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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车
相传在5000多年前黄帝部落和蚩尤部落的一次大战中，大雾使黄帝的军队迷失前进的方向。久困不前的危急关头。黄帝造出了一个能指引方向的仪器。把它安装在一辆战车上，车上安装的一个假人伸臂指示着南方。这便是传奇机器指南车的由来。可见。在非常久远的年代，方向的指示与地理位置的标识便对人类文明进程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一些科学家认为，指南车里有一根磁针连接着人像。现在研究科技发展史的专家认为，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盒子里装备了同现在汽车转动装置相似的齿轮系统。这种机械装置使得人像在车体转动时能够保持静止不动地指向南面。
尽管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发明，然而这辆车的功用却更多地体现在娱乐方面，而不是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但是指南车的发明，显示了早期中国学者对于航海装置发展的兴趣。
伏羲、女娲乃华夏人文始祖，相传他们分别手持规和矩。那正是测量绘图的工具或仪器。传说里女娲曾用绳子黏泥土造人，为什么会特别提到绳子呢?原来拥有绳子乃是具有特殊身份的象征，而绳子则是测量长度的工具，在古代埃及，丈量土地的人被称为“持绳者”；汉字 。巫”，也有学者解释为两个人手持直角尺和绳子在进行测量工作。“河图洛书”的传说则从侧面说明，约在4000年以前。我国先民已经使用地图了。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帝王们也许是世界上最热衷于国土测量的统治者。相传黄帝曾亲自远征神州四方，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东及蟠木。
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管理结构或国家管理体制中，设立专门掌管地图的职务乃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根据《周礼》的记载，大司徒的职责之一正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其下属职方氏则具体负责“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用今天的话来说，职方氏相当于如今的国家测绘局局长。
据记载。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我国就诞生了地图。《汉书·郊毅志》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像九州。”《左传》载：“惜夏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概括来讲，古地图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原始地图、古典地图和实测地图三个阶段。原始地图是人类社会初期出现的简陋地图，它尚未摆脱图画和神话传说。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汉代。
政争与地图
荆轲刺秦王，图穷匕见的故事说明，尽管燕国企图以献地图来改变历史只是徒劳。但却反映了在战乱纷飞的战国时代，地图是极其重要的军事资料。战争也大大推动了制图术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即位时，他曾把全国所有的地图收集起来。这时的地图主要是表示地理版图的军事地图。他死后，仍不忘在陵墓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湖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守财奴似的呵护着他的帝业版图。刘邦攻入成阳城后，其宰相萧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尽快把这些地图接收过来。以备继续为汉朝统治利用。
甘肃省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幅实物地图。地图共七幅，分别绘在四块大小相等的木板上。它的绘制时间为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后期。该地图包括今甘肃天水伯阳镇西北的渭水流域和一部分放马滩周围水系。地图中有关地名、河流、山脉及森林资源的注记有八十二条之多。令人惊叹的是今天渭水支流以及该地区的许多峡谷，在该地图中都可以找到，与《水经注》一书的记载相符。图中标明的各种林木，如蓟、柏、楠、松等，与今天渭水地区的植物分布和自然环境也基本相同。该地图的出土，为我国先秦发达的地图学文献资料提供了实物佐证。
世界上发现的现存最早的军用地图。则是1973年12月在我国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彩色绢绘驻军图。
这幅图画在一幅绢帛上，比例尺约为1：100000，图上分红、蓝、黑三种颜色。居民点用黑色圆圈表示，山脉用黑色“山”字形号表示，河流用青色表示，道路用朱红色表示。这些地理要素均表示在第二层平面上。而且定位精确。在第一层平面上，突出表示军事部署：红色三角形城堡表示大本营，红黑两种套框表示九支军队的驻地、指挥点和关卡，红色线条区分防区的界线。层次分明，一目了然。
据考证，这幅图是距今2100多年前汉文帝时绘制的。当时南粤王赵佗企图割据一方，破坏国家统一。这幅地图体现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双方的兵力部署。地图作为将军的殉葬品，充分反映出古代军事家对地图的重视。
与长沙国南部驻军图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张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由于地图内容包含了山川、道路、城镇等要素，故取名“地形图”。图的上方为南，下方为北。制图区域范围包含了今湘江上游第一大支流潇水流域及九嶷山地区。地图按一定的比例描绘，约为1:180000万，相当于汉代的一寸折十里。地图采用田青、淡棕、黑三色绘画，较详细地表示了山脉、河流、道路、城邑、乡里等内容。河流表示得十分突出，从河源到下游。以逐渐变粗的线条表示。较大的河在河口处均注有河名。著名的深水、冷水在其源头标注“深水原”、“冷水原”文字。地貌的表示富有特色，山脉、山峰、山头、山谷诸元素皆清晰可见。采用闭合曲线表示山脉坐落、山体轮廓和走向，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表示地貌的科学方法。它虽然还不是18世纪出现的等高线，但已具备了高度概括和抽象的特点。为反映南岭山峦起伏和著名的九嶷山峰，用鱼鳞状图形和九个柱状符号配合表示。效果明显。全图绘了八个县城和七十四个乡里。分另0以方框和圆圈符号表示，这些居民地的名称均写在符号内。
该图翔实的内容、科学的表示方法，都超越了以往人们对古代地图传统的认知。更可贵的是，它是在古代战争中得到实际应用的军事地图。国际制图学界普遍认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是世界地图学史上罕见的珍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裴秀与规范化制图
晋代制图学家裴秀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制图六体。裴秀在晋武帝时官司空，后任宰相。他根据
“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了魏国留下的旧图。由于旧图绘制粗略。加之地名改变，他在门客京相瑶的帮助下，编制了我国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地形方文图》。他总结了前人制图经验，提出了地图制图的六条原则，即“制图六体”： 一为“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宽之比例，即今之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四为“高下”，即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为“迁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裴秀认为，“制图六体”是相互联系的，在地图制作中极为重要。地图如果只有图形而没有分率，就无法进行 实地和图上距离的比较和测量；如果按比例尺绘图，不考虑“准望”。那么在这一处的地图精度还可以，在其他地方就会有偏差；有了方位而无“道里”，就不知图上各居民地之间的远近，就如山海阻隔不能相通；有了距离，而不测“高下”，不知山的坡度大小，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地图同样精度不高，不能应用。这六条原则的综合运用正确解决了地图比例尺、方位、距离及其改化问题。所以“制图六体”成为我国明代以前地图制图学理论的基础。在我国和世界地图制图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裴秀依据这“六体理论”绘制了著名的《禹贡地域图》共十八幅，图上不仅绘出各诸侯、府县的政区和居民地的位置。而且把古代的九州、历史上各王朝曾经举行会议的会址，签订条约的地点、古地名皆表示出来，可惜该图没有留下采。
宋期雕版印刷制图
宋朝是我国地图史上辉煌的年代。北宋统一不久就根据全国各地所贡的400余幅地图编制成全国总图《淳化天下图》。地图编绘后要提供各方面的各种应用，必须进行临摹。临摹的工作量相当巨大，又容易产生错误，同时复制的数量极有限。自有石刻拓印法之后，为大幅面的地图进行石刻创造了条件。石刻地图保存下来，成为研究地图史的重要史料。是极其宝贵的文物。
到了宋代，雕版印刷已经兴盛起来，书籍的刻印不仅官府刻印，而且发展到书坊刻书和私人刻书。刻印内容除书籍以外，已发展到印报纸和纸币，刻印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在刻书中，刻印地图也在应用中。
现今所藏最早的雕版印刷地图是南宋杨甲所编的《六经图》中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该书刊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该图以单线表示河流。以三角形表示山，地名用阳文表示。《十五国风地理之图》用木版雕刻印刷，较德国奥格斯堡发行最早的木版印刷地图要早317年。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傅寅的《禹贡说断》中的雕版印刷地图，其雕刻技术与质量比《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有较大提高，如《禹贡说断》中，河流已以双线表示。过渡自然，线条宽窄一致。山脉采用了象形图案。
由于地图表示内容的多样性，为使地图应用者便于区分地图中的内容，人们很早就采用多种颜色绘制地图。譬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已用朱、青、黑或田青、淡棕、黑三色彩绘了。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程大昌撰的《禹贡山川地理图》就是由多色绘制的地图。淳熙八年(1181年)由彭椿年刊刻该图，刊印时改为单色印刷。《禹贡山川地理图》跋载：“凡所画之图，以青为水者。今以黑色水波别之；以黄为河者，今以黑双线别之；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者，今以黑单线别之。旧说未妥。今皆识之雌黄者，今以双路断线别之。”图中又以文字注记区别古今内容。如《禹贡山川地理图》九州用阴文表示。宋代建置用阳文表示；地名套以黑圈，山河名加方框。河道变迁处辅以文字说明。《九州山川实证总图》为《禹贡山川地理图》中之一，该图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最古老的世界地图——《大明混乱一图》
2002年11月12日的“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上。一幅中国明代的世界地图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全世界媒体为之震撼。一直秘而不宣的中国明代地图《大明混一图》便是这次轰动的主角。
早于公元1世纪，中国已有提及非洲地方的记载。早在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迪亚斯于1488年航行绕过好望角前，中国人便已经环绕非洲航行。例如在南非北部发现的中国陶器，可追溯至13世纪前后，东开普省的石刻艺术亦描绘了中国人模样的人物。
直到15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才有了非洲大陆类似的画法。15世纪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学》译成拉丁文。受该书启发而绘制的世界地图，表现了托勒密想象中的非洲：一块漏掉一部分的大陆，南半部是空白。西部的海岸线尚未确定。而在14世纪初，中国人已经绘出了包含东南亚、南亚广阔海域及整个非洲大陆和部分歇洲在内的大半个世界的地图。
《大明混一图》绘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彩绘绢本，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当属国宝级珍贵历史文物。
在《大明混一图》上，欧洲和非洲地区的描绘都很详细，绘制也很规整 ，而且笔法流畅。非洲大陆位于这幅地图的左下方，其中河流的方位非常接近尼罗河和奥兰治河，突出部分的山地与德雷肯斯山脉的位置吻合。地图中还显示在非洲大陆的中心有一个大湖，这可能是根据阿拉伯的传说绘制的。因为传说“撒哈拉沙漠以南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湖，其面积远大于里海”。地图上南部非洲的好望角， 海陆线条精美，形制一目了然，仿佛让人们看到当年郑 和万船扬帆，七下西洋，绕过非洲好望角远征西方，开创 古代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的伟大壮举。
中国人发现美洲——明《天下全舆总图》
无独有偶，2001年一位北京律师从上海书商手里购得的另一张古地图震动了西方，在这张名叫《天下全舆总图》的清朝摹本上， 竟然清晰地绘出了美洲大陆的轮廓。虽然此图刚被英国《 经济人》杂志披露便引来巨大的争议，但经新西兰维卡托 大学实验室对地图纸张、墨水的测定后，证实地图为真品 。
这幅在太平洋处提到了马三宝(郑和)的 《天下全舆总图》，展示了由两个半球构成的统一世界 的地图结构以及永乐王朝对世界进行成功探索的纪念。《 天下全舆总图》是科学的地图，因为它试图按中国的传 统相对准确地表达地理概念。但它又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 地图，它没有按照16世纪的欧洲惯例在地图上画满经纬线 交错的令人讨厌的方格。它揭示了种将中国置于中心地区 的意愿，但不在正中心。这一点表现出从宗教的世界观 向更实际的商业和科学的世界观的转变。该地图不是有经 验的航海家绘制的，而是由朝廷官方地理学家绘制的。地 图名义上的目的是要指引蛮夷国家向明朝皇帝进贡。地图 强调了最重要的国家，即随郑和船队向中国纳贡或进献礼 物和派使臣的国家。而边远的蛮夷国家(如英国和挪威)则 被忽略。实际上，英国和挪威根本没在地图上表现出来 。
这种地图的制作完成只能是发起国—— 中国大规模持续环球探险的结果。直到16世纪末，欧洲船 队环球航行后才取得这样完整的全球观。1571年，意大利弗兰西斯科·巴索绘制的地图还显示一个巨大横跨太平洋连接北美和中国的陆桥。如此巨大的地理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依赖圣经作为地理知识的来源。
1418年的《天下全舆总图》并不是证明郑和及其手下将士们伟 大探险史的唯一物证。最近美国西海岸出土了一些中国史 前文物，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50年代在加州北部 发现的一只青铜盘，上面有“明宣德年间铸”的铭文，大 量铸造此类铜盘，可能是为与沿途土人互换礼物所用，所 带回的当地礼物被当做敬献给明帝的贡品；另古物《赛尔 登法典》为古墨西哥书卷，详细说明了墨西哥村落所需 进贡的物品。这些特别的清单写就的时间为14～15世纪。
“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历史”，从这方 面来看，欧洲学者在鼓吹欧洲探险者的丰功伟绩并忽视其 他民族历史成就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8世纪欧洲地理 学家开始逐步将欧洲地图上中国人和日本人到美洲西海岸 航行的记录删除。此时，耶稣会带回关于欧洲的那些中国 地图的复制品被误解为是耶稣会±们亲自勘测大陆所得的地图——假设中国人无法靠自己完成这些地图的绘制。同样，在欧洲有这样的一种偏见，中国人思想狭隘，是不可 能有什么大的发现，郑和的成就也只局限在印度洋的范围 内而已。
“翻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1418年的《天下全舆总图》发现将迫使西方学者重新评估他们食古不化的教条、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中国人的祖先在探索世界的奥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对全球人民及历史遗产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重新认识的，我们将迎来人类知识上的一次大革命。”人类学家贡纳·汤普森博士说。
相传在5000多年前黄帝部落和蚩尤部落的一次大战中，大雾使黄帝的军队迷失前进的方向。久困不前的危急关头。黄帝造出了一个能指引方向的仪器。把它安装在一辆战车上，车上安装的一个假人伸臂指示着南方。这便是传奇机器指南车的由来。可见。在非常久远的年代，方向的指示与地理位置的标识便对人类文明进程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一些科学家认为，指南车里有一根磁针连接着人像。现在研究科技发展史的专家认为，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盒子里装备了同现在汽车转动装置相似的齿轮系统。这种机械装置使得人像在车体转动时能够保持静止不动地指向南面。
尽管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发明，然而这辆车的功用却更多地体现在娱乐方面，而不是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但是指南车的发明，显示了早期中国学者对于航海装置发展的兴趣。
伏羲、女娲乃华夏人文始祖，相传他们分别手持规和矩。那正是测量绘图的工具或仪器。传说里女娲曾用绳子黏泥土造人，为什么会特别提到绳子呢?原来拥有绳子乃是具有特殊身份的象征，而绳子则是测量长度的工具，在古代埃及，丈量土地的人被称为“持绳者”；汉字 。巫”，也有学者解释为两个人手持直角尺和绳子在进行测量工作。“河图洛书”的传说则从侧面说明，约在4000年以前。我国先民已经使用地图了。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帝王们也许是世界上最热衷于国土测量的统治者。相传黄帝曾亲自远征神州四方，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东及蟠木。
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管理结构或国家管理体制中，设立专门掌管地图的职务乃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根据《周礼》的记载，大司徒的职责之一正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其下属职方氏则具体负责“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用今天的话来说，职方氏相当于如今的国家测绘局局长。
据记载。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我国就诞生了地图。《汉书·郊毅志》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像九州。”《左传》载：“惜夏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概括来讲，古地图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原始地图、古典地图和实测地图三个阶段。原始地图是人类社会初期出现的简陋地图，它尚未摆脱图画和神话传说。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汉代。
政争与地图
荆轲刺秦王，图穷匕见的故事说明，尽管燕国企图以献地图来改变历史只是徒劳。但却反映了在战乱纷飞的战国时代，地图是极其重要的军事资料。战争也大大推动了制图术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即位时，他曾把全国所有的地图收集起来。这时的地图主要是表示地理版图的军事地图。他死后，仍不忘在陵墓里以水银为百川江河湖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守财奴似的呵护着他的帝业版图。刘邦攻入成阳城后，其宰相萧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尽快把这些地图接收过来。以备继续为汉朝统治利用。
甘肃省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幅实物地图。地图共七幅，分别绘在四块大小相等的木板上。它的绘制时间为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后期。该地图包括今甘肃天水伯阳镇西北的渭水流域和一部分放马滩周围水系。地图中有关地名、河流、山脉及森林资源的注记有八十二条之多。令人惊叹的是今天渭水支流以及该地区的许多峡谷，在该地图中都可以找到，与《水经注》一书的记载相符。图中标明的各种林木，如蓟、柏、楠、松等，与今天渭水地区的植物分布和自然环境也基本相同。该地图的出土，为我国先秦发达的地图学文献资料提供了实物佐证。
世界上发现的现存最早的军用地图。则是1973年12月在我国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彩色绢绘驻军图。
这幅图画在一幅绢帛上，比例尺约为1：100000，图上分红、蓝、黑三种颜色。居民点用黑色圆圈表示，山脉用黑色“山”字形号表示，河流用青色表示，道路用朱红色表示。这些地理要素均表示在第二层平面上。而且定位精确。在第一层平面上，突出表示军事部署：红色三角形城堡表示大本营，红黑两种套框表示九支军队的驻地、指挥点和关卡，红色线条区分防区的界线。层次分明，一目了然。
据考证，这幅图是距今2100多年前汉文帝时绘制的。当时南粤王赵佗企图割据一方，破坏国家统一。这幅地图体现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双方的兵力部署。地图作为将军的殉葬品，充分反映出古代军事家对地图的重视。
与长沙国南部驻军图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张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由于地图内容包含了山川、道路、城镇等要素，故取名“地形图”。图的上方为南，下方为北。制图区域范围包含了今湘江上游第一大支流潇水流域及九嶷山地区。地图按一定的比例描绘，约为1:180000万，相当于汉代的一寸折十里。地图采用田青、淡棕、黑三色绘画，较详细地表示了山脉、河流、道路、城邑、乡里等内容。河流表示得十分突出，从河源到下游。以逐渐变粗的线条表示。较大的河在河口处均注有河名。著名的深水、冷水在其源头标注“深水原”、“冷水原”文字。地貌的表示富有特色，山脉、山峰、山头、山谷诸元素皆清晰可见。采用闭合曲线表示山脉坐落、山体轮廓和走向，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表示地貌的科学方法。它虽然还不是18世纪出现的等高线，但已具备了高度概括和抽象的特点。为反映南岭山峦起伏和著名的九嶷山峰，用鱼鳞状图形和九个柱状符号配合表示。效果明显。全图绘了八个县城和七十四个乡里。分另0以方框和圆圈符号表示，这些居民地的名称均写在符号内。
该图翔实的内容、科学的表示方法，都超越了以往人们对古代地图传统的认知。更可贵的是，它是在古代战争中得到实际应用的军事地图。国际制图学界普遍认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是世界地图学史上罕见的珍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裴秀与规范化制图
晋代制图学家裴秀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制图六体。裴秀在晋武帝时官司空，后任宰相。他根据
“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了魏国留下的旧图。由于旧图绘制粗略。加之地名改变，他在门客京相瑶的帮助下，编制了我国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地形方文图》。他总结了前人制图经验，提出了地图制图的六条原则，即“制图六体”： 一为“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宽之比例，即今之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四为“高下”，即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六为“迁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裴秀认为，“制图六体”是相互联系的，在地图制作中极为重要。地图如果只有图形而没有分率，就无法进行 实地和图上距离的比较和测量；如果按比例尺绘图，不考虑“准望”。那么在这一处的地图精度还可以，在其他地方就会有偏差；有了方位而无“道里”，就不知图上各居民地之间的远近，就如山海阻隔不能相通；有了距离，而不测“高下”，不知山的坡度大小，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地图同样精度不高，不能应用。这六条原则的综合运用正确解决了地图比例尺、方位、距离及其改化问题。所以“制图六体”成为我国明代以前地图制图学理论的基础。在我国和世界地图制图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裴秀依据这“六体理论”绘制了著名的《禹贡地域图》共十八幅，图上不仅绘出各诸侯、府县的政区和居民地的位置。而且把古代的九州、历史上各王朝曾经举行会议的会址，签订条约的地点、古地名皆表示出来，可惜该图没有留下采。
宋期雕版印刷制图
宋朝是我国地图史上辉煌的年代。北宋统一不久就根据全国各地所贡的400余幅地图编制成全国总图《淳化天下图》。地图编绘后要提供各方面的各种应用，必须进行临摹。临摹的工作量相当巨大，又容易产生错误，同时复制的数量极有限。自有石刻拓印法之后，为大幅面的地图进行石刻创造了条件。石刻地图保存下来，成为研究地图史的重要史料。是极其宝贵的文物。
到了宋代，雕版印刷已经兴盛起来，书籍的刻印不仅官府刻印，而且发展到书坊刻书和私人刻书。刻印内容除书籍以外，已发展到印报纸和纸币，刻印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在刻书中，刻印地图也在应用中。
现今所藏最早的雕版印刷地图是南宋杨甲所编的《六经图》中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该书刊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该图以单线表示河流。以三角形表示山，地名用阳文表示。《十五国风地理之图》用木版雕刻印刷，较德国奥格斯堡发行最早的木版印刷地图要早317年。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傅寅的《禹贡说断》中的雕版印刷地图，其雕刻技术与质量比《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有较大提高，如《禹贡说断》中，河流已以双线表示。过渡自然，线条宽窄一致。山脉采用了象形图案。
由于地图表示内容的多样性，为使地图应用者便于区分地图中的内容，人们很早就采用多种颜色绘制地图。譬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已用朱、青、黑或田青、淡棕、黑三色彩绘了。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程大昌撰的《禹贡山川地理图》就是由多色绘制的地图。淳熙八年(1181年)由彭椿年刊刻该图，刊印时改为单色印刷。《禹贡山川地理图》跋载：“凡所画之图，以青为水者。今以黑色水波别之；以黄为河者，今以黑双线别之；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者，今以黑单线别之。旧说未妥。今皆识之雌黄者，今以双路断线别之。”图中又以文字注记区别古今内容。如《禹贡山川地理图》九州用阴文表示。宋代建置用阳文表示；地名套以黑圈，山河名加方框。河道变迁处辅以文字说明。《九州山川实证总图》为《禹贡山川地理图》中之一，该图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最古老的世界地图——《大明混乱一图》
2002年11月12日的“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上。一幅中国明代的世界地图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全世界媒体为之震撼。一直秘而不宣的中国明代地图《大明混一图》便是这次轰动的主角。
早于公元1世纪，中国已有提及非洲地方的记载。早在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迪亚斯于1488年航行绕过好望角前，中国人便已经环绕非洲航行。例如在南非北部发现的中国陶器，可追溯至13世纪前后，东开普省的石刻艺术亦描绘了中国人模样的人物。
直到15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才有了非洲大陆类似的画法。15世纪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学》译成拉丁文。受该书启发而绘制的世界地图，表现了托勒密想象中的非洲：一块漏掉一部分的大陆，南半部是空白。西部的海岸线尚未确定。而在14世纪初，中国人已经绘出了包含东南亚、南亚广阔海域及整个非洲大陆和部分歇洲在内的大半个世界的地图。
《大明混一图》绘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彩绘绢本，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当属国宝级珍贵历史文物。
在《大明混一图》上，欧洲和非洲地区的描绘都很详细，绘制也很规整 ，而且笔法流畅。非洲大陆位于这幅地图的左下方，其中河流的方位非常接近尼罗河和奥兰治河，突出部分的山地与德雷肯斯山脉的位置吻合。地图中还显示在非洲大陆的中心有一个大湖，这可能是根据阿拉伯的传说绘制的。因为传说“撒哈拉沙漠以南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湖，其面积远大于里海”。地图上南部非洲的好望角， 海陆线条精美，形制一目了然，仿佛让人们看到当年郑 和万船扬帆，七下西洋，绕过非洲好望角远征西方，开创 古代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的伟大壮举。
中国人发现美洲——明《天下全舆总图》
无独有偶，2001年一位北京律师从上海书商手里购得的另一张古地图震动了西方，在这张名叫《天下全舆总图》的清朝摹本上， 竟然清晰地绘出了美洲大陆的轮廓。虽然此图刚被英国《 经济人》杂志披露便引来巨大的争议，但经新西兰维卡托 大学实验室对地图纸张、墨水的测定后，证实地图为真品 。
这幅在太平洋处提到了马三宝(郑和)的 《天下全舆总图》，展示了由两个半球构成的统一世界 的地图结构以及永乐王朝对世界进行成功探索的纪念。《 天下全舆总图》是科学的地图，因为它试图按中国的传 统相对准确地表达地理概念。但它又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 地图，它没有按照16世纪的欧洲惯例在地图上画满经纬线 交错的令人讨厌的方格。它揭示了种将中国置于中心地区 的意愿，但不在正中心。这一点表现出从宗教的世界观 向更实际的商业和科学的世界观的转变。该地图不是有经 验的航海家绘制的，而是由朝廷官方地理学家绘制的。地 图名义上的目的是要指引蛮夷国家向明朝皇帝进贡。地图 强调了最重要的国家，即随郑和船队向中国纳贡或进献礼 物和派使臣的国家。而边远的蛮夷国家(如英国和挪威)则 被忽略。实际上，英国和挪威根本没在地图上表现出来 。
这种地图的制作完成只能是发起国—— 中国大规模持续环球探险的结果。直到16世纪末，欧洲船 队环球航行后才取得这样完整的全球观。1571年，意大利弗兰西斯科·巴索绘制的地图还显示一个巨大横跨太平洋连接北美和中国的陆桥。如此巨大的地理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依赖圣经作为地理知识的来源。
1418年的《天下全舆总图》并不是证明郑和及其手下将士们伟 大探险史的唯一物证。最近美国西海岸出土了一些中国史 前文物，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50年代在加州北部 发现的一只青铜盘，上面有“明宣德年间铸”的铭文，大 量铸造此类铜盘，可能是为与沿途土人互换礼物所用，所 带回的当地礼物被当做敬献给明帝的贡品；另古物《赛尔 登法典》为古墨西哥书卷，详细说明了墨西哥村落所需 进贡的物品。这些特别的清单写就的时间为14～15世纪。
“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历史”，从这方 面来看，欧洲学者在鼓吹欧洲探险者的丰功伟绩并忽视其 他民族历史成就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8世纪欧洲地理 学家开始逐步将欧洲地图上中国人和日本人到美洲西海岸 航行的记录删除。此时，耶稣会带回关于欧洲的那些中国 地图的复制品被误解为是耶稣会±们亲自勘测大陆所得的地图——假设中国人无法靠自己完成这些地图的绘制。同样，在欧洲有这样的一种偏见，中国人思想狭隘，是不可 能有什么大的发现，郑和的成就也只局限在印度洋的范围 内而已。
“翻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1418年的《天下全舆总图》发现将迫使西方学者重新评估他们食古不化的教条、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中国人的祖先在探索世界的奥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对全球人民及历史遗产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重新认识的，我们将迎来人类知识上的一次大革命。”人类学家贡纳·汤普森博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