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夸张的谐音迷信
　　东西方都有使用双关语的习惯，西方常用来开玩笑或用在广告中。中国的谐音广告语和网络用语近年也很多，但中国最特别的谐音体现在对祝福、团圆、运势的追求和对死亡、离别的避讳中。蝙蝠常常出现在祝福的绘画中，因为“蝠”与“福”同音；送礼时，人们会送苹果而不会送梨，因为“苹”与“平安”的“平”同音，而梨与“分离”的“离”同音。大家熟知的“4”因为与“死”近音，人们在选择各种号码，包括电话号码、房子门牌号时者尽量避免带“4”，很多楼房的电梯甚至没有第4层；而且带4的手机号免费，不带4的却需要付费购买，而带8和6的数字因为代表发财和顺利需高价购买。
　　每年春节，全球十几亿华人都会庆祝农历新年，并通过语言文字祝福新一年的财富和运势。人们会在家门上贴对联、倒福或“發”字。过年时人们的许多习俗都对应语言的谐音，如年前去理发，是因为“发”也是“发财”的“发”；在年夜饭的菜肴中必须有一道菜——鱼，并且这道菜不能吃完，因为“鱼”与“余”同音，喻意年年有余；一种被称为“发菜”的海藻也常常出现在年夜饭中，因为粤语中的“发菜”听起来像“发财”；在中国沿海地区，过年有互赠桔子的习俗，因为在这些地区，“桔”与“吉”近音，以此祝福亲友来年大吉大利。
　　令西方人咋舌的多义同音
　　为什么谐音迷信深深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在西方却没有这么盛行？
　　其实，各种语言都爱使用谐音词，因为它们有着非常实用的功能。通过谐音，一些最常用和最容易发音的词汇就能表达出更丰富的含义。如果没有谐音，我们必须创造更长或更多的音节来区分词义，这不但降低了语言使用的效率，而且也增加了语言学习和整理归类的负担。
　　然而，论到数量，西方语言的谐音根本无法与汉语相比，这跟语言的音节有关。以英语为例，英语语素（语言的基本单位）往往是由多个音节所组成，如hppopotamus、president、fastidious。但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大部分词是由两个语素组成；再加上汉语使用的元音和辅音组合数量比英语少得多，使汉语的发音非常有限，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大堆词义被塞到非常有限的语词和语音中。
　　有研究人员统计， 在抽取的180万字的中文文本中，4500个字符只对应到420个不同的音节上，平均每11个字符共用1个发音。而在英语数据中，即使只对比单音节的英语单词，同音词的平均数量也不到1个！
　　即使发音如此有限，中国人对话沟通的效率丝毫不逊色于英语国家的人，我们能通过上下文和语调精确地区分词义，这令英语国家的人非常惊奇。由于汉语共用一个发音的词义太多，谐音字词随处可见，因此中国人从心理上也习惯于谐音的各种使用。
　　当运势追求遇上谐音
　　对于汉语使用者来说，同音词会常常在心理上激活不止一种含义，但多个含义在头脑中稍纵即逝，正确的词义会在无意识中被快速选择出来，就像它自己蹦了出来，而无关的词义会受到压制。如“gong ji”在这两句话中的含义：
　　我每天凌晨都听到隔壁家公鸡打鸣。
　　请你不要捏造这些子虚乌有的故事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中文母语者无需经过思考即可判断出来。这使得交流过程能够顺利进行。
　　但研究人员发现，与其他词相比，有些词在任何语境中都无法被抑制，反而会引起大脑特别的警觉，甚至激起强烈的情感反应，尤其当这些词表达负面含义或禁忌时，我们估且称其为“高警字词”。当我们看时间时，如果发现电子手表上正好显示5：14分，心头就会紧张一下，担心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因为“4”对应“死”的含义，使之成为了高警字词。前文中所提到的“梨”也是高警字词，如果在除夕晚饭后，你问一位亲友“吃梨吗？”注重习俗和传统的家庭会立刻警示你过年不吃梨。像“鬼”、“屎”、“霉”这类高警字词在过年的时候尤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是反感。而在平时，某些地方的生意人忌讳“干”“赊”“折”这些字音；而渔民人家则对“翻”、“沉”之类的字词比较敏感。
　　这缘于中国人迷信的传统。一方面对家庭团聚、运势，尤其是有关财富的运势的注重；一方面尽可能避讳与不幸相关的事物，比如说，出门怕遇到乌鸦，怕别人说晦气的话，等等。这使得人们将语言根据好运和禁忌分类，凡是发音与好运词相近的被划分为好运字词，发音与不幸词相近的划分为禁忌字词，而不管这些字词的意思跟这两类词汇的意思有没有联系。
　　中文的同音多義现象对于学习汉语的西方人是一大挑战，再加上中文没有语态、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变化，使得区分词义相当烧脑。其实中国儿童学习阅读时，也会出现同音字词意识薄弱的现象，即把相似但不同音的字读成一个音，或者把字形完全不同但读音相同的字读成两个音。然而，同音多义是由语言在历史长河中自然发展而来，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它都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