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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考古发现来看，相当于五帝时代甚至更早，中国各地已有相当高的文化与文明，这些考古发现自然牵动着中国人的心灵。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以往中国的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结合，只能始自夏商，此前的五帝历史至今未能证明，其真实面目亦如迷雾。现代史学界把五帝作为古史传说看待，公认严谨的《史记》一开首却是五帝本纪，中间的鸿沟如何拉近或填平?从近年考古发现来看，相当于五帝时代甚至更早，中国各地已有相当高的文化与文明，这些考古发现如何与文献的五帝时代结合?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尊黄帝为始祖，这些问题自然牵动着中国人的心灵。
龙出辽河源
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历代帝王权力的象征。记载五帝时代那些代表人物多与龙有瓜葛，而以黄帝较早较甚：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
《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髯下迎黄帝。”
《史记·天官书》：“轩辕黄龙体。”
看来从追溯龙的起源着手，不仅可以有效地揭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而且对了解五帝时代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同样重大。不过，考古发现的龙，此前只见于商代的青铜器上，那已经是被高度神化了的多种动物的结合体。20世纪80年代初红山文化的玉雕龙被确认，才把龙的起源提早到5000年前的五帝时代。
红山文化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老哈河畔的红山山后，但因过去关注较少而长期以来被作为受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影响的一支边远地区古文化对待，所以当红山文化龙形玉雕最初被鉴别出来并由此而提出龙的起源与辽河流域的文明起源问题时，学术界一时竟深感意外。
其实，辽河流域史前时期龙的形象，在比红山文化早两三千年的先红山文化时期就已露头了，那就是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摆塑型和浮雕型龙，时间在距今七八千年间。浮雕龙见于筒形陶罐上，一为龙的尾部，向上卷曲，一为盘卷的龙身，它们的身体上都压印成排而齐整的鳞状纹；摆塑龙形置于查海遗址中部一条从西南一东北走向的石脉上，用与石脉质料相同的花岗岩石块摆塑而成，长达20米，可隐约分辨出头、身、尾和足，它位于居住址的正中，周围有成排墓葬和房屋围绕，显示出特殊的至尊地位。查海遗址这两种类型的龙纹，作为龙形虽然尚不够完整和明确，但已具有龙纹的基本特征，或可称为“类龙纹”。
到了距今6DOO年以前，首先在赵宝沟文化的陶器上，出现了相当成熟的刻画龙形纹饰，在小山遗址发现的一件陶尊上，刻画着由鹿头龙、猪首龙、凤鸟和另一已残缺的动物图案，组成一种完整的“四灵”图案，图案线条虽是在陶尊黑光而弯曲的表面上“压划”而成，却显得极为流畅，各类动物形象在首部特征写实的基础上予以神化，身体部分则以分解手法竞相变化，所要追求的已完全是一种龙在天空邀游的意境，以鹿、猪、鸟等多种动物的神化为组合，则表明龙的初型原本不是一种动物。龙形象在辽河流域史前文化中出现如此之早又如此成熟，有力地证明到红山文化时期龙形象的发达并非偶然。而且，红山文化的龙题材，已不只玉雕龙一类，在彩陶上也出现了明确的龙纹图形；在牛河梁女神庙遗址里，还有以熊为原型的泥塑龙。这些都显示出红山文化时期是辽河流域龙崇拜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当然，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龙题材还是玉雕龙。已发现的近20件玉雕龙中，可以分为“c”字形和“块”形两类。“C”字形以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龙为代表，特征是长吻，端面截平有双鼻孔，细梭形目，背有长鬃式装饰，具更多猪首特征，或可称为“猪首龙”，也有以为是鹿首龙；“块”形龙较为多见，它们的造型高度抽象化，却有着惊人的共同特征：头部硕大，环体肥厚，头尾间形成缺口仍为“块”形，双短立耳，大圆睛，吻部有皱纹，其形象非猪似熊，可直称为“熊龙”。
从先红山文化到红山文化，龙题材竟有如此多的表现手法和如此多的动物原型，说明龙这种神化动物从一开始出现起就是对多种动物的崇拜，这其中尤以熊龙最值得注意。红山文化的玉雕龙中，以玉雕熊龙最为多见，分布面也最广，更一概使用了红山玉器少见而工艺水平最高的圆雕技法；女神庙中的泥塑熊龙，不仅个体特大，而且位于主室上方；此外，在积石冢前，还出有与墓祭有关的完整熊下颚骨。可知，在红山文化发达的动物神崇拜中，熊龙应具有主神的地位，红山文化原本是一个拜熊族，这是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民族的共同习俗。
史载：“黄帝有熊氏”(《帝王世纪》)，这虽不是较早的记载，却与考古发现相合，应有所本。
辽河流域史前时期的龙形象，在红山文化之后仍在发展延续。除后红山文化彩陶上的简化龙鳞纹以外，到距今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龙纹以彩绘形式大量出现于陶礼器上，它们头、身、尾明确，或双龙相对，或一头双身，形象之多种多样和富于变化，又超过了红山文化，而且出现了与龙有关的兽面纹、夔龙纹等，这些都更为接近商代青铜器花纹。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一支继红山文化之后雄踞北方与夏为伍的强盛方国，或可能与商文化的起源有关，所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以龙纹为主的彩绘花纹，与商代青铜器花纹的起源也不无关系。
辽河流域古文化中龙题材不仅开始年代早，类型多，成系列，具典型性，而且对后世龙崇拜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影响，是龙起源这棵大树上的主干，尤其是红山文化对动物神的崇拜，以熊龙为主神，这很可能与黄帝族的崇拜有关。所以，以红山文化为主的辽河流域龙崇拜的发达，曾是我们把红山文化与黄帝族相联系的一个闪亮点。
中国金字塔
提起金字塔，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尼罗河畔埃及法老们的那些巨大的坟墓。其实，埃及金字塔的形式也是有时间早晚演变序列的。据有关研究成果，一般所见角锥式金字塔，距今约4600年，此前的金字塔为台阶式，年代为距今5000年，而作为金字塔前身的是一种板凳式坟丘，称作“马斯塔巴”(mastaba)，距今在6000年间。红山文化发现的积石冢，边缘起台阶，顶部平缓，时间距今5500年，其形式与时代都介于埃及马斯塔巴和台阶式金字塔之间，这应不是偶然的巧合，从形制及其演变看，称之为“中国金字塔”，是名副其实的。
不过，金字塔主要是早期帝王陵墓的专称，红山文化积石冢具备这种规格吗?
积石冢，顾名思义为墓上积石，与红山文化分布区紧紧相邻的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都曾发现过积石冢，但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不仅年代早于辽东，规模 更大，而且形制多变化，方圆有制，墓内只葬玉器，堪称中国古代墓制中的一绝。
红山文化积石冢于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发现于阜新县胡头沟遗址，10年后，在牛河梁遗址有大规模而集中的发现，红山文化墓葬为积石冢性质遂得以明确，此后，从大凌河流域直到西拉木伦河以北，都有类似的红山文化积石冢发现。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地区、朝阳市的建平和凌源两县交界处，地理形势极其独特，为蔓延十余公里的多道山梁。山梁夹于辽西名山努鲁儿虎山山谷间，由东南向西北走向，黄土十分发育，因附近有大凌河的支流牛河而得名。已发现遗址点16处，大都处于各道山梁的梁顶之上，其中以积石冢为最多见，共13处，从已经发掘的几座积石冢看，已可归纳出以下特点：
一、冢的位置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山冈顶部，一般为一冈一冢、也有一冈双冢和一冈多冢的组合。
二、一冢多墓，以石板或石块砌筑石棺，较大型墓并挖出土圹墓穴，小墓则无明显土圹，有成行排列的规律。
三、有中心大墓，位于冢的最中央部位。大墓有宽而深的墓穴并起台阶，墓穴为达到固定深度而不惜凿入基岩，大墓石棺宽大，砌筑整齐，石棺内壁尤为平齐。
四、墓上封土后再积石，形成地上建筑。冢顶积石以石块堆砌，周边则以经过加工的石块砌出圆形或方形的框界，一般为三层，层层叠起，石棺和冢体所用石料以硅质石灰岩为主，形成白色冢体。冢的面积在200～400平方米之间，形成有如金字塔式的地上建筑。
五、墓内一般不随葬陶器、石器等与生活、生产有关的用具，而只随葬玉器，具有“唯玉为葬”的埋葬制度。
六、陶器置于石框界内侧，为整齐排列的无底彩陶筒形器，彩陶龙鳞纹、玫瑰花卉纹和几何形纹饰都见于这些彩陶器上，可知这些上下贯通的特制陶器群，应与祭祀时沟通天地的礼仪有关。
七、冢上和冢前设坛，冢坛结合，实行墓祭。
以上特点，以中心大墓为最重要，其他如封土积石、砌筑石台阶、周围的中小型墓葬、成排筒形彩陶器群等，都是围绕中心大墓而设。这尤其以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的积石冢群为典型。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位于牛河梁中梁的梁顶，为一冈多冢(见上图)。在东西长150米、南北宽60米的范围内，共有六个单元一线铺开，座座气势非凡。不过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等的，形成这一冢群中心的，是位于梁顶正中的一座方冢与紧相依托又规模相若的一座圆坛。方冢每边20米，正中设中心大墓，这座中心大墓因为在墓口以上砌有方形冢台，在整个冢群中显得特别突出。它虽早期被盗，但墓葬规格之高，在史前时期是仅见的，与冢内其他中小型墓之间的主从关系及与该地点其他冢之间的主次关系，也一目了然。祭坛在方冢以东仅1米，坛以形制结构判然有别于同地点各积石冢而引人注目，也为方冢的主体地位起到衬托作用。坛为正圆形，直径达20米，三层石圈，圈圈相套，层层高起，酷似北京明清时代天坛的圜丘。坛体另一独特之处，在于三道石圈皆以一种红色立石竖置，依石圈的由外向内，所用立石也由大而小，它们犹如一层层石篱笆，也可称“石栅”，或又可比照从西北欧到日本北海道所发现的环状列石，直称之为“环状列石”，它们的年代都在距今四五千年间，或许遥远的当年北半球从大西洋沿岸到环太平洋地区，可能有某种信息相通呢。
红山文化以一座大墓为中心的积石冢或积石冢群，耸立于山冈之巅，又高高叠起，并配以彩陶筒形器群，红白相间，形成一道特殊景观，充分显示出中心大墓墓主人“一人独尊”的王者身份与地位，无论规模和气势，都有如后世的帝王陵墓。有诸多积石群分布的牛河梁地区，更具备了红山文化古国“陵区”的规格。在同时期诸考古文化中，社会分化已达到出现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王者一类人物，红山文化积石冢是较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更为明确的一例，这也是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的主要实证。
记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超越氏族社会首领的帝王一类人物的出现是从5000年前的黄帝开始的，看来确非只是一种传说了。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以往中国的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结合，只能始自夏商，此前的五帝历史至今未能证明，其真实面目亦如迷雾。现代史学界把五帝作为古史传说看待，公认严谨的《史记》一开首却是五帝本纪，中间的鸿沟如何拉近或填平?从近年考古发现来看，相当于五帝时代甚至更早，中国各地已有相当高的文化与文明，这些考古发现如何与文献的五帝时代结合?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尊黄帝为始祖，这些问题自然牵动着中国人的心灵。
龙出辽河源
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历代帝王权力的象征。记载五帝时代那些代表人物多与龙有瓜葛，而以黄帝较早较甚：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
《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髯下迎黄帝。”
《史记·天官书》：“轩辕黄龙体。”
看来从追溯龙的起源着手，不仅可以有效地揭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而且对了解五帝时代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同样重大。不过，考古发现的龙，此前只见于商代的青铜器上，那已经是被高度神化了的多种动物的结合体。20世纪80年代初红山文化的玉雕龙被确认，才把龙的起源提早到5000年前的五帝时代。
红山文化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老哈河畔的红山山后，但因过去关注较少而长期以来被作为受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影响的一支边远地区古文化对待，所以当红山文化龙形玉雕最初被鉴别出来并由此而提出龙的起源与辽河流域的文明起源问题时，学术界一时竟深感意外。
其实，辽河流域史前时期龙的形象，在比红山文化早两三千年的先红山文化时期就已露头了，那就是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摆塑型和浮雕型龙，时间在距今七八千年间。浮雕龙见于筒形陶罐上，一为龙的尾部，向上卷曲，一为盘卷的龙身，它们的身体上都压印成排而齐整的鳞状纹；摆塑龙形置于查海遗址中部一条从西南一东北走向的石脉上，用与石脉质料相同的花岗岩石块摆塑而成，长达20米，可隐约分辨出头、身、尾和足，它位于居住址的正中，周围有成排墓葬和房屋围绕，显示出特殊的至尊地位。查海遗址这两种类型的龙纹，作为龙形虽然尚不够完整和明确，但已具有龙纹的基本特征，或可称为“类龙纹”。
到了距今6DOO年以前，首先在赵宝沟文化的陶器上，出现了相当成熟的刻画龙形纹饰，在小山遗址发现的一件陶尊上，刻画着由鹿头龙、猪首龙、凤鸟和另一已残缺的动物图案，组成一种完整的“四灵”图案，图案线条虽是在陶尊黑光而弯曲的表面上“压划”而成，却显得极为流畅，各类动物形象在首部特征写实的基础上予以神化，身体部分则以分解手法竞相变化，所要追求的已完全是一种龙在天空邀游的意境，以鹿、猪、鸟等多种动物的神化为组合，则表明龙的初型原本不是一种动物。龙形象在辽河流域史前文化中出现如此之早又如此成熟，有力地证明到红山文化时期龙形象的发达并非偶然。而且，红山文化的龙题材，已不只玉雕龙一类，在彩陶上也出现了明确的龙纹图形；在牛河梁女神庙遗址里，还有以熊为原型的泥塑龙。这些都显示出红山文化时期是辽河流域龙崇拜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当然，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龙题材还是玉雕龙。已发现的近20件玉雕龙中，可以分为“c”字形和“块”形两类。“C”字形以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龙为代表，特征是长吻，端面截平有双鼻孔，细梭形目，背有长鬃式装饰，具更多猪首特征，或可称为“猪首龙”，也有以为是鹿首龙；“块”形龙较为多见，它们的造型高度抽象化，却有着惊人的共同特征：头部硕大，环体肥厚，头尾间形成缺口仍为“块”形，双短立耳，大圆睛，吻部有皱纹，其形象非猪似熊，可直称为“熊龙”。
从先红山文化到红山文化，龙题材竟有如此多的表现手法和如此多的动物原型，说明龙这种神化动物从一开始出现起就是对多种动物的崇拜，这其中尤以熊龙最值得注意。红山文化的玉雕龙中，以玉雕熊龙最为多见，分布面也最广，更一概使用了红山玉器少见而工艺水平最高的圆雕技法；女神庙中的泥塑熊龙，不仅个体特大，而且位于主室上方；此外，在积石冢前，还出有与墓祭有关的完整熊下颚骨。可知，在红山文化发达的动物神崇拜中，熊龙应具有主神的地位，红山文化原本是一个拜熊族，这是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民族的共同习俗。
史载：“黄帝有熊氏”(《帝王世纪》)，这虽不是较早的记载，却与考古发现相合，应有所本。
辽河流域史前时期的龙形象，在红山文化之后仍在发展延续。除后红山文化彩陶上的简化龙鳞纹以外，到距今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龙纹以彩绘形式大量出现于陶礼器上，它们头、身、尾明确，或双龙相对，或一头双身，形象之多种多样和富于变化，又超过了红山文化，而且出现了与龙有关的兽面纹、夔龙纹等，这些都更为接近商代青铜器花纹。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一支继红山文化之后雄踞北方与夏为伍的强盛方国，或可能与商文化的起源有关，所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以龙纹为主的彩绘花纹，与商代青铜器花纹的起源也不无关系。
辽河流域古文化中龙题材不仅开始年代早，类型多，成系列，具典型性，而且对后世龙崇拜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影响，是龙起源这棵大树上的主干，尤其是红山文化对动物神的崇拜，以熊龙为主神，这很可能与黄帝族的崇拜有关。所以，以红山文化为主的辽河流域龙崇拜的发达，曾是我们把红山文化与黄帝族相联系的一个闪亮点。
中国金字塔
提起金字塔，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尼罗河畔埃及法老们的那些巨大的坟墓。其实，埃及金字塔的形式也是有时间早晚演变序列的。据有关研究成果，一般所见角锥式金字塔，距今约4600年，此前的金字塔为台阶式，年代为距今5000年，而作为金字塔前身的是一种板凳式坟丘，称作“马斯塔巴”(mastaba)，距今在6000年间。红山文化发现的积石冢，边缘起台阶，顶部平缓，时间距今5500年，其形式与时代都介于埃及马斯塔巴和台阶式金字塔之间，这应不是偶然的巧合，从形制及其演变看，称之为“中国金字塔”，是名副其实的。
不过，金字塔主要是早期帝王陵墓的专称，红山文化积石冢具备这种规格吗?
积石冢，顾名思义为墓上积石，与红山文化分布区紧紧相邻的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都曾发现过积石冢，但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不仅年代早于辽东，规模 更大，而且形制多变化，方圆有制，墓内只葬玉器，堪称中国古代墓制中的一绝。
红山文化积石冢于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发现于阜新县胡头沟遗址，10年后，在牛河梁遗址有大规模而集中的发现，红山文化墓葬为积石冢性质遂得以明确，此后，从大凌河流域直到西拉木伦河以北，都有类似的红山文化积石冢发现。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地区、朝阳市的建平和凌源两县交界处，地理形势极其独特，为蔓延十余公里的多道山梁。山梁夹于辽西名山努鲁儿虎山山谷间，由东南向西北走向，黄土十分发育，因附近有大凌河的支流牛河而得名。已发现遗址点16处，大都处于各道山梁的梁顶之上，其中以积石冢为最多见，共13处，从已经发掘的几座积石冢看，已可归纳出以下特点：
一、冢的位置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山冈顶部，一般为一冈一冢、也有一冈双冢和一冈多冢的组合。
二、一冢多墓，以石板或石块砌筑石棺，较大型墓并挖出土圹墓穴，小墓则无明显土圹，有成行排列的规律。
三、有中心大墓，位于冢的最中央部位。大墓有宽而深的墓穴并起台阶，墓穴为达到固定深度而不惜凿入基岩，大墓石棺宽大，砌筑整齐，石棺内壁尤为平齐。
四、墓上封土后再积石，形成地上建筑。冢顶积石以石块堆砌，周边则以经过加工的石块砌出圆形或方形的框界，一般为三层，层层叠起，石棺和冢体所用石料以硅质石灰岩为主，形成白色冢体。冢的面积在200～400平方米之间，形成有如金字塔式的地上建筑。
五、墓内一般不随葬陶器、石器等与生活、生产有关的用具，而只随葬玉器，具有“唯玉为葬”的埋葬制度。
六、陶器置于石框界内侧，为整齐排列的无底彩陶筒形器，彩陶龙鳞纹、玫瑰花卉纹和几何形纹饰都见于这些彩陶器上，可知这些上下贯通的特制陶器群，应与祭祀时沟通天地的礼仪有关。
七、冢上和冢前设坛，冢坛结合，实行墓祭。
以上特点，以中心大墓为最重要，其他如封土积石、砌筑石台阶、周围的中小型墓葬、成排筒形彩陶器群等，都是围绕中心大墓而设。这尤其以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和第五地点的积石冢群为典型。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位于牛河梁中梁的梁顶，为一冈多冢(见上图)。在东西长150米、南北宽60米的范围内，共有六个单元一线铺开，座座气势非凡。不过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等的，形成这一冢群中心的，是位于梁顶正中的一座方冢与紧相依托又规模相若的一座圆坛。方冢每边20米，正中设中心大墓，这座中心大墓因为在墓口以上砌有方形冢台，在整个冢群中显得特别突出。它虽早期被盗，但墓葬规格之高，在史前时期是仅见的，与冢内其他中小型墓之间的主从关系及与该地点其他冢之间的主次关系，也一目了然。祭坛在方冢以东仅1米，坛以形制结构判然有别于同地点各积石冢而引人注目，也为方冢的主体地位起到衬托作用。坛为正圆形，直径达20米，三层石圈，圈圈相套，层层高起，酷似北京明清时代天坛的圜丘。坛体另一独特之处，在于三道石圈皆以一种红色立石竖置，依石圈的由外向内，所用立石也由大而小，它们犹如一层层石篱笆，也可称“石栅”，或又可比照从西北欧到日本北海道所发现的环状列石，直称之为“环状列石”，它们的年代都在距今四五千年间，或许遥远的当年北半球从大西洋沿岸到环太平洋地区，可能有某种信息相通呢。
红山文化以一座大墓为中心的积石冢或积石冢群，耸立于山冈之巅，又高高叠起，并配以彩陶筒形器群，红白相间，形成一道特殊景观，充分显示出中心大墓墓主人“一人独尊”的王者身份与地位，无论规模和气势，都有如后世的帝王陵墓。有诸多积石群分布的牛河梁地区，更具备了红山文化古国“陵区”的规格。在同时期诸考古文化中，社会分化已达到出现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王者一类人物，红山文化积石冢是较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更为明确的一例，这也是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的主要实证。
记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超越氏族社会首领的帝王一类人物的出现是从5000年前的黄帝开始的，看来确非只是一种传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