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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学本
至今有记载最早记录藏人生活的中国人应该是庄学本。直到70年后，人们发现了庄学本的视觉档案，并认定他是中国摄影史上伟大的纪实主义先驱、人文摄影大师。
1934年，25岁的庄学本立志用摄影考察西部。进藏屡次受阻后，他把注意力放到了数千年来置于化外的青海果洛藏区。果洛之行，不仅是庄学本第一次实地进行的边疆民族考察拍摄，也是中国摄影师第一次对藏区进行的实地拍摄。庄学本用十年时间在川康边地流连忘返，他的报道由图像与文字共同完成。他每到一地都有系统深入的调查，对群落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明成果有全面的了解。《西康彝族调查报告》历时九个月完成，是一本考察学著作。庄学本调查了60多户人家的几百人，对经济、教育、交通、自然资源、地貌、民族、宗教、婚丧习俗、民间艺术、劳作方式、农作物、社会结构等都一一进行了介绍。
他在《十年西行记》里写到：“与这些边地民族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本着这样的认识，庄学本还以藏民人性的尊严，这正是他照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庄学本的摄影活动虽只徘徊在西藏周边地区，但他的藏地影像值得现在摄影者一次次致敬并从中看到源泉。他的5000幅质地庄严的藏地照片也已经成为民族影像志中的孤本。
●德木·丹增加措活佛
几乎是同时，比庄学本大8岁的德木·丹增加措活佛也正对相机爱得着迷。
1901年，第十世德木·丹增加措出生在西藏名门朗顿家族。年轻的丹增加措在拉萨郊外的格培山洞修行时，救了一个在八角街开照相馆的尼泊尔商人的命。为了报答，尼泊尔人送给了活佛一台照相机还教会了他摄影术。后来 活佛又托人从印度买回一部小型的英制“卡尔宾”（caybin）相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木·丹增加措用这样的两台相机到了前藏、后藏许多地方，在当时藏人对摄影毫不了解、拍摄阻力很大的情况下，他给自己的家人、同胞拍摄肖像也拍摄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活佛拍照没有什么目的，摄影是他温饱之外的一种享受、一种娱乐。这反而令他的影像自然写实。他留下的几万张照片详实记录了拉萨乃至藏区贵族阶层的生活。活佛拍照最多的阶段是在三四十年代。
90年代末，台湾《摄影家》杂志用80多幅照片和相关文字专题介绍了活佛的摄影。藏族学者怀着敬仰之情说道：二三十年代，活佛带着热爱拍摄，那些照片中有西藏很温暖的东西。照片中的人物没有放大或者缩小，不做作，那么人性、真实，是藏族摄影的经典。
●陈宗烈
西藏和平解放时，袁克忠、林安波、罗伟、蓝志贵、范士林、许安宁等一批摄影记者随军进入西藏，他们用相机记录关于进军西藏、修筑公路、民主改革等西藏重大历史事件。
1956年，中央命令新闻电影制片厂选3名摄影师支援刚创刊的《西藏日报》。刚从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的24岁的陈宗烈报了名。和他一起进藏的还有后来的新华社社长郭超人。
陈宗烈经历了西藏最为动荡的几个时期，有一段时间，陈宗烈就成了《西藏日报》唯一留下的摄影记者。陈宗烈的摄影时代，西藏几乎没有机动车，全靠马车。最长的一次后藏游历，陈宗烈在马背上走了3个月。
陈宗烈对摄影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拍摄的西藏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站起来》《烧地契》《分到土地的喜悦》《朗生互助组》《幸福》。他当时还有意识地去拍西藏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地理、宗教环境等。今天，我们站在祥升行大众影廊陈宗烈摄影个展前，仍能强烈地感觉到那些照片写满摄影者奋勇而战的精神。
1960年，国家登山队要攀登“珠峰”，陈宗烈被临时调到新华社，当时他先后5次爬到6400米，这是规定记者可以到达的最高限度。陈宗烈被国家体委授予登山运动员的称号。
●扎西次登 旺久多吉
扎西次登是出生在藏东理塘的康巴人。1951年，扎西的舅舅计美顿珠随军进藏，成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第一代藏族新闻电影摄影师，少年 打反光板。
长大的扎西成为了摄影师，他拍得最多的是布达拉宫。他家就在布达拉宫脚下。他天天端详着她，看着她的一丝一毫的变化、光线、色调、环境、气氛，“我就像观察母亲脸上的每条皱纹和头上的每根白发般深情与仔细”。春夏秋冬，他踏遍拉萨的东南西北、宫殿的前后左右。他在山上拍，在河中拍，在阳光下拍，在月色星光下拍，他躺下来仰拍，也从空中直升飞机上俯摄……布达拉宫耗尽了扎西次登的心血。扎西拍摄的布达拉宫他人无法超越。
活佛德木·丹增加措于1973年谢世时，他的次子旺久多吉已经开始摄影了，1984年3月的一个夕阳西斜的下午，在扎什伦布寺，旺久多吉用明处和暗处的光把大群僧人的袈裟和僧帽拍出了金黄、浅黄、深黄。这幅《古庙里的春天》，不仅是旺久多吉也是西藏当代摄影师标志性的作品。
2005年，旺久多吉把父亲和自己的照片编辑成《慧眼照雪域》。这是他和父亲两代摄影家为家乡献出的礼物。
●呂楠
吕楠的静默随光而至。
吕楠不曾在我们的视线里出现。只有当我们看到他的独具个性魅力的影像时才能够感觉这个摄影者的存在。行为独立而神秘的吕楠被称为中国“最纯粹的摄影家”。
做摄影20多年，吕楠一共拍摄了三个题材，我们能看到的照片也只有200多张。他第三个作品系列就是《西藏：一个乡村的生活》。他在西藏呆了8年，拿出来仅100余幅，张张平静——平静得令人震撼。
在藏区一个最普通的村庄，吕楠大部分时间并不拍照，和藏人一样晒太阳、吃糌粑、听肖邦。他把相机放在手边，藏人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互不打扰。
一年四季的场景和情绪，藏人发生在山野和雪水之间的日常的琐碎、散漫与温暖就这样被一个来自异乡的摄影者缓慢记录着。
●成卫东
1987年以来，《民族画报》记者成卫东进藏21次，先后穿越川藏、青藏、滇藏、新藏公路，西藏7个地区74个县。对一般人而言，西藏是诱惑，是向往。而对他来说，是一种情结，是生命里血脉相连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在雪域圣地，对摄影者最重要的要求是尊重藏人并尊重他们尊重的一切。对藏传佛教的唐卡、壁画、佛像以及活佛僧众，在拍照时，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完整性；在使用图片时，如遇到有佛像时，尽可能将其画面安排在较上部的位置；进入寺庙要脱帽，不能大声喧哗……这些，对有些人是要求，对成卫东已成习惯。
当有人没这样的敬畏之心，当知道有人动辄要去横渡纳木错湖，成卫东会和藏人一样不满、担忧甚至愤怒！“藏人像我的父母兄妹，谁要在我面前表现对他们的轻慢我绝不允许！”
成卫东受了西藏的恩，西藏给了成卫东心灵上的宽容与宽慰，他发愿尽最大努力记录一个真实客观的人文西藏并还给西藏。
●才龙、土登、觉果、索朗罗布、阿多们……
才龙、土登、觉果、索朗罗布、阿多……这些骑着马长大的牧民的儿子们幸运地来到拉萨，成为新华社、《西藏日报》的摄影记者。
这群质朴的摄影师不会把相机当成拍摄自己家乡的万花筒，对那些不远万里跑来的摄影师夸张的行为也有微微抵触。他们能做的就是为报道藏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为还原西藏本来面目而努力工作。这是他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也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原载2006年9月21日《人民摄影报》）
至今有记载最早记录藏人生活的中国人应该是庄学本。直到70年后，人们发现了庄学本的视觉档案，并认定他是中国摄影史上伟大的纪实主义先驱、人文摄影大师。
1934年，25岁的庄学本立志用摄影考察西部。进藏屡次受阻后，他把注意力放到了数千年来置于化外的青海果洛藏区。果洛之行，不仅是庄学本第一次实地进行的边疆民族考察拍摄，也是中国摄影师第一次对藏区进行的实地拍摄。庄学本用十年时间在川康边地流连忘返，他的报道由图像与文字共同完成。他每到一地都有系统深入的调查，对群落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明成果有全面的了解。《西康彝族调查报告》历时九个月完成，是一本考察学著作。庄学本调查了60多户人家的几百人，对经济、教育、交通、自然资源、地貌、民族、宗教、婚丧习俗、民间艺术、劳作方式、农作物、社会结构等都一一进行了介绍。
他在《十年西行记》里写到：“与这些边地民族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本着这样的认识，庄学本还以藏民人性的尊严，这正是他照片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庄学本的摄影活动虽只徘徊在西藏周边地区，但他的藏地影像值得现在摄影者一次次致敬并从中看到源泉。他的5000幅质地庄严的藏地照片也已经成为民族影像志中的孤本。
●德木·丹增加措活佛
几乎是同时，比庄学本大8岁的德木·丹增加措活佛也正对相机爱得着迷。
1901年，第十世德木·丹增加措出生在西藏名门朗顿家族。年轻的丹增加措在拉萨郊外的格培山洞修行时，救了一个在八角街开照相馆的尼泊尔商人的命。为了报答，尼泊尔人送给了活佛一台照相机还教会了他摄影术。后来 活佛又托人从印度买回一部小型的英制“卡尔宾”（caybin）相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木·丹增加措用这样的两台相机到了前藏、后藏许多地方，在当时藏人对摄影毫不了解、拍摄阻力很大的情况下，他给自己的家人、同胞拍摄肖像也拍摄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活佛拍照没有什么目的，摄影是他温饱之外的一种享受、一种娱乐。这反而令他的影像自然写实。他留下的几万张照片详实记录了拉萨乃至藏区贵族阶层的生活。活佛拍照最多的阶段是在三四十年代。
90年代末，台湾《摄影家》杂志用80多幅照片和相关文字专题介绍了活佛的摄影。藏族学者怀着敬仰之情说道：二三十年代，活佛带着热爱拍摄，那些照片中有西藏很温暖的东西。照片中的人物没有放大或者缩小，不做作，那么人性、真实，是藏族摄影的经典。
●陈宗烈
西藏和平解放时，袁克忠、林安波、罗伟、蓝志贵、范士林、许安宁等一批摄影记者随军进入西藏，他们用相机记录关于进军西藏、修筑公路、民主改革等西藏重大历史事件。
1956年，中央命令新闻电影制片厂选3名摄影师支援刚创刊的《西藏日报》。刚从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的24岁的陈宗烈报了名。和他一起进藏的还有后来的新华社社长郭超人。
陈宗烈经历了西藏最为动荡的几个时期，有一段时间，陈宗烈就成了《西藏日报》唯一留下的摄影记者。陈宗烈的摄影时代，西藏几乎没有机动车，全靠马车。最长的一次后藏游历，陈宗烈在马背上走了3个月。
陈宗烈对摄影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拍摄的西藏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站起来》《烧地契》《分到土地的喜悦》《朗生互助组》《幸福》。他当时还有意识地去拍西藏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地理、宗教环境等。今天，我们站在祥升行大众影廊陈宗烈摄影个展前，仍能强烈地感觉到那些照片写满摄影者奋勇而战的精神。
1960年，国家登山队要攀登“珠峰”，陈宗烈被临时调到新华社，当时他先后5次爬到6400米，这是规定记者可以到达的最高限度。陈宗烈被国家体委授予登山运动员的称号。
●扎西次登 旺久多吉
扎西次登是出生在藏东理塘的康巴人。1951年，扎西的舅舅计美顿珠随军进藏，成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第一代藏族新闻电影摄影师，少年 打反光板。
长大的扎西成为了摄影师，他拍得最多的是布达拉宫。他家就在布达拉宫脚下。他天天端详着她，看着她的一丝一毫的变化、光线、色调、环境、气氛，“我就像观察母亲脸上的每条皱纹和头上的每根白发般深情与仔细”。春夏秋冬，他踏遍拉萨的东南西北、宫殿的前后左右。他在山上拍，在河中拍，在阳光下拍，在月色星光下拍，他躺下来仰拍，也从空中直升飞机上俯摄……布达拉宫耗尽了扎西次登的心血。扎西拍摄的布达拉宫他人无法超越。
活佛德木·丹增加措于1973年谢世时，他的次子旺久多吉已经开始摄影了，1984年3月的一个夕阳西斜的下午，在扎什伦布寺，旺久多吉用明处和暗处的光把大群僧人的袈裟和僧帽拍出了金黄、浅黄、深黄。这幅《古庙里的春天》，不仅是旺久多吉也是西藏当代摄影师标志性的作品。
2005年，旺久多吉把父亲和自己的照片编辑成《慧眼照雪域》。这是他和父亲两代摄影家为家乡献出的礼物。
●呂楠
吕楠的静默随光而至。
吕楠不曾在我们的视线里出现。只有当我们看到他的独具个性魅力的影像时才能够感觉这个摄影者的存在。行为独立而神秘的吕楠被称为中国“最纯粹的摄影家”。
做摄影20多年，吕楠一共拍摄了三个题材，我们能看到的照片也只有200多张。他第三个作品系列就是《西藏：一个乡村的生活》。他在西藏呆了8年，拿出来仅100余幅，张张平静——平静得令人震撼。
在藏区一个最普通的村庄，吕楠大部分时间并不拍照，和藏人一样晒太阳、吃糌粑、听肖邦。他把相机放在手边，藏人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互不打扰。
一年四季的场景和情绪，藏人发生在山野和雪水之间的日常的琐碎、散漫与温暖就这样被一个来自异乡的摄影者缓慢记录着。
●成卫东
1987年以来，《民族画报》记者成卫东进藏21次，先后穿越川藏、青藏、滇藏、新藏公路，西藏7个地区74个县。对一般人而言，西藏是诱惑，是向往。而对他来说，是一种情结，是生命里血脉相连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在雪域圣地，对摄影者最重要的要求是尊重藏人并尊重他们尊重的一切。对藏传佛教的唐卡、壁画、佛像以及活佛僧众，在拍照时，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完整性；在使用图片时，如遇到有佛像时，尽可能将其画面安排在较上部的位置；进入寺庙要脱帽，不能大声喧哗……这些，对有些人是要求，对成卫东已成习惯。
当有人没这样的敬畏之心，当知道有人动辄要去横渡纳木错湖，成卫东会和藏人一样不满、担忧甚至愤怒！“藏人像我的父母兄妹，谁要在我面前表现对他们的轻慢我绝不允许！”
成卫东受了西藏的恩，西藏给了成卫东心灵上的宽容与宽慰，他发愿尽最大努力记录一个真实客观的人文西藏并还给西藏。
●才龙、土登、觉果、索朗罗布、阿多们……
才龙、土登、觉果、索朗罗布、阿多……这些骑着马长大的牧民的儿子们幸运地来到拉萨，成为新华社、《西藏日报》的摄影记者。
这群质朴的摄影师不会把相机当成拍摄自己家乡的万花筒，对那些不远万里跑来的摄影师夸张的行为也有微微抵触。他们能做的就是为报道藏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为还原西藏本来面目而努力工作。这是他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也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原载2006年9月21日《人民摄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