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参加了此次“中国西藏——历史·现实·自然”大型摄影活动的部分组织、协调和翻译工作。我所在的D组由13名外国摄影师、10名中国摄影师、1位领队、2名协调员、2名司机、1名医生、1名翻译和1名导游构成，拍摄地区包括拉萨、山南和藏北那曲等地，还参观了青藏铁路、西藏医学院藏药厂、羊八井地热电站等6个在建和建成项目，并到了牧区拍摄。一路上我有较多的机会与本组的一些外国摄影师进行交流。
　　“来西藏后一个很深的感觉是欧洲人对西藏了解得远远不够，有很多误解。我在西藏的所见所闻比预想的要富有人情味，对西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景象印象深刻。”这是我所在的D组荷兰籍摄影家贾森·杨在活动结束后给我们的留言。
　　“到西藏后，我发现西藏并不是我以前所听说的那样。西藏人民的宗教自由有充分的保障，而学校教学应该和宗教分开，这一点自治区政府和学校是正确的。在美国，政教分离是由法律保障的，学校应该是传播科学的地方。”这是来自B组的美国摄影师罗纳德·古尔德为我们留下的一段话。
　　我相信与这些国外摄影师一样，几乎所有来过西藏的人都有同感。在西藏，你会不由自主地、时时刻刻地感受到身处在浓浓的宗教氛围中。且不说众多香火旺盛的大小寺庙，四处可见的用身体“丈量”着朝圣之路的信徒，满街带有宗教特点并出售宗教物品的店铺，就连普通的市民牧民家中也常常可见供奉的香炉与佛像。然而，国际上为何又常常能听到“西藏没有宗教自由”“西藏宗教受到破坏”这种声音呢？简单地分析一下，无非一是不了解，二是别有用心。
　　理解源于沟通。在一个作坊式的印经厂里，印刷方式采用的还是中国人发明的、被欧洲人使用了几百年的雕版印刷术——佛经首先精雕细刻在一块块大小一致的硬木板上（厂里的库房里全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已刻好的木版），当要印刷某部经书的时候，每两人一组相向而坐，一人刷墨，一人放纸，然后第一人再用另一个推子推过，当每一页经书都印刷好的时候，再由专人装订。这种印刷的效率实在无法与当今先进的印刷技术相比。一位德国摄影师不理解地说：“我没有想到21世纪还有人用这种方式印刷。”但是僧人们告诉他们，他们并不希望用其他的方式，因为只有读着用这种方式印出的经书他们才能感觉与心中的佛更近。多少年的传统就这样延续着，仅这一件小事，又是多少外国人并不了解和无法理解的！
　　“经济建设破坏了环境”也是一些西方人无端指责的所谓“西藏问题”之一。但事实上，多年来，西藏自治区政府在环境保护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西藏的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不足1%上升到目前的5.93%。在拉萨，我们参观了城北的拉鲁湿地，这片广阔的绿色湿地被拉萨人亲切地称为“拉萨之肺”，得到了拉萨人精心的“呵护”，同时，它也有效地调节了当地的气候。这在摄影师的镜头中也都有所体现。
　　一次成功的活动可以改变一个人对某种现象的看法和认识，但要改变一个人历经长久而形成的世界观绝非易事。这次活动再次给我们这种启示。同时它也告诉我们：西藏的外宣事业依然任重道远。
　　在与外国摄影师的交流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认为西藏的现实的确不同于他们曾经的认知，真实的西藏比他们所知道的西藏更富魅力，然而他们偶尔一些不经意的言语又让你清晰地感觉他们深层观念上的不同。
　　西方人看西藏（甚至看中国同样如此），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表象出发。比如，来之前大多从媒体获得信息，而西方媒体的有关西藏报道大多是负面的，因此他们印象中西藏就是一个贫瘠、干涸、穷困、落后、原始，甚至还有些神秘的地方。一旦来后，所见所闻很容易打破原来的看法，因此普遍发出“现实更精彩”的真实感受。而另一层面是带着自己深层的价值观看西藏，这种价值观是多年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养成的，一旦形成，难以改变。
　　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对不同社会制度的看法也不同，天长日久就可能形成偏见和错误，甚至成刻板印象，比如“凡是不同于己的社会制度就是不好”，“西藏是被强占的”等。如果坚守这种错误的信念，他怎么看你都是不好的。这些人往往不去探求历史的真实（比如，西藏在元代就已纳入中国版图），而一味接受他们自己政府和书本的观点，这显然是不尊重事实的。面对那些固执的错误观点，尽管改变其价值观、世界观不现实，但我们至少可以做澄清历史和事实的工作。任重道远，但仍可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