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离开（搜狐）就是想有自己的时间，玩儿得多一点，结果出现了一种既放又不放的局面。也许是因为我可能对硅谷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关注不够多，不够敏锐，比较麻痹，觉得畅游也拆分了，有很大的现金流，有几个能干的人帮我撑着就可以了。但是Web2.0 的革命在中国爆发得如此之快，靠某个部门、靠某个团队的局部战争根本没法打，这是当时没有意识到的。
　　互联网是一个赢家通吃的行业，半放半不放影响了我的进一步成功。
　　我们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我没有把搜狐做到最大主要归结于客观原因。成功有偶然性，需要运气，比如李彦宏就比我幸运。我融资的时候，互联网在美国刚刚爆发，没有人相信可以在中国做互联网。1996 年去美国融资，人们凭着对中国很盲目的兴趣扔了一些钱。我的第一批投资人就是这样来的。华尔街说什么，媒体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1999 年，搜狐和Tom 起来了。李彦宏再去融资，融的就是聪明钱。
　　而我的投资者多少年都在跟我说，“我的钱在哪里？我的业绩在哪里？”我不幸运，我太早了，我是拿着砍刀劈一条路出来的人，这条路把我刺得遍体鳞伤，后面跟过来的人就很快了。
　　我还可以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跟董事会的斗争，当时各种条件的不完备。
　　但主观原因是：我几乎是中国第一个做互联网的人，并且以一种大鸣大放的宣传方式去做，就像美国的杨致远一样成了名人，成为中国互联网数字化的“先锋”和“数字英雄”的代名词。这些东西又投射到我的脑子里面，觉得自己很伟大。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我的想法总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无知。
　　事实上，一方面，董事会敲打着我去赚钱，压力非常大，也很焦虑，我顶住了压力；但另一方面，我并没有主动选择紧随互联网的演化。其中一个演化就是互联网上还没有很多内容的时候，目录导航很需要——這也是雅虎起来的原因。而到2001 年和2002 年，互联网上什么都有了，人们不再满足于导航，需要输入一个关键词，让搜索的东西马上就跳出来。网站朝这个方向演化的时候，我还是当名人去了，觉得自己是最先进的，不去思考互联网正在发生的改变。我们错过了搜索的机会，这是我的无知造成的。
　　我被自己的知名度欺骗了。
　　后来搜狐有成有败，到一定阶段时我开始享受、轻松了。硅谷那边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比如Facebook、Twitter 的发生，随便看一看就知道的事，我却几乎没有了解。主要原因在于我的懒惰，就是太有名，被认为太成功了。包括Chinaren，其实是中国最早的社交网络，在我手里就做砸了。
　　我们团队的文化建立得比较彻底，我本人却并没有真正跳进去。我不用去编程，但是至少应该成为技术和产品的疯狂使用者和爱好者，但我并没有。我还处在高高在上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底下的“将军”很能干，不断向你提出应该做什么，我是可以听进去的。危险的是如果底下没有这样的“将军”，自己也不是一个技术和产品的疯狂使用者和爱好者，你就判断不清楚。事实上，当主帅首先就必须自己对产品有深刻的理解力。
　　人很难改变自己，但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
　　我是没有太多边界的人，到现在老大不小了还单身，这就是很出格的一件事。我在生活中也很出格，在音乐、舞蹈、登山方面都玩得很转，我相信我是能够重新发明自己的，我相信这次再发飙应该能够把公司带进一个新的、没有到过的水域。其实乔布斯也是重新发明了自己。早年他有很多创新，也有很多问题，他脾气暴躁，把别人骂得狗血淋头，最后公司把他赶走了。最后经过反思，他才创造性地长大，人也成熟了，最后把苹果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乔布斯的心路历程比我漫长，漫长得导致身体都受到了影响。而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不是通过巨大的身体代价、情感落差，而是靠一种反思和逐渐自我调理的方法，我的代价没他那么大，但要付出时间的代价。我去卡拉OK，唱的都是80 后唱的歌，我对新东西接受得比较好，心态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