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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锳先生是资深的语言学家，远在20世纪80年代，便以《诗词曲语辞例释》一书享誉学林。
此后，王先生著述日丰，每一新作问世，无不洛阳纸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先生的著作的价值不仅仅是厚重的学术含金量，更可贵的是，王先生每一本著作或每一篇文章，无论是雕龙还是雕虫，在方法论上，在材料的驾驭方面都给同行特别是后进学子以精准的导航和难得的启迪。而尤为一般语言学著作难以达到的，是行文的平实晓畅。王先生总是能把高深的理论、精到的见解以轻松的笔调娓娓道来，令人如坐春风，如听家常。当然，这种化腐朽为神奇(往往现代派们轻藐传统为陈腐，故戏言之)的功夫，只有像王先生那样学富五车的学者方可作到，我辈只能是心向往之而已。
2006年，王先生又推出《(汉语大词典)商补》(黄山书社)。焚香拜读之后，谨将一得之愚聊示于次。
《汉语大词典》是当今收词最多，解释最为详尽的汉语辞书，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上的贡献是任何汉语辞书尚不可取代的。但是，任何辞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辞书的编纂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时空的客观条件制约，《汉语大词典》也不例外，编纂出自众手、沿袭传统辞书、当时无大型的电子文献作材料检索支撑等等，这些都导致了迄今我们所发现的诸多不足。这些年来，学人们一边充分地利用着《汉语大词典》，一边也留心它的阙失，所谓爱之深也就责之切，无不希望《汉语大词典》日后再版时更臻完美。基于这种动机，学人们纷纷将自己在使用《汉语大词典》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汇为专著，或发表于报刊。王先生先后发表在《中国语文》等杂志上的关于《汉语大词典》的文章，笔者均曾奉读，受益多多，而新出的这本《商补》，则是王先生长时间对《汉语大词典》把玩的积累、升华。
《商补》一书分为六个细目：立目商补；释义商榷；义项商补；阙例增补；提前书证；引文斟补。
关于本书所列的六个细目，王先生在前言中说，《商补》是在翻检查阅《汉语大词典》时记下的一些材料的基础上提炼总结而成的，但我们仔细体会则不难看出，王先生所总结概括的六个方面，就《汉语大词典》而言，已涵盖了所有阙失的范围，无疑已是匡补《汉语大词典》的具有集大成意义的著作；而这六个方面，又是编纂辞书尤其是大型辞书所需要把握的全部。那么，其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商补《汉语大词典》的本身。也就是说，王先生虽立足于《汉语大词典》，但此书所展现的精神，则是对辞书学的深层次的探讨。
在《商补》六个门类中，每一个门类都不乏精彩的条目，体现了王先生深湛的学养和敏锐的目光。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说，仅就其中最令人击节的部分试作管窥。笔者以为，《商补》所列六个门类，后三项在而今的电子文献支持下都可效仿，当然也会因学识的差异有识大识小之别。而前三项则显然不易把握。
首先就立目而言。
《汉语大词典》的编纂方针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而其规模体制又是空前的。那么，按照这个精神，大凡汉语历史文献中曾出现过的词，都应在收录之列；而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当然也不能失收。《商补》指出，《汉语大词典》在立目中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1)漏收古代常用词。(2)只收录了派生词而漏收本源词。(3)漏收释文中曾出现的词。(4)漏收现代常用词。
漏收古代常用词的问题，在(汉语大词典)中颇为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因袭的成分较重，毋庸讳言，《汉语大词典》虽然有大量的资料积累，但对于台湾所出的《中文大辞典》依赖的程度确也匪轻，而台湾《中文大辞典》则又多沿袭旧的类书、辞书。由于古代的典籍汗牛充栋，未经整理或不曾引起重视的古代文献比比皆是。其间失收词语固所难免。王先生就读书和研究所及列举若干并结合语源加以提炼，特别是而今活跃在口头的常语，颇有警示作用。试举一例：
[理发(髮)]卷四577页“理”字下无此目。
按，“理发”从晋代起便可表“梳理头发”义，而处于从词组向词的过渡阶段。据《汉语大词典》的编辑方针，应该描画出这种变化的轨迹。《晋书·谢安传》：“(桓)温后诣安，值其理发。安性迟缓，久而方罢，便取帻。”唐孟郊《长安羁旅行》诗：“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宋书·宦者列传·陈源》：“甄士昌，源厮役也，工理发，奏补承信郎。”茅盾《林家铺予》：“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发时候颈脖子上粘了许多短头发似的，浑身都烦燥起来了。”邓友梅《兰友——巴黎城內的山东大嫂》：“(她)从法国报刊上学会了西餐烹调、服装裁剪和缝纫机操作，并且练会了使用理发工具。从此就不许老徐到外面买衣服、理发了。”
“理发”一词，妇孺皆知，即使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无论如何也不该漏收，更何况远在晋代，就已经略具雏形，到唐代则已结合成词。王先生这一番梳理，“理发”的语源及发展演变的脉络再清晰不过了。虽然这是从收词的角度论及，但同时也涉及到《汉语大词典》释义应该把握的原则，也就是说，在释义时要从词汇学的角度反映出一个词的历史演变过程。当然，《汉语大词典》基本上也注意贯彻这一原则，但毕竟遗漏尚多。
关于古代常用词的遗漏，《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可谓任重道远，根据笔者的体会，问题最大的是近代汉语领域的新词，因为传统的辞书编纂通常是重上古而忽视有汉以下，重文言特别是儒家经典而轻弃白话鄙薄方言俗语，如上所言，《汉语大词典》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旧有辞书，这就使得大量的近代汉语中的新词失收。此外，《汉语大词典》收词的不平衡性也比较严重。按照辞书学的理论，辞书收词需根据编纂宗旨，某类词收到某一层次，某一范围，必须注意其间的平衡性。举个简单例子吧，如方位词收了东，自然不能无南、西、北；器物词收了桌则不能无椅、凳。《商补》举例不少，如收“薄酌”而无“薄酒”，收“榜首”而不收“榜尾”，收“薄田”而不收“薄地”等。这都是有悖于辞书编纂的常识。
只收录派生词而漏收本源词的问题，《商补》也揭示了不少例子，如收“便民房”而漏“便民”，收“布头笺”而无“布头”，收“白鹤仙”、“白鹤茶”等等而失收“白鹤”，收“保价信”、“保价邮件”而不收“保价”。这是收词上的数典忘祖，《汉语大词典》修订时还得下大力气酌补。
至于漏收释文中的词语和现代常用词的问题，请读者参看原书。
再说“释义商榷”。
关于词义的考释，大凡读过王先生《诗词曲语辞例释》及《唐宋笔记语辞汇释》者，想来无不服膺王先生广博的学识、绵密的考据技巧的。展玩王先生这一部分匡补，真的让笔者五体投地。也举一例：
[端居]卷八398页该目释为“谓平常居处。唐孟浩然《临洞庭赠张丞相》诗：‘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明雷士俊《寄王筑夫》诗：‘寂寞荒村静，端居念远朋。’”另举清人散文一例。
按，“端”有“深”义，“端居”确诂应为“深居简出”一语中的“深居”，唐王维《登裴秀才迪小 台》诗：“端居不出户，满目望雪山。”“不出户”三字即为“端居”注脚。宋杨万里《病中复脚痛终日倦坐遣闷》：“谁知病脚妨行步，只见端居例坐禅。”诗题中“终日倦坐”、诗句中“坐禅”云云，均可说明“端居”一词的确切含义。《汉语大词典》所举三例均当作如此解。孟浩然诗一联随文而兼有隐居的意蕴在内，雷士俊诗则只有深居的意思。
孟浩然《临洞庭》诗，各种选本注本皆载，而注解亦同《汉语大词典》，大家耳熟能详却不曾怀疑。只要一读王先生这一番论证，谁不为之慨然豁然，是今而非昨呢。
三说“义项商补”。
就今行汉语辞书而论，《汉语大词典》规模是空前的，收词是如此，释义的详尽亦然。但是，同样由于我们上述的种种原因，《汉语大词典》义项的遗漏及分合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而问题的焦点同样集中在近代汉语的语料中。《商补》中所列的义项商补，无不令人信服。酌举一例：
[兜肚]卷二278页该目释为“挂束在胸腹间的贴身小衣。《醒世恒言·陆五汉硬留合色鞋》：‘这兜肚。你是地下检的，料非己物。’”下举《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及《白洋淀纪事·看护》。
按，“兜肚”实有二义：一如《汉语大词典》所言；二指肚包，即束在腰间装钱物的条状口袋。《汉语大词典》所引《醒世恒言》一例下文云：“老者取兜肚打开看时。中间一个大布包，包中又有三四层纸，裹着光光两锭雪花样的大银，每锭有十两重。”这显然只能是后一义而不可能是前一义，属于同样情况的例子明清小说中常见。《警世通言》卷十五：“胡美向兜肚里摸出雪花光亮水磨般的一锭大银，对酒缸盖上一丢。”《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七回：“他从腰里兜肚内取出一封银来。”……这种形制的兜肚至今在南方一些地区仍然流行。李广田《到橘子林里去》：“许多乡下人陆陆续续离开城市，手里提着的、携着的，也有的只是挑着空担子、推着空车子的、兜肚里却该是充实的、脸上也有的是泛着红光的。”另外第一义的例证也提前。《元朝秘史》卷四：“太祖军在塔塔儿营盘里时，拾得个小儿，鼻上带着一个金圈子，又金综丝貂鼠里儿做兜肚，与了母诃额仑。”
“兜肚”一条，王先生既纠《汉语大词典》之误，又补《汉语大词典》之缺。增引白话小说，证之以现代语料，使兜肚义项周延，书证提前。考之方言，第二义的兜肚今西南山区犹有此物，俗称“裹肚子”，捆于腰间以盛钱钞。
细读《商补》，真如山阴道上，精彩目不暇接。上文所呈，不及一斑。笔者以为，无论从词汇学、辞典学，还是文章学的角度，《商补》都是一本难得的佳作。至于说《汉语大词典》将因之裨益多多，王先生将成为《汉语大词典》的功臣不过是《商补》的直接贡献而已。
笔者学无根基，才识并陋，刍狗鸦涂，未必能画眉人时，愿读者有以教示。
(责任编辑：尹 富)
此后，王先生著述日丰，每一新作问世，无不洛阳纸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先生的著作的价值不仅仅是厚重的学术含金量，更可贵的是，王先生每一本著作或每一篇文章，无论是雕龙还是雕虫，在方法论上，在材料的驾驭方面都给同行特别是后进学子以精准的导航和难得的启迪。而尤为一般语言学著作难以达到的，是行文的平实晓畅。王先生总是能把高深的理论、精到的见解以轻松的笔调娓娓道来，令人如坐春风，如听家常。当然，这种化腐朽为神奇(往往现代派们轻藐传统为陈腐，故戏言之)的功夫，只有像王先生那样学富五车的学者方可作到，我辈只能是心向往之而已。
2006年，王先生又推出《(汉语大词典)商补》(黄山书社)。焚香拜读之后，谨将一得之愚聊示于次。
《汉语大词典》是当今收词最多，解释最为详尽的汉语辞书，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上的贡献是任何汉语辞书尚不可取代的。但是，任何辞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辞书的编纂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时空的客观条件制约，《汉语大词典》也不例外，编纂出自众手、沿袭传统辞书、当时无大型的电子文献作材料检索支撑等等，这些都导致了迄今我们所发现的诸多不足。这些年来，学人们一边充分地利用着《汉语大词典》，一边也留心它的阙失，所谓爱之深也就责之切，无不希望《汉语大词典》日后再版时更臻完美。基于这种动机，学人们纷纷将自己在使用《汉语大词典》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汇为专著，或发表于报刊。王先生先后发表在《中国语文》等杂志上的关于《汉语大词典》的文章，笔者均曾奉读，受益多多，而新出的这本《商补》，则是王先生长时间对《汉语大词典》把玩的积累、升华。
《商补》一书分为六个细目：立目商补；释义商榷；义项商补；阙例增补；提前书证；引文斟补。
关于本书所列的六个细目，王先生在前言中说，《商补》是在翻检查阅《汉语大词典》时记下的一些材料的基础上提炼总结而成的，但我们仔细体会则不难看出，王先生所总结概括的六个方面，就《汉语大词典》而言，已涵盖了所有阙失的范围，无疑已是匡补《汉语大词典》的具有集大成意义的著作；而这六个方面，又是编纂辞书尤其是大型辞书所需要把握的全部。那么，其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商补《汉语大词典》的本身。也就是说，王先生虽立足于《汉语大词典》，但此书所展现的精神，则是对辞书学的深层次的探讨。
在《商补》六个门类中，每一个门类都不乏精彩的条目，体现了王先生深湛的学养和敏锐的目光。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说，仅就其中最令人击节的部分试作管窥。笔者以为，《商补》所列六个门类，后三项在而今的电子文献支持下都可效仿，当然也会因学识的差异有识大识小之别。而前三项则显然不易把握。
首先就立目而言。
《汉语大词典》的编纂方针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而其规模体制又是空前的。那么，按照这个精神，大凡汉语历史文献中曾出现过的词，都应在收录之列；而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当然也不能失收。《商补》指出，《汉语大词典》在立目中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1)漏收古代常用词。(2)只收录了派生词而漏收本源词。(3)漏收释文中曾出现的词。(4)漏收现代常用词。
漏收古代常用词的问题，在(汉语大词典)中颇为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因袭的成分较重，毋庸讳言，《汉语大词典》虽然有大量的资料积累，但对于台湾所出的《中文大辞典》依赖的程度确也匪轻，而台湾《中文大辞典》则又多沿袭旧的类书、辞书。由于古代的典籍汗牛充栋，未经整理或不曾引起重视的古代文献比比皆是。其间失收词语固所难免。王先生就读书和研究所及列举若干并结合语源加以提炼，特别是而今活跃在口头的常语，颇有警示作用。试举一例：
[理发(髮)]卷四577页“理”字下无此目。
按，“理发”从晋代起便可表“梳理头发”义，而处于从词组向词的过渡阶段。据《汉语大词典》的编辑方针，应该描画出这种变化的轨迹。《晋书·谢安传》：“(桓)温后诣安，值其理发。安性迟缓，久而方罢，便取帻。”唐孟郊《长安羁旅行》诗：“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宋书·宦者列传·陈源》：“甄士昌，源厮役也，工理发，奏补承信郎。”茅盾《林家铺予》：“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发时候颈脖子上粘了许多短头发似的，浑身都烦燥起来了。”邓友梅《兰友——巴黎城內的山东大嫂》：“(她)从法国报刊上学会了西餐烹调、服装裁剪和缝纫机操作，并且练会了使用理发工具。从此就不许老徐到外面买衣服、理发了。”
“理发”一词，妇孺皆知，即使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无论如何也不该漏收，更何况远在晋代，就已经略具雏形，到唐代则已结合成词。王先生这一番梳理，“理发”的语源及发展演变的脉络再清晰不过了。虽然这是从收词的角度论及，但同时也涉及到《汉语大词典》释义应该把握的原则，也就是说，在释义时要从词汇学的角度反映出一个词的历史演变过程。当然，《汉语大词典》基本上也注意贯彻这一原则，但毕竟遗漏尚多。
关于古代常用词的遗漏，《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可谓任重道远，根据笔者的体会，问题最大的是近代汉语领域的新词，因为传统的辞书编纂通常是重上古而忽视有汉以下，重文言特别是儒家经典而轻弃白话鄙薄方言俗语，如上所言，《汉语大词典》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旧有辞书，这就使得大量的近代汉语中的新词失收。此外，《汉语大词典》收词的不平衡性也比较严重。按照辞书学的理论，辞书收词需根据编纂宗旨，某类词收到某一层次，某一范围，必须注意其间的平衡性。举个简单例子吧，如方位词收了东，自然不能无南、西、北；器物词收了桌则不能无椅、凳。《商补》举例不少，如收“薄酌”而无“薄酒”，收“榜首”而不收“榜尾”，收“薄田”而不收“薄地”等。这都是有悖于辞书编纂的常识。
只收录派生词而漏收本源词的问题，《商补》也揭示了不少例子，如收“便民房”而漏“便民”，收“布头笺”而无“布头”，收“白鹤仙”、“白鹤茶”等等而失收“白鹤”，收“保价信”、“保价邮件”而不收“保价”。这是收词上的数典忘祖，《汉语大词典》修订时还得下大力气酌补。
至于漏收释文中的词语和现代常用词的问题，请读者参看原书。
再说“释义商榷”。
关于词义的考释，大凡读过王先生《诗词曲语辞例释》及《唐宋笔记语辞汇释》者，想来无不服膺王先生广博的学识、绵密的考据技巧的。展玩王先生这一部分匡补，真的让笔者五体投地。也举一例：
[端居]卷八398页该目释为“谓平常居处。唐孟浩然《临洞庭赠张丞相》诗：‘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明雷士俊《寄王筑夫》诗：‘寂寞荒村静，端居念远朋。’”另举清人散文一例。
按，“端”有“深”义，“端居”确诂应为“深居简出”一语中的“深居”，唐王维《登裴秀才迪小 台》诗：“端居不出户，满目望雪山。”“不出户”三字即为“端居”注脚。宋杨万里《病中复脚痛终日倦坐遣闷》：“谁知病脚妨行步，只见端居例坐禅。”诗题中“终日倦坐”、诗句中“坐禅”云云，均可说明“端居”一词的确切含义。《汉语大词典》所举三例均当作如此解。孟浩然诗一联随文而兼有隐居的意蕴在内，雷士俊诗则只有深居的意思。
孟浩然《临洞庭》诗，各种选本注本皆载，而注解亦同《汉语大词典》，大家耳熟能详却不曾怀疑。只要一读王先生这一番论证，谁不为之慨然豁然，是今而非昨呢。
三说“义项商补”。
就今行汉语辞书而论，《汉语大词典》规模是空前的，收词是如此，释义的详尽亦然。但是，同样由于我们上述的种种原因，《汉语大词典》义项的遗漏及分合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而问题的焦点同样集中在近代汉语的语料中。《商补》中所列的义项商补，无不令人信服。酌举一例：
[兜肚]卷二278页该目释为“挂束在胸腹间的贴身小衣。《醒世恒言·陆五汉硬留合色鞋》：‘这兜肚。你是地下检的，料非己物。’”下举《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及《白洋淀纪事·看护》。
按，“兜肚”实有二义：一如《汉语大词典》所言；二指肚包，即束在腰间装钱物的条状口袋。《汉语大词典》所引《醒世恒言》一例下文云：“老者取兜肚打开看时。中间一个大布包，包中又有三四层纸，裹着光光两锭雪花样的大银，每锭有十两重。”这显然只能是后一义而不可能是前一义，属于同样情况的例子明清小说中常见。《警世通言》卷十五：“胡美向兜肚里摸出雪花光亮水磨般的一锭大银，对酒缸盖上一丢。”《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七回：“他从腰里兜肚内取出一封银来。”……这种形制的兜肚至今在南方一些地区仍然流行。李广田《到橘子林里去》：“许多乡下人陆陆续续离开城市，手里提着的、携着的，也有的只是挑着空担子、推着空车子的、兜肚里却该是充实的、脸上也有的是泛着红光的。”另外第一义的例证也提前。《元朝秘史》卷四：“太祖军在塔塔儿营盘里时，拾得个小儿，鼻上带着一个金圈子，又金综丝貂鼠里儿做兜肚，与了母诃额仑。”
“兜肚”一条，王先生既纠《汉语大词典》之误，又补《汉语大词典》之缺。增引白话小说，证之以现代语料，使兜肚义项周延，书证提前。考之方言，第二义的兜肚今西南山区犹有此物，俗称“裹肚子”，捆于腰间以盛钱钞。
细读《商补》，真如山阴道上，精彩目不暇接。上文所呈，不及一斑。笔者以为，无论从词汇学、辞典学，还是文章学的角度，《商补》都是一本难得的佳作。至于说《汉语大词典》将因之裨益多多，王先生将成为《汉语大词典》的功臣不过是《商补》的直接贡献而已。
笔者学无根基，才识并陋，刍狗鸦涂，未必能画眉人时，愿读者有以教示。
(责任编辑：尹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