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的电影破解了某种思维:被体制内认可的影片一定是主旋律影片,被市场认可的影片一定是商业影片,被学院认可的一定是知识分子影片,被专业人士认可的一定是独立影片。在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与其说他学会了走这样一个“四边形”,不如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动力推动他朝前走,并最终获得了所有人的帮助——影片带着它本身所具有的能量降临。”这是《新周刊》给予陆川的新片《南京!南京!》的评价。
　　的确,自从中国电影人开始拍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以来,还从未有一部该题材的电影既能赢得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挑剔眼光,同时赢得上千万的票房,也从未有这样一部影片,能够引起如此爱憎分明的争议。热爱它的人热烈称赞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影片,而反感它的人则说,陆川在《南京!南京!》表现的一如既往的平庸,是一个投机分子,“他每拍一部影片都是在树立一座牌坊,让攻击的人投鼠忌器。”在豆瓣网上,一位网友这样写道。
　　在争议之中,有几个问题被遗忘了。爱国还是不爱国,跟这部片子有没有关系?中国士兵临终高呼“中国不能亡”,日本士兵为阵亡者舞蹈祭祀,两者之间有没有可比性?是不是导演有意为之?这样的问题,没人问陆川。
　　到底在四边形的陆川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母觉得我是个太危险的人物,送到军队才保险。这样就替我报了军校,学英语,没想到我考上了。”陆川的父亲陆天明、姑姑陆星儿,均是建国后赫赫有名的作家,而靠写反腐小说而出名的父亲对于他的未来做出的重要决定是:送进位于南京的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这也就让陆川在谈论电影的时候有了新的说头:“我是学军事的,当了8年的特务。”
　　军校的四年现在看来是一种财富,但却离电影很远,“感觉电影就是你的梦想,但被生活冲得越来越远,跟电影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那种感觉挺难受的。就像我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眼见着她越走越远,最后和别的男孩儿好了,嫁人了,看着她亲昵地挽着别人的手,那种感觉”。
　　这样的性格和经历让陆川有了一种逆反性心理,包括在《南京!南京!》的创作初期。“首先我得感谢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我们看书都是反着看,什么叫情报,从公开渠道去搜集就叫情报。怎么从公开搜集的情报中找出真实的信息呢?比对。同样一件事你得听四个人描述,比对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陆川说,与南京有关的资料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当时先看中国人写的,完全没感觉,除了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全都是断胳膊断腿,全都是哭诉,我觉得那种就特弱者。70年了我们还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聊这事儿太傻了,真的。”直到他开始看日本人的日记,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儿,“我突然发现,中国人挺牛逼的啊。我记得有个日记里写了一事儿,他们小队进了南京之后,发现一个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本来要炸,后来说这挺好的就是履带坏了,就留着给后面补上吧。因为日本人特崇拜德国,德国玩意儿都好,他们这小破薄皮坦克跟德国坦克没法比,就没炸。但这小队一过去,从坦克里面伸出一架机关枪哒哒哒哒就把这小队全干了,后面的小队就赶紧围在地上对着这坦克射击。最后就是日本大部队过来给他们包围了,让他们投降。最后这哥儿几个打到没弹药了,日本人还是不敢上,最后是浇上汽油把这哥儿几个活活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就觉得,这太牛了。而且日本人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说这事儿,写日记的人是说他没赶上这个事,看见前面倒了一批战友的尸体就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在日记里看到的是叫“街头巷尾的冷枪”,窗台那边叭的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把那人拖过来一看,说是一个完全没发育好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一刀就给砍了。但是那小男孩打冷枪,也是穿的国民党士兵的衣服。就这种事看多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吃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把这些抵抗都给抹杀了。我就开始看他们以前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抵抗,所以你不该杀我’。我觉得这是一狗屁逻辑。我抵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抵抗了被俘虏了,你不能因为我抵抗了而杀我。”
　　陆川所说的坦克伏击战确有其事,但却有出入,此段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中有记载,此段伏击战回忆者是杜聿明。据其回忆,战车归属其部。车上士兵并未被全部烧死,而是一死一突围,突围的士兵归队后向其报告过程,当时他口头表扬了该士兵。在昆仑关战役后,从日军随身携带的小册子《皇风万里》中发现该战例,急忙寻找该士兵,才知他已牺牲。
　　
　　
　　
　　
　　
　　陆川显然没有看上去那么文质彬彬,就在几年前,他在和韩寒的一场骂战中频繁的使用了“你妈逼韩寒”之类脏话。而这次,他把炮口瞄向了自己曾经合作过的王中磊,“你和大粪打仗,你赢了,也只证明你是粪叉!不能用敌人攻击你的手段去攻击别人,当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所有事情都会得到答案。”
　　事情的起因大概是王中磊炮轰《南京!南京!》“在中国,用日本人的角度看待这段历史,肯定是不客观的!《拉贝日记》更尊重历史!”
　　对于王中磊的炮击,陆川摆出了“市场”和“经济危机”两大法宝:“那、我要问问王中磊,为什么在《拉贝日记》里中国人都是炮灰呢?中国人都像羔羊一样。他在中国放这个影片,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放这个影片是为了什么呢?要说明什么呢?是要说明中国人需要被人拯救吗?就让市场来说话吧!”接着,他指出王中磊在做政治谋杀,“对于这个事情,按我的话说,这就是从娱乐营销到渠道收买,到娱乐绑架再到政治谋杀。其实他们这么做是很愚蠢的,你看网上那些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全是一个公司的复制和粘贴。”
　　“我没有排斥拉贝,我很尊重他,我也一直带着他的日记在看。但是,如果在我心里要有一个英雄榜的话,排在第一的是魏特琳,还有张纯如,这两个女性。张纯如大家都知道了,魏特琳当年在南京的难民营一直呆到1941年,后来回美国的时候在船上自杀被救下,回到美国就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她在精神病院又自杀。我觉得,她是一个真的把生命都奉献给南京的人。”陆川并不承认自己在排斥拉贝,更不是因为《拉贝日记》而排斥拉贝,“拉贝也确实救了很多中国人,但是他中间走了,另外,对于这场战争,我觉得,中国和日本起码占到99%,拉贝的话只占1%。”陆川这样评价在南京“血腥六周”(屠杀最严重的六周时间)中保护了20万南京市民的拉贝。
　　而对于批评自己投机的人,陆川用了一个略带比喻的解释:“你一想他这种话,他就是,我觉得是,是一个让我会觉得,我都愤怒不起来,就是我觉得他还在原地呢,就是我们都在,我们都已经在喜马拉雅山上了,他还在王府井呢。他在用王府井的这套话,在说你在喜马拉雅山上的这些人的这种感受。”
　　在陆川看来,《南京!南京!》是一镜子,是一面镜子。“就是你在里面,如果你要是奔着投机看的话,我觉得你是揣着投机看投机,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也注意到他们这个报道中间,说到一句话,说整片我没有感动,我只是看到拉贝跪下的时候,我感动了。我觉得这哥们儿就没去看电影,知道吗?我会觉得他是揣着一堆想法去到电影里印证去了,这就不是看片的人。去怀疑别人诚意的人,这样的人,其实现在特别多。”
　　“我想跟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知道我们在上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四年后我能坐在这放这个片子,谁会拿四年去投机?没有人会。所有的投机都是短线行为,知道明天该怎么着,明天要涨了,买,吧?后天要跌了,抛,所有的投机行为都是短线的。如果拿四年去投机的话,因为生命是不可控的,制作也不可控。你四年后的政治气候、市场投放、还有等等东西都不可控。一个能够去拿四年投入的东西,你说他去投机,我觉得就是那就是说这话的人是用投机的观点,在解释一套东西。而且我也看了它的影评是尚可的,我觉得他基本上是拿铅笔刀在削大象,就是在解剖大象。你的方法论,你的工具,都已经不能够去面对这个新电影了,真的。”
　　“像他这种影评,我觉得根本在这个电影面前,不足论道的,你知道吧?因为四百多个年轻人,我们剧组前前后后四百多个年轻人,分别在这个戏里投入了,将近从四年到一年不等的时间,去推动一个《南京!南京!》做出来。你怀疑动机?我觉得那就是他自己不是在真诚地去面对这个青年的作品,我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
　　当然,陆川对于《南京!南京!》也有遗憾,陆川说,原本为高圆圆饰演的姜淑云设计了强奸的戏,高圆圆在看了陆川实拍的强奸戏后默默离开了。第二天轮到她拍这场戏时,高圆圆崩溃了,她冲着陆川喊:“你怎么这么拍呀?”陆川没能说服她。陆川坦言,这是最遗憾的事,因为这场戏很重要,否则这部电影可以不一样。
　　
　　
　　
　　
　　
　　在《南京!南京!》中,陆川安排了两个角色,一个是刘烨扮演的中国军官陆剑雄,另外一个则是日本士兵角川正雄,这两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恰好能凑成“陆川”两字,这是否意味着,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名叫陆川的电影导演做的一场噩梦?
　　“没拍之前,我看了很多资料,在某一个晚上,我突然梦到在一片瓦砾的海洋上,日军部队敲着鼓但又是无声地在南京废墟之中,跳着他们的民族舞前行。我一下就醒了,赶紧把这事记下来,然后这个画面就一直挥之不去。我特别信命,我觉得老天爷让我拍这电影,把这场戏拍出来是挺核心的一个事。”陆川说,至少他的最后一场戏就来源于一个梦,但是这并不是在宣扬军国主义,“我自己给这场戏准备好了一套比较安全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可能会降低这场戏的意义:这个场面是战争结果的一个抽象表现。本质上的战争结果,我觉得是入侵一族的文化在被摧毁这一方的历史文化废墟上舞蹈。找到这个说法后,我就觉得这场戏必须得拍,因为到现在为止,还很多非常可怕的异族文化还在我们的大地上舞蹈,可是它并没有通过战争形式就做到了。我不去评价它的好坏,我敢说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爱国者,但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18岁就参军了,当了八年兵,该跳下长江和战友们一起堵管涌的时候也跳下去过。”
　　陆川似乎很在乎别人对于他立场的诘问,“每到一地媒体总在提‘为什么从日本人角度’表现,然而从现场观众来看,这似乎根本就不是问题。什么也不能阻挡真实的力量。”在自己的博客里,他这样写道。
　　“我们过去更多是在哭诉屠杀的事实,我们习惯于把日本兵塑造成魔鬼,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符号化了。但如果一直把他们当作妖魔去描述,一味去哭诉,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会真正认同这种仇恨的情感?”陆川认为,要让世界认真思考南京大屠杀事件,就必须首先把日本人作为“人”来描述,这是“必要的叙事策略”
　　在陆川眼中,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这部电影走向世界,“我只能说我们这个团队是希望为国家做点事。这么多年了,我们的电影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别说冲出亚洲,连深圳都没走出去。我可以拍一部战争狂欢片,让刘烨演的陆剑雄最后把日本兵全杀了,引起一阵民族的欢叫,但这样的电影有用吗?!出不去中国,不能赢得尊重。这部戏不是在讲耻辱,是在讲光荣和曾经的荣光,是讲中国人在那场战争中的抵抗。电影中每一个人的抵抗都给我们希望。《朗读者》的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专门派特使来参加《南京!南京!》的北京首映。他本人在香港看到了电影,说一定要买。说通过这部电影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成就,这部影片会像大使一样走进全世界,展现中国人民的勇气和尊严。而在此之前,中国电影向世界输出过什么样的银幕形象?”
　　“只有刘烨带头喊口号那段我失态了,也是整部电影里,我唯一一次没能掩饰自己是一个中国导演。”陆川说。
　　
　　
　　
　　
　　
　　
　　“我受的教育,我都不知道南京除了30万和拉贝救中国人之外,还有别的事儿,我不知道。我如果不是拍这个片,我不是说我去看资料,我都不知道南京保卫战会打得这么惨烈,我都不知道,可能是真的是孤陋寡闻。我原来在南京读书的时候,简单地看过一些抗战史,研究过,但主要是我军的,真的不骗你,所以你就是说好多东西是被屏蔽掉了。”陆川说,“我都不知道破城之后有巷战,我都不知道难民营里面,妓女曾经自己站出来说我去,这事儿是真事儿,你知道吧?我都不知道说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妇女,换六件衣服,救过六个男人,最后‘梆’一枪给撂那了,就是高圆圆那场戏。这些事儿,可都是真事儿,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现在就是说在这部电影之前,随便拉一个孩子说,南京怎么回事儿?30万,拉贝救中国人,就是这点记忆,然后呢?我其实说白了,我拍这部戏还有一个挺大的动力,就是想把这中国人,你看除了开头的这种曾经被杀之外,后边所有中国人的戏,都在抗争,都在不屈的抗争。”
　　在筹备《南京!南京!》的过程中,陆川和体制做了一次近距离长时间接触,他发现了其中的善意:“我真是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你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其实体制也在变化,因为体制是人构成的,人构成的体制,其实有很大的弹性,这里面就在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当然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去通过,而不是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前后大概有一年在时间。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拍这个戏,从创作者的角度说是有帮助的。比如我的等待呢,我在改本子,后面的时候我在重新剪片子,时间我都没糟蹋。”
　　最后的版本比原来少了25分钟,“我觉得这25分钟都是必须剪掉的,不是谁逼着我剪,而是我认为这25分钟让这片子显得特别漫长。那是我喜爱的,不一定是观众喜爱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电影本身需要的。”陆川说,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些领导看完之后觉得特激动”,第一次审的时候有一个意见说日本人戏太重,说把日本人的戏拿掉。这些意见到最后成文的时候都没了,只是说长度缩一下。“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这部电影是这么过来的,它虽然漫长,我能在里面感受到的其实是帮助。”
　　就在拍摄《南京!南京!》的过程中,陆川迷上了网络上流行的“抢车位”游戏,通过抢虚拟停车位和给别人贴条挣钱。开始的时候,陆川勤勤恳恳去停车挣钱,但是很快,抢车位的竞争开始呈现它残酷的一面,“经常早上起来发现十辆车全都被人贴了条,血本无归;此外警察也常常过来光顾,拖车惨案屡屡发生。”陆川发现,某些人开始脱颖而出,他们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他们肯定在钻体制的漏洞。通过研究某个网友连续三天的车队经营的表单,陆川找到了其中的奥秘。“我的助手,助手的朋友开始加入了游戏,他们在新浪注册了博克(注:应为博客,原文如此),空间,最多的时候多达12个。他们隐秘的地下车场成为我的车队暂时的安全港,数量众多的地下车场也保证我规避了警察的袭扰,同时这些车场的加盟,新浪还会提供奖励。
　　陆川说,经过这个游戏,“我突然觉悟到这是规则保护下的作弊,这是一个双赢的博弈,车场不过是网络时代用于吸纳更多注册名的一个巨大的陷阱,而我们乐此不疲。”
　　“体制创造规则,但是并不尊重规则,体制只尊重结果。所以走上体制外经营的道路,在蛮荒的初级阶段,似乎是一个必然。“陆川这样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