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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弄不明白：究竟是中国革命胜利重要，还是苏联收麦子重要?
1947年，解放战争全线展开，毛泽东断定蒋介石国民党大势已去，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据此，他一面部署人民解放军转人全面进攻，一面开始设想取得苏联方面的理解与支持，计划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请教建国经验，并赴东欧考察各新建人民民主国家的有关情况。
根据毛泽东当年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这一年七八月间，斯大林因为看到西方通讯社关于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大批中共将领被俘的消息，曾急忙致电毛泽东，表示可以派专机来陕北地区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暂避苏联。毛泽东访苏问题即由此而起。而据来自俄国的档案显示，还在师哲所说的大约一两个月前，毛泽东就曾经通过当时苏方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致电斯大林，提出了希望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6月1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说明：“如果毛泽东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与此同时，斯大林强调说：“联共[布]中央认为他来莫斯科最好不做声张”。
毛泽东提出访苏要求之际，正值苏联与美国及西欧关系由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之时。就在斯大林复电同意毛泽东来访的数天前，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明确宣布要承担“欧洲复兴”的责任。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要求后不久，苏联政府派出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试图以主动参予欧洲经济社会的姿态，来阻止西欧国家全面倒向美国。想不到，会议只开了几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发现，欧洲国家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已经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被迫宣布退出会议，并不得不全面出击，自7月初至8月底，接连同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以切断东欧各国同美国及西欧各国之间的主要经贸联系。又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和活动，苏联与东欧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9月下旬在波兰举行会议，并于10月5日宣布组成“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从而拉开了两大阵营对抗的序幕。在这样一种严峻形势下，莫斯科确实很难正式接待毛泽东。只是，斯大林在得知巴黎外长会议破裂的消息之后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并没有告诉毛他在欧洲所遇到的严峻形势，而是委婉地表示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还是推迟毛泽东的访问为好”。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又发生在1948年四五月间。只不过这一次，斯大林看上去是想抓住苏美之间出现的那可能转瞬即逝的缓和的机会。
本来，在1947年底1948年初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来往电报中，双方曾商定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具体时间，即1948年7月。但随着华北大部以及整个东北已基本上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毛泽东对去苏联访问的心情日趋迫切。还在4月中旬，毛泽东就已经与中央商定，他要尽快前往莫斯科。
4月26日，毛泽东正式通知斯大林说：“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阜平县动身，在军队保护下越过京张铁路”，“可能在6月中旬抵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去您那里”。“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去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学习人民战线工作和其他工作方式”。为表示自己这次一定要成行的坚定决心，他甚至在电报中写道：“如果您同意拟定的计划，那我们就按此计划行事。如果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一个人去。”
三天后，即29日，斯大林打来电报，很痛快：“您4月26日的信收悉。您认为需要带谁，带几个人，都可以。两名俄国医生应当陪同您。他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情，我们面谈。”
可是，这时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再度使斯大林对接待毛泽东迟疑不决起来。一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苏共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明确认为铁托的反目，实际上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一种结果。为此，苏共中央于5月4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南共中央，特别提到农民在共产党国家中的地位问题。显然，在这个时候在莫斯科招待毛泽东，多少有点不合时宜。毕竟，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俄国共产党人都认为，毛泽东与其说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如说是代表中国的农民。在6月底情报局正式宣布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凡是到过莫斯科的中国人都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即毛泽东是“半个铁托”。
另一件事是5月4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向莫洛托夫提出的一项政策声明引起的。据这位大使表示，美国不喜欢欧洲分成两个对立集团的情况，美国也毫无反对苏联的意图，问题是俄国的扩张政策和对马歇尔计划毫无理由的反对，造成了两国关系目前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但对于美国来说，“充分讨论和解决我们之间分歧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着的”。很显然，在苏联方面看来，大使的这种主动，意味着美国希望开始谋求缓和的双方会谈。于是，莫洛托夫很快于9日同美国大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同意举行谈判。两天后，莫斯科的广播电台干脆广播了莫洛托夫与美国大使两次谈话的内容，其希望缓和的心态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让正在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一争高下的毛泽东到莫斯科来，似乎也不那么合适。
因此，5月10日，斯大林再度从关心毛泽东安全和为中国革命着想的角度找了个官冕堂皇的借口，要求毛泽东推迟出发时间。说是“鉴于您所在地区可能出现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傅作义军队对冯玉祥发动的进攻，也就是对您来我们这里所要经过的三个地区发动的进攻，我们担心，您离开岗位是否会对事态发展进程有影响，以及您经过这三个地区究竟有多大安全保证。考虑到这种情况，您是否应把来访时间推迟一些。”
斯大林大概自己也知道再度使用这样的借口有些牵强，因此在电报结尾处十分勉强地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您决定不推迟起程时间，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毛泽东当然不好强人所难。他当天就答复斯大林说：“在目前形势下，把我到您那里去的时间还是稍作推迟为好。”
又等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于7月4日再度打电报给斯大林，提出：“我决定在最近到您那里去。”希望飞机在本月25日左右飞抵威县。如果您决定通过海路接我们，希望船只在本月底到达指定港口。“即使海空路线都不行，我们也还是在本月25日左右北上。”
毛泽东这封电报到时，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苏联政府又正在为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大概不认为这是接待毛泽东的适当时机。在实在找不到合适借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干脆告诉毛泽东说：“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 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接到这封电报的当天，负责电台联络的阿洛夫医生就立即把电报当面交给了毛泽东。看过电报内容之后，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疑惑了。他一面平静地口述了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内容，表示同意把访问时间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一面毫不掩饰地提出了他的疑问：“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都出动?”
对此，就连苏方联络员阿洛大也颇感不安。他在回电中专门说明了毛泽东对访苏重视的程度。他写道：“这次莫斯科之行对他本人来说是很需要的。他以很急切的心情等待着答复。毛泽东的箱子已经装好，甚至买了皮鞋(他像这里的所有人一样，穿布鞋)，做了呢子大衣。不仅是访问本身问题，而且连访问日期问题，他们都已经定了，只剩下怎么走的问题了。”因为时至于此，无论是安全还是战争本身，都已经不成问题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被拒绝。他只是“表面上很平静，很礼貌，也很殷勤，纯粹中国式的客气。”其实，他不只一次地提出疑问：苏联领导人怎么会这么重视粮食征购工作?
毛泽东急于向斯大林直接请教，斯大林提议派米高扬秘密来华
中共中央直到7月下旬才得知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定。并且，这一消息也并非直接来自莫斯科，而是中共东北局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那里听说的。当东北局把这个消息转报中央，并提议组织学习情报局这一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当即表示同意。8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要求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情报局的这一决定，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努力与苏联保持一致，这是中共中央在准备成立新中国之前考虑最多的问题，也是毛泽东三番五次提出前往莫斯科访问的核心目的之一。阿洛夫在8月28日的一封电报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阿洛夫向斯大林转告说：毛泽东表示，他所以急于访问莫斯科，是因为解放战争进展迅速，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已经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他有许多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和请教。他着重想谈的问题是：
一、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二、关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和东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
三、关于同美国及蒋介石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
四、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的问题。
五、关于三千万美元的财政借款问题。
六、关于同英法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问题。
毛泽东强调说：“为使我们的政治方针同苏联完全一致，需要进行协商”。
与苏联取得一致的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未来中国的新政府需要强大苏联的有力支持和援助；一是考虑到未来新中国可能面临的种种压力和困难，毛泽东亟需参考和汲取苏联以及东欧各国建国的经验。目前所知毛泽东最早的一封向斯大林咨询的电报，就是有关建国方策的问题。那还是1947年11月30日的事。毛泽东这一天打电报给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俄国档案中这封电报的完整内容，因此我们无从判断毛泽东在这里是如何提出问题的。从一个月前，即10月27日毛泽东为周恩来起草的一份中央文件加写的一条内容，或者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怎样的。毛当时写道：“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这里说的“自由资产阶级”，就含有当时的某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内。
斯大林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电，不知为何一直拖到1948年的4月20日。在目前公开的这封回电中，斯大林这样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
显而易见，即使在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之后，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的关系，也仍旧是毛泽东高度关心并深感困难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8月28日的电报中，关于同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仍旧被毛泽东列为到莫斯科需要首先讨论的问题。毕竟，每一个共产党人所了解的阶级斗争理论都说明，紧接着民主革命之后，必然是以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十天后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党的领导人几乎一致同意说：一旦全国政权到手，民主革命阶段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不复存在，“则主要矛盾就会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因此，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要有清醒头脑，从暂时合作之日起，即要注意它叛变的可能。但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保持这种暂时的合作，什么时候应当抛弃资产阶级，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这时既缺少全面的理论上的思考，更缺少实践上的经验。他们还只能对照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表，相信这一过程在中国至少应当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而为了获得更确切的认识，九月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就再度致电斯大林，提出他需要亲自就一些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和主要负责同志作出报告，衷心希望得到他们的指示。
按照新约定的时间，毛泽东应当在11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也在紧张部署之中。11月11日，毛泽东宣布：只须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鉴于战争进程发展迅速，毛泽东无法按照预定时间动身赴莫，21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莫时间推迟到12月底。想不到的是，这回斯大林再度发出婉拒的电报。1949年1月10日，斯大 林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14日，斯大林再度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考虑到国内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当即复电表示赞同，并提出，苏共中央的代表最好能够经旅顺飞石家庄，再转往中共中央目前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西柏坡村。斯大林当即指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中国会晤毛泽东。
不过，米高扬来华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斯大林在电报中没有说明的。
斯大林劝说毛泽东接过和平旗帜，毛泽东怀疑斯大林有意搞“南北朝”
其实，毛泽东虽然表示希望1948年12月底实现对莫斯科的访问，实际上在当时的形势下，他要离开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1948年底1949年初的国内形势异常复杂微妙。让毛泽东最不放心的就是国民党的“和平阴谋”。
这时，不光东北，就连华北以及整个黄淮流域都已被人民解放军所解放，蒋介石数百万军队所剩无几，国民党军事上败局已定，南京方面谋和之声陡然高涨，美国人甚至考虑用“换马术”来改善国民党的政治形象，尽可能使国民政府不致被迅速推翻。
中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和平”前景。为此，12月25日他公开宣布蒋介石等43名最著名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为战争罪犯，首先将其置于人民公敌的地位。30日，他进一步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开号召，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决不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1949年1月6－8日，他又专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全力以赴地试图打破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之际，斯大林于1949年1月10日发来一封电报，通知他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法各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即中共能够了解中国政府的和平举动，并征得中共对苏联居中调解的同意。”“如果问及您的意见，您大体上可以这样答复：中共一向主张中国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它，而是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应当对战争的后果负责。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不能让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并且中共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的谈判。”
斯大林这封电报让毛泽东大为不满。四年前，抗战刚刚结束，毛泽东也遇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当时，国民党主力远在边远的西南、西北地区，整个华北、华东、华中以至华南敌后地区，都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的游击队。毛泽东早就估计，这是共产党发展壮大自己势力的极好时机，并相信战后苏联必会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一争高下。没想到，这边日本宣告投降，那边斯大林一纸电报严厉督促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和平民主”，说是再打仗必使中华民族陷于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毛泽东当时气得两天没出门，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必定痛责斯大林“不许革命”。现在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再度让毛泽东想起了那件往事，因而怀疑斯大林是否有搞“南北朝”的想法，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
1949年的毛泽东已经用不着像1945年那样委屈求全了。斯大林电报到时，淮海战役也已结束，解放军已进抵长江北岸。平津之敌也正处于最后解决的过程之中。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因此，毛泽东几乎在得到电报的当天就明确答复斯大林说：好像我们现在已无须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了。在目前形势下，实行这种策略弊多利少。“如果苏联在对南京政府照会的答复中，采取您1月10日电报中阐述的立场，美、英、法就可能认为，参加调解工作是应该的，国民党就会得到侮蔑我们的借口，说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并希望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感到失望。”而今天，中国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也十分不利，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以渡过长江，进攻南京了。
1948年2月，斯大林在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曾经出人意外地提起过自己在抗战结束后干预中国革命那件事，并承认自己当时犯了一个错误。在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很难想象斯大林会重犯过去的那种错误。事实上，斯大林的电报的确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而斯大林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10日电报发出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又连忙发出了一封补充电报。在这封电报中他特别解释说：他起草的那个答复南京政府的意见，目的只是为了破坏南京方面所建议的和平谈判。而国民党也绝不会同意没有外国调停人，特别是没有美国参加的谈判。同样，国民党也不会同意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的谈判。因此，他估计，国民党一定会拒绝共产党关于谈判的条件。结果，事情就成了中共同意和平谈判，国民党反而因为拒绝和平谈判受到谴责。这样，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阴谋将被挫败，你们就能够继续你们胜利的解放战争了。
还在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之间就如何应付南京政府的和平提议一事交换意见之际，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出人意料地于13日向南京政府转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拒绝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这一消息无论在南京的苏联大使馆，还是在克里姆林宫，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本来，人们估计南京的和平动议是美国人的主意，如今美国人却如此迅速地作出消极反应，这让俄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1月14日，斯大林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这一局势。与会者几乎一致认为，一定是中共方面有人泄漏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函电。由于无法判断美国意欲何为，斯大林更加确信，公开拒绝和平谈判是不可取的，必须劝说毛泽东接过和平谈判的旗帜。
斯大林当天发出的电报告诉毛泽东说，他完全清楚，我们不能上国民党和平阴谋的当，因为它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停战来恢复其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它在长江南岸的防线，进一步从美国得到装备和援助，然后反过来给人民解放军一个猛扑。对此，我们确实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地公开拒绝南京的建议，宣布继续战争，但这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的底牌摊在桌面上，拱手送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 ——和平的旗帜——给国民党，从而便利于美国公开造谣说中共反对和平，进而组织大国武装干涉。斯大林强调：直接和坦率地回答问题，对于诚实的人们是必要的，但在与政治骗子，即与南京国民党这样的人打交道时，这样回答问题就可能具有危险性。
他相信，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答复南京才是最有利的。那就是，中共应当声明，我们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谈判只能在没有外国调停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国民党只能以一个党派的身份，而不能继续以负有内战责任、早已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的名义参加谈判。
即使国民党接受了这样的条件，斯大林补充说，那也不要紧，共产党可以在谈判时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占有五分之三，在联合政府中占有三分之二的位置，要求政府主席、国务总理、军队总司令都由共产党人担任，任何拒绝忠实于这个政府的军队都将被取缔。
斯大林说，南京政府几乎不可能同意这些办法，结果它将被完全孤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在没有南京国民党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政府了。
当然，斯大林汲取了以往的教训。他在电报中特别声明，他的意见只提供毛泽东参考，毛泽东丝毫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它，这并不影响双方的关系。而毛泽东这边实际上也认识到斯大林的建议有其宣传的价值，因而他于14日当天发出《关于时局的声明》，公开表示，只要南京当局同意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等八项条件，中共可以与南京进行和平谈判。随即，毛泽东电告斯大林：在阻挠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基本方针上，“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
事情虽然就此得到了解决，但无论是在莫斯科一方，还是在西柏坡一方，因为这件事产生了一定的误解。毛泽东确信斯大林最初是有过让战争停下来的想法的。斯大林则怀疑中共中央泄漏了机密。他14日电报中所以提出毛泽东应当再度推迟访苏，并决定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往中国，这看来也是原因之一。
在1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让毛泽东现在来莫斯科未必是明智之举，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位游击队领导人。尽管双方已经商定让毛泽东秘密来访，但从目前看，他此行绝难不走漏风声。一旦被西方知道，一定会就此大作文章，说他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不仅会损害中共的声誉，使中国形势复杂化，而且对苏联也不利。
莫斯科主张占领宁沪成立政府越快越好，毛泽东称4月过江，政府拖半年再说
米高扬1月26日从莫斯科动身，一路飞到旅顺口，再飞到石家庄。1月30日凌晨，他和两位科瓦廖夫(一位是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前交通部长，一位是中文翻译)一同受到朱德和任弼时的欢迎。他们随即乘坐解放军缴获的美式吉普车，赶了将近170公里的路，来到了中共中央这时所在的河北阜平县西柏坡。
来到西柏坡的当天，毛泽东就和米高扬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谈话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以谦虚的口吻表示：“中国远远落后于俄国，我们是一些水平不高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很多错误，如果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米高扬急忙回答说：“这些话多半只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我不能同意。作为水平不高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在中国领导20年的内战并取得胜利的。”
在一番自谦之后，毛泽东随后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向米高扬介绍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他详细说明了他是如何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是如何使党、军队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的，他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是如何遭受打击的。而他成为领袖后，又是如何团结同志，纠正错误的。“您看看”，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就说王明吧，他起过很坏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把他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他仍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因为，我们一贯主张：在党内要宽容，不应该因为有分歧就把人开除出党，更不应该迫害人。
还在来中国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就具体讨论研究过米高扬此行的使命。王明问题早被列为尽量回避讨论的话题之一。当然，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讨论仍旧是十分热烈的。从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之日起，双方就开始了直接交换意见的过程。考虑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最关心人民解放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目标和中共中央目前的政治行动方案，米高扬很快就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米高扬首先询问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准备什么时候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和上海?
毛泽东回答说：这大概要到4月份以后。因为要确保南京和上海地区的胜利，就需要把林彪的部队从北平派往南方和西南，以遏制那里的国民党军队，使它不能调兵增援南京、上海一带。而目前情况下，北平问题还未最后解决，另外部队还需要解决教育数万俘虏、加强后勤、补充枪炮弹药等问题。毛泽东解释说，一般情况下，我们首先致力于夺取广大的乡村，避免攻占大城市。这是因为中共的基本成分是农民，管理像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相当多的干部。再加上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靠外地的原料和燃料维持的，那里粮食本来就十分紧缺，拿下上海，这方面的问题一旦解决不好，工业就会停滞，失业就会蔓延，人民的境遇就会恶化。因此，我们并不急于占领上海。
米高扬显然不大赞同毛泽东的看法。根据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意见，占领像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应当是越快越好。这除了可以剥夺蒋介石的政治资本以外，还有一个莫斯科的领导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斯大林对中共长期活动在乡村，党员主要是农民这一点，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中共的阶级性质也颇多怀疑。正因为如此，当他得知中共正在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必要推动中共加快占领大城市的步伐。因此，米高扬明确表示：占领大城市一事，越快越好。干部也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管怎么样，上海的食品和原料问题总有一天要出现，这些不应当成为我们推迟进攻的理由。而占领上海的好处要多得多。它不仅会严重削弱蒋介石的力量，而且能够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
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成立革命政府的问题。在莫斯科的领导人看来，中共继续以反叛的游击队的形象出现是极不策略的。早日拿下南京、上海，早日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应当是革命的当务之急。这样做对内对外都有好处，也便利于根本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
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确信：没有政府对中共目前要更有利些。因为如果有了政府，就要摘联合，结果中共就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向其他党派负责。那样势必使问题复杂化。米高扬争辩说：推迟建立政府，其实只会削弱革命力量。毛泽东则坚持：即使4月份以后打下南京、上海，也不急于成立政府，至少要拖到 六七月以后再说。
双方的这段讨论显示，在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上海以及成立新政府的问题上，苏方这时似乎比中共中央还急。
2月1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参加会谈的中共中央代表是朱德和周恩来。据周恩来介绍，人民解放军这时只有150门反坦克炮，坦克也不行，大部分都是轻型的，最重的只有15吨，在徐州战役中缴获了70辆坦克，大部还被损坏了。同时，在军工生产方面，中共现在缺少军工原料，包括生产炸弹的错弟尔。因此，周恩来明确提出，希望苏联援助反坦克炮，提供生产炸弹的错弟尔和钢材、汽油、近3000辆汽车以及其他武器生产的必要设备，并派一些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共培训军队、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米高扬当场答复说：他将呈请苏联政府考虑这些要求。原则上苏共中央已经同意帮助中共组织武器生产及派遣专家，具体到提供武器和物资等问题，则必须进一步研究。
2月1日的会谈中，有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这就是：苏联大使为什么要遵从南京政府的建议，随同南京政府迁往广州?这个问题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当1月18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南迁，要求各国使馆同往广州时，即使是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使，都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苏联大使却随之前往，给人印象似乎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继续存在还颇具信心。苏联大使的这一行动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难以理解。当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时，米高扬看来毫无准备，其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至于罗申大使此举怎样有助于中苏两党的共同事业，米高扬没有做任何说明。
2月2日的会谈继续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参加者为朱德和任弼时。据米高扬当天的电报说：“任弼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他同时指出，他们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1)苏中经济联合体。(2)苏联贷款。(3)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1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合作开发或请苏联来办专门的租让企业。任弼时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他们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在2月3日的会谈中，刘少奇再度提到了苏联援助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将对我们起决定作用。我们相信，它可以采取这样几种形式：(1)传授你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2)向我们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3)向我们提供资金。我们认为，苏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应该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在苏联的帮助下，当然，如果我们不犯错误，我们将会更快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清楚，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在东北恢复一个鞍山公司。因此，我们想早一点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帮助，以供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
刘少奇与米高扬的这次讨论着重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若干重大政策性问题。比如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如何引导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何时全面实现国有化的问题，等等。刘少奇表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而党内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一些人认为，应该尽力发展并依靠资本主义。这是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让步，向资本主义投降。另有一些人左倾、盲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胃口过大，结果必然损害工农联盟。他说明：“我们将坚决同这些倾向作斗争，同时也请苏联在这方面给我们提出意见。”但他估计：“全面向资本主义势力发起进攻，要等上10至15年的时间，那时我们才能着手将工商企业收归国有，从而加速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 米高扬对此表示赞成。他说明，莫斯科的意见是，目前还谈不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问题，最好是彻底了解它，待政权完全巩固之后再来提这个问题。
毛泽东否认中共泄密的可能性，斯大林表示愿意及早撤出旅顺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涉及了更多的与双边关系有关的问题。
3日当天与刘少奇谈过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全体会见了米高扬。在这次会谈中，米高扬小心地提起了莫斯科方面关于中共中央有人泄密的猜测。说本来美、英、法等国同意在国共之间调停，后来不知何故得知了苏联和中共反对外国调停的消息，他们就立刻改变了态度，抢先一步拒绝了调停。“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者会把情况传到美国那里”。
毛泽东对此断然否认。他解释说：类似这样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莫斯科的来往函电，一般只有几位书记处成员和翻译师哲，以及苏方联络员阿洛夫几个人知道，这些人都十分可靠，不可能泄密。据他所知，英美人士早在得知中苏两党的态度之前，就公开报道说苏联和中共将会反对调停。
米高扬说：这在当时还仅仅是英美舆论界的一种猜测。而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则在得到有关我们的确切态度之后，才急着表示拒绝调停的。
据米高扬当天的电报称：毛泽东反复说，不存在中共人士泄密的可能性。
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接着头一天的谈话内容继续与米高扬会谈。毛泽东首先表示了对苏联援助的感谢。但他同时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请求苏联援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假使苏联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罗荣桓动身赴莫斯科之前问我，他们应如何向苏方提出援助问题。我对他说，不应把你们的处境说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你们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东北的适当援助。从1948年起，林彪就经常向莫斯科询问有关援助的各项事宜。毛泽东说，我已经指示高岗，苏方给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将来一定付款；某些物资不足，可以从国民党占领区弄，中国同志应该合理利用苏联援助。”
就加强同苏联的联系问题，毛泽东再度强调了苏共经验和指导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说：：“在分析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时，他根据的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前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尤其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 示，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批评，对他非常具有启发性。据此，毛泽东提出，必须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中共需要联共[布]各方面的帮助，包括派遣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顾问，另一方面未来新中国需要考虑向苏联派遣自己的大使。他建议派王稼祥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则进一步提出，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需要和联共[布]中央进行直接的接触，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可能需要到莫斯科去解决。
在4、5两日的会谈中触及到一些极为敏感的问题。米高扬在4日晚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说明：“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以致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版图。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毛泽东很欣赏这项建议。”但5日的谈话显示，毛泽东多少有些怀疑北部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与苏联的支持有关。
毛泽东提出，新疆伊犁地区正在发生独立运动，在那里搞独立的并不是乌鲁木齐的政府，而是当地的共产党组织。而1945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见面时，白曾告诉他说，伊犁的地方起义者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
米高扬马上解释说：苏联不赞同新疆少数民族搞独立运动，苏联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新疆本来就是、也应该是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呢?毛泽东问。
米高扬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说：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里来。
米高扬当即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享有独立权了。它早就体验到独立的好处了，恐怕什么时候也不会自愿放弃独立的。如果有一天外蒙古与内蒙古联合起来，那结果大概只能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
任弼时这时插话说：可是，内蒙古有三百万人，而外蒙古只有一百万人。
得到米高扬电报的斯大林当晚不能不打来电报，明确告诫毛泽东不要设想把外蒙古重新归人中国版图。电报说：“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和外蒙古联合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启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
毛泽东得到电报后才表示，中共将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了。
这两天讨论的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关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据米高扬给莫斯科的电报介绍说，他说明苏联方面对条约中有关旅顺口及中长路的协定的基本看法。他解释说：苏联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当时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同日本和美国勾结反对苏联，也是为了中国的解放运动。事实证明，这个条款给解放战争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掌权，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只要同日本罢战言和，就取消这个不平等的协定，并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现在就可以这么做。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当然，可能在这个协定里，有关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对此苏联方面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它。
毛泽东和在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听了米高扬的话之后，都颇感惊讶。他们纷纷表示，恐怕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毛泽东说，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一句话，等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
毛泽东并非无意地提出，有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找过他，向他提出：革命政府成立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持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他认为，这位女性不懂政治。她不知道，中国是共产党人的，苏联也是共产党人的，但这并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暂时保留下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进行压迫，苏联在旅顺是为了保卫它，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到中国强盛了，有能力自己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就不需要这块基地了。
注意到毛泽东说明的情况，斯大林在2月5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不能不进一步重申了米高扬说过的那些基本观点，即“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形势已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准备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以立即撤出旅顺为好，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
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援助，米高扬肯定中国革命经验
毛泽东继续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即6日和7日的会谈。会谈又回到了苏联援助的话题。在前一天，毛泽东曾特别提到苏联红军对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援助，说明苏方提供的日式武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制造的武器具有巨大作用。不过，他抱歉地说，可惜苏制武器在人关后不能不下令全部上缴了，让部队换成缴获的美式装备，因为“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6日的谈话中，他在提到中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时，又再度表示了歉意。他解释说：“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武器都是无偿的，我们明白，苏联的武器生产中包含着苏联工人的有偿劳动”。而现在，“我们需要3亿美元，我们不知道，你们能否提供这个数目，是少还是多。但是，如果你们不给，我们也不会埋怨什么。”如果苏联方面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
关于苏联援助的必要性，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谈中有明确的说明。他指出：革命前俄罗斯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就已经很高了，但苏联还是花了1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肯定会更长。“我们需要经济援助，就是为了缩短这个过渡时期。而我们知道，只能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获取这样的援助。”
当然，毛泽东同时表示：仅仅依靠外部的援助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共产党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包括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工业。他提出，在现阶段，允许国内市场自由竞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既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发展落后，就应该利用私人资本，不能性急。因为工业发展不起来，就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就不能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可能失去对农民的领导。而农民是中国居民中的主要成分。离开了农民，中国革命将一事无成。在谈到中国农民的问题时，毛泽东显得格外满意，他告诉米高扬说：“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可望其项背。是蒋介石对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 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要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的觉悟高得多”。
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这次秘密访问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在7日晚上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总结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他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甚至特别提出：为什么在中共规定的干部必读书中，没有一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不同意毛泽东自谦的说法：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多少创造。他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并不是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充分考虑并结合了中国特点和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加以运用的。因此，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特点，阐述中国党的经验本身就非常重要。它的总结至少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当然，米高扬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八天的谈话之后，也发觉，“他们对生产业务知识了解不多，对工业、交通、银行的概念比较模糊”，他们的经济设想还比较空泛，甚至对准备接收的作为国家经济支柱部门的大银行、大工业，还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因此，他建议中共领导人向莫斯科提出更具体的资料，说明需要，写明准备从苏联方面获得何种相应的帮助。双方为此商定，过一段时间派一个专门代表团到苏联去，具体讨论各项重大政策问题以及建国前必然要遇到的其他问题，同时签订贷款协议。
2月8日凌晨，米高扬结束了这次访问，又秘密地从原路返回了莫斯科。据师哲回忆，米高扬初来时本来做好了消息被泄漏的准备，他甚至断言：“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但是，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很多年以后，有关他的这次秘密访问也始终不为人所知。事实上，米高扬此行在中苏关系的历史上是相当重要的。
1947年，解放战争全线展开，毛泽东断定蒋介石国民党大势已去，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据此，他一面部署人民解放军转人全面进攻，一面开始设想取得苏联方面的理解与支持，计划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请教建国经验，并赴东欧考察各新建人民民主国家的有关情况。
根据毛泽东当年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这一年七八月间，斯大林因为看到西方通讯社关于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大批中共将领被俘的消息，曾急忙致电毛泽东，表示可以派专机来陕北地区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暂避苏联。毛泽东访苏问题即由此而起。而据来自俄国的档案显示，还在师哲所说的大约一两个月前，毛泽东就曾经通过当时苏方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致电斯大林，提出了希望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6月15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说明：“如果毛泽东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与此同时，斯大林强调说：“联共[布]中央认为他来莫斯科最好不做声张”。
毛泽东提出访苏要求之际，正值苏联与美国及西欧关系由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之时。就在斯大林复电同意毛泽东来访的数天前，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明确宣布要承担“欧洲复兴”的责任。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要求后不久，苏联政府派出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试图以主动参予欧洲经济社会的姿态，来阻止西欧国家全面倒向美国。想不到，会议只开了几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发现，欧洲国家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已经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被迫宣布退出会议，并不得不全面出击，自7月初至8月底，接连同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以切断东欧各国同美国及西欧各国之间的主要经贸联系。又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和活动，苏联与东欧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9月下旬在波兰举行会议，并于10月5日宣布组成“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从而拉开了两大阵营对抗的序幕。在这样一种严峻形势下，莫斯科确实很难正式接待毛泽东。只是，斯大林在得知巴黎外长会议破裂的消息之后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并没有告诉毛他在欧洲所遇到的严峻形势，而是委婉地表示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还是推迟毛泽东的访问为好”。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又发生在1948年四五月间。只不过这一次，斯大林看上去是想抓住苏美之间出现的那可能转瞬即逝的缓和的机会。
本来，在1947年底1948年初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来往电报中，双方曾商定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具体时间，即1948年7月。但随着华北大部以及整个东北已基本上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毛泽东对去苏联访问的心情日趋迫切。还在4月中旬，毛泽东就已经与中央商定，他要尽快前往莫斯科。
4月26日，毛泽东正式通知斯大林说：“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拟5月初从河北阜平县动身，在军队保护下越过京张铁路”，“可能在6月中旬抵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去您那里”。“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去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学习人民战线工作和其他工作方式”。为表示自己这次一定要成行的坚定决心，他甚至在电报中写道：“如果您同意拟定的计划，那我们就按此计划行事。如果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一个人去。”
三天后，即29日，斯大林打来电报，很痛快：“您4月26日的信收悉。您认为需要带谁，带几个人，都可以。两名俄国医生应当陪同您。他们同意把一部电台留在哈尔滨。其他事情，我们面谈。”
可是，这时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再度使斯大林对接待毛泽东迟疑不决起来。一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苏共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明确认为铁托的反目，实际上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一种结果。为此，苏共中央于5月4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南共中央，特别提到农民在共产党国家中的地位问题。显然，在这个时候在莫斯科招待毛泽东，多少有点不合时宜。毕竟，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俄国共产党人都认为，毛泽东与其说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如说是代表中国的农民。在6月底情报局正式宣布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凡是到过莫斯科的中国人都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即毛泽东是“半个铁托”。
另一件事是5月4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向莫洛托夫提出的一项政策声明引起的。据这位大使表示，美国不喜欢欧洲分成两个对立集团的情况，美国也毫无反对苏联的意图，问题是俄国的扩张政策和对马歇尔计划毫无理由的反对，造成了两国关系目前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但对于美国来说，“充分讨论和解决我们之间分歧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着的”。很显然，在苏联方面看来，大使的这种主动，意味着美国希望开始谋求缓和的双方会谈。于是，莫洛托夫很快于9日同美国大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同意举行谈判。两天后，莫斯科的广播电台干脆广播了莫洛托夫与美国大使两次谈话的内容，其希望缓和的心态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让正在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一争高下的毛泽东到莫斯科来，似乎也不那么合适。
因此，5月10日，斯大林再度从关心毛泽东安全和为中国革命着想的角度找了个官冕堂皇的借口，要求毛泽东推迟出发时间。说是“鉴于您所在地区可能出现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傅作义军队对冯玉祥发动的进攻，也就是对您来我们这里所要经过的三个地区发动的进攻，我们担心，您离开岗位是否会对事态发展进程有影响，以及您经过这三个地区究竟有多大安全保证。考虑到这种情况，您是否应把来访时间推迟一些。”
斯大林大概自己也知道再度使用这样的借口有些牵强，因此在电报结尾处十分勉强地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您决定不推迟起程时间，请告知，何时向何处派飞机。”毛泽东当然不好强人所难。他当天就答复斯大林说：“在目前形势下，把我到您那里去的时间还是稍作推迟为好。”
又等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毛泽东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于7月4日再度打电报给斯大林，提出：“我决定在最近到您那里去。”希望飞机在本月25日左右飞抵威县。如果您决定通过海路接我们，希望船只在本月底到达指定港口。“即使海空路线都不行，我们也还是在本月25日左右北上。”
毛泽东这封电报到时，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苏联政府又正在为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大概不认为这是接待毛泽东的适当时机。在实在找不到合适借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干脆告诉毛泽东说：“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因 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接到这封电报的当天，负责电台联络的阿洛夫医生就立即把电报当面交给了毛泽东。看过电报内容之后，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疑惑了。他一面平静地口述了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内容，表示同意把访问时间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一面毫不掩饰地提出了他的疑问：“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都出动?”
对此，就连苏方联络员阿洛大也颇感不安。他在回电中专门说明了毛泽东对访苏重视的程度。他写道：“这次莫斯科之行对他本人来说是很需要的。他以很急切的心情等待着答复。毛泽东的箱子已经装好，甚至买了皮鞋(他像这里的所有人一样，穿布鞋)，做了呢子大衣。不仅是访问本身问题，而且连访问日期问题，他们都已经定了，只剩下怎么走的问题了。”因为时至于此，无论是安全还是战争本身，都已经不成问题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被拒绝。他只是“表面上很平静，很礼貌，也很殷勤，纯粹中国式的客气。”其实，他不只一次地提出疑问：苏联领导人怎么会这么重视粮食征购工作?
毛泽东急于向斯大林直接请教，斯大林提议派米高扬秘密来华
中共中央直到7月下旬才得知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定。并且，这一消息也并非直接来自莫斯科，而是中共东北局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那里听说的。当东北局把这个消息转报中央，并提议组织学习情报局这一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当即表示同意。8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要求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情报局的这一决定，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努力与苏联保持一致，这是中共中央在准备成立新中国之前考虑最多的问题，也是毛泽东三番五次提出前往莫斯科访问的核心目的之一。阿洛夫在8月28日的一封电报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阿洛夫向斯大林转告说：毛泽东表示，他所以急于访问莫斯科，是因为解放战争进展迅速，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已经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他有许多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和请教。他着重想谈的问题是：
一、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二、关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和东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
三、关于同美国及蒋介石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
四、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的问题。
五、关于三千万美元的财政借款问题。
六、关于同英法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问题。
毛泽东强调说：“为使我们的政治方针同苏联完全一致，需要进行协商”。
与苏联取得一致的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未来中国的新政府需要强大苏联的有力支持和援助；一是考虑到未来新中国可能面临的种种压力和困难，毛泽东亟需参考和汲取苏联以及东欧各国建国的经验。目前所知毛泽东最早的一封向斯大林咨询的电报，就是有关建国方策的问题。那还是1947年11月30日的事。毛泽东这一天打电报给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俄国档案中这封电报的完整内容，因此我们无从判断毛泽东在这里是如何提出问题的。从一个月前，即10月27日毛泽东为周恩来起草的一份中央文件加写的一条内容，或者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怎样的。毛当时写道：“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这里说的“自由资产阶级”，就含有当时的某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内。
斯大林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电，不知为何一直拖到1948年的4月20日。在目前公开的这封回电中，斯大林这样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
显而易见，即使在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之后，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的关系，也仍旧是毛泽东高度关心并深感困难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8月28日的电报中，关于同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仍旧被毛泽东列为到莫斯科需要首先讨论的问题。毕竟，每一个共产党人所了解的阶级斗争理论都说明，紧接着民主革命之后，必然是以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十天后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党的领导人几乎一致同意说：一旦全国政权到手，民主革命阶段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不复存在，“则主要矛盾就会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因此，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要有清醒头脑，从暂时合作之日起，即要注意它叛变的可能。但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保持这种暂时的合作，什么时候应当抛弃资产阶级，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这时既缺少全面的理论上的思考，更缺少实践上的经验。他们还只能对照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表，相信这一过程在中国至少应当经过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而为了获得更确切的认识，九月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就再度致电斯大林，提出他需要亲自就一些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和主要负责同志作出报告，衷心希望得到他们的指示。
按照新约定的时间，毛泽东应当在11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也在紧张部署之中。11月11日，毛泽东宣布：只须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鉴于战争进程发展迅速，毛泽东无法按照预定时间动身赴莫，21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莫时间推迟到12月底。想不到的是，这回斯大林再度发出婉拒的电报。1949年1月10日，斯大 林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14日，斯大林再度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考虑到国内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当即复电表示赞同，并提出，苏共中央的代表最好能够经旅顺飞石家庄，再转往中共中央目前所在地——河北阜平县的西柏坡村。斯大林当即指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中国会晤毛泽东。
不过，米高扬来华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斯大林在电报中没有说明的。
斯大林劝说毛泽东接过和平旗帜，毛泽东怀疑斯大林有意搞“南北朝”
其实，毛泽东虽然表示希望1948年12月底实现对莫斯科的访问，实际上在当时的形势下，他要离开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1948年底1949年初的国内形势异常复杂微妙。让毛泽东最不放心的就是国民党的“和平阴谋”。
这时，不光东北，就连华北以及整个黄淮流域都已被人民解放军所解放，蒋介石数百万军队所剩无几，国民党军事上败局已定，南京方面谋和之声陡然高涨，美国人甚至考虑用“换马术”来改善国民党的政治形象，尽可能使国民政府不致被迅速推翻。
中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和平”前景。为此，12月25日他公开宣布蒋介石等43名最著名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为战争罪犯，首先将其置于人民公敌的地位。30日，他进一步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公开号召，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决不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1949年1月6－8日，他又专门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全力以赴地试图打破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之际，斯大林于1949年1月10日发来一封电报，通知他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法各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即中共能够了解中国政府的和平举动，并征得中共对苏联居中调解的同意。”“如果问及您的意见，您大体上可以这样答复：中共一向主张中国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它，而是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应当对战争的后果负责。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不能让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并且中共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的谈判。”
斯大林这封电报让毛泽东大为不满。四年前，抗战刚刚结束，毛泽东也遇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当时，国民党主力远在边远的西南、西北地区，整个华北、华东、华中以至华南敌后地区，都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的游击队。毛泽东早就估计，这是共产党发展壮大自己势力的极好时机，并相信战后苏联必会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一争高下。没想到，这边日本宣告投降，那边斯大林一纸电报严厉督促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和平民主”，说是再打仗必使中华民族陷于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毛泽东当时气得两天没出门，以后每提起这件事，必定痛责斯大林“不许革命”。现在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再度让毛泽东想起了那件往事，因而怀疑斯大林是否有搞“南北朝”的想法，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
1949年的毛泽东已经用不着像1945年那样委屈求全了。斯大林电报到时，淮海战役也已结束，解放军已进抵长江北岸。平津之敌也正处于最后解决的过程之中。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因此，毛泽东几乎在得到电报的当天就明确答复斯大林说：好像我们现在已无须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了。在目前形势下，实行这种策略弊多利少。“如果苏联在对南京政府照会的答复中，采取您1月10日电报中阐述的立场，美、英、法就可能认为，参加调解工作是应该的，国民党就会得到侮蔑我们的借口，说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并希望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感到失望。”而今天，中国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也十分不利，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以渡过长江，进攻南京了。
1948年2月，斯大林在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曾经出人意外地提起过自己在抗战结束后干预中国革命那件事，并承认自己当时犯了一个错误。在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很难想象斯大林会重犯过去的那种错误。事实上，斯大林的电报的确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而斯大林自己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10日电报发出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又连忙发出了一封补充电报。在这封电报中他特别解释说：他起草的那个答复南京政府的意见，目的只是为了破坏南京方面所建议的和平谈判。而国民党也绝不会同意没有外国调停人，特别是没有美国参加的谈判。同样，国民党也不会同意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的谈判。因此，他估计，国民党一定会拒绝共产党关于谈判的条件。结果，事情就成了中共同意和平谈判，国民党反而因为拒绝和平谈判受到谴责。这样，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阴谋将被挫败，你们就能够继续你们胜利的解放战争了。
还在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之间就如何应付南京政府的和平提议一事交换意见之际，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出人意料地于13日向南京政府转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拒绝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这一消息无论在南京的苏联大使馆，还是在克里姆林宫，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本来，人们估计南京的和平动议是美国人的主意，如今美国人却如此迅速地作出消极反应，这让俄国人百思不得其解。
1月14日，斯大林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这一局势。与会者几乎一致认为，一定是中共方面有人泄漏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函电。由于无法判断美国意欲何为，斯大林更加确信，公开拒绝和平谈判是不可取的，必须劝说毛泽东接过和平谈判的旗帜。
斯大林当天发出的电报告诉毛泽东说，他完全清楚，我们不能上国民党和平阴谋的当，因为它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停战来恢复其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它在长江南岸的防线，进一步从美国得到装备和援助，然后反过来给人民解放军一个猛扑。对此，我们确实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地公开拒绝南京的建议，宣布继续战争，但这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的底牌摊在桌面上，拱手送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 ——和平的旗帜——给国民党，从而便利于美国公开造谣说中共反对和平，进而组织大国武装干涉。斯大林强调：直接和坦率地回答问题，对于诚实的人们是必要的，但在与政治骗子，即与南京国民党这样的人打交道时，这样回答问题就可能具有危险性。
他相信，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答复南京才是最有利的。那就是，中共应当声明，我们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谈判只能在没有外国调停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国民党只能以一个党派的身份，而不能继续以负有内战责任、早已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的名义参加谈判。
即使国民党接受了这样的条件，斯大林补充说，那也不要紧，共产党可以在谈判时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占有五分之三，在联合政府中占有三分之二的位置，要求政府主席、国务总理、军队总司令都由共产党人担任，任何拒绝忠实于这个政府的军队都将被取缔。
斯大林说，南京政府几乎不可能同意这些办法，结果它将被完全孤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在没有南京国民党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政府了。
当然，斯大林汲取了以往的教训。他在电报中特别声明，他的意见只提供毛泽东参考，毛泽东丝毫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它，这并不影响双方的关系。而毛泽东这边实际上也认识到斯大林的建议有其宣传的价值，因而他于14日当天发出《关于时局的声明》，公开表示，只要南京当局同意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等八项条件，中共可以与南京进行和平谈判。随即，毛泽东电告斯大林：在阻挠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基本方针上，“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
事情虽然就此得到了解决，但无论是在莫斯科一方，还是在西柏坡一方，因为这件事产生了一定的误解。毛泽东确信斯大林最初是有过让战争停下来的想法的。斯大林则怀疑中共中央泄漏了机密。他14日电报中所以提出毛泽东应当再度推迟访苏，并决定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往中国，这看来也是原因之一。
在1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让毛泽东现在来莫斯科未必是明智之举，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位游击队领导人。尽管双方已经商定让毛泽东秘密来访，但从目前看，他此行绝难不走漏风声。一旦被西方知道，一定会就此大作文章，说他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不仅会损害中共的声誉，使中国形势复杂化，而且对苏联也不利。
莫斯科主张占领宁沪成立政府越快越好，毛泽东称4月过江，政府拖半年再说
米高扬1月26日从莫斯科动身，一路飞到旅顺口，再飞到石家庄。1月30日凌晨，他和两位科瓦廖夫(一位是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前交通部长，一位是中文翻译)一同受到朱德和任弼时的欢迎。他们随即乘坐解放军缴获的美式吉普车，赶了将近170公里的路，来到了中共中央这时所在的河北阜平县西柏坡。
来到西柏坡的当天，毛泽东就和米高扬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谈话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以谦虚的口吻表示：“中国远远落后于俄国，我们是一些水平不高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很多错误，如果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米高扬急忙回答说：“这些话多半只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我不能同意。作为水平不高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在中国领导20年的内战并取得胜利的。”
在一番自谦之后，毛泽东随后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向米高扬介绍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他详细说明了他是如何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是如何使党、军队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的，他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是如何遭受打击的。而他成为领袖后，又是如何团结同志，纠正错误的。“您看看”，毛泽东对米高扬说：“就说王明吧，他起过很坏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把他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他仍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因为，我们一贯主张：在党内要宽容，不应该因为有分歧就把人开除出党，更不应该迫害人。
还在来中国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就具体讨论研究过米高扬此行的使命。王明问题早被列为尽量回避讨论的话题之一。当然，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讨论仍旧是十分热烈的。从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之日起，双方就开始了直接交换意见的过程。考虑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最关心人民解放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目标和中共中央目前的政治行动方案，米高扬很快就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米高扬首先询问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准备什么时候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和上海?
毛泽东回答说：这大概要到4月份以后。因为要确保南京和上海地区的胜利，就需要把林彪的部队从北平派往南方和西南，以遏制那里的国民党军队，使它不能调兵增援南京、上海一带。而目前情况下，北平问题还未最后解决，另外部队还需要解决教育数万俘虏、加强后勤、补充枪炮弹药等问题。毛泽东解释说，一般情况下，我们首先致力于夺取广大的乡村，避免攻占大城市。这是因为中共的基本成分是农民，管理像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相当多的干部。再加上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靠外地的原料和燃料维持的，那里粮食本来就十分紧缺，拿下上海，这方面的问题一旦解决不好，工业就会停滞，失业就会蔓延，人民的境遇就会恶化。因此，我们并不急于占领上海。
米高扬显然不大赞同毛泽东的看法。根据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意见，占领像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应当是越快越好。这除了可以剥夺蒋介石的政治资本以外，还有一个莫斯科的领导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斯大林对中共长期活动在乡村，党员主要是农民这一点，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中共的阶级性质也颇多怀疑。正因为如此，当他得知中共正在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有必要推动中共加快占领大城市的步伐。因此，米高扬明确表示：占领大城市一事，越快越好。干部也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管怎么样，上海的食品和原料问题总有一天要出现，这些不应当成为我们推迟进攻的理由。而占领上海的好处要多得多。它不仅会严重削弱蒋介石的力量，而且能够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
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成立革命政府的问题。在莫斯科的领导人看来，中共继续以反叛的游击队的形象出现是极不策略的。早日拿下南京、上海，早日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应当是革命的当务之急。这样做对内对外都有好处，也便利于根本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
但毛泽东不这样看。他确信：没有政府对中共目前要更有利些。因为如果有了政府，就要摘联合，结果中共就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向其他党派负责。那样势必使问题复杂化。米高扬争辩说：推迟建立政府，其实只会削弱革命力量。毛泽东则坚持：即使4月份以后打下南京、上海，也不急于成立政府，至少要拖到 六七月以后再说。
双方的这段讨论显示，在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上海以及成立新政府的问题上，苏方这时似乎比中共中央还急。
2月1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参加会谈的中共中央代表是朱德和周恩来。据周恩来介绍，人民解放军这时只有150门反坦克炮，坦克也不行，大部分都是轻型的，最重的只有15吨，在徐州战役中缴获了70辆坦克，大部还被损坏了。同时，在军工生产方面，中共现在缺少军工原料，包括生产炸弹的错弟尔。因此，周恩来明确提出，希望苏联援助反坦克炮，提供生产炸弹的错弟尔和钢材、汽油、近3000辆汽车以及其他武器生产的必要设备，并派一些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共培训军队、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米高扬当场答复说：他将呈请苏联政府考虑这些要求。原则上苏共中央已经同意帮助中共组织武器生产及派遣专家，具体到提供武器和物资等问题，则必须进一步研究。
2月1日的会谈中，有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这就是：苏联大使为什么要遵从南京政府的建议，随同南京政府迁往广州?这个问题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当1月18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南迁，要求各国使馆同往广州时，即使是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使，都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苏联大使却随之前往，给人印象似乎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继续存在还颇具信心。苏联大使的这一行动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难以理解。当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时，米高扬看来毫无准备，其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至于罗申大使此举怎样有助于中苏两党的共同事业，米高扬没有做任何说明。
2月2日的会谈继续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参加者为朱德和任弼时。据米高扬当天的电报说：“任弼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他同时指出，他们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1)苏中经济联合体。(2)苏联贷款。(3)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1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合作开发或请苏联来办专门的租让企业。任弼时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他们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在2月3日的会谈中，刘少奇再度提到了苏联援助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将对我们起决定作用。我们相信，它可以采取这样几种形式：(1)传授你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2)向我们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3)向我们提供资金。我们认为，苏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应该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在苏联的帮助下，当然，如果我们不犯错误，我们将会更快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清楚，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在东北恢复一个鞍山公司。因此，我们想早一点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帮助，以供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
刘少奇与米高扬的这次讨论着重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若干重大政策性问题。比如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如何引导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何时全面实现国有化的问题，等等。刘少奇表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而党内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一些人认为，应该尽力发展并依靠资本主义。这是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让步，向资本主义投降。另有一些人左倾、盲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胃口过大，结果必然损害工农联盟。他说明：“我们将坚决同这些倾向作斗争，同时也请苏联在这方面给我们提出意见。”但他估计：“全面向资本主义势力发起进攻，要等上10至15年的时间，那时我们才能着手将工商企业收归国有，从而加速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 米高扬对此表示赞成。他说明，莫斯科的意见是，目前还谈不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问题，最好是彻底了解它，待政权完全巩固之后再来提这个问题。
毛泽东否认中共泄密的可能性，斯大林表示愿意及早撤出旅顺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涉及了更多的与双边关系有关的问题。
3日当天与刘少奇谈过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全体会见了米高扬。在这次会谈中，米高扬小心地提起了莫斯科方面关于中共中央有人泄密的猜测。说本来美、英、法等国同意在国共之间调停，后来不知何故得知了苏联和中共反对外国调停的消息，他们就立刻改变了态度，抢先一步拒绝了调停。“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者会把情况传到美国那里”。
毛泽东对此断然否认。他解释说：类似这样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莫斯科的来往函电，一般只有几位书记处成员和翻译师哲，以及苏方联络员阿洛夫几个人知道，这些人都十分可靠，不可能泄密。据他所知，英美人士早在得知中苏两党的态度之前，就公开报道说苏联和中共将会反对调停。
米高扬说：这在当时还仅仅是英美舆论界的一种猜测。而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则在得到有关我们的确切态度之后，才急着表示拒绝调停的。
据米高扬当天的电报称：毛泽东反复说，不存在中共人士泄密的可能性。
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接着头一天的谈话内容继续与米高扬会谈。毛泽东首先表示了对苏联援助的感谢。但他同时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请求苏联援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假使苏联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罗荣桓动身赴莫斯科之前问我，他们应如何向苏方提出援助问题。我对他说，不应把你们的处境说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你们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东北的适当援助。从1948年起，林彪就经常向莫斯科询问有关援助的各项事宜。毛泽东说，我已经指示高岗，苏方给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将来一定付款；某些物资不足，可以从国民党占领区弄，中国同志应该合理利用苏联援助。”
就加强同苏联的联系问题，毛泽东再度强调了苏共经验和指导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说：：“在分析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时，他根据的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前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尤其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 示，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批评，对他非常具有启发性。据此，毛泽东提出，必须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中共需要联共[布]各方面的帮助，包括派遣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顾问，另一方面未来新中国需要考虑向苏联派遣自己的大使。他建议派王稼祥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则进一步提出，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需要和联共[布]中央进行直接的接触，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可能需要到莫斯科去解决。
在4、5两日的会谈中触及到一些极为敏感的问题。米高扬在4日晚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说明：“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以致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版图。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毛泽东很欣赏这项建议。”但5日的谈话显示，毛泽东多少有些怀疑北部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与苏联的支持有关。
毛泽东提出，新疆伊犁地区正在发生独立运动，在那里搞独立的并不是乌鲁木齐的政府，而是当地的共产党组织。而1945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见面时，白曾告诉他说，伊犁的地方起义者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
米高扬马上解释说：苏联不赞同新疆少数民族搞独立运动，苏联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新疆本来就是、也应该是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呢?毛泽东问。
米高扬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说：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里来。
米高扬当即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享有独立权了。它早就体验到独立的好处了，恐怕什么时候也不会自愿放弃独立的。如果有一天外蒙古与内蒙古联合起来，那结果大概只能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
任弼时这时插话说：可是，内蒙古有三百万人，而外蒙古只有一百万人。
得到米高扬电报的斯大林当晚不能不打来电报，明确告诫毛泽东不要设想把外蒙古重新归人中国版图。电报说：“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和外蒙古联合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启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
毛泽东得到电报后才表示，中共将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了。
这两天讨论的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关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据米高扬给莫斯科的电报介绍说，他说明苏联方面对条约中有关旅顺口及中长路的协定的基本看法。他解释说：苏联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当时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同日本和美国勾结反对苏联，也是为了中国的解放运动。事实证明，这个条款给解放战争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掌权，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只要同日本罢战言和，就取消这个不平等的协定，并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现在就可以这么做。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当然，可能在这个协定里，有关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对此苏联方面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它。
毛泽东和在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听了米高扬的话之后，都颇感惊讶。他们纷纷表示，恐怕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毛泽东说，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一句话，等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
毛泽东并非无意地提出，有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找过他，向他提出：革命政府成立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持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他认为，这位女性不懂政治。她不知道，中国是共产党人的，苏联也是共产党人的，但这并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暂时保留下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进行压迫，苏联在旅顺是为了保卫它，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到中国强盛了，有能力自己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就不需要这块基地了。
注意到毛泽东说明的情况，斯大林在2月5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不能不进一步重申了米高扬说过的那些基本观点，即“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形势已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准备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以立即撤出旅顺为好，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
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援助，米高扬肯定中国革命经验
毛泽东继续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即6日和7日的会谈。会谈又回到了苏联援助的话题。在前一天，毛泽东曾特别提到苏联红军对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援助，说明苏方提供的日式武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制造的武器具有巨大作用。不过，他抱歉地说，可惜苏制武器在人关后不能不下令全部上缴了，让部队换成缴获的美式装备，因为“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6日的谈话中，他在提到中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时，又再度表示了歉意。他解释说：“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武器都是无偿的，我们明白，苏联的武器生产中包含着苏联工人的有偿劳动”。而现在，“我们需要3亿美元，我们不知道，你们能否提供这个数目，是少还是多。但是，如果你们不给，我们也不会埋怨什么。”如果苏联方面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
关于苏联援助的必要性，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谈中有明确的说明。他指出：革命前俄罗斯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就已经很高了，但苏联还是花了1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肯定会更长。“我们需要经济援助，就是为了缩短这个过渡时期。而我们知道，只能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获取这样的援助。”
当然，毛泽东同时表示：仅仅依靠外部的援助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共产党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包括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工业。他提出，在现阶段，允许国内市场自由竞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既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发展落后，就应该利用私人资本，不能性急。因为工业发展不起来，就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就不能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可能失去对农民的领导。而农民是中国居民中的主要成分。离开了农民，中国革命将一事无成。在谈到中国农民的问题时，毛泽东显得格外满意，他告诉米高扬说：“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可望其项背。是蒋介石对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 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要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的觉悟高得多”。
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这次秘密访问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在7日晚上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总结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他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甚至特别提出：为什么在中共规定的干部必读书中，没有一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不同意毛泽东自谦的说法：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多少创造。他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并不是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充分考虑并结合了中国特点和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加以运用的。因此，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特点，阐述中国党的经验本身就非常重要。它的总结至少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当然，米高扬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八天的谈话之后，也发觉，“他们对生产业务知识了解不多，对工业、交通、银行的概念比较模糊”，他们的经济设想还比较空泛，甚至对准备接收的作为国家经济支柱部门的大银行、大工业，还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因此，他建议中共领导人向莫斯科提出更具体的资料，说明需要，写明准备从苏联方面获得何种相应的帮助。双方为此商定，过一段时间派一个专门代表团到苏联去，具体讨论各项重大政策问题以及建国前必然要遇到的其他问题，同时签订贷款协议。
2月8日凌晨，米高扬结束了这次访问，又秘密地从原路返回了莫斯科。据师哲回忆，米高扬初来时本来做好了消息被泄漏的准备，他甚至断言：“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但是，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很多年以后，有关他的这次秘密访问也始终不为人所知。事实上，米高扬此行在中苏关系的历史上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