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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成一帮乌合之众，一起干点啥，是人类的本能一种。
费天王的特别在于，他之继承王位不是通过打倒一个网坛的王者，而是作为父亲象征的启蒙教练在2002年因车祸去世。费德勒登基了，一夜之间成熟长大，所向披靡。米尔卡则扮演着象征性母亲的角色。
不过是输了两场比赛，整个世界都在为费天王“读秒”，一分一厘地计算着什么时候纳达尔能够把天王从第一的宝座上拉下来。那些貌似客观的数据分析，一字字都滴着肾上腺激素。是什么刺激了肾上腺皮质，让我们如此难掩兴奋？看吧，即使是“单核细胞增多症”这样一个拗口的医学名词，也未能引起特别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我们更津津乐道的是海宁和安西奇罹患此疾后的举步维艰，以及安西奇和沃尔科克再也没有恢复从前状态的悲惨遭遇。
在某位运动员（特别是“天王级”人物）遭受不幸后，掐着表算计他被打倒（或者一蹶不振）的时日何时到来，已成了媒体惯例。想想高尔夫天王伍兹父亲去世时的群情汹汹吧。再往前想一想，2003年车王舒马赫臂缠黑纱站在领奖台上时，底下的人一面欣赏他的坚强，一面又咀嚼着他的痛苦，幻想他状态受损后带来F1格局的新变化。
“弑父”、“弑君”的欲望超过了同情心。
人们总是身处于集体之中，这些集体或者是简单的、非组织化的集体，或者是高度组织化的。按照特罗特在《和平与战争时期民众的本能》中的论点，组成集体的倾向从生物学上说，是一切高级有机体的多细胞特性的延续。换成大白话就是说：凑成一帮乌合之众，一起干点啥，是人类的本能一种。长途货车翻倒后，哄抢物品的人群属于非组织化、暂时的集体；宗教、军队则是典型的高度组织化集体。于是我们看到体育的世界里各个项目各为集体，与媒体、FANS组成的集体纵横交错，经纬交织。
那些忠于某个网球名将（比如费德勒）的追星族，自发地形成一个原始部落，费德勒就是这种部落的一名酋长。原本这些追星族相互之间应该大打出手、互相抑制对方接近酋长才对，因为他们在同时争夺一个偶像的爱。然而他们就象原始部落里的土著人一样，假定领袖对他们的爱是平等的，均一的。于是在“平等”的光辉照耀下，追星族将偶像视为自我典范，和催眠师具有同等的地位。看看追星族那些牺牲自我的表现——节衣缩食、不远千里只为看上偶像一眼，等等，就会知道这种催眠的力量是如何强大。熟谙力学的众生自然不会忽略这种力量的来源以及其维持的妙方。这本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上只写着两个字：胜利。或者说：成功。几乎不需要实验室的数据作支持，大部分人就会承认这些偶像催眠的能力与他们获胜的大小、次数成正比。失败就象催眠结束时，催眠师“啪”的一声捻指。费德勒今年7场比赛输掉两场，他的催眠能力已受到怀疑。有朝一日ATP头把交椅拱手让给纳达尔，再来一段时间的状态低迷，那么，“费德勒部落”的成员显然将面临人口负增长的局面。另一方面，这种魔力没有归零的危险，因为费天王毕竟成功过。
一些娱乐界偶像明星的追星族要求“酋长”不得结婚，以便把爱均等地分给他们。性爱在宗教组织这类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中是十分危险的，它意味着背叛。性爱将引起对自我以及自我利益的关注，假定领袖均一地爱着部落成员的神话则被打破。所以关于基督曾经结婚、生子的传闻会引起巨大的恐慌，所以一些追星族面对娱乐偶像婚恋的可能扬言自杀。结果某些娱乐明星只能假装生殖器官闲置，长期隐瞒恋爱、婚姻的事实，以便维持催眠的魔力。球星们一般而言不会面临娱乐偶像的那种危险，除非是贝克汉姆一类向娱乐明星靠拢的球员。运动是生命充满活力的象征，生殖能力有助于体现生命力。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催眠力量的危险。塞莱斯宣布退役时，所有记忆均指向十五年前格拉芙球迷的一刀。有人抗议说，那个持刀伤人者根本就是疯子，哪里是什么格拉芙狂热球迷。也许可以换种方式来想像这件事。这位球迷可能有某种心理上的缺陷，他只能接受格拉芙“酋长”统治世界，以至于这种催眠的力量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声明一下，显而易见这个后果不应由无意识的格拉芙承担）。这种情况与追星族以自杀拒绝偶像的婚恋如出一辙，同样是不能接受失去“酋长”。
媒体，具体地说，那些为媒体工作的编辑、记者等等，在部落里扮演着背叛者的角色。这个群体处在一种微妙的位置。一方面工作性质要求他们客观地报道，另一方面，对球星们的了解颇多，成为球星们一定程度上的崇拜者的可能性也很大。和部落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们要求有部落酋长存在，对其顶礼膜拜。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美国人吉梅尔斯托布在《体育画报》上与同事Jon Wertheim的争吵。吉梅尔斯托布力证同胞罗迪克如何具有体育精神，差不多是拍着胸脯写铺保的口气。罗迪克建慈善基金是真，脾气坏、没耐性同样可以是真。人性原本复杂，两个网球专家各执一端，永远说不到一处去。不过吉梅尔斯托布的一个观点总体说来没错：媒体对于球员影响很大。媒体记者几句似是而非的评论的确很有可能让球员身陷困境。因为部落酋长总是要更新换代的，所谓的“禅让”不过是儒家想象出来桃源，冠之以古时圣治的名目，期望将世界纳入他们的理想秩序之中。实际上《春秋》出后，乱臣贼子又何尝惧怕过！历史真实是，尧舜禹的更替，同样充满着腥风血雨。新一代“酋长”的诞生，不外乎“弑君”、“弑父”。没有新料下锅，媒体莫非喝风？喜新厌旧的职业性格决定了媒体的基调是部落背叛者，总是帮助新的王者（管他是纳达尔还是德约科维奇）弑君登基。两名专家的争吵充分暴露了媒体作为背叛者的两面性：来自部落，却又背叛部落。
我对于纳达尔或者德约科维奇能否成功“弑君”没有太大兴趣，反正英雄总会老去，塞莱斯和张德培都在最后一次大满贯赛事上首轮出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人物、小蚂蚁统统被辗作尘。费天王的特别在于，他之继承王位不是通过打倒一个网坛的王者，而是作为父亲象征的启蒙教练在2002年因车祸去世。费德勒登基了，一夜之间成熟长大，所向披靡。米尔卡则扮演着象征性母亲的角色。费天王在悉尼奥运会上交到的这位女朋友，年长三岁，长年陪同费天王征战ATP，甚至一度担任他的经纪人，几乎就是一位有求必应的母亲。如果弗洛伊德博士重返人间，他是否会将费德勒作为典型的“弑父娶母”现代案例写入论文中呢？
我不打算掩饰此文的灵感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学说，虽然他的“性欲决定论”显然是犯了众怒。我也不打算虚伪地照例称“此文好处归弗洛伊德先生，错误之责全在于我”。心理学作为一门不能为科学实验完全把握的学科，原本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怀疑，有时还被刻薄地称之为“有意无意的骗人”。假如你以为此文荒诞不经，纯属胡说八道，也许你是对的。然而我更希望的是，如同鲁迅先生当年所做的那样，称其为“骗人”的各位，最终修正了看法。
费天王的特别在于，他之继承王位不是通过打倒一个网坛的王者，而是作为父亲象征的启蒙教练在2002年因车祸去世。费德勒登基了，一夜之间成熟长大，所向披靡。米尔卡则扮演着象征性母亲的角色。
不过是输了两场比赛，整个世界都在为费天王“读秒”，一分一厘地计算着什么时候纳达尔能够把天王从第一的宝座上拉下来。那些貌似客观的数据分析，一字字都滴着肾上腺激素。是什么刺激了肾上腺皮质，让我们如此难掩兴奋？看吧，即使是“单核细胞增多症”这样一个拗口的医学名词，也未能引起特别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我们更津津乐道的是海宁和安西奇罹患此疾后的举步维艰，以及安西奇和沃尔科克再也没有恢复从前状态的悲惨遭遇。
在某位运动员（特别是“天王级”人物）遭受不幸后，掐着表算计他被打倒（或者一蹶不振）的时日何时到来，已成了媒体惯例。想想高尔夫天王伍兹父亲去世时的群情汹汹吧。再往前想一想，2003年车王舒马赫臂缠黑纱站在领奖台上时，底下的人一面欣赏他的坚强，一面又咀嚼着他的痛苦，幻想他状态受损后带来F1格局的新变化。
“弑父”、“弑君”的欲望超过了同情心。
人们总是身处于集体之中，这些集体或者是简单的、非组织化的集体，或者是高度组织化的。按照特罗特在《和平与战争时期民众的本能》中的论点，组成集体的倾向从生物学上说，是一切高级有机体的多细胞特性的延续。换成大白话就是说：凑成一帮乌合之众，一起干点啥，是人类的本能一种。长途货车翻倒后，哄抢物品的人群属于非组织化、暂时的集体；宗教、军队则是典型的高度组织化集体。于是我们看到体育的世界里各个项目各为集体，与媒体、FANS组成的集体纵横交错，经纬交织。
那些忠于某个网球名将（比如费德勒）的追星族，自发地形成一个原始部落，费德勒就是这种部落的一名酋长。原本这些追星族相互之间应该大打出手、互相抑制对方接近酋长才对，因为他们在同时争夺一个偶像的爱。然而他们就象原始部落里的土著人一样，假定领袖对他们的爱是平等的，均一的。于是在“平等”的光辉照耀下，追星族将偶像视为自我典范，和催眠师具有同等的地位。看看追星族那些牺牲自我的表现——节衣缩食、不远千里只为看上偶像一眼，等等，就会知道这种催眠的力量是如何强大。熟谙力学的众生自然不会忽略这种力量的来源以及其维持的妙方。这本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上只写着两个字：胜利。或者说：成功。几乎不需要实验室的数据作支持，大部分人就会承认这些偶像催眠的能力与他们获胜的大小、次数成正比。失败就象催眠结束时，催眠师“啪”的一声捻指。费德勒今年7场比赛输掉两场，他的催眠能力已受到怀疑。有朝一日ATP头把交椅拱手让给纳达尔，再来一段时间的状态低迷，那么，“费德勒部落”的成员显然将面临人口负增长的局面。另一方面，这种魔力没有归零的危险，因为费天王毕竟成功过。
一些娱乐界偶像明星的追星族要求“酋长”不得结婚，以便把爱均等地分给他们。性爱在宗教组织这类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中是十分危险的，它意味着背叛。性爱将引起对自我以及自我利益的关注，假定领袖均一地爱着部落成员的神话则被打破。所以关于基督曾经结婚、生子的传闻会引起巨大的恐慌，所以一些追星族面对娱乐偶像婚恋的可能扬言自杀。结果某些娱乐明星只能假装生殖器官闲置，长期隐瞒恋爱、婚姻的事实，以便维持催眠的魔力。球星们一般而言不会面临娱乐偶像的那种危险，除非是贝克汉姆一类向娱乐明星靠拢的球员。运动是生命充满活力的象征，生殖能力有助于体现生命力。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催眠力量的危险。塞莱斯宣布退役时，所有记忆均指向十五年前格拉芙球迷的一刀。有人抗议说，那个持刀伤人者根本就是疯子，哪里是什么格拉芙狂热球迷。也许可以换种方式来想像这件事。这位球迷可能有某种心理上的缺陷，他只能接受格拉芙“酋长”统治世界，以至于这种催眠的力量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声明一下，显而易见这个后果不应由无意识的格拉芙承担）。这种情况与追星族以自杀拒绝偶像的婚恋如出一辙，同样是不能接受失去“酋长”。
媒体，具体地说，那些为媒体工作的编辑、记者等等，在部落里扮演着背叛者的角色。这个群体处在一种微妙的位置。一方面工作性质要求他们客观地报道，另一方面，对球星们的了解颇多，成为球星们一定程度上的崇拜者的可能性也很大。和部落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们要求有部落酋长存在，对其顶礼膜拜。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美国人吉梅尔斯托布在《体育画报》上与同事Jon Wertheim的争吵。吉梅尔斯托布力证同胞罗迪克如何具有体育精神，差不多是拍着胸脯写铺保的口气。罗迪克建慈善基金是真，脾气坏、没耐性同样可以是真。人性原本复杂，两个网球专家各执一端，永远说不到一处去。不过吉梅尔斯托布的一个观点总体说来没错：媒体对于球员影响很大。媒体记者几句似是而非的评论的确很有可能让球员身陷困境。因为部落酋长总是要更新换代的，所谓的“禅让”不过是儒家想象出来桃源，冠之以古时圣治的名目，期望将世界纳入他们的理想秩序之中。实际上《春秋》出后，乱臣贼子又何尝惧怕过！历史真实是，尧舜禹的更替，同样充满着腥风血雨。新一代“酋长”的诞生，不外乎“弑君”、“弑父”。没有新料下锅，媒体莫非喝风？喜新厌旧的职业性格决定了媒体的基调是部落背叛者，总是帮助新的王者（管他是纳达尔还是德约科维奇）弑君登基。两名专家的争吵充分暴露了媒体作为背叛者的两面性：来自部落，却又背叛部落。
我对于纳达尔或者德约科维奇能否成功“弑君”没有太大兴趣，反正英雄总会老去，塞莱斯和张德培都在最后一次大满贯赛事上首轮出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人物、小蚂蚁统统被辗作尘。费天王的特别在于，他之继承王位不是通过打倒一个网坛的王者，而是作为父亲象征的启蒙教练在2002年因车祸去世。费德勒登基了，一夜之间成熟长大，所向披靡。米尔卡则扮演着象征性母亲的角色。费天王在悉尼奥运会上交到的这位女朋友，年长三岁，长年陪同费天王征战ATP，甚至一度担任他的经纪人，几乎就是一位有求必应的母亲。如果弗洛伊德博士重返人间，他是否会将费德勒作为典型的“弑父娶母”现代案例写入论文中呢？
我不打算掩饰此文的灵感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学说，虽然他的“性欲决定论”显然是犯了众怒。我也不打算虚伪地照例称“此文好处归弗洛伊德先生，错误之责全在于我”。心理学作为一门不能为科学实验完全把握的学科，原本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怀疑，有时还被刻薄地称之为“有意无意的骗人”。假如你以为此文荒诞不经，纯属胡说八道，也许你是对的。然而我更希望的是，如同鲁迅先生当年所做的那样，称其为“骗人”的各位，最终修正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