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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年3月1日21：20分，云南昆明火車站发生一起严重的暴徒袭击案件。此次恐怖袭击案件已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引起了人门对非传统安全的思考。
关键词：昆明事件；非传统安全；思考
2014年3月1日21：20分，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一起严重的暴徒袭击案件。据目击者称，该暴力袭击团伙约有10人，他们蒙面持刀进入火车站广场及售票大厅等地，对无辜的旅客进行乱砍、枪杀等。截止3月2日6时，已造成29人死亡、130多人受伤，这起恶性案件已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正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尽管小规模和地区性的军事冲突仍然时有发生，但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将不是传统的军事、战争威胁，而主要是来自战场之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指除此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资讯安全等等。
那么，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具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今天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一定是来自某个主权国家，而往往是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在两极对抗的冷战时代，这种来自非国际行为体的威胁或者是从属于某个超级大国集团，或者就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到今天，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潜在的积累和隐蔽之后，它开始逐渐演变，逐渐形体化，到一定合适的时候或遇到适当的“天时地利”后就会突然间爆发，对社会造成重大威胁。如昆明恐怖袭击事件的作案团体，其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一定的过程，有组织、有预谋。
其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高科技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生物基因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也给人类安全带来威胁，从而引发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一方面，转基因技术的出现和滥用会对人类健康和物种生存构成现实的威胁，另一方面，它还会因此对自然生态造成新的威胁。
再者，非传统安全的问题造成的危害具有普及性和扩散性。现代化社会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同时意味着人们对于各种工作和生活设施的依赖程度也在上升。而城市中道路纵横、管网密布，人们工作和生活在这些用复杂设备和高技术严密包裹起来的高效而舒适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意义上来说，高密度和高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一旦出现任何一点纰漏的话，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也就是说，由于城市结构的严密性和复杂性，使得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危害性变得日益普及化，从城市结构的任何一点发起袭击，最后都有可能给整体造成代价昂贵的损失和广泛的破坏。昆明事件中，恐怖分子将作案地点地点选择在火车站，十余名暴徒造成了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这个事件除了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国内民众的恐慌。人们不得不承认，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制造的恐怖事件的后果是空前严重的，恐怖事件的普及性和扩散速度是惊人的，面对这样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现代社会还是极其脆弱的。
最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转化性和动态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和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矛盾激化的话，就完全有可能转化为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但各种敌对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传统的军事战争手段，主要通过种种非传统手段继续对我国构成威胁。因此，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得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
其一，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已经从的军事、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以及其他新兴发展等诸多领域。它要求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相互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既应保持对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予以充分的关注。这种国家安全不只是一种对外的单纯防御性的东西，还应当包含受保护的主体自身的自由和内部各种利益团体的良性互动。如政治开明与民主程度、民族融合与团结程度、社会安定与稳定程度、经济发展与开放程度等等“健康指数”；说到底，国家的安全与否是同国家的发展、团结、进步与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其二，加强对地区，国际间合作机制建设。要想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必须从打基础——良性沟通、理解、尊重和合作上入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间对话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多元行为体相互交往的根本途径。中国是当今世界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与周边国家近些年来面临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多。此外，还有与中亚国家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等。中国与各国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相互信任的机制，通过战略合作机制以争取共同安全；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求同存异，通过国际政治民主化的途径，解决有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只有通过主动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建立起合作与信任的模式，才能有效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人类带来的共同挑战。
总而言之，个人、国家、民族、文明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和活力所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将世界推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使差异性成为问题甚至阻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政治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的社会性解放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这种解放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通过对话谋求理解与合作，以消除安全威胁、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的过程，只是人类完全解放过程的一部分。面临机遇，迎接挑战，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关键词：昆明事件；非传统安全；思考
2014年3月1日21：20分，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一起严重的暴徒袭击案件。据目击者称，该暴力袭击团伙约有10人，他们蒙面持刀进入火车站广场及售票大厅等地，对无辜的旅客进行乱砍、枪杀等。截止3月2日6时，已造成29人死亡、130多人受伤，这起恶性案件已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正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尽管小规模和地区性的军事冲突仍然时有发生，但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将不是传统的军事、战争威胁，而主要是来自战场之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指除此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资讯安全等等。
那么，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具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今天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一定是来自某个主权国家，而往往是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在两极对抗的冷战时代，这种来自非国际行为体的威胁或者是从属于某个超级大国集团，或者就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到今天，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潜在的积累和隐蔽之后，它开始逐渐演变，逐渐形体化，到一定合适的时候或遇到适当的“天时地利”后就会突然间爆发，对社会造成重大威胁。如昆明恐怖袭击事件的作案团体，其产生与发展都经历了一定的过程，有组织、有预谋。
其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高科技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生物基因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也给人类安全带来威胁，从而引发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一方面，转基因技术的出现和滥用会对人类健康和物种生存构成现实的威胁，另一方面，它还会因此对自然生态造成新的威胁。
再者，非传统安全的问题造成的危害具有普及性和扩散性。现代化社会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同时意味着人们对于各种工作和生活设施的依赖程度也在上升。而城市中道路纵横、管网密布，人们工作和生活在这些用复杂设备和高技术严密包裹起来的高效而舒适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意义上来说，高密度和高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一旦出现任何一点纰漏的话，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也就是说，由于城市结构的严密性和复杂性，使得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危害性变得日益普及化，从城市结构的任何一点发起袭击，最后都有可能给整体造成代价昂贵的损失和广泛的破坏。昆明事件中，恐怖分子将作案地点地点选择在火车站，十余名暴徒造成了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这个事件除了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国内民众的恐慌。人们不得不承认，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制造的恐怖事件的后果是空前严重的，恐怖事件的普及性和扩散速度是惊人的，面对这样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现代社会还是极其脆弱的。
最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转化性和动态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和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矛盾激化的话，就完全有可能转化为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但各种敌对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传统的军事战争手段，主要通过种种非传统手段继续对我国构成威胁。因此，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得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
其一，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已经从的军事、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以及其他新兴发展等诸多领域。它要求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相互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既应保持对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予以充分的关注。这种国家安全不只是一种对外的单纯防御性的东西，还应当包含受保护的主体自身的自由和内部各种利益团体的良性互动。如政治开明与民主程度、民族融合与团结程度、社会安定与稳定程度、经济发展与开放程度等等“健康指数”；说到底，国家的安全与否是同国家的发展、团结、进步与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其二，加强对地区，国际间合作机制建设。要想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必须从打基础——良性沟通、理解、尊重和合作上入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间对话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多元行为体相互交往的根本途径。中国是当今世界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与周边国家近些年来面临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多。此外，还有与中亚国家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等。中国与各国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相互信任的机制，通过战略合作机制以争取共同安全；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求同存异，通过国际政治民主化的途径，解决有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只有通过主动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建立起合作与信任的模式，才能有效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人类带来的共同挑战。
总而言之，个人、国家、民族、文明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和活力所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将世界推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使差异性成为问题甚至阻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政治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的社会性解放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这种解放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通过对话谋求理解与合作，以消除安全威胁、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的过程，只是人类完全解放过程的一部分。面临机遇，迎接挑战，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