或“记”。“五经”基本上“郁郁乎文哉”，是文王、周公的创造。现在看到的《尚书》，主要内容还是《周书》。《诗经》大部分应该还是周代的东西。《周易》为文王、周公所作，也是周人的东西。孔子及其儒家诸子主要在阐释经典的价值上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所作我们一般都称之为“传”“记”。孔子有易传，今本《易传》虽然不能够说都是孔子写的，但是基本精神是来自孔子。宋人从《礼记》里面选出《大学》《中庸》来，《大学》《中庸》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礼》认识的精华。除了《大学》《中庸》，《礼记》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代表孔子这些人对经学的阐发，代表孔子的精神。《春秋》不是孔子的原创，本为鲁国史，源自周公。但是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主要还是在“三传”上面。《诗经》不是孔子作的，一般讲《诗经》，都讲“诗大序”“诗小序”，认为这些代表孔子思想，现在来看还是有所不足。地下出土的《孔子诗论》应该更直接，说明孔子于《诗》应该是有“传”的。所以经大部分都来自周人，来自文王、周公，代表他们的思想。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贡献主要是在传上面，他们通过阐发经典，创造了新的东西，形成了以“四书”为代表的新的经典。所以对经典，我们还是应该要有自己创造性的工作，不能够把经看成静止的东西，应该有所发展补充。出土材料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像《五行》篇、《孔子诗论》、《六德》等，都可以视为经的补充。
舒大刚：廖先生给我们揭示了许多非常新的话题和信息。再听听李景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景林：从根源性，根、魂、源上讲经典，很好！西方的人文学者，像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讲“轴心时代”，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讲“哲学的突破”，大概都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这个突破是什么意义？我给它一个说法，从自然和文明关系的角度来讲，刚才讲到经典，我想经典有核心经典、原始经典和后来的比较外围的经典，这几种有所区别。一个文明，它的核心的经典基本上都产生在所谓“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它的特点是什么？文明都是从自然来的，但是，我们面临的自然并不是一个大家共同的自然。轴心时代的哲学的突破，实际上就是在文明的初始阶段，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对文明、对自然、对人的存在本身和自己周围世界一种理性的自觉。这个自觉它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的文明化已比较重了，它处在一个分化状态。但是，轴心时代，经典产生的时代，它所表现出来文化的经典，是一个文明和自然的统一，刚才我讲生命整体性，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代，用老子的说法，就是“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在始制有名的时代，文明和自然是交错的。我们现在的文明，往往是背离了自然，看不到自然的根源。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就被平面化了。在轴心时代所产生的经典里面，所保持的就是文明和自然的原初的统一性。一方面它是一种理性的自觉，这种理性的自觉，因为不同的思维的方向，使得它原初的自然被陶铸成了一种特殊的禀性，它是个整体，不光是一种文的形式，更是文质合一的形式。比如说小孩子，百姓讲从小看大，三岁知老，道理在什么地方？小孩子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他一开始的自觉，他的家庭环境、受到的教育，事实上就把他原来的自然素质陶铸凝成了一种特殊的禀性，这就规定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所以中西方文明实际上在这个时代，通过这样一种理性的自觉差异化了，走了不同的道路，这个差异化同时又使得文明保持在一种自然生命整体性的状态里边。所以，每个时代文明的发展，它走了一段路以后，会再回到源头上去寻找让它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它原创性的本源。我们个体是这样，我们通过读经典，能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激励，从里面得到很多感悟。我们一个文化的整体也是这样，比如说，汉代的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回到源头上重新创造。宋代的学术亦如此。所以，轴心时代文明和自然的交汇、文明和自然的统一，表现在经典上，就使得原初的经典成为我们总要回溯的东西，形成我们进一步发展动力的一个根源。 舒大刚：景林先生从哲学的高度，从文明史、文化发展、思想演进的脉络，给我们解读了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再请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丁鼎先生给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
丁鼎：好的，前面我們已经讲过，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是在一个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奠基性和权威性思想价值的著作，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走向产生过深远而重大影响的著作。姜广辉先生前几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文化的根与魂》，该书的副标题是《儒家经典与“意义信仰”》。姜先生在该书中把儒家经典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魂，这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认为儒家经典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魂，这样的判断应该是非常中肯的。可以说儒家经典的“六艺”之学，也就是经学，不仅是知性之学，也是德性之学。可以说儒家的“六艺”之学也就是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传统国学的主要内容，其中所蕴含的优秀的思想信仰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根和魂。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对传统的儒家经典进行研究和教学，我认为不应该仅仅把“六艺”之学，也就是“六经”作为文、史、哲等学科的研究材料，而更应该从其中挖掘对我们现代伦理道德建设有价值的精神元素。因为“六经”之中蕴含着丰富而系统的伦理文化精神，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所以我们应该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发掘，尤其是要注重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
舒大刚：谢谢丁鼎先生非常系统、非常清晰地给我们阐释了经典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的问题。下面有请詹海云先生也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詹海云：我认为儒家的思想根源是以人为本。儒家十分重视人性的探讨，这是中国在轴心时代的重大突破。所以，中国以后的哲学是建立在人性观上面，对于道德十分关怀，这是儒家经典的一个根。另外的根是儒家特别重视伦理与现实。伦理是指怎么样先建立个人的身心和谐的秩序，然后，协助社会、国家、世界也建立一个和谐互助的秩序。如从儒家经典中的“五伦”来讲的话，君臣指的是职场伦理，夫妇、父子则指的是家庭的伦理，朋友指的是社会上的伦理。从心理学的意义上面来讲，它可以让人有所谓的归属感、安全感，进而寻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认为这就是儒家的根，经典的根所在之处。
舒大刚：各位先生谈得很深入，他们从人本、人性、伦理这些角度，从经典当中寻根找魂。我非常赞成！廖先生给我们讲了经典文献的形成，以及出土文献的一些重要篇章。李先生给我们从轴心时代这样一个概念来展示经典是那个时代生命系统的整体呈现，具有不断回归、回首吸取其营养的价值。丁鼎先生从根和魂上具体地给我们梳理了经典的内涵和作用。还有詹先生从人本、人性这个角度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经典的根魂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研究，要“寻到根、溯到源、找到魂”，不能满足于了解一些枝枝节节的表面现象。通过研究，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发现：中华文化的根、魂、源都在儒家经典！我们说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恰恰是以经典为中心，前面2500年历史靠经典把它传承下来，从而揭示出中华文化的根;后面2500年的智慧，又是由孔子整理的“六经”来启发。经典不仅孕育了儒家学派，也启发了诸子百家，并开启了后世的智慧，经典也是整个中华智慧的源头活水。经典的内容，不仅是简单的历史复述，更不是死的文字，里面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尤其是信仰价值、道德伦理、行为规范等等，经典是中华文明形成的范式，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寄托。正因如此，儒家经典才天然地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根、魂、源。
三、百家经典——经典的类型 [6]
舒大刚：儒学是以“六艺”之学、“六经”之学为根柢。无可否认，经典对我们国家民族的信仰体系、价值体系、道德伦理、行为操守、知识体系或者特殊技能都具有重要的典范性和指导性。不过，中国又是一个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自由、著作如林的国度。那么，经典与诸子百家的关系是怎样？诸子以及后来形成的道教或传入的佛教（也就是中国佛教），他们也有经典吗？诸子经典与儒家“六经”有没有必然的或者天然的联系？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话题：“百家经典——经典的类型”。
廖名春：什么是经典？各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主流的看法从《汉书·艺文志》一直到《四库全书》，古籍分类都是以“六艺”之学，就是以“六经”作为经学，其他诸子的东西都归入子部。这种选择不是一时的选择，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也是大家所认可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把“经”和“子”的地位、作用完全等同。我们所谓“经”有很多都是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经，它不仅仅是子，它的思想、它的价值、它的精神是得到了社会主流的肯定的。诸子却不同，只是一部分人肯定，主流没有接受它，所以其地位和作用不能与经等量齐观。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要抓住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儒家的“六经”“四书”。以前有所谓的诸子时代跟经学时代的说法，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就是诸子时代，百家争鸣，思想比较自由，到了汉武帝“表章六经”之后进入了经学时代好像就倒退了，这种说法是有缺陷的。儒家经典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不是从汉武帝才开始的，战国时候就已经如此。往前讲，可以说从文王、周公以来就奠定了。从出土的简帛文献来看，儒家经典的东西是最多的，别的家的东西有一些，但没有儒家的经典这么多。过去以为儒家的东西只在北方流行，战国时代南方是道家的天下。现在一看，出土简帛文献基本上都是南方出的，可儒家东西还是占绝对的多数。特别郭店楚简的《六德》篇，就讲到了“六经”，说他们都是认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理的。可见这些认识不是汉人才有的，汉人只不过是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主流认识而已。我们不能在历史研究上搞平均主义，以为儒家跟其他几家都是老大、老二的关系。其实不是这种简单的关系，而是主流跟非主流的关系。经里有史，有文，也有子，但是归到了经里，就不是简单的史、文、子了。这是我们前辈对传统的选择，我们应该承认。
舒大刚：谢谢廖先生。那么再听听李景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景林：我简单说两句：刚才我提到这个经典应该有核心的经典、有外围的经典。就一个文化系统、文明系统来讲，它有核心经典，这个核心的经典基本上是产生于轴心时代。那么，外围的经典，比如说像以后進入到“十三经”里的，传、记也称为经典，这就是外围一点的经典，它是来解经的。另外诸子，刚才廖名春老师讲的，我觉得很好。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是我们自己在这样说。《庄子·天下》里边就讲到这一点，讲到古来的道术，讲到道术和方术的关系。古来的道术本来是“一”，这个“一”，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到了春秋的时候它分裂了：“道术将为天下裂。”它讲到“六经”之学，“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这就是儒家。然后，百家之学是因为分得了、把握得了这样一个“道术”的一曲，“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所以百家之学，它应该也是源于“六经”的、“六艺”的。从教育上来讲，诸子原来所受教育也是出于这些经典。像《汉书·艺文志》里面讲，说诸子之学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所以我们研究诸子之学，要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就可以通万方之略，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好的。所以古代的经典，我们确实要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核心的经典是不变的，外围的经典它是会变化的。每个时代注重哪些经典，要重新去建构经典的体系。我想我们读古代的经典，应该注意这一个方面。
舒大刚：谢谢李先生，给我们画出核心经典和外围经典的范围，以及儒家经典和诸子文献具有前后授受的关系。我们再听听丁鼎先生的看法。
丁鼎：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如下两点意见：第一点就是谈一下儒家经典与诸子百家的关系。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孔子传承下的儒家“六艺”之学是儒家经典，但是在先秦时期，它跟其他诸子百家一样，只是百家当中的一家。在先秦时期“六艺”之学并没有被全社会共尊为经，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才被全社会共尊为经，取得独尊的地位。它之所以到汉代被独尊为经，就是因为儒家经典当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和社会教化方面的思想价值，这样它就跟其他的诸子百家的经就有了区别，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经典。而其他的先秦诸子也有自己的经典，但是其他诸子百家的经典到了汉代那就不能跟儒家的经典相提并论了。
第二点就是佛、道二教也有各自的经典，那么佛、道二教的经典与儒家经典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儒、释、道三教长期以来既有冲突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一面。如魏晋玄学，实际上就是援道入儒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儒道融合的结果。比如玄学家所尊崇的“三玄”，就是《易经》《老子》和《庄子》。其中的《易经》本来是儒家经典，而《老子》《庄子》却是道家的经典。再比如宋明理学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儒、释、道合流的产物。
舒大刚：谢谢丁鼎先生！层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经典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以及佛道二教经典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再听听詹海云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詹海云：我非常赞成李景林教授讲的，还有廖老师讲的，就是说经典跟诸子之间，它基本上是主流跟支流，不是老大跟老二之间的关系。不过，我也想补充说说经典与诸子的关系。第一点是章学诚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换言之，“六经”基本上就是以前的人类文化的公共财产。如果我们说哲学是西方学术的总根本。那么我们中国的学术的总根本，也就是经学，它就是我们一切学术的总根本。如果我们再用现在的学科的分野来讲的话，它应该就是一个广义的文化学的角度。而进一步从《汉书·艺文志》分类来看，它是把《史记》放在经书下面。《史记》现在来看是历史，但是司马迁说我的《史记》绝对是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以语意考察，就是诸子学。他又说《史记》是网罗放失之旧闻，然后考信于“六经”。也就是说，司马迁是以经书作为检验当时存在的文献是否符合雅正的经典为取舍的标准。经书从一开始就是具有独立智慧的见解的教导内容，所以，经典能成为诸子共同接受的公共财产，这自然也成为司马迁所看重的书籍。汉朝的皇帝认为《史记》是一部打天下、治天下的书，故将它列为禁书，以免有人图谋不轨。司马迁写《史记》，明明白白说自己是学习孔子作《春秋》之志，也就是要给后人提供治天下典范的书。从目录学的角度以及学术根源的角度来看，经学还真是中国学术最初源头的第一个根，所以后来才会有诸子学的诞生与发展。
舒大刚：谢谢前面几位先生对经典与诸子及佛、道之间关系的阐释。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说，经典与诸子之间确实有层次之分。李景林先生把经典分成核心经典、外围经典。詹海云先生也讲了相似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犹如章学诚所言（更早也有人说过）“六经皆史”，“六经”最初其实就是一批历史文献。正如李景林先生所引《庄子》之言，“古之道术”本载于“旧传世法之史”;后经孔子整理和阐释，变成“邹鲁之士”诵说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了。又经孔子及其弟子传播，然后促成了诸子产生，启迪了人们智慧，形成“智慧大开发，诸子大争鸣”的繁盛景象。从文献产生顺序来看，也应该是经典在前，诸子文献在后。当然在后来形成的儒家经典体系中，也有子类文献。比如《论语》《孟子》，甚至《孝经》，都与其他诸子文献无别。晚期民国时期，在四川蜀学界就有一个非常热烈的经典性质的讨论，“经到底是史、还是子，还是其他什么？”争论的结果，大家比较趋同于“经典乃史与子的合一”说。经典里面既有原始的历史文献，也有儒家赋予它新解释的传记文献。其他诸子文献主要还是诸子个人的主观见解，不像儒家文献的历史成分那么重。子书无论是产生顺序，还是思想内涵，都与儒家经典不在一个层次，也不在同一范围。
四、“不刊之鸿教”——经典的内容与价值？ [7]
舒大刚：既然经典来自历史文献，只要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甚至其他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经典首先就是必须攻读和研究的对象，刘勰《文心雕龙》说，经典具有“不刊之鸿教”的价值，这就揭示了经典著作的永恒价值，它是不会过时的。《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制度、行为、艺术、哲学、政治等各个方面。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全面的，儒家是中华文化最忠实、最全面的继承者、弘扬者，这一点不虚。后来又涌现出《周礼》《礼记》《春秋》三传和《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对原始“六经”进行了阐释和补充，这也是学术文化发展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这些2500年前产生的经典（主要是“六经”），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影响了中国社会，在今天它们还有价值吗？这种影响带来了怎样的印记？它们的“不刊”性在哪里？“鸿教”价值又在何处？ 现在我们进入第四个问题的讨论。
廖名春：刘勰讲经典是“不刊之鸿教”，非常有道理。经典之“经”就是常，所以具有永恒价值，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就是具有普世价值。比如说《周易》，庄子讲“《易》以道阴阳”，《系辞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都是讲看待事物，不能够只从一个方面看，要从二元对待的角度，从阴阳的角度去看，这些应该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周易》里面讲做人非常强调“孚”，孚就是诚信;强调“同人”，就是强调团结;强调“大有”，就是提倡庇护众生，共享共有;讲为人要“谦谦君子”，不能骄傲自大;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普世价值，都是“不刊之鸿教”。《尚书》讲王道政治，讲“民本”“新民”，强调明德慎德，这些也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理念。《论语》里面有价值的东西就更多了，许多都是我们做人的准则、治国理政的良方。要从经典里面，把这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提炼出来，形成逻辑系统，把古人的话语变成我们现在的价值理念，变成我们现在的语言，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舒大刚：谢谢廖先生给我们列举详细的例证来突出经典的价值。下面我们有请李景林先生也谈一谈这个方面的意见。
李景林：“不刊之鸿教”，一是说它是有永恒价值，另外落在这个“教”上。所以中国传统经典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我想就在两个字，就是“教化”。孔子是以“六艺”教人，“六艺”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就是通过教化来达成人格的完成和人的存在的实现。所以《礼记·经解》里边记载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然后就讲到《诗》教、《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那么，六艺，它的核心点在于教化成德。而六艺又各有它自己的着重点，你不能偏执在一个方面。所以孔子又特别强调，你研究六艺，要能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特别注重这个“游”字，道是个根本，道表现在德和仁上，贯通在“艺”里边。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要把握住里边的“道”，传习“六艺”才不能偏执在某一个方面。当然，这个“教”，它的核心在于人心，所以马一浮先生讲“六艺之旨，散在《论语》，总在《孝经》”，要把六艺“统摄于一心”。这个一心，就是我们的性德。性德是出于我们自己，而不是从外来。这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朱子讲读书法，说读书又成了第二义，这不是说读书不重要，而是说读书要在把握其中的教化之道。读书要读到什么程度？使得古代的“圣人之言如出吾之口”，“圣人之意如出吾之心”，这样才能达到儒家教化、六艺教化的目的。当然六艺教化，并不是说单纯是私人性的，像《大学》里面讲的三纲领八條目，都是讲到内和外的统一，内圣外王之道。这个内和外的统一就包含了德性和伦理的统一。所以我觉得，经典这个内容，我们还是要着重在它的教化之道上。
丁鼎：好的，我们刚才提到刘勰在《文心雕龙》当中把儒家经典看作是“恒久之至道”，这个“道”是什么？也就是说儒家经学这一价值信仰体系的思想内涵的核心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下面请允许我尝试从“六经皆礼”这一个命题谈一谈对儒家经典的内容和价值的认识。我们知道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整理传承下来的“六经”，它们的思想内容虽然有所不同，各有侧重、各有千秋，但由于它们均是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经典，因而其思想内容应当具有某种统一性，“六经”思想内容的统一性我们认为也可以“六经皆礼”这一命题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礼”具有统摄、贯通“六经”思想内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六经皆礼”这一命题虽然古人没有明确讲出来，但是应该说这个意思是渊源有自，可以追溯到《礼记》《史记》和《汉书》等经典当中，比如班固的《汉书·礼乐志》就明确地指出：“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也就是班固的《汉书》认为“六经”之道的“指归”是相同的，其指归就是礼乐。再比如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当中概括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这是清代经学家的观点。而清末著名古文经学家曹元弼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他在《礼经会通大义论略》中讲：“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在曹元弼看来，“六经”思想的指归也是礼，由此可见，儒家经典文献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就是“礼”。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礼”是指制约社会、人生的各种行为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理性。礼的宗旨是什么？可以归结为“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就是指通过自身的修养培养成圣人水平的思想境界。所谓“外王”就是指对外实行王道，按照儒家的仁政理想和礼制思想来治理社会。正如四库馆臣在《日讲四书解义》提要中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孔子之心法寓于‘六经’。”内圣外王之道建构起安身立命的道德哲学与政治伦理，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圣外王之道是古代儒家学派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内圣与外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其最高境界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与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儒家经典从不同的向度，对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发和论述。尤其是《礼记·大学》篇所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实际上就是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展开和阐述。
舒大刚：谢谢丁鼎先生。非常系统地阐述了“六经”里面所蕴含“礼”的精神，归纳成一个“六经皆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下面我们再听听詹海云先生对“儒家经典是不刊之鸿教”的看法。
詹海云：经学最初是“五经”。后来我们说隋唐以前是“周孔”连言，宋代以后是“孔孟”连言。隋唐以前重视的是经学的政典的作用，宋代以后则重视的是“五经”“四书”的教化作用。两个作用都很重要。儒家的经典又被认为是“不刊之鸿教”。我认为它之所以如此被推崇的原因，就是它既“尊德性”，又“道问学”（既有道德的操守，又能探求真理，充实学养，具有做事的本领），所以，它才能达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境界。
由于儒学具有吸收、包容、汇通的胸襟。所以，儒学经典始终与时俱进、与时俱新。钱穆先生说，我们现在关于经典，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四书”、《易经》，然后《传习录》《近思录》，另外《老子》《庄子》《六祖坛经》，也要精读。换言之，钱穆先生把经典的内容及意义，扩大到将道家跟佛家都包含在内了。钱穆先生又特别注意《论语》等“四书”，因为四书学的重要性就是“不刊之鸿教”。《大学》是立本，示人为学之规模。《论语》是亲切，指示功夫在日用家庭之间。《孟子》是养气，一生坚守其志。《中庸》是究其精微，所以儒家经典的“不刊之鸿教”意义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事、读书、做人。既要为己之学，也要成己、成人、成物，我觉得这就是儒家的“不刊之鸿教”。 舒大刚：谢谢大家对经典乃“不刊之鸿教”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廖先生具体列举了《周易》《尚书》《论语》等经典，对后来中华文化、中华伦理、中华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例。李景林先生又揭示出儒家经典的根本价值在于教化、在于成德。丁鼎先生又具体地揭示了儒家经典在礼这个方面的重要构建，提出了“六经皆礼”这样一个重要命题。詹先生也做了相应的佐证，这些都非常好。尤其是丁鼎先生提出这个命题，我认为非常有启发性，值得深入地探讨和体系构建。
在儒家文明发展观里，文明其实就等同于“礼”。《周易》讲：“有天地然后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最终落脚点是“礼义”，也就是文明，就是“文化”的“文”，也就是《礼》《乐》。章学诚讲：“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史和政典就是文明的记录。它以礼为核心，包括丁鼎先生所说礼文、礼义，这是历史事实。丁先生肯定还有很多论述，“六经”中很多地方都体现了礼，或者用礼来判断是非、衡量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儒家的一些诸子文献，比如《大学》《中庸》《礼运》《乐记》，还有《学记》《儒行》等，这些都收入了《礼记》之中。因为这些文献都是对“礼”的进一步阐释和引申，因此我认为丁鼎先生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
不过，我这里想要说的是“礼”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节文”，因为这个节文里有实质内容。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礼的实质内容在仁和义，也在于事亲和从兄。事亲和从兄的文献就是《孝经》。如果从文献、从节文来说“六经皆礼”没错，但如果从价值观或者从伦理方面来说，“六经皆孝”或“六经”本于孝悌，更具有实质性。这一点孔子及其弟子有多种说法。有子就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在《孝经》中更明确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所有的教化都从孝开始。《尚书·舜典》就讲，当时“五品不逊”，令契作司徒，“敬敷五教”，这“五教”就是五伦之教，也是首孝悌。当代俗语还说“百善孝为先”。刚才李景林先生引马一浮先生说，“六经之义，散在《论语》，总在《孝经》”。东汉郑康成也说，孔子既定“六经”，又“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孔子也自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对于“六经”具有统帅的价值。“孝”和“礼”又是相通的，弟子向孔子问孝，孔子告诉他“无违”，什么是无违呢？那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是行孝的重要规范。古人在表达孝与礼重要性时，有非常近似的表达，《左传》讲到“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孝经》讲“孝”也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和礼是相通的，一个主内在孝心，一个主外在孝行。如果说“六经”乃“不刊之鸿教”，其“不刊”性在于“礼”，那么它的“鸿教”价值就在于“孝”了。
五、常与无常——当代经典阅读与体系构建 [9]
舒大刚：我们讲经典是“不刊之鸿教”，就是表明它具有永恒性，也就具有“常”的价值。但是经典体系又是变动的，又具有“不常”性。常与不常，换言之就是“经与权”。我们知道，儒家经典从孔子删定“六经”后，又经历“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五经”的体系演变，说明经典阅读有轻重缓急，在体系上是随时变化、与时俱迁的。随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经典的价值也会适时表现出来。不过经书13种，文字60余万，如果加上其他儒家文献以及出土文献，数量就会很大，如果都要去读，必然出现“皓首穷经”现象。这在现代社会对于广大民众肯定是不现实的。不得不承认，随着时代变迁，有的经典对于当下社会已经不是那么紧迫了，那么现在就要请教各位先生，当下的文化振兴的活动当中，有哪些经典应该首先必读？又有哪些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可以纳入经典呢？
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五个话题：“常与非常——当代经典阅读与体系构建”。
廖名春：讲当代经典的阅读跟体系的构建，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经典的发展我觉得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的文化经典，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五经”，像《周易》《尚书》《诗经》，甚至《礼经》都可以归入这个行列。第二个阶段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传记的系统，即孔子跟他的学生后学对经典的阐发，以“四书”为代表。《仪礼》现在就不是很重要了，它的价值还是在“记”里面，在《礼记》里面。虽然不能说《礼记》所有篇章都很重要，但是《礼记》里面有很多篇章是代表了孔子思想的，这非常重要。孔子对《周易》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在今本《易传》里，还有一些失传了，我们现在从帛书《易传》里也能够看到很多。孔子对《诗经》的阐述，过去没有系统的东西，现在出土有《孔子诗论》。这类的东西都属于传记。宋人把《孟子》也抬入了“经”，《荀子》有些东西也可以补入，像《劝学》《天论》等。第三个阶段就开放一点，后儒那些有名的著作，从宋明，甚至到清代都可以。经典发展的三个阶段里面，第一个阶段我们没有多少选择了，就是“五经”。第二个阶段我们还可以继续选择和补充一些，可将“四书”、《孝经》之外再扩大一些。第三个阶段就更加要精选，更加要精确。这样，在“六经”“九经”“十三经”的基础上编一个新经典出来才有现代性，才更能吸引人，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舒大刚：谢谢廖先生给我们指得非常清楚。下面我们有请李景林先生就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读经从哪里入手？需要怎么样的现代经典体系？
李景林：當代经典阅读，我觉得阅读这两个字，用“传习”比较好，我们传统上是讲“传习”，我们现在的阅读，是一个好像比较注重知识的倾向。我觉得讲经典的“传习”可能比较好一些。我刚才讲到，每个时代它重视的经典是不一样的。从我们现在社会来讲，很多学者也在探讨经典体系怎么去做，有些也加了一些别的东西。我的观念比较保守，我觉得现代社会“四书”还是最重要。为什么？传统社会它是个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教不分，西方中世纪大概也是政教不太分的。所以像汉唐它重视“五经”，主要重视在政治方面，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哲学这个方面。宋代它重视“四书”，它的考虑就是在教育、在心性修养方面。心性修养是个体的事。宋明时代那些大儒都在民间讲学，讲学也是针对着个体心灵的修养。那么我们现在社会是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政和教是分开的。西方是这样，我们中国其实也在走这条路，就是政和教逐渐要分开，文化的教养是个体的事务，是社会的事务，政治是政治。那么个体的事务就注重在心性方面。所以我觉得，就现代社会来讲，一个是“四书”，它比较简洁，是这样的一个性质。现在经典的系统，还是要以“四书”为中心，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有些读起来比较方便的，像宋儒朱子《近思录》、明儒王阳明的《传习录》，这些都可以去读。我说“传习”的含义、传习经典的目标，主要在于修养身心，要把这两个方面给结合起来，不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知识性的东西来看。我讲传统的延续，讲到两个方面，一是“文脉”的延续，另一个方面就是“血脉”的延续，这个血脉的延续很重要，就是把它变成我们当下生活里边一个活的东西。过去这个血脉的延续断掉了，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活的东西？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经典传习。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大儒，朱子、张栻这些人都在民间讲学，民间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向，那就是事关人类德性的养成、人格的养成。 舒大刚：谢谢李先生，也非常系统地给我们讲述了“四书”“二录”，还有要提“传习”，这点非常好。下面我们请丁鼎先生也谈一下经典传习的路径。
丁鼎：好的。我认为现代的经典阅读体系或者传习体系的构建应该注意两个子系统的构建：第一个是经典的大众化、通俗化阅读或者说传习;第二个子系统是经典的学术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前者主要是面向大众和中小学生，后者主要是专家学者的任务。通过对经典进行学术性阐释和世俗化的解读，使其越来越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进而对经典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和信仰基础。
詹海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第一个就是到底经典里面阅读哪些书？第二就是我们怎么训练传播者？怎么样培养传播者？也就是学者的养成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经典怎样跟当代的重要问题有机结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阅读经典应从“四书”着手。“四书”里面应该特别重视《论语》。经书里面，则首重《孝经》。宋明理学的《近思录》《传习录》也要读。在读《论语》时，我们会读朱熹，但是我们现在更要读的是王阳明心学一派的论语学，因为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心得解释。比如说明人张岱的《四书遇》，或者是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四书”的解释，其中有很丰富的心理学与哲学的诠释，以往被我们所忽视了。另外我想提出来就是关于刚刚讲“传习”两个字的解释，以就教大家。比方说我们常说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前面应有一个主语，谁来尊师，谁来重道呢？如果学生不尊重老师，也不尊重老师所传的道，那么老师怎么可能会受尊敬，道怎么可能传得下去，所以这个“传”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讲的东西，他能体会、能接受。然后“习”的意思就是他接受了，他愿在生活上去实践它;或者他愿意常常去想到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基督教徒他常常会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所以这个“习”原意就是学生不断地熟练听讲，也愿意接受你的解释，然后愿意不断地去看书，又愿意不断的去实践，换言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总之，我要强调的是经典一定要把它落实在可以实践上面，才能对生命个体及社会大众产生效益。另外，我再补充一点。章学诚在讨论什么是学术时，特别强调学问和功力是不一样的事。我们既要培养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更要培养学问能汇通的学者。这类学者能够把各个学科打通，也能够把古今跟中西汇通在一块。至于如何把当代潮流的主要命题（如：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博爱、公义、真理、利他……）和经典核心观念（仁义礼智信、民本、逍遥、齐物、慈悲、成己成人……）结合研究，我认为，首先必须把这些重要的观念做一个全面精确详尽的诠释，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另外，我们观察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正面性及可操作性有多大，以及人类幸福生活中的长远的需要性和理想性的标杆程度多大。总之，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反省检验及正能量地继承创造，使经典的永恒性、普遍性、真理性、优越性、创新性为世人所接受，并愿意发扬光大之。
舒大刚：谢谢前面诸位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解读。廖先生给我们划出了几个层次，一个是西周文化的经典，一个是孔子为代表的传记文献，还给我们补充了出土文献，像《五行》《六德》《诗论》等等这些经典。景林先生又给我们指出了“四书”“两录”（《近思录》《传习录》）这些经典，强调“文脉”“血脉”这些传习，非常好。丁鼎先生又提醒我们要注重经典的大众化、世俗化的解释和学术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这两个路径。詹先生则从三个方面给我们指出了思考的重要方向，就是读哪些书、哪些人来传经还有经典解决当下哪些问题。丁鼎先生说当下要注意经典的大众化、学术化两个路径，其实也是古代圣贤在从事经典教学或传习时惯用的两大路径。比如在汉代，既有“五经博士”，名春先生揭示“还有传记博士”，最早是传记博士，后来是五经博士，学术性和大众性都照顾了。就是在五经博士时代，传记的传授也是存在的。就儒家经典来说，汉代先传的是《论语》和《孝经》，然后进入太学传“五经”。那时虽是专经传授，但《论语》和《孝经》也是必读的，当时构建的经典体系是《论语》《孝经》加“五经”。同时代或稍早的“蜀学”也是这样，文翁在成都建石室的时候，传的就是“七经”，也就是“五经”加《论语》和《孝经》。到了唐代，科举考试的是“九经”，但是同时也考“兼经”，就是《论语》和《孝经》。所以《论语》和《孝经》也是必读的，有一种观点说科举考试不考《孝经》，实际是不对的。到了宋代，王安石改变学制，才把《孝经》替换成《孟子》。后来程朱就构建了“四书”体系，其初衷也只是把“四书”当成入门的、初级的阶段，最终还是要读“五经”，所以他构建的应该是“四书五经”体系。在五代时巴蜀地区的后蜀，开始刊刻《蜀石经》，后来延续到北宋，一共刊刻了13部，就把《孟子》也正式刻入儒家經典行列，就是“十三经”体系。后来“四书五经”也是在“十三经”里“打转转”。南宋，有人谋划构建“十四经”，清代又提出“二十一经”，廖平想构建《十八经注疏》（《十八经注疏》中，经没有增加，只是分今文经系统、古文经系统来写他的注疏），这是经典体系大致演变情况。
就当下来说，也涉及经典“大众阅读体系”和“高级研究体系”（或者“理论构建体系”）两个选择。廖名春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精选，精选一些文献，构建新的经典选本，走的是“选学”路径（当初孔老夫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也是这个路子）。到了唐代，唐太宗让魏徵编《群书治要》，也是这个路数。第二个路数就是景林先生说的核心经典和外围经典。第三个就是丁鼎先生提出的“大众传习本”和“学术阐释本”。
在我看来，在经典上我们可以有所划分，大众读本“四书”这个路径不错，但是不应把《孝经》排除在外，汉唐推崇《论语》和《孝经》，这个不能丢。关于《荀子》，我赞成廖名春先生所说将里面的好篇章选起来。丁鼎先生说《礼记》可进入大众阅读系统，篇幅太大，是不是可以选一下？如果要寻求儒学的当代突破，更需要在文本上有所突破，如被传统学人忽略的一些文献，是否也可以考虑纳入。比如《国语》，它其实跟《左传》性质相同，一个是按年代排，一个是按国别排，都可以辅翼《春秋》经。还有《逸周书》，有很多篇章还是相当不错的。再就是廖名春先生提出的出土文献，很多应该整理出来作为大众读本。 总而言之，要根据当下人们的实际需要来构建一个新的经典体系，至于怎么构建还可以进一步探讨，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第六个话题。
六、返本开新——尊经还是研经？ [11]
舒大刚：这是个结尾性的话题，讲讲对待经典的态度、立场等问题。传习儒家经典，到底是应当尊经？还是研经？历史有因、有革，文化也有传承、有创新。经典是历史的主要载体、是文化的主要教材，在提倡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该怎样来对待经典？是尊还是研？或者是尊研二者的结合？想听听几位先生要言不烦地给予我们启示。
廖名春：尊经还是研经，一般认为是矛盾关系，尊经就不太重视研经，研经就对经没有“亲情”、缺乏敬意。这两种讲法，实际上并不矛盾。我们应该提倡在研经的基础上尊经，两者结合起来。没有研究，盲目尊经，经典里面还是有些过时的东西，不能盲从。只有研究好了，才知道经里哪些东西是最有价值的，我们要抓住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去继承、去发展。有些东西已经过时了，或者有些东西本来意义就不大，我们就不需要去尊。所以在研经的基础上尊经，首先对经要准确的理解，要把握住经典的精华。第二要灵活地宣传教化，要用现在的新工具、新的方法，把经典的精神普及开来。要使得人人皆知，耳熟能详，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第三需要推陈出新。一方面做好语言的转化工作，语言的转化不完全是翻译的问题，要把古人的话用现在的时代精神表现出来，使大家容易接受。另外一个方面更重要，我们在思想上要进行提升，要善于把古人讲的东西跟现在的世界结合起来，要能把古人讲的东西融合进新时代。西方哲学，包括其他的文化，也有很多好的东西。要善于把我们的经典的精神跟这些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的转化。
舒大刚：也请李景林先生给我们提示一下。
李景林：我很赞同廖名春教授的三点。尊经和研经是不矛盾的。首先这个经典我们要把它放到应有的神圣的地位上去，不能像过去那样对经是一个贬斥的态度。当然对经典也要有客观的研究，这两个方面不矛盾。现在研究经学有一个误区，好像是说我们重视的就是经学史，也有人说我们现在研究经学，就是研究经学史，经学是一个落后的东西了，已经过去了。其实这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经学史就是经学构成的，实际每一个时代它都有自己的经学，每一个时代的经学构成了经学史。现在我们讲经学，它的重要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注重经典本身精神的整体性。我们过去的研究，到《周易》里边、到《礼记》里边、到《论》《孟》《老》《庄》里边去找资料，然后把它按照西方的一些框架形成一些体系。这样的话，就失去了原来经典的精神。其实我们研究经学的意义，在于注重经典本身固有的整体性的精神，而通过对经典系统和义理系统的重建，把它转化为我们当下生活里边的一种活的精神。我想这是我们研究经学所要注重的一点。
舒大刚：请丁鼎先生谈谈自己的看法。
丁鼎：我认为对于经典的“尊”还是“研”这个问题确实应该秉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既需要研究也应该尊敬。当然这个尊敬不是对经典的全部内容而言，而是应该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经典中所蕴含的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在同情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尊敬。前面我们讲过，经典既是一个知识系统，更是一个思想价值系统。经典的思想价值或意义，就在于不仅能指导人们认识和理解本族群或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而且能够指引本族群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一方面要把经典看作一个知识系统，为了认识和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就应该而且必须对这一知识系统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另一方面，把经典看作一个价值系统，那么就应该对这个价值系统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探讨，从而辨析出其中超越时空的精华和陈旧过时的糟粕。无疑，对于其中精华性的内容就应该秉持尊敬的态度，而且不仅仅是尊敬，更应该对这些精华性的内容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起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和现代科学民主精神的全新价值体系。
舒大刚：下面请詹云先生也讲一讲。
詹海云：刚刚上面三位先生都讲得很完备了，我现在再把他们复习一下。第一个是在尊经跟研经的问题上，我们要注意怎么尊、怎么研的问题。同时也要注意经典内容的精华性，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诠释性。另外，我们为什么现在还要读经典？不就是因为经典有一个“不刊之鸿教”的价值吗？它会让我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自尊自信与亲切感。因为文化不仅离不开生活的土壤，而且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淀。只要经典仍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会对自己的文化有认同感、有归属感。如此，中国人才会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产生向心力及责任感。
舒大刚：前面幾位先生对我们当下传习经典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指导。廖先生认为要“尊”和“研”结合起来，尤其是要注意首先是“研”，要准确理解经典的原始本义，同时要灵活地实施教化，然后加强普及，还要注意推陈出新，这就涉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的问题。李先生也是提出“尊”和“研”结合，既要重视前人研究精髓的成果，也就是经学史，同时也要突出经典当代价值，要克服只停留在史的研究那个层面。丁鼎先生也具体的给我们揭示了经典的当代价值意义和我们对它研究的几个路径。詹先生也提到要注意经典的时代性和历史性，要提炼出它的精华，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在我看来，经典既具有它那个时代的价值，又具有超时代的价值。它的时代价值是因为它对以前2500年的历史文化做了一个积淀。这个积淀一方面是我们认识上古历史文化面貌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它又对后世具有教化意义。经典具有永恒价值就在于此。对经典加强研究和阐释，继承、弘扬，是我们当下传习经典应有的基本态度。
七、结语 [12]
舒大刚：以上六个话题我们都谈了一遍，特别要感谢各位先生的侃侃而谈，发表了真知灼见。经典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根、源和魂，是中华民族的信仰所在和价值尺度，也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源泉和礼仪规范，更是中华士人的知识载体和技能教材。经典既承载了中华上古前2500年历史，也影响了中华中古以后2500年的思想。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都受经典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受经典的陶铸和规范。提起中华文化，毋宁说就是“经学文化”，这是既往的历史事实，不可改变，也不应忽视。当下我们提倡文化自信，这些经典记忆是应当首先被唤醒的，尤其是它们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和传承价值更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一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了。《意见》总结了传承优秀文化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振兴中华、从德向善、见贤思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以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形神兼备、情景交融、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等中华人文精神。其中除“道法自然”“俭约自守”等见诸道家文献，“实事求是、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等，出于后儒的总结外，其他30多条都出自儒家经典，其中又以《周易》《左传》《论语》《孟子》等文献最多。
可见，儒家经典影响中华历史既是客观的事实，其所代表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也是我们当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换言之，读好儒家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思过半矣;理解和宣传好儒家经典中提倡的高尚的信仰和积极的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就尽在其中了。文化自信当从儒学复兴开始，儒学复兴又当从经学繁荣开始。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杨翌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