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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又要过年了，今年的年怎么过呢？已到知天命的年龄，虽然在外地工作已满30年，其中又变换了很多城市和单位，但是，无论条件和环境如何，每到春节我还是要赶回去陪父母过年的。
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村物质条件还很一般，家里积攒一年的布票、棉花票，到了年根儿就会统统拿出来。就那样，一家六七口人，也只有哥姐能穿一件“华达尼”或“劳动布”料做的新衣服。父亲说：他们大了，能挣工分了，关键是穿的破了连对象都找不到。而剩余的布料和棉花会为奶奶做一件“三面新”（新里、新面、新棉花）的棉袄，作为最高祖，她在家里是最受敬重的。而奶奶也时常会把这件衣服做给父亲，她说：父亲是一家之主，顶风冒雨他最辛苦，这一大家子全靠他。而我们能穿上一双母亲做的新布鞋，还有哥哥们替下经过翻新的衣裤，那就很体面了。除夕夜，母亲会在大铁锅里炒上两碗蚕豆，给我们每人往兜里揣两把，我们就高兴的挑着自制的纸灯笼跑出去玩了。那时候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视，跑累了我们就挤在土炕上和衣而睡，弟弟的手一直攥着衣兜，生怕哪些舍不得吃的蚕豆掉出来，被别人捡了去。初一早上太阳出来之前是不能往地上掉水滴，不能扫地更不能揭开柜子的。母亲说：掉水滴以后有了小孩会起疮长麻子，扫地会把财气扫走，而揭开柜子就会放跑金元宝。我们在小心翼翼的洗完脸后，就要和家人一道在自家院子里隆旺火，放炮竹，人人都要烤烤火，寓意一年红红火火。之后我们就要挨家挨户去拜年，小一点的孩子能得到一块糖，稍大一点的会得到一根烟的奖赏。我也曾混在其他孩子们中间，多进某家一趟，为的是多得到一块糖。不大的村子转完不过三四十分钟，回到家里我们会整理自己的战利品，得的多的不免会炫耀一番。这时母亲会让我们围坐在桌子旁，给我们每人一碗洋（白）糖水，寓意一年甜甜蜜蜜。那时的糖真甜，我们都想让母亲多放一点糖，可她总是每个碗里只放两小勺。我们边喝糖水边等着饺子，父亲和奶奶此时正襟危坐，等一拨又一拨孩子们问完好再一一给他们发糖果，有时发的不够还要找我们借，此时弟弟会捂着口袋哭起来，我们大一点的只能奉献了。吃完饺子太阳就出来了，这时，村子里的人都会赶到村东的水井旁边“迎喜神”。
父亲18岁就加入了党组织，起先是大队干部，后来一直是生产队长。为了让社员们过年能吃好一点，年景好的时候，一进腊月，他就会带着几辆马车下赤城，走宣化，用当地的莜面换些冻豆腐、红薯、小米回来，发给每家每户。没想到其他生产队起先的羡慕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转化成嫉妒和仇恨，父亲这个队长也被扣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在五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地里正忙，而很多人家却都断了粮，为了“不让种地的人饿死”，父亲把生产队里的筛底子分给大家以解燃眉之急，然而这同样被定上了“私分公粮”的罪名。一次，工作组在社员大会上让父亲站起来交代问题，他不但没有站而且还说：我没有问题可交代。这彻底激怒了姓郭的工作组长，他愤怒的喊道：“你敢对抗运动，不打倒你我就不走！”就这样，一直耿直爱民的父亲受到了不公正的批斗和处理，在那个黑白不分的年代，没有人敢为父亲说话，那些受父亲保护的“四类分子”“黑五类”们，只有偷偷流泪，后来有一个竟被活活的斗死。
八十年代初，公社的高书记再次找到父亲，说：老姚啊，知道你受委屈了，可现在不一样了，政策好了，养鸡养猪捣腾点买卖也容许了，你得出来带着大伙干呀！父亲二话没说，为了村子里的百姓，他又当起了费力不讨好的“芝麻官”。从联产承包到互助组，到后来完全把土地、牲畜分配下去，彻底实现了包产到户，他才算离岗。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忍辱负重、不计得失，以一位老党员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影响感染着我们。那几年过年回家，父亲的身体还可以，60多岁的他成了村里的羊官，我多次劝他放下羊鞭，享享清福。可他一再表示，我还能动，就不能朝你们要。现在还记得那几年父亲每年都会杀几只小笨鸡，压一锅土豆粉，买几十块冻豆腐，等我回去过年。除夕下午，我就会帮着父亲挑满缸里的水，贴好春联，挂上大红灯笼。他则会把院子扫的干干净净，准备好早上隆旺火用的柴草，最后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到村口烧纸、放炮，“请”已故族人回家一起过年。父亲很是重视这个事，每年都会在堂屋设供台，而且坚持一日三叩首，早晚一炷香。我想这可能蕴含着父亲对祖先的敬仰、怀念之情，更有教育后人从善尽孝的意味。初一的餐桌上除了以前的“老三样”粉条、豆腐、炒鸡蛋，鸡鸭鱼肉也能吃得到了。早上打理利索，父亲一定是要我坐下来陪他喝一杯的，只要有晚辈前来拜年，他便会一个个的介绍我带回来的稀罕菜，让客人坐下来尝一杯“好酒”。小一点的孩子们拜年，得到的再也不是糖果和烟卷，而是实实在在的压岁钱了。早饭后“迎喜神”，人们不仅炮竹数量、品种多了起来，人人都是新衣新帽，脸上洋溢着幸福而满意的笑容，那个时候是农村人感觉最满足，最开心的日子。
进入新世纪，村子里开始种植绿色“错季蔬菜”，近销京津，远走浙粤，年人均收入达到两三万元，甚至更多。很多在外打工的人又陆续返回了村里，开始新一轮的土地耕作经营，手机、轿车也逐步走进了农家。这时过年杀猪宰羊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山珍海味也不难吃到，而年夜饭我还是爱吃母亲做的粉条、豆腐和小笨鸡。日子好过了，可父母也老了，2013年8月13日，老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虽然他可谓儿女成群，但在他走的时候身边却没有一个儿女，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大家都觉得他还没事。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很少在老房子里过年了，不管她在哪里过年，我都会回老家给父亲烧张纸，然后再追着老太太去过年。其实，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年几乎就是在宾馆过了。再不用扫院子，不用隆旺火，不用挂灯笼，也就吃不到炖豆腐、小笨鸡和炒蚕豆，更见不到村里拜年的小孩子。中国人对“年”的诠释绝不仅仅是一个节日那么简单，团聚那么单纯，恐怕年里更多的是“乡愁”“乡情”和“乡恋”。我难忘童年生活的拮据和艰苦，难忘挤在土炕上喝的那碗白糖水，难忘初一早上旺火的炙热和那浓浓的年味！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金柳林外国语学校）
七十年代中后期，农村物质条件还很一般，家里积攒一年的布票、棉花票，到了年根儿就会统统拿出来。就那样，一家六七口人，也只有哥姐能穿一件“华达尼”或“劳动布”料做的新衣服。父亲说：他们大了，能挣工分了，关键是穿的破了连对象都找不到。而剩余的布料和棉花会为奶奶做一件“三面新”（新里、新面、新棉花）的棉袄，作为最高祖，她在家里是最受敬重的。而奶奶也时常会把这件衣服做给父亲，她说：父亲是一家之主，顶风冒雨他最辛苦，这一大家子全靠他。而我们能穿上一双母亲做的新布鞋，还有哥哥们替下经过翻新的衣裤，那就很体面了。除夕夜，母亲会在大铁锅里炒上两碗蚕豆，给我们每人往兜里揣两把，我们就高兴的挑着自制的纸灯笼跑出去玩了。那时候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视，跑累了我们就挤在土炕上和衣而睡，弟弟的手一直攥着衣兜，生怕哪些舍不得吃的蚕豆掉出来，被别人捡了去。初一早上太阳出来之前是不能往地上掉水滴，不能扫地更不能揭开柜子的。母亲说：掉水滴以后有了小孩会起疮长麻子，扫地会把财气扫走，而揭开柜子就会放跑金元宝。我们在小心翼翼的洗完脸后，就要和家人一道在自家院子里隆旺火，放炮竹，人人都要烤烤火，寓意一年红红火火。之后我们就要挨家挨户去拜年，小一点的孩子能得到一块糖，稍大一点的会得到一根烟的奖赏。我也曾混在其他孩子们中间，多进某家一趟，为的是多得到一块糖。不大的村子转完不过三四十分钟，回到家里我们会整理自己的战利品，得的多的不免会炫耀一番。这时母亲会让我们围坐在桌子旁，给我们每人一碗洋（白）糖水，寓意一年甜甜蜜蜜。那时的糖真甜，我们都想让母亲多放一点糖，可她总是每个碗里只放两小勺。我们边喝糖水边等着饺子，父亲和奶奶此时正襟危坐，等一拨又一拨孩子们问完好再一一给他们发糖果，有时发的不够还要找我们借，此时弟弟会捂着口袋哭起来，我们大一点的只能奉献了。吃完饺子太阳就出来了，这时，村子里的人都会赶到村东的水井旁边“迎喜神”。
父亲18岁就加入了党组织，起先是大队干部，后来一直是生产队长。为了让社员们过年能吃好一点，年景好的时候，一进腊月，他就会带着几辆马车下赤城，走宣化，用当地的莜面换些冻豆腐、红薯、小米回来，发给每家每户。没想到其他生产队起先的羡慕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转化成嫉妒和仇恨，父亲这个队长也被扣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在五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地里正忙，而很多人家却都断了粮，为了“不让种地的人饿死”，父亲把生产队里的筛底子分给大家以解燃眉之急，然而这同样被定上了“私分公粮”的罪名。一次，工作组在社员大会上让父亲站起来交代问题，他不但没有站而且还说：我没有问题可交代。这彻底激怒了姓郭的工作组长，他愤怒的喊道：“你敢对抗运动，不打倒你我就不走！”就这样，一直耿直爱民的父亲受到了不公正的批斗和处理，在那个黑白不分的年代，没有人敢为父亲说话，那些受父亲保护的“四类分子”“黑五类”们，只有偷偷流泪，后来有一个竟被活活的斗死。
八十年代初，公社的高书记再次找到父亲，说：老姚啊，知道你受委屈了，可现在不一样了，政策好了，养鸡养猪捣腾点买卖也容许了，你得出来带着大伙干呀！父亲二话没说，为了村子里的百姓，他又当起了费力不讨好的“芝麻官”。从联产承包到互助组，到后来完全把土地、牲畜分配下去，彻底实现了包产到户，他才算离岗。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忍辱负重、不计得失，以一位老党员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影响感染着我们。那几年过年回家，父亲的身体还可以，60多岁的他成了村里的羊官，我多次劝他放下羊鞭，享享清福。可他一再表示，我还能动，就不能朝你们要。现在还记得那几年父亲每年都会杀几只小笨鸡，压一锅土豆粉，买几十块冻豆腐，等我回去过年。除夕下午，我就会帮着父亲挑满缸里的水，贴好春联，挂上大红灯笼。他则会把院子扫的干干净净，准备好早上隆旺火用的柴草，最后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到村口烧纸、放炮，“请”已故族人回家一起过年。父亲很是重视这个事，每年都会在堂屋设供台，而且坚持一日三叩首，早晚一炷香。我想这可能蕴含着父亲对祖先的敬仰、怀念之情，更有教育后人从善尽孝的意味。初一的餐桌上除了以前的“老三样”粉条、豆腐、炒鸡蛋，鸡鸭鱼肉也能吃得到了。早上打理利索，父亲一定是要我坐下来陪他喝一杯的，只要有晚辈前来拜年，他便会一个个的介绍我带回来的稀罕菜，让客人坐下来尝一杯“好酒”。小一点的孩子们拜年，得到的再也不是糖果和烟卷，而是实实在在的压岁钱了。早饭后“迎喜神”，人们不仅炮竹数量、品种多了起来，人人都是新衣新帽，脸上洋溢着幸福而满意的笑容，那个时候是农村人感觉最满足，最开心的日子。
进入新世纪，村子里开始种植绿色“错季蔬菜”，近销京津，远走浙粤，年人均收入达到两三万元，甚至更多。很多在外打工的人又陆续返回了村里，开始新一轮的土地耕作经营，手机、轿车也逐步走进了农家。这时过年杀猪宰羊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山珍海味也不难吃到，而年夜饭我还是爱吃母亲做的粉条、豆腐和小笨鸡。日子好过了，可父母也老了，2013年8月13日，老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虽然他可谓儿女成群，但在他走的时候身边却没有一个儿女，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大家都觉得他还没事。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很少在老房子里过年了，不管她在哪里过年，我都会回老家给父亲烧张纸，然后再追着老太太去过年。其实，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年几乎就是在宾馆过了。再不用扫院子，不用隆旺火，不用挂灯笼，也就吃不到炖豆腐、小笨鸡和炒蚕豆，更见不到村里拜年的小孩子。中国人对“年”的诠释绝不仅仅是一个节日那么简单，团聚那么单纯，恐怕年里更多的是“乡愁”“乡情”和“乡恋”。我难忘童年生活的拮据和艰苦，难忘挤在土炕上喝的那碗白糖水，难忘初一早上旺火的炙热和那浓浓的年味！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金柳林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