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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阔成尽心力于评书，对同业多有指点。可他毕生未收一名弟子，求入门者众多，皆被他拒之门外。为什么呢？五丈原诸葛禳星，姜维祈愿诸葛亮能再活12年。可真的多活12年，蜀就能存续吗？大势去矣。这道理，诸葛亮应该比谁都明白
3月2日凌晨3点30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6岁。
袁阔成走了，仿佛从平凡世界跃迁到那个大开大阖、是非清白、快意思仇、侠肝义胆的平行世界的虫洞，又消失了一个。
袁阔成是谁？他与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被称为“四大评书表演艺术家”。上世纪80年代，袁阔成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字，有“当世柳敬亭”之称。
袁阔成曾说：“走马观花，坐稳听书。”一部好的评书，犹如一部没有画面的电影，虽然没有银幕，眼前却是刀枪剑影，人喊马嘶，那场景气势恢宏，荡气回肠。
袁阔成平生经历了评书的五个时代：出生于书馆时代，成长于剧场时代，辉煌于广播时代，巅峰在电视时代，归去于网络时代。
无论是传播形式还是政治形势，这些时代间，都有道道鸿沟相隔。评书行话里有“过沟”一词，认为“过沟”最难。袁阔成跨过鸿沟，享60多年盛名；评书本身更是如此，在时代变迁中浮浮沉沉。
袁阔成《水泊梁山》中的时迁偷鸡一节，讲到祝家庄的鸡并非凡品，而是军用的报时鸡。时迁偷了这只鸡，等于偷走了祝家庄的时钟。这只鸡就像是评书本身，是旧世界遗留的钟，它按自身的生物钟啼叫，与新世界的钟表时吻合，时错开。
刚负盛名时，走下危台
袁阔成出身评书世家，伯父袁杰亭、袁杰英和父亲袁杰武号称评书界“袁氏三杰”。“杰”是评书门里的字辈，“阔”也是字辈。排入字辈，便要背负说书人的宿命。最终，世人对袁阔成的定评也是三阔：嘴阔、肚阔、胸襟阔。
嘴阔是夸他的说表，肚阔是夸他的学识，胸襟阔是夸他的性格根本。
袁阔成第一次说书是在书馆时代。
评书讲高台教化，可世间的事理，越高就越危，高台就是危台。14岁时第一次登台，袁阔成吓哭了。所谓高台，不过是一条方桌，可他在方桌之后，望着观众，就像是突然走上讲台的小学生，脑子里一片空白。
老话说“艺在外乡”，他崛起于京津，成名在关外。他家传短打书《施公案》。短打书有面子也有里子。面子是身段功夫的短打，里子是人情世故的短兵相接。在陈士和等前辈大师的指点下，背井离乡的少年在风霜打磨中，渐渐吃透了书里的人情世态。18岁时，他便以老书《施公案》、新书《十二金钱镖》享有盛名。
人生充满矛盾。这曾经被高台吓哭的孩子，步入青年时就成了危台上的先生，却又在刚负盛名要步入中年时被撤去了书界沿用数百年的方桌。过去说书，要登高台才能说话，先生为尊，这对说书人和听书人来说，都是一种仪式。袁阔成撤去桌子，也就撤去了仪式。撤桌子，撤醒木，撤扇子，如剑客弃剑。仪式消失，传道的责任也开始消解。那是1953年，尊者先生被拉到了平地，人人能够讲话的时代初露端倪。
此前，评书是白话，让不识字的人能领受书的乐趣。在读书是权贵特权的时代，说书人就是从智识阶层盗火给民众的普罗米修斯。书说完了，买本书看，看完就说。如评话名家戴善章当了一幅裙褂买半部《西游》，看完了就讲。日本有一门和评书相似的艺术，名为“讲谈”，其起源是丰臣秀吉身边的参谋集团御伽众。这些人向没读过书的秀吉讲述各种历史故事和知识，后来渐渐形成了“讲谈”“落语”两门曲艺。
评书的直接效能是娱乐，核心效能却是宣讲。文学常有感伤颓废之美，而评书从来都是只求雄健之美。直至数十年前，评书都在中国人的文化遗传里注入刚烈强健的基因。
民间童谣尚且关联政治，何况长书？统治者发现说书人这一功能后，便开始要他们付诸宣讲目的。评书所传的，便不再是火焰，而是社会常识和道德规范。智识阶层有意将既定规范灌输给不识字的人，平等的娱乐变成了不平等的娱乐。对老百姓而言，可幸者，娱乐性还在。
剧场时代，说新书那段时光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袁阔成步入了剧场时代，也是说新书的时代。
他有很多“新”。他是现代评书的重要奠基人，是说新书的主要奠基人，他第一个脱了大褂，他在评书里去了拉长音的声韵。他创作、改编、说讲了《烈火金刚》《赤胆忠心》《红岩》《暴风骤雨》等篇目，影响巨大。
其实，在评书界来看，他是在领军破旧，但从新时代角度看，他是一个追赶者。
自民国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与西方时间上的不对称。西方思潮的涌入，让中国的时钟一下子拨快了。在说故事的全新方式电影诞生的时代，评书己显得苍老。袁阔成一生所经历的，恰恰是社会政治迭变，充满文化鸿沟的矛盾时代，民族的时钟走走停停，忽快忽慢。
关于说新书那段时光，袁阔成常念叨一个笑话。他讲新书《创业史》，讲到梁生宝买稻种，特意留了扣子，第二天听众都跑光了。
顾随论禅宗说：“迷则凡，悟则圣。”说书人就出入其间，进了书里，他们是通达天理人心世情万物的圣人，出了书，他们又是柴米油盐烟火缭绕的凡人。
依靠广播时代的《三国》，步入宗师境界
袁阔成真正步入宗师境界，还是依靠广播时代那部《三国演义》。
三国是袍带书，更是讲史书。评书界历来就有“穷三国，富东汉”的说法，意即说《三国》的先生都穷困潦倒，盖因三国难说。袁阔成为说好三国，尽读历代三国批本，拜访历史学术名家，与王震等将军讨论战略战术，去掉传统赞赋，融评入书，小评知人，大评知世。故此袁版《三国》，看似与原作无甚差异，但其实是如水着盐，不留痕迹。
都说听书听味道，其实味道最难。袁版《三国》的味道就跟袁枚《随园食单》谈做菜的诀窍一致：无味使之入，有味使之出。
评书自诞生起，便与讲史密不可分。和正史不同，评书把人情痛快放在第一位，毫不在乎地把历史踩在脚下，把民间百姓对历史的看法简单直接地展现眼前。历史以寓言的面目，谋求了在底层的生存，且其生命力远胜于正史。别的不说，东汉故事里奉旨造反的桥段，谁能编得出，可偏偏又是王莽时代难以言说的真实。故此，我一直认为评书是一种民间历史。 民间史的生命力和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的朴实、张放和直接，寄托了普罗大众的爱恨倾向。从某个角度上说，史在人心，不在庙堂。当历史无法秉笔直书时，民间历史便自动担负起记载和传承的责任。它们粗旷到无逻辑缺条理，甚至有心无意地张冠李戴，可它们真实。斧声烛影或改诏篡位在历史上的确是虚构，可试问还有什么比这些故事更引人注目，更接近真相？正是这些过目不忘的野获，把历史延续。
民间史对庙堂史的另一项作用是道德修正。例如隋史最阴暗的开端，即是杨坚之女以皇后身份谋杀皇帝，完成杨坚霸业的开端。但在民间史上，她则是贤明的皇后，因孝顺被父母欺骗，没能保护皇帝和幼子，事后更曾有复仇故事。这可以视为民间史对妇德教化修正的一例。
民间史的谱系之庞大，丝毫不比庙堂史逊色。前回既然重教化，何以忠臣常横死呢？试举一例。杨广登基后，有忠臣伍建章拍棺骂殿一节，被金瓜打死。我们倒溯回周齐时代，就会发现，此人是建隋功臣，却也是手段最为阴毒的一人。他身上有贺若弼、高颖等几人的影子。民间史谱系中，忠与奸伴随大时代而交替。
历代文人笔记的史学价值在于对历史风貌的补缀。但其缺陷恰恰在于缺乏谱系。笔记作者往往根据个人好恶来评点历史人物。而民间史更多是以民众情感来渲染历史人物，更代表各时代一般人的评价。民间史即是情感史，永远是奇事迭生，却不会突发奇论。
袁阔成生于天津，却成于东北。东北乡野的生命力，是鼓书发酵的催化剂。不同于评书评话严丝合缝的细腻，大鼓书有狂想奔放的生命，恰合“文革”后才开禁的时代。
沸腾一时的评书，退守广播一隅
电视时代来临，电视评书繁荣一时。袁阔成除了在电视上演播《三国》，又演播了《封神演义》。
不同时代的伦理准则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初，所有的评书都被要求去掉神怪成分。比如《水泊梁山》中，戴宗的神行甲马就变成了一头小毛驴，更何况全篇神魔的《济公》《封神》。新的时代下，大清国的主旋律故事《施公案》旧了，曾经的主旋律故事《烈火金刚》也旧了。《封神演义》的播讲，是评书人对传统的一次复归。
可此时，评书的表演形式在人们眼中也旧了。
说书人时常念的两句：“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然而在电视机里，已经出现了一种名为电视剧的事物。它有人装文，有人装武，就是一台大戏，且免费传播。同样作为一种说故事的形式，它的画面丰富多变，更符合人们的视觉规律。每天六点半的电视书场，渐渐换给了电视剧和动画片。再往后，少年们把曾寄托给评书的时间，转付于参与性更高的电竞游戏。
万物有荣枯，沸腾一时的评书，退守广播一隅。
自媒体时代，评书宗师也有局限
在评书沉寂的20年后，网络自媒体时代来临了。
在自媒体时代，手机就是过去的高台和仪式。人人都是先生，人人有话要说。说书人的声音更稀薄了。喜欢读书的，不喜欢读书的，眼睛都扎在手机里。评书就像禅宗，不立文字，在一次次话语的修订中成长着。一旦形成文本，评书就失去了变化无穷的生机；-朝变成录音，评书就缺少了随物赋形的变化。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口头文学是最好的文学，因为他们可以根据听众的反应而修正。
一落文字，便入囚笼。俞樾修订《七侠五义》，让故事了无生气。评书成于传播，死于传播，生于著述，死于著述。评书的生命力，是因为里面充满情理。评书的衰落，是因为说书人情理不通达，又拘泥台本，故事就变成了囚笼。
更何况，即使袁阔成这样的评书宗师，乜受本门艺术的局限。评书体系相对于西方的故事传统，欠缺哲学系统的提炼。对人情世故聊得多，对人自身与社会发展思考少。评书中的基本哲学是因果，这对于自媒体时代的听众来说显得格外寡淡。
如今书馆书场悄然复兴，一方面是听众怀旧，一方面是评书界的摸索。
大势去矣，未收一名弟子
大凡说《三国》者，往往说到中三国为止。因为后三国部分，一时多少豪杰的快意化为群星陨落的悲哀，说书人与书为友，难捱那种悲痛。袁阔成却一直说完了。
五丈原孔明归天，他说了五六回书，一百多分钟，声声悲切，从五丈原诸葛禳星到孔明归天。其实他于评书，便如孔明之于蜀国，呕心沥血，为之图存，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袁阔成尽心力于评书，对同业多有指点。晚辈的田连元、单田芳虽与之齐名，但实则半师半友之谊。对更小辈的田战义、张少佐更是用心点拨，尽心提携。可他毕生未收一名弟子，求入门者众多，皆被他拒之门外。
为什么呢？五丈原诸葛禳星，姜维祈愿诸葛亮能再活12年。可真的多活12年，蜀就能存续吗？大势去矣。这道理，诸葛亮应该比谁都明白。
老舍先生《断魂枪》结局：“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资料来源：财新文化、《瞭望东方周刊》、《燕赵都市报》）
3月2日凌晨3点30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6岁。
袁阔成走了，仿佛从平凡世界跃迁到那个大开大阖、是非清白、快意思仇、侠肝义胆的平行世界的虫洞，又消失了一个。
袁阔成是谁？他与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被称为“四大评书表演艺术家”。上世纪80年代，袁阔成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字，有“当世柳敬亭”之称。
袁阔成曾说：“走马观花，坐稳听书。”一部好的评书，犹如一部没有画面的电影，虽然没有银幕，眼前却是刀枪剑影，人喊马嘶，那场景气势恢宏，荡气回肠。
袁阔成平生经历了评书的五个时代：出生于书馆时代，成长于剧场时代，辉煌于广播时代，巅峰在电视时代，归去于网络时代。
无论是传播形式还是政治形势，这些时代间，都有道道鸿沟相隔。评书行话里有“过沟”一词，认为“过沟”最难。袁阔成跨过鸿沟，享60多年盛名；评书本身更是如此，在时代变迁中浮浮沉沉。
袁阔成《水泊梁山》中的时迁偷鸡一节，讲到祝家庄的鸡并非凡品，而是军用的报时鸡。时迁偷了这只鸡，等于偷走了祝家庄的时钟。这只鸡就像是评书本身，是旧世界遗留的钟，它按自身的生物钟啼叫，与新世界的钟表时吻合，时错开。
刚负盛名时，走下危台
袁阔成出身评书世家，伯父袁杰亭、袁杰英和父亲袁杰武号称评书界“袁氏三杰”。“杰”是评书门里的字辈，“阔”也是字辈。排入字辈，便要背负说书人的宿命。最终，世人对袁阔成的定评也是三阔：嘴阔、肚阔、胸襟阔。
嘴阔是夸他的说表，肚阔是夸他的学识，胸襟阔是夸他的性格根本。
袁阔成第一次说书是在书馆时代。
评书讲高台教化，可世间的事理，越高就越危，高台就是危台。14岁时第一次登台，袁阔成吓哭了。所谓高台，不过是一条方桌，可他在方桌之后，望着观众，就像是突然走上讲台的小学生，脑子里一片空白。
老话说“艺在外乡”，他崛起于京津，成名在关外。他家传短打书《施公案》。短打书有面子也有里子。面子是身段功夫的短打，里子是人情世故的短兵相接。在陈士和等前辈大师的指点下，背井离乡的少年在风霜打磨中，渐渐吃透了书里的人情世态。18岁时，他便以老书《施公案》、新书《十二金钱镖》享有盛名。
人生充满矛盾。这曾经被高台吓哭的孩子，步入青年时就成了危台上的先生，却又在刚负盛名要步入中年时被撤去了书界沿用数百年的方桌。过去说书，要登高台才能说话，先生为尊，这对说书人和听书人来说，都是一种仪式。袁阔成撤去桌子，也就撤去了仪式。撤桌子，撤醒木，撤扇子，如剑客弃剑。仪式消失，传道的责任也开始消解。那是1953年，尊者先生被拉到了平地，人人能够讲话的时代初露端倪。
此前，评书是白话，让不识字的人能领受书的乐趣。在读书是权贵特权的时代，说书人就是从智识阶层盗火给民众的普罗米修斯。书说完了，买本书看，看完就说。如评话名家戴善章当了一幅裙褂买半部《西游》，看完了就讲。日本有一门和评书相似的艺术，名为“讲谈”，其起源是丰臣秀吉身边的参谋集团御伽众。这些人向没读过书的秀吉讲述各种历史故事和知识，后来渐渐形成了“讲谈”“落语”两门曲艺。
评书的直接效能是娱乐，核心效能却是宣讲。文学常有感伤颓废之美，而评书从来都是只求雄健之美。直至数十年前，评书都在中国人的文化遗传里注入刚烈强健的基因。
民间童谣尚且关联政治，何况长书？统治者发现说书人这一功能后，便开始要他们付诸宣讲目的。评书所传的，便不再是火焰，而是社会常识和道德规范。智识阶层有意将既定规范灌输给不识字的人，平等的娱乐变成了不平等的娱乐。对老百姓而言，可幸者，娱乐性还在。
剧场时代，说新书那段时光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袁阔成步入了剧场时代，也是说新书的时代。
他有很多“新”。他是现代评书的重要奠基人，是说新书的主要奠基人，他第一个脱了大褂，他在评书里去了拉长音的声韵。他创作、改编、说讲了《烈火金刚》《赤胆忠心》《红岩》《暴风骤雨》等篇目，影响巨大。
其实，在评书界来看，他是在领军破旧，但从新时代角度看，他是一个追赶者。
自民国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与西方时间上的不对称。西方思潮的涌入，让中国的时钟一下子拨快了。在说故事的全新方式电影诞生的时代，评书己显得苍老。袁阔成一生所经历的，恰恰是社会政治迭变，充满文化鸿沟的矛盾时代，民族的时钟走走停停，忽快忽慢。
关于说新书那段时光，袁阔成常念叨一个笑话。他讲新书《创业史》，讲到梁生宝买稻种，特意留了扣子，第二天听众都跑光了。
顾随论禅宗说：“迷则凡，悟则圣。”说书人就出入其间，进了书里，他们是通达天理人心世情万物的圣人，出了书，他们又是柴米油盐烟火缭绕的凡人。
依靠广播时代的《三国》，步入宗师境界
袁阔成真正步入宗师境界，还是依靠广播时代那部《三国演义》。
三国是袍带书，更是讲史书。评书界历来就有“穷三国，富东汉”的说法，意即说《三国》的先生都穷困潦倒，盖因三国难说。袁阔成为说好三国，尽读历代三国批本，拜访历史学术名家，与王震等将军讨论战略战术，去掉传统赞赋，融评入书，小评知人，大评知世。故此袁版《三国》，看似与原作无甚差异，但其实是如水着盐，不留痕迹。
都说听书听味道，其实味道最难。袁版《三国》的味道就跟袁枚《随园食单》谈做菜的诀窍一致：无味使之入，有味使之出。
评书自诞生起，便与讲史密不可分。和正史不同，评书把人情痛快放在第一位，毫不在乎地把历史踩在脚下，把民间百姓对历史的看法简单直接地展现眼前。历史以寓言的面目，谋求了在底层的生存，且其生命力远胜于正史。别的不说，东汉故事里奉旨造反的桥段，谁能编得出，可偏偏又是王莽时代难以言说的真实。故此，我一直认为评书是一种民间历史。 民间史的生命力和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的朴实、张放和直接，寄托了普罗大众的爱恨倾向。从某个角度上说，史在人心，不在庙堂。当历史无法秉笔直书时，民间历史便自动担负起记载和传承的责任。它们粗旷到无逻辑缺条理，甚至有心无意地张冠李戴，可它们真实。斧声烛影或改诏篡位在历史上的确是虚构，可试问还有什么比这些故事更引人注目，更接近真相？正是这些过目不忘的野获，把历史延续。
民间史对庙堂史的另一项作用是道德修正。例如隋史最阴暗的开端，即是杨坚之女以皇后身份谋杀皇帝，完成杨坚霸业的开端。但在民间史上，她则是贤明的皇后，因孝顺被父母欺骗，没能保护皇帝和幼子，事后更曾有复仇故事。这可以视为民间史对妇德教化修正的一例。
民间史的谱系之庞大，丝毫不比庙堂史逊色。前回既然重教化，何以忠臣常横死呢？试举一例。杨广登基后，有忠臣伍建章拍棺骂殿一节，被金瓜打死。我们倒溯回周齐时代，就会发现，此人是建隋功臣，却也是手段最为阴毒的一人。他身上有贺若弼、高颖等几人的影子。民间史谱系中，忠与奸伴随大时代而交替。
历代文人笔记的史学价值在于对历史风貌的补缀。但其缺陷恰恰在于缺乏谱系。笔记作者往往根据个人好恶来评点历史人物。而民间史更多是以民众情感来渲染历史人物，更代表各时代一般人的评价。民间史即是情感史，永远是奇事迭生，却不会突发奇论。
袁阔成生于天津，却成于东北。东北乡野的生命力，是鼓书发酵的催化剂。不同于评书评话严丝合缝的细腻，大鼓书有狂想奔放的生命，恰合“文革”后才开禁的时代。
沸腾一时的评书，退守广播一隅
电视时代来临，电视评书繁荣一时。袁阔成除了在电视上演播《三国》，又演播了《封神演义》。
不同时代的伦理准则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初，所有的评书都被要求去掉神怪成分。比如《水泊梁山》中，戴宗的神行甲马就变成了一头小毛驴，更何况全篇神魔的《济公》《封神》。新的时代下，大清国的主旋律故事《施公案》旧了，曾经的主旋律故事《烈火金刚》也旧了。《封神演义》的播讲，是评书人对传统的一次复归。
可此时，评书的表演形式在人们眼中也旧了。
说书人时常念的两句：“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然而在电视机里，已经出现了一种名为电视剧的事物。它有人装文，有人装武，就是一台大戏，且免费传播。同样作为一种说故事的形式，它的画面丰富多变，更符合人们的视觉规律。每天六点半的电视书场，渐渐换给了电视剧和动画片。再往后，少年们把曾寄托给评书的时间，转付于参与性更高的电竞游戏。
万物有荣枯，沸腾一时的评书，退守广播一隅。
自媒体时代，评书宗师也有局限
在评书沉寂的20年后，网络自媒体时代来临了。
在自媒体时代，手机就是过去的高台和仪式。人人都是先生，人人有话要说。说书人的声音更稀薄了。喜欢读书的，不喜欢读书的，眼睛都扎在手机里。评书就像禅宗，不立文字，在一次次话语的修订中成长着。一旦形成文本，评书就失去了变化无穷的生机；-朝变成录音，评书就缺少了随物赋形的变化。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口头文学是最好的文学，因为他们可以根据听众的反应而修正。
一落文字，便入囚笼。俞樾修订《七侠五义》，让故事了无生气。评书成于传播，死于传播，生于著述，死于著述。评书的生命力，是因为里面充满情理。评书的衰落，是因为说书人情理不通达，又拘泥台本，故事就变成了囚笼。
更何况，即使袁阔成这样的评书宗师，乜受本门艺术的局限。评书体系相对于西方的故事传统，欠缺哲学系统的提炼。对人情世故聊得多，对人自身与社会发展思考少。评书中的基本哲学是因果，这对于自媒体时代的听众来说显得格外寡淡。
如今书馆书场悄然复兴，一方面是听众怀旧，一方面是评书界的摸索。
大势去矣，未收一名弟子
大凡说《三国》者，往往说到中三国为止。因为后三国部分，一时多少豪杰的快意化为群星陨落的悲哀，说书人与书为友，难捱那种悲痛。袁阔成却一直说完了。
五丈原孔明归天，他说了五六回书，一百多分钟，声声悲切，从五丈原诸葛禳星到孔明归天。其实他于评书，便如孔明之于蜀国，呕心沥血，为之图存，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袁阔成尽心力于评书，对同业多有指点。晚辈的田连元、单田芳虽与之齐名，但实则半师半友之谊。对更小辈的田战义、张少佐更是用心点拨，尽心提携。可他毕生未收一名弟子，求入门者众多，皆被他拒之门外。
为什么呢？五丈原诸葛禳星，姜维祈愿诸葛亮能再活12年。可真的多活12年，蜀就能存续吗？大势去矣。这道理，诸葛亮应该比谁都明白。
老舍先生《断魂枪》结局：“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资料来源：财新文化、《瞭望东方周刊》、《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