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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快速增长，夯实了中国人日益长寿和健康的基础，在医疗卫生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
《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指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孕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的88.9/10万下降到2016年的19.9/10万，婴儿死亡率从1981年的34.7‰下降到2016年的7.5‰。从总体水平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有些地区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衡量寿命和生命质量还有一个指标，即健康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是指个体生命质量好或较好，能健康生存的时间；但在生命后期，很多人的生命质量并不高，如患各种疾病，需要每天服药维持生存，甚至残疾或失能，需要人照料，在这种状态下的生存就是病态预期寿命。2016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8.5岁，比中国高2岁，但健康预期寿命为68.5岁，比中国低0.2岁。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与经济、收入、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关，更与医疗水平和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2017年5月，《柳叶刀》公布了全球195个国家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指数”（简称医疗质量指数）排名。医疗质量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从0～100分来打分，分数高低取决于32种可防可治疾病的治愈率与死亡率，如癌症、心脏病、传染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治愈率高、死亡率低，则医疗質量指数分值高，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和质量好。这份报告的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医疗质量指数为74.2，全球排名第61位，但在1990年，中国医疗质量指数只有49.5，排名第113位。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介绍，中国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呈现“四升一降”的趋势：一是医疗资源供给持续增加；二是部分专科、重点病种和手术诊疗质量稳中有升；三是临床合理用药水平不断提升；四是医疗服务效率有所提升。“一降”是住院患者死亡率持续下降并稳定在较低水平。
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也能反映出卫生政策保障的提升。
1985年，国务院批转原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这一时期医改的基本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效益”。1992年，深圳率先进行职工医院制度改革，为我国医疗制度改革开了先河。1998年，国家开始建立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2002年，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就满足农村居民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提出新的要求。2009年，国家颁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确立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核心理念，进一步明确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随后，国家颁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和《“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2016年10月，国家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随着上述医疗卫生政策的实施，中国建立起了全球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大病保险制度、疾病应急救助制度，为实现“病有所医”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2018上半年，我国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25亿人、12亿人、1.91亿人、2.3亿人、1.97亿人，全民参保登记信息库已基本建设成型，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11.5亿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终结了天花，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状态，控制了乙肝、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乙脑等疾病。疫苗接种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列举了一组数据，清晰地展示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免疫规划工作的成绩：1978年实施免疫规划以来，我国麻疹发病人数从最高的年900万例下降到2017年不到6000例；流脑发病人数从最高的年300万例下降到2017年的不到200例；乙脑发病人数则从最高的年20万例下降到2017年的1000例。
40年来，我国在疫苗生产、研发和生产能力上也不断再提升。国产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手足口病疫苗）、重组戊型肝炎疫苗均为全球首创。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共有45家疫苗生产企业，可生产63种疫苗，年产能达10亿剂次。2017年申请批签发的50种疫苗，我国能自行生产46种。
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中国医学科学家在全世界最先发现非典型性肺炎只有在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在随后开展的抗击非典战役中，中国全国动员，以世界卫生组织难以置信的效率快速控制住了疫情。这场会战敲开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公开的大门，实为人民健康及国家流行病防控之幸事。现在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网，信息从基层报告至国家平均时间由5天缩短成4小时内，连接起了全国6.8万个医疗卫生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借此监测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疫情状况，相当于织起了一张预防传染病的“天网”。
为了让贫困人口“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我国在核准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原则，精准施策、分类救治，有效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健康扶贫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全国已有581万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脱贫，进度与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整体脱贫进度基本同步。 2012年，我国开始试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到2016年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推开，实现全覆盖，目前已覆盖10.5亿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2016年以来，我国对贫困人口实行倾斜性医疗保障政策，新农合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对贫困人口采取特殊医疗保障措施，2017年全国贫困人口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平均为16%，比2016年下降了27个百分点。
针对大病患者，遴选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等9种大病作为首批救治病种专项救治，目前已经救治18.9万人；针对慢病患者，优先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慢病的规范管理和健康服务；针对重病患者，落实政府兜底保障措施。截至2017年底，累计核实需救治的849万贫困人口中，已有804万人入院治疗或享受了签约服务，覆盖近95%的大病和慢性病患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全面发展，基本建立起以中医医院为主体的覆盖城乡的中医药服务体系，中医药科研成果显著，中药产业体系初步构建。到2017年末全国共有中医医院3695个，是1978年的8.3倍；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10.2亿人次。截至2016年，全国中医药科技人员共12744人，研究机构有81个，是1977年的5.4倍，有50项中医药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2011年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改革先锋称号。2002年科技部等8部委联合发布《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年）》后，全面开启中药产业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截至2015年，中成药有2088家GMP制药企业，从传统的丸、散、膏、丹等发展到现代的滴丸、片剂、膜剂、胶囊等100多种剂型，品种达1.4万余个，有6万个药品批准文号。中药工业总产值7866亿元，占医药产业总量的28.55%，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卫生总费用为110.21亿元，直至2017年增加到5.16万亿元，增长468倍。纵观我国医药工业近20年总产值，也从1998年的1371亿元上升至2016年的3.2万亿元。而在更早的1978年，根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数据，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仅为73亿元，40年间增长了400多倍！目前医药领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各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且速度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而这一切，均离不开行业政策创新的持续进行、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从仿制到制造，“国际化”与“创新”已然成为了中国医药行业的标签。
此外，在医疗改革的大趋势中，解决“用药贵”的问题在近几年日趋明显。从2018年5月1日开始，中国政府宣布以暂定税率方式对28个税则号的进口药品实施零关税，而这意味着中国肿瘤患者每年将节省约20亿元的开支。除针对药品本身价格的变化外，随着近年“两票制”“营改增”等对流通环节的压缩，药品价格中的附加费用得到了进一步降低。目前，“两票制”与“营改增”的试点均已全面开展，通过减少医药流通代理层级数量和打击挂靠走票行为，一方面有利于控制流通环节，另一方面将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取消，有利于降低药品价格。此外，近两年国家大力推行的取消公立医院药品零加成措施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以药养医”现象。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1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从此，这项技术在欧洲及世界范围内展开，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国大陆第1例试管婴儿于1988年3月10日诞生于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产科。此后该项技术在我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成功率越来越高，从最早的6.2%跃升到现在的40%，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试管婴儿的出生不仅打开了新的生育路径，更开启了对科学技术的分子层面认识，比如DNA。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申请加入并得以承担1%的任务，即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约300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任务。2000年，中、美、英、法、德、日六国科学家共同宣布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成，并于2003年宣布完成人类基因组精细图。
关于DNA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临床应用就是孕妇的产前无创基因检测。现如今，每年已有百万名孕妇在这项技术的庇佑下迎来新生命。2017年，国家正式印发的《“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中规定，要实现基因检测能力（含孕前、产前、新生儿）覆盖出生人口 50% 以上，各地政府尤其重视出生缺陷基因检测，已有21个市/县将其纳入民生项目，孕妇可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
40年来，我国的肿瘤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40年前，以肝癌、胃癌、食管癌、宫颈癌等“贫穷癌”较为常见，而如今，肺癌、乳腺癌、大肠癌、前列腺癌等“富贵癌”较为常见。
40年来，我国肿瘤诊疗技术也发生了巨变：手术从开腹、开胸、扩大切除，转变为腔镜下的微创术式；化疗从全身使用，转变为针对基因类型的靶向药物结合化疗使用等。
40年来，肿瘤患者对于治疗的预期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单纯延长生命，到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对乳腺癌患者来说，还有利用自体脂肪的乳房再造术；对妇科肿瘤患者来说有保育手术……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终身教授沈镇宙从医61年，见证了肿瘤治疗的巨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肿瘤医生无论是对肿瘤的认识，还是肿瘤治疗的理念和手段，都有了质的飞跃。”这些改变，不仅提高了肿瘤患者的生存率，更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陈万青教授和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教授领衔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癌症的5年生存率从2003—2005年的30.9%显著增加至2012—2015年的40.5%。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显示了“健康中国”的重要地位。
并且，伴随着“大健康”理念的提出，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正加快推动。大健康涵盖了从受精卵到死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预防到康复的全价值链覆盖，从政府到社会再到市场的全方位关联。
2018年新组建的国家卫健委也被认为是凸显了“大健康”理念，此前相关部门的有关养老、控烟、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等职责都整合到国家卫健委职能上，贯穿了健康领域的从生到死，体现了健康中国全生命周期服务的理念，是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重要理念体现。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王慧表示，“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飞速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预防应该走在治疗前面‘关口前移’的重要性。同时，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疾病谱经历了传染病向慢病的转变，使得公共卫生研究与大健康体系的建设更具有现实意义。”
1.预期寿命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指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孕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的88.9/10万下降到2016年的19.9/10万，婴儿死亡率从1981年的34.7‰下降到2016年的7.5‰。从总体水平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有些地区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衡量寿命和生命质量还有一个指标，即健康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是指个体生命质量好或较好，能健康生存的时间；但在生命后期，很多人的生命质量并不高，如患各种疾病，需要每天服药维持生存，甚至残疾或失能，需要人照料，在这种状态下的生存就是病态预期寿命。2016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8.5岁，比中国高2岁，但健康预期寿命为68.5岁，比中国低0.2岁。
2.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与经济、收入、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关，更与医疗水平和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2017年5月，《柳叶刀》公布了全球195个国家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指数”（简称医疗质量指数）排名。医疗质量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从0～100分来打分，分数高低取决于32种可防可治疾病的治愈率与死亡率，如癌症、心脏病、传染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治愈率高、死亡率低，则医疗質量指数分值高，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和质量好。这份报告的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医疗质量指数为74.2，全球排名第61位，但在1990年，中国医疗质量指数只有49.5，排名第113位。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介绍，中国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呈现“四升一降”的趋势：一是医疗资源供给持续增加；二是部分专科、重点病种和手术诊疗质量稳中有升；三是临床合理用药水平不断提升；四是医疗服务效率有所提升。“一降”是住院患者死亡率持续下降并稳定在较低水平。
3.建立全球最大基本医疗保障网
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也能反映出卫生政策保障的提升。
1985年，国务院批转原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这一时期医改的基本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效益”。1992年，深圳率先进行职工医院制度改革，为我国医疗制度改革开了先河。1998年，国家开始建立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2002年，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就满足农村居民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提出新的要求。2009年，国家颁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确立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核心理念，进一步明确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随后，国家颁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和《“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2016年10月，国家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随着上述医疗卫生政策的实施，中国建立起了全球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大病保险制度、疾病应急救助制度，为实现“病有所医”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2018上半年，我国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25亿人、12亿人、1.91亿人、2.3亿人、1.97亿人，全民参保登记信息库已基本建设成型，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11.5亿人。
4.流行病防控效率令世卫组织赞叹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终结了天花，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状态，控制了乙肝、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乙脑等疾病。疫苗接种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列举了一组数据，清晰地展示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免疫规划工作的成绩：1978年实施免疫规划以来，我国麻疹发病人数从最高的年900万例下降到2017年不到6000例；流脑发病人数从最高的年300万例下降到2017年的不到200例；乙脑发病人数则从最高的年20万例下降到2017年的1000例。
40年来，我国在疫苗生产、研发和生产能力上也不断再提升。国产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手足口病疫苗）、重组戊型肝炎疫苗均为全球首创。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共有45家疫苗生产企业，可生产63种疫苗，年产能达10亿剂次。2017年申请批签发的50种疫苗，我国能自行生产46种。
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中国医学科学家在全世界最先发现非典型性肺炎只有在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在随后开展的抗击非典战役中，中国全国动员，以世界卫生组织难以置信的效率快速控制住了疫情。这场会战敲开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公开的大门，实为人民健康及国家流行病防控之幸事。现在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网，信息从基层报告至国家平均时间由5天缩短成4小时内，连接起了全国6.8万个医疗卫生机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借此监测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疫情状况，相当于织起了一张预防传染病的“天网”。
5.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脱贫
为了让贫困人口“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我国在核准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原则，精准施策、分类救治，有效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健康扶贫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全国已有581万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脱贫，进度与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整体脱贫进度基本同步。 2012年，我国开始试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到2016年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推开，实现全覆盖，目前已覆盖10.5亿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2016年以来，我国对贫困人口实行倾斜性医疗保障政策，新农合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对贫困人口采取特殊医疗保障措施，2017年全国贫困人口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平均为16%，比2016年下降了27个百分点。
针对大病患者，遴选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等9种大病作为首批救治病种专项救治，目前已经救治18.9万人；针对慢病患者，优先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慢病的规范管理和健康服务；针对重病患者，落实政府兜底保障措施。截至2017年底，累计核实需救治的849万贫困人口中，已有804万人入院治疗或享受了签约服务，覆盖近95%的大病和慢性病患者。
6.中医药得到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全面发展，基本建立起以中医医院为主体的覆盖城乡的中医药服务体系，中医药科研成果显著，中药产业体系初步构建。到2017年末全国共有中医医院3695个，是1978年的8.3倍；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10.2亿人次。截至2016年，全国中医药科技人员共12744人，研究机构有81个，是1977年的5.4倍，有50项中医药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2011年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改革先锋称号。2002年科技部等8部委联合发布《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年）》后，全面开启中药产业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截至2015年，中成药有2088家GMP制药企业，从传统的丸、散、膏、丹等发展到现代的滴丸、片剂、膜剂、胶囊等100多种剂型，品种达1.4万余个，有6万个药品批准文号。中药工业总产值7866亿元，占医药产业总量的28.55%，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7.醫药产值增长超过400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卫生总费用为110.21亿元，直至2017年增加到5.16万亿元，增长468倍。纵观我国医药工业近20年总产值，也从1998年的1371亿元上升至2016年的3.2万亿元。而在更早的1978年，根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数据，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仅为73亿元，40年间增长了400多倍！目前医药领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各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且速度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而这一切，均离不开行业政策创新的持续进行、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从仿制到制造，“国际化”与“创新”已然成为了中国医药行业的标签。
此外，在医疗改革的大趋势中，解决“用药贵”的问题在近几年日趋明显。从2018年5月1日开始，中国政府宣布以暂定税率方式对28个税则号的进口药品实施零关税，而这意味着中国肿瘤患者每年将节省约20亿元的开支。除针对药品本身价格的变化外，随着近年“两票制”“营改增”等对流通环节的压缩，药品价格中的附加费用得到了进一步降低。目前，“两票制”与“营改增”的试点均已全面开展，通过减少医药流通代理层级数量和打击挂靠走票行为，一方面有利于控制流通环节，另一方面将流通环节层层加价取消，有利于降低药品价格。此外，近两年国家大力推行的取消公立医院药品零加成措施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以药养医”现象。
8.试管婴儿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1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从此，这项技术在欧洲及世界范围内展开，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国大陆第1例试管婴儿于1988年3月10日诞生于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产科。此后该项技术在我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成功率越来越高，从最早的6.2%跃升到现在的40%，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试管婴儿的出生不仅打开了新的生育路径，更开启了对科学技术的分子层面认识，比如DNA。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申请加入并得以承担1%的任务，即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约300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任务。2000年，中、美、英、法、德、日六国科学家共同宣布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成，并于2003年宣布完成人类基因组精细图。
关于DNA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临床应用就是孕妇的产前无创基因检测。现如今，每年已有百万名孕妇在这项技术的庇佑下迎来新生命。2017年，国家正式印发的《“十三五”生物产业发展规划》中规定，要实现基因检测能力（含孕前、产前、新生儿）覆盖出生人口 50% 以上，各地政府尤其重视出生缺陷基因检测，已有21个市/县将其纳入民生项目，孕妇可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
9.癌症生存率总体提升
40年来，我国的肿瘤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40年前，以肝癌、胃癌、食管癌、宫颈癌等“贫穷癌”较为常见，而如今，肺癌、乳腺癌、大肠癌、前列腺癌等“富贵癌”较为常见。
40年来，我国肿瘤诊疗技术也发生了巨变：手术从开腹、开胸、扩大切除，转变为腔镜下的微创术式；化疗从全身使用，转变为针对基因类型的靶向药物结合化疗使用等。
40年来，肿瘤患者对于治疗的预期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单纯延长生命，到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对乳腺癌患者来说，还有利用自体脂肪的乳房再造术；对妇科肿瘤患者来说有保育手术……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终身教授沈镇宙从医61年，见证了肿瘤治疗的巨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肿瘤医生无论是对肿瘤的认识，还是肿瘤治疗的理念和手段，都有了质的飞跃。”这些改变，不仅提高了肿瘤患者的生存率，更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陈万青教授和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教授领衔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癌症的5年生存率从2003—2005年的30.9%显著增加至2012—2015年的40.5%。
10.从预防到康复的全价值链覆盖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显示了“健康中国”的重要地位。
并且，伴随着“大健康”理念的提出，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正加快推动。大健康涵盖了从受精卵到死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预防到康复的全价值链覆盖，从政府到社会再到市场的全方位关联。
2018年新组建的国家卫健委也被认为是凸显了“大健康”理念，此前相关部门的有关养老、控烟、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等职责都整合到国家卫健委职能上，贯穿了健康领域的从生到死，体现了健康中国全生命周期服务的理念，是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重要理念体现。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王慧表示，“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飞速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预防应该走在治疗前面‘关口前移’的重要性。同时，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疾病谱经历了传染病向慢病的转变，使得公共卫生研究与大健康体系的建设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