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事实表明，王朝覆灭之际，无论其邪恶还是仁慈，自愿充当牺牲的，从来都是那些品德最高洁的人，即使有些人曾因为虎作伥而罪恶累累，但依然不掩其纯粹的德性之美：勇敢与忠诚
　　
　　易代之际，自杀者成为崩塌的王朝祭坛上的牺牲，古今中西史不绝书。
　　《史记》卷94“田儋列传”记载不愿屈膝于刘邦的田横自杀后：“……田横之客……五百人……闻田横死，亦皆自杀。”
　　西元前46年，48岁的小加图因庞培之死而自杀，他用短剑自戕无果，在被救治后二次自杀身亡。
　　继第二圣殿被毁之后，西元73年，固守马萨德堡与罗马大军不屈抗战的1000多尤太人（中国文化习惯中谈及外族，常加“犬”边，此歧视现象应有改变，故本文改称“尤太”），突围无望，在首领以撒利亚号召下，除了少数几位逃亡，其他960人集体自杀，留给罗马人一座空城。
　　1279年，宋亡，陆秀夫身负幼帝跳崖自尽后，臣仆、后宫、民众多有随踵蹈海者，《续资治通鉴》说：“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是否有十万之众固难考证，但浮尸遍海惊心怵目必非虚言。
　　1645年，明亡后第二年，清兵南下，顾炎武举义不遂，“母遂不食卒，诫炎武弗事二姓。”
　　远史道不尽——何止上述胪列？眼前说不完——陈布雷、戈培尔也都是生殉帝国的近人。每个王朝，每个帝国，在其轰然崩塌之际，几乎都有效忠者或死伴或生陪，然起于何因则难明察。
　　田横之自杀与其五百门客之自杀不同，田横本自封为齐王，战败隐居后被刘邦追索，他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不肯屈膝于刘邦而自杀；而其五百门客自杀则是感佩于田横之气节，且同样不肯臣服于刘邦，可谓激于义气和尊严双重原因的自杀，包含了政治殉葬的性质，其义气亦介于主仆情与友情之间，难说存在等级，也难说平等。
　　小加图的自杀似乎与田横门客之自杀有些类似，但细究背后的文化差异，则可推断，小加图对庞培绝无主仆这层情感，他们是两个重要政治家之间的生死相依之情。小加图情操之高洁曾是罗马公民的典范，其自杀显然是一种基于人格平等的政治性殉葬，与其说是为庞培而死，不如说是为他心中的罗马而死。
　　至于马萨德堡的960尤太人自杀事件，与其历代以及后世同胞们因其国被征服，因信仰被折辱时的自刭，性质是类似的，以撒利亚在自杀演说中就讲：“很久以前，我们就曾下决心，除了上帝之外，我们既不会服侍罗马人，也不会服侍其他任何人……我们宁可死也不愿意受奴役……让我们像自由人那样，与我们的妻子和儿女死在一起。”为国殉葬，与为自己的自由而死大体重合。
　　至于宋、明遗民国破时的自杀，含义更多混杂，一方面是反抗征服者的奴役和屠戮，另一方面也是在皇帝投海或上吊这具有亡国象征意义的事件激发下的尽忠之意。原先奴役他们的帝政被另一个统治者所替代，而他们只愿意臣服于前一个帝政的奴役——不仅仅因为习惯，更因为本族统治者恩威并施的和平奴役还能叫人活下去，而来自异族的血腥屠戮以及人格羞辱的极端奴役，让人无法活下去。奴役和奴役虽然性质相同，但程度绝然有异，不得不说，此种殉葬选择是人类很普遍很正常的一种心理。
　　与此类似，另一种并非直接自杀的政治性殉葬，古今中外也是比比皆是。
　　每个倾覆的王朝，往往都有基于自己的身份而死心塌地的维护者，无论外人眼里是否认为值得牺牲。
　　隆美尔将军认为希特勒在毁灭德国，提出外交求和新战略也被否决，但他依然效忠第三帝国，直到被诬参与刺杀希特勒的阴谋之后，他依然不辩解，不上军事法庭，宁可服毒自尽维护尊严。
　　伊拉克新闻发言人萨哈夫在演播室外几百米的隆隆枪炮声中，镇定自若地向全世界撒谎，巴格达是安全的。许多人尊敬这位“荒谬”的撒谎者，只是因为他悲壮的尊严。
　　然而，在极度严酷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死生忠叛的选择，或许并没有那么多复杂含混的原因，因为具体的个体生存境遇本身足以解释。不过，无数事实表明，王朝覆灭之际，无论其邪恶还是仁慈，自愿充当牺牲的，从来都是那些品德最高洁的人，即使有些人曾因为虎作伥而罪恶累累，但依然不掩其纯粹的德性之美——勇敢与忠诚。
　　历史的忧伤本难纯粹以伦理框限，毕竟为自由而死与为国族而亡浑然一体的尤太式牺牲并非易事。
　　面对形形色色的帝国牺牲，称赞易批评难，历史也好，人也罢，本都是纠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