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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晚清名重一时的权臣，他一生体质本弱，又“心血积亏太过”，却道德；军功、文章三不朽，主要得益于他独特的养生之道。
曾国藩讲究养生之道是在入京之后。那时他常常感到头晕、乏力、目蒙，便同翰林院中的一班人研讨起养生之法来。唐镜海是他最崇拜的一位前辈，曾口授养生处世之秘，曾国藩牢牢记在心里。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小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曾国藩接着写道：“余比告先生，谓有忿恨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既而自究所病只是为动不为静。先生两言益对症下药也。务当力求主静，如使神明为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继继续续者，既所谓缉熙也。知此而小行，真暴弃矣，真小人矣”。曾国藩是一个能举一反三的人，唐镜海这一番教晦，后来，使他生出许多养生的心得来，如他在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五日的日记中写道：“忿、欲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可谓名言至论，”到十四日，他又记道：“养生家之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惩忿”曾国藩解释说即所渭少忿怒也。“窒欲”就是克制情欲。“少食”就是不吃得太饱。“多动”就是增强运动。这四条正应上民间一个生动的故事。有个地方寿星较多，百二十岁以上的有四个。有人去请教他们的长寿之秘。其一说，遇事都说好。其一说，每饭不吃饱。其一说，老婆生得丑。其一说，饭后百步走。曾麟书告诫曾国藩也是这四条。
曾国藩是怎样对待这四条的?
惩忿 惩忿的目的是要保持人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做到泰山崩于侧面脸不变色，心不跳。为了学得这手功夫，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向冯树堂学了静坐之法。曾国藩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树堂来，与言养心养体之法。渠言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因教我焚香静坐之法。”十四日早晨他便焚香静坐半小时，午饭后，看了一卷古文又静坐半小时，以后虽天天静坐，但并未达到要求。所以，当冯树堂来信询问曾的静坐效果时，曾在日记中道：“接树堂信，问日来静坐功夫，愧惊不能对。”为什么？他说：“然心有私著，无著则静矣，抑亦诚矣。”这就是说，曾国藩的静坐井未达到排除杂念，是形静而神未静。正如他自己说的：“‘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写记此册，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以后呢?曾国藩仍然坚持静坐，而效果也并不见得好。因些“惩忿”的目的也未达到。例如道光二十四年的正月初一，他就在日记中记载：“是日为车夫忿怒两次。”元旦之日，大家都要图个欢喜得个好兆头，曾大人竞为车夫忿怒两次，可见其练静的效果了。曾国藩要受程朱道学的约束并塑造自己的形象，官场上自然有许许多多刺激他的东西，他能静下来吗？
窒欲 这是曾国藩的父训。初进京时，他父亲就写信教他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欲”是七情之一，喜怒哀惧爱恶欲。欲又有情欲、贪欲、求知欲等等。曾麟书要儿子曾国藩“节欲”，应指的是节制房事。这件事，在曾国藩的日记里并不泛记载。他曾道：“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好德之知也。”他又曾记道：“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嫡戏游荡，漫不知惧，适成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矣。”他觉得房事不节制，愈来愈有损身体。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他写道：“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真禽兽矣，”同月十六日，早晨抄了先天晚上作的诗，饭后去何子敬处，本来想去谈诗，自省这样做有卖弄之心。感到可耻，便动了一局围棋，回到家里又是“房闼大小敬，成一大恶。下半日悠忽将一时，可恨。”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早饭后读了十页书，“房闼又不敬，前誓有三戒．今忘之耶?”道光二十三的三月初二日，“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同月初五日，“早晨晏起。明知体气赢弱而不知节，不孝孰共焉。”由于房事不节，曾国藩总觉得精神不爽，眼蒙昏花，体力不支，也正如他修练静功一样，只能知，不能行。
少食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食无求。”“少食”就是从这而来的。对于饮食，曾国藩是缺乏科学的饮食方法的。他对满意的席面，日记里总是记“甚丰”，可见他是以鸡肉鱼的数量来评价的。未入京时，他在乡间已有名气，四处请其赴宴。湘乡民间宴席大致四种：蛏蛭席，海参席，蛋糕席，许抚席等。前三种是以第一道菜命名的。第一道菜湘乡称之为“头菜”，头菜是海参则称海参席，是蛏蛭则称蛏蛭席，是蛋糕则称蛋糕席。其它菜则无多大变化，大致是粉丝、扣肉、炒骨、鸡肉、肚片、红枣炖肉、鱼、青菜。所谓丰盛则以小碗、大碗；单碗、双碗来分。大碗比小碗丰，双碗比单碗丰。至于许抚席，即是一种有肉有鱼的席面，比较简单。这样说来，在湘乡称席面甚丰就是说鸡肉鱼其多。鸡、肉吃得太多，既不利于消化，也对心血管和肝脏不利，也容易患高血压病。曾国藩在这方面是不太注意的。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头十天计算，曾国藩在外作客吃饭七次，在家陪客吃饭一次，差不多每天吃一餐客饭，自然是肉食吃得过多。且曾国藩又喜杯中之物，日记中常有作客索酒喝的记载。行军打仗也常应邀吃饭、喝酒。打一胜仗便要喜庆数天。咸丰八年九月初八，在江西后车扎背，他记道：“有绅士傅时亮邀至何氏宅内进酒果，小住，未刻入营。”十一日又记道：“派人查麻姑山路，挑麻姑泉水一担来，又赠送麻姑酒，殊不见佳。”行军劳顿，又不节饮食，十四日便得病了。日记记道：“是日又觉有病，至四更时起腹泄，甚畅快，病即愈矣。”因此，曾国藩对于“少食”的誓言也落实得不甚好。
多动 “生命在于运动。”“动则不衰。”据医学家说：“人过30岁以后，每过10年，心脏输送血液的能力就降低6-8％，血管壁受到的压力增加5-6％，肺活量也减少，一般老年人的肺活量只有年轻时的40％左右，肌肉弹性减弱(张宪安编著《怎样保护您的身体》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而减慢衰老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运动。所以曾麟书要他的儿子曾国藩“多动”。
对于这一点，曾国藩也是难以做到的。年轻时候，他整日读书，既不劳动，也不锻炼。中了秀才，出门坐轿。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的日记载道：“早饮姊婿家。饭后，走欧阳沧溟先生家，仆一人，肩舆八人。”道光十九年，曾国藩28岁，年轻力壮就不走路。入京以后，则是车马代步。他虽然曾给他的儿子曾纪泽写过这样的信：“乡问路窄桥孤，嗣后吾家了侄凡遇过桥，无论轿马，均须下步而行”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示纪泽)。这也许有做课间操的作用，可惜曾国藩是怕他们跌伤，可见他对“多动”还是没有认识的。由于曾国藩不讲究锻炼，三十岁后一直是一副精疲力尽之相，眼蒙、头晕，镇压太平天国指挥作战时，常有“放倒之像。”到1861午他40岁的时候，患皮肤病。五月初一的日记载道：“日内疮痒异常。”以后每天都有天气燥热，遍身疮痒，不能作字，竟日高卧等字样。以后，愈来愈严重，日记中有“睡不成寐，竟夜作痒。”“彻底不成寐”等等。可以说，没做几天好人。
由于曾国藩前期潜心科举，研究学问，后期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没有也不可能按照他父亲教以的“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去办，1872年，他62岁的时候就中风死了。他的女儿曾纪芬在《自订年谱》同治十一年中载道：“是年正月二十三日，文正公对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语仲姊曰：‘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至二十六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掣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宁尚有销假时耶?’又询欧阳夫人以竹亭公逝时病状。盖竹亭公以二月初四逝世也。语竟，公曰：吾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内室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少尝之，旋至署两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网己止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蹴，惠敏在旁请日：‘务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惠敏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坐椅中，异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61年，没达到我国现在人口的平均寿命。
曾国藩讲究养生之道是在入京之后。那时他常常感到头晕、乏力、目蒙，便同翰林院中的一班人研讨起养生之法来。唐镜海是他最崇拜的一位前辈，曾口授养生处世之秘，曾国藩牢牢记在心里。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小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曾国藩接着写道：“余比告先生，谓有忿恨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既而自究所病只是为动不为静。先生两言益对症下药也。务当力求主静，如使神明为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继继续续者，既所谓缉熙也。知此而小行，真暴弃矣，真小人矣”。曾国藩是一个能举一反三的人，唐镜海这一番教晦，后来，使他生出许多养生的心得来，如他在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五日的日记中写道：“忿、欲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可谓名言至论，”到十四日，他又记道：“养生家之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惩忿”曾国藩解释说即所渭少忿怒也。“窒欲”就是克制情欲。“少食”就是不吃得太饱。“多动”就是增强运动。这四条正应上民间一个生动的故事。有个地方寿星较多，百二十岁以上的有四个。有人去请教他们的长寿之秘。其一说，遇事都说好。其一说，每饭不吃饱。其一说，老婆生得丑。其一说，饭后百步走。曾麟书告诫曾国藩也是这四条。
曾国藩是怎样对待这四条的?
惩忿 惩忿的目的是要保持人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做到泰山崩于侧面脸不变色，心不跳。为了学得这手功夫，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向冯树堂学了静坐之法。曾国藩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树堂来，与言养心养体之法。渠言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因教我焚香静坐之法。”十四日早晨他便焚香静坐半小时，午饭后，看了一卷古文又静坐半小时，以后虽天天静坐，但并未达到要求。所以，当冯树堂来信询问曾的静坐效果时，曾在日记中道：“接树堂信，问日来静坐功夫，愧惊不能对。”为什么？他说：“然心有私著，无著则静矣，抑亦诚矣。”这就是说，曾国藩的静坐井未达到排除杂念，是形静而神未静。正如他自己说的：“‘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写记此册，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以后呢?曾国藩仍然坚持静坐，而效果也并不见得好。因些“惩忿”的目的也未达到。例如道光二十四年的正月初一，他就在日记中记载：“是日为车夫忿怒两次。”元旦之日，大家都要图个欢喜得个好兆头，曾大人竞为车夫忿怒两次，可见其练静的效果了。曾国藩要受程朱道学的约束并塑造自己的形象，官场上自然有许许多多刺激他的东西，他能静下来吗？
窒欲 这是曾国藩的父训。初进京时，他父亲就写信教他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欲”是七情之一，喜怒哀惧爱恶欲。欲又有情欲、贪欲、求知欲等等。曾麟书要儿子曾国藩“节欲”，应指的是节制房事。这件事，在曾国藩的日记里并不泛记载。他曾道：“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好德之知也。”他又曾记道：“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嫡戏游荡，漫不知惧，适成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矣。”他觉得房事不节制，愈来愈有损身体。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他写道：“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真禽兽矣，”同月十六日，早晨抄了先天晚上作的诗，饭后去何子敬处，本来想去谈诗，自省这样做有卖弄之心。感到可耻，便动了一局围棋，回到家里又是“房闼大小敬，成一大恶。下半日悠忽将一时，可恨。”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早饭后读了十页书，“房闼又不敬，前誓有三戒．今忘之耶?”道光二十三的三月初二日，“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同月初五日，“早晨晏起。明知体气赢弱而不知节，不孝孰共焉。”由于房事不节，曾国藩总觉得精神不爽，眼蒙昏花，体力不支，也正如他修练静功一样，只能知，不能行。
少食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食无求。”“少食”就是从这而来的。对于饮食，曾国藩是缺乏科学的饮食方法的。他对满意的席面，日记里总是记“甚丰”，可见他是以鸡肉鱼的数量来评价的。未入京时，他在乡间已有名气，四处请其赴宴。湘乡民间宴席大致四种：蛏蛭席，海参席，蛋糕席，许抚席等。前三种是以第一道菜命名的。第一道菜湘乡称之为“头菜”，头菜是海参则称海参席，是蛏蛭则称蛏蛭席，是蛋糕则称蛋糕席。其它菜则无多大变化，大致是粉丝、扣肉、炒骨、鸡肉、肚片、红枣炖肉、鱼、青菜。所谓丰盛则以小碗、大碗；单碗、双碗来分。大碗比小碗丰，双碗比单碗丰。至于许抚席，即是一种有肉有鱼的席面，比较简单。这样说来，在湘乡称席面甚丰就是说鸡肉鱼其多。鸡、肉吃得太多，既不利于消化，也对心血管和肝脏不利，也容易患高血压病。曾国藩在这方面是不太注意的。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头十天计算，曾国藩在外作客吃饭七次，在家陪客吃饭一次，差不多每天吃一餐客饭，自然是肉食吃得过多。且曾国藩又喜杯中之物，日记中常有作客索酒喝的记载。行军打仗也常应邀吃饭、喝酒。打一胜仗便要喜庆数天。咸丰八年九月初八，在江西后车扎背，他记道：“有绅士傅时亮邀至何氏宅内进酒果，小住，未刻入营。”十一日又记道：“派人查麻姑山路，挑麻姑泉水一担来，又赠送麻姑酒，殊不见佳。”行军劳顿，又不节饮食，十四日便得病了。日记记道：“是日又觉有病，至四更时起腹泄，甚畅快，病即愈矣。”因此，曾国藩对于“少食”的誓言也落实得不甚好。
多动 “生命在于运动。”“动则不衰。”据医学家说：“人过30岁以后，每过10年，心脏输送血液的能力就降低6-8％，血管壁受到的压力增加5-6％，肺活量也减少，一般老年人的肺活量只有年轻时的40％左右，肌肉弹性减弱(张宪安编著《怎样保护您的身体》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而减慢衰老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运动。所以曾麟书要他的儿子曾国藩“多动”。
对于这一点，曾国藩也是难以做到的。年轻时候，他整日读书，既不劳动，也不锻炼。中了秀才，出门坐轿。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的日记载道：“早饮姊婿家。饭后，走欧阳沧溟先生家，仆一人，肩舆八人。”道光十九年，曾国藩28岁，年轻力壮就不走路。入京以后，则是车马代步。他虽然曾给他的儿子曾纪泽写过这样的信：“乡问路窄桥孤，嗣后吾家了侄凡遇过桥，无论轿马，均须下步而行”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示纪泽)。这也许有做课间操的作用，可惜曾国藩是怕他们跌伤，可见他对“多动”还是没有认识的。由于曾国藩不讲究锻炼，三十岁后一直是一副精疲力尽之相，眼蒙、头晕，镇压太平天国指挥作战时，常有“放倒之像。”到1861午他40岁的时候，患皮肤病。五月初一的日记载道：“日内疮痒异常。”以后每天都有天气燥热，遍身疮痒，不能作字，竟日高卧等字样。以后，愈来愈严重，日记中有“睡不成寐，竟夜作痒。”“彻底不成寐”等等。可以说，没做几天好人。
由于曾国藩前期潜心科举，研究学问，后期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没有也不可能按照他父亲教以的“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去办，1872年，他62岁的时候就中风死了。他的女儿曾纪芬在《自订年谱》同治十一年中载道：“是年正月二十三日，文正公对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语仲姊曰：‘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至二十六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掣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宁尚有销假时耶?’又询欧阳夫人以竹亭公逝时病状。盖竹亭公以二月初四逝世也。语竟，公曰：吾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内室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少尝之，旋至署两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网己止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蹴，惠敏在旁请日：‘务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惠敏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坐椅中，异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61年，没达到我国现在人口的平均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