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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结构主义叙事的“功能型”人物观可与传统批评的“心理型”人物观相结合，相互补充，共同用于叙事学视角下的人物分析。本文以该理论为基础，分析巴恩斯《终结的感觉》中的主要人物，表明作者通过各种叙事和人物塑造技巧，透过层层“不确定”的表象，最终是为了追求终结所暗含的相对“确定性”。
关键词：《终结的感觉》 叙事学 人物分析
一、引言
2011年，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凭借小说《终结的感觉》荣获布克奖。作家于上世纪80年代公开发表作品，至今著有12部长篇小说（2016年有新作出版），3部短篇小说集，散文、论文等非小说类作品集若干。除布克奖之外，还获得过毛姆奖、古腾堡奖、莎士比亚奖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奖项。
小说《终结的感觉》的故事主线围绕叙述者托尼（Tony）、维罗妮卡（Veronica）、艾德里安（Adrian）之间的情感纠结展开。叙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回忆了在与维罗妮卡、艾德里安等人交往过程中的重要事件；第二部分重在交代一些“事实”，“修正”第一部分有所偏差、甚至完全错误的记忆。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认为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功能型”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1]，他们往往不考虑人物的性格和思想[2]。而传统批评的观点所持有的是“心理型”的人物观，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行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的。两种人物观作为不同的分析方法往往可以互为补充。以此为理论基础，本文分析小说《终结的感觉》中，由于不可靠叙述、消解叙述等叙述方法的采用，读者深切地体会到情节和人物的“不确定性”，然而亦是通过这些技巧，读者能发现这些“不确定”下所暗含的故事的相对确定性。
二、不可靠的托尼
不可靠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的概念由韦恩·布思（Wayne Booth）首次提出，之后，布思的学生修辞性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发展了该理论，将不可靠叙述从两大类型或两大轴发展到了三大类型或三大轴（在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基础上增加了“知识/感知轴” ）。根據费伦的观点，叙述者往往扮演三个角色——报道者、解读者和判断者。叙述者以一种或更多这样的角色同时、相继或断续地偏离隐含作者的观点[2]。托尼一开始判断小艾德里安是维罗妮卡的儿子，并且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对事件进行联想和分析，这是他没有掌握事实，从而向读者传达了错误的讯息（事实/事件轴）。托尼判断社会地位和学识都高过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女方家人瞧不起自己，首次回忆中，他不像是受欢迎的来访者，而只是受揶揄和审视的对象（价值/判断轴），他们 “考察我在社交和智识方面的水准；我感到自己活像个在法庭接受审讯的罪犯”。对于自己和维罗妮卡的关系，叙述中他一贯以“受害者”的形象自居，向读者传达的错误印象是由于他自己未意识到的自卑感所致（知识/感知轴）。
读者之所以能意识到托尼叙述的不可靠，并不是由于他是“疯子、幼稚的叙述者、伪君子、变态者、道德低下的叙述者、流浪汉等等” [3]，而是由于托尼本人的“消解叙述”（denarration）。此概念首先出现在Richardson的《小说中的消解叙述》（2001）一文中，它是指叙述者先报道一些信息，然后又对之进行否定[4]。小艾德里安的生母的身份，小说在最后部分做出了说明，“这个宝宝的母亲，年纪过大，生孩子相当危险”[5]，暗示是维罗妮卡的母亲莎拉。托尼拜访女方家人的情形，小说中共提及三次，在最后一次的描述中，维罗妮卡显得不那么高高在上、漫不经心，她“不光送我上楼”，还“当着全家人的面拉起了我的手”，之后“背靠着门问了下我的嘴”，“在我耳边低语：‘睡他个好觉’” [5]。第三次回忆的叙述显然更为生动具体，叙述者似乎渐渐从自卑和不平中解脱，重新记起维罗妮卡对他的“重视”。
这种叙述方法看似延缓了叙事进程，实际上强化了读者的认识。前后叙述的出入会使读者的叙事判断复杂化，而它的作用在于，能激发读者去追寻极不稳定的叙述（如消解叙述）所遮蔽的故事事实[6]。巴恩斯正是巧妙地将解构和重构同时应用在了叙述过程中，让读者一方面感受到了故事会随着叙述者的主观意识而转变，因而有可能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用辅以事实的重构过程证明过去的故事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还原本来面目，因而也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的。
三、沉默的维罗妮卡
小说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等。一般能让读者直接接触人物的想法[2]。当然，这里的 “人物”是指、也仅限于第一人称叙述者。由于第一人称叙述的局限性，非第一人称叙述者必然会在话语上受到压抑，包括小说中的重要人物维罗妮卡，她成了托尼的话语体系中的“陪衬人物”（foil）。哈维提出的“陪衬人物”是主人公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一个中介，通常和主人公在认知能力、性格方面构成一种对照[4]。
维罗妮卡作为整个事件的知情者和见证者，地位不可撼动，然而无论是邮件往来还是见面交谈，她显得却比 “次要人物”更为沉默的 “陪衬”。对维罗妮卡回复邮件的八处描述中，有五处直接引用，引文字数相加不过几十字，且完全没有针对托尼的询问进行交代。另外三处邮件，有的是间接引用，有的更只用了描述性语句来概括，“有时她的回复言简意赅，怒气冲冲，经常是根本不回复”[5]。与之相对，小说中“次要人物”杰克的邮件却得以全文记录。这其实也是不可靠叙述者托尼的自我保护，不管是因为仍对当年的事情心存芥蒂所致，还是潜意识里的愧疚自责所致，托尼对维罗妮卡的证词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在见面过程中，维罗妮卡的“沉默”似乎表现更甚。她“站姿焦躁”、脚步匆忙，“没有吐露任何有关她自己的事情，更不必说秘密了”[5]，第三次见面的描述中更出现了六个“沉默”来形容维罗妮卡。然而，小说第一部分中的维罗妮卡并不是寡言少语的人，她显得很有主见，对托尼读过哪些书“大加赞赏”，在俩人评论诗人和小说家时“教导”我，更是能和初次见面的托尼的朋友们侃侃而谈。按照托尼的叙述，是维罗妮卡始乱终弃，托尼宽容大度地给二人以祝福后黯然疗伤，在互相失联多年后，偶得艾德里安自杀的噩耗。维罗妮卡没有任何理由对托尼耿耿于怀、心有怨怒，她的沉默和愤怒似乎毫无道理。读至小说最后，我们终于可以对维罗妮卡的沉默做出解释：她一方面愤怒于自己的处境、托尼的无知，一方面又不知道这些怒火究竟该追加于何处。托尼确实写了那封言语恶毒的信，在某种意义上让艾德里安和莎拉的不伦恋情成为可能，但他也只是事件的一环而已，应当承担的责任毕竟有限，所以维罗妮卡最终只能沉默以对。 一開始维罗妮卡的消极反应似乎让事情成了无法破解的死局，或者至少是使事情具有各种不同的、同时也是无法确定的解读；然而最终维罗妮卡反常的沉默一再推进托尼去修正自以为是的认识，无限接近事情的真相，这同样也证明历史具有可确定性的一面。
四、矛盾的艾德里安
巴恩斯一直对不同寻常的叙事方式青睐有加，这一点在国内讨论较多的他的另两部作品《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 1/2 Chapters，1989）中均得到体现。两部作品的叙述在小说、书信、传记等文体中自由切换，表现出作者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挑战。相较之下，《终结的感觉》在叙事构成上似是简单许多，但其中关于对历史的思考和他之前的作品遥相呼应。他曾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将过去比作“涂满油脂的小猪”，在人群里躲来躲去，以免被捉住；在《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也写过长段的对历史的评介，既说到历史像“多种媒体的拼贴”，又说到它是我们用以自我安慰的“编造”，但同时它还“擅长发现事物”，不得真相不会善罢甘休。在《终结的感觉》中，作者同样对历史的性质进行了一再探究，通过小说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艾德里安之口直陈历史观。
小说中的艾德里安关于历史的一个重要论断是“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5]。这句话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开篇均有出现，从结构上看，它串接了整部小说。从内容上看，更是直指小说的核心意义：对于个人历史（过去）的叙述正是由“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这恰恰在艾德里安的事件上得到印证：托尼的回忆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可靠性，事件的两位直接当事人艾德里安和莎拉相继离世，知情人维罗妮卡显然不愿意回顾此事，并且还私藏了艾德里安留给托尼的日记。至此，关于艾德里安最直接最真实的资料线索似乎已经断裂，但最终通过托尼的推断，我们还是得知，艾德里安由于不堪道德压力、不堪责任带来的压力而选择了自杀。作为作者“喉舌”的艾德里安同时也是小说中最具矛盾性的人物。一个矛盾性的体现正是在他对历史的认知上。开始他说过历史本质上是一种“确定性”，可同时也表示过事件记录中会产生阻碍认知事实的盲区。在课堂上评价罗布森的自杀时艾德里安表示，由于当事人证词缺失，知情人不愿或因离世而不能回顾事情，人们对事情的认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艾德里安对自己的历史观点怀有疑虑。另一个体现出尖锐矛盾的地方在于艾德里安的道德观。智商超群的艾德里安在剑桥大学学习的是伦理学，理应有更强烈的伦理道德观念，然而他本人却陷入了无法挣脱的道德困境，并最终因此选择了自杀。他的反叛行为（和莎拉的不伦恋）消解了原先个人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观念，而最后的自我终结又证明了道德观念仍然是相对确立的存在。
从叙述中人物功能的角度来看，艾德里安既无法对事实进行直接发声，也无法像维罗妮卡那样适时地指出托尼的错误认识。但他既是小说中矛盾性最集中的事件的主人公之一，自身也充满了发人深思的矛盾性特点。这些矛盾同样引导读者在分析中得出了相对确定的真相，做出道德评判。
五、结语
综合上述人物分析，我们发现不论是托尼的不可靠叙述和消解叙述，还是维罗妮卡的沉默态度，还是小说中人物艾德里安对事情深刻思考，都引领读者无限接近于事实真相，这证明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确定的。这个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历史书写的意义并未完全被瓦解而成为自我指涉的话语游戏，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可知的，这显示出了巴恩斯小说中始终潜在的对多元与分裂的抗拒、对真实（可知性）的渴求[7]。正如巴恩斯一直表现的那样，他充分肯定了叙述中的不确定性，在小说第二部分他以托尼的视角表述道，“我只是对那些多少已被公认的历史更感牢靠。或许呢，又是那同样的悖论：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历史理应是最清晰的，然而也是水分最大的”[5]，但巴恩斯更注重不确定之下的相对可知和相对确定，并且突出的其实是追求这种“真相”的必要性。巴恩斯在小说最末再一次回顾过去的几个片段后写道，“有责任”和“浩大的动荡不安”。“责任”和“动荡不安”皆是在认识加深过程中带来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叙述者承担了尽可能还原真相的重任；另一方面，记事与事实的差异让叙述者震惊甚至悔恨，进而产生深刻的自省。这才是阶段性的认识“终结”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尚必武.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研究[D]. 2009：168.
[3] 刘成科.虚妄与觉醒——巴恩斯小说《终结的感觉》中的自我解构[J].学术界，2014（1）：231-237.
[4] 申丹.韩加明，等.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M].郭国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6] 潘璐，赵祖华.消解叙述的读者叙事判断[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92-96
[7] 王一平.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兼论曼布克奖获奖获奖小说《终结的感觉》[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1）：92-96.
[8] Julian Barnes.The Sense of an Ending[M].New York：Vintage Books，2011.
关键词：《终结的感觉》 叙事学 人物分析
一、引言
2011年，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凭借小说《终结的感觉》荣获布克奖。作家于上世纪80年代公开发表作品，至今著有12部长篇小说（2016年有新作出版），3部短篇小说集，散文、论文等非小说类作品集若干。除布克奖之外，还获得过毛姆奖、古腾堡奖、莎士比亚奖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奖项。
小说《终结的感觉》的故事主线围绕叙述者托尼（Tony）、维罗妮卡（Veronica）、艾德里安（Adrian）之间的情感纠结展开。叙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回忆了在与维罗妮卡、艾德里安等人交往过程中的重要事件；第二部分重在交代一些“事实”，“修正”第一部分有所偏差、甚至完全错误的记忆。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认为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功能型”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1]，他们往往不考虑人物的性格和思想[2]。而传统批评的观点所持有的是“心理型”的人物观，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行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的。两种人物观作为不同的分析方法往往可以互为补充。以此为理论基础，本文分析小说《终结的感觉》中，由于不可靠叙述、消解叙述等叙述方法的采用，读者深切地体会到情节和人物的“不确定性”，然而亦是通过这些技巧，读者能发现这些“不确定”下所暗含的故事的相对确定性。
二、不可靠的托尼
不可靠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的概念由韦恩·布思（Wayne Booth）首次提出，之后，布思的学生修辞性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发展了该理论，将不可靠叙述从两大类型或两大轴发展到了三大类型或三大轴（在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基础上增加了“知识/感知轴” ）。根據费伦的观点，叙述者往往扮演三个角色——报道者、解读者和判断者。叙述者以一种或更多这样的角色同时、相继或断续地偏离隐含作者的观点[2]。托尼一开始判断小艾德里安是维罗妮卡的儿子，并且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对事件进行联想和分析，这是他没有掌握事实，从而向读者传达了错误的讯息（事实/事件轴）。托尼判断社会地位和学识都高过自己和自己家人的女方家人瞧不起自己，首次回忆中，他不像是受欢迎的来访者，而只是受揶揄和审视的对象（价值/判断轴），他们 “考察我在社交和智识方面的水准；我感到自己活像个在法庭接受审讯的罪犯”。对于自己和维罗妮卡的关系，叙述中他一贯以“受害者”的形象自居，向读者传达的错误印象是由于他自己未意识到的自卑感所致（知识/感知轴）。
读者之所以能意识到托尼叙述的不可靠，并不是由于他是“疯子、幼稚的叙述者、伪君子、变态者、道德低下的叙述者、流浪汉等等” [3]，而是由于托尼本人的“消解叙述”（denarration）。此概念首先出现在Richardson的《小说中的消解叙述》（2001）一文中，它是指叙述者先报道一些信息，然后又对之进行否定[4]。小艾德里安的生母的身份，小说在最后部分做出了说明，“这个宝宝的母亲，年纪过大，生孩子相当危险”[5]，暗示是维罗妮卡的母亲莎拉。托尼拜访女方家人的情形，小说中共提及三次，在最后一次的描述中，维罗妮卡显得不那么高高在上、漫不经心，她“不光送我上楼”，还“当着全家人的面拉起了我的手”，之后“背靠着门问了下我的嘴”，“在我耳边低语：‘睡他个好觉’” [5]。第三次回忆的叙述显然更为生动具体，叙述者似乎渐渐从自卑和不平中解脱，重新记起维罗妮卡对他的“重视”。
这种叙述方法看似延缓了叙事进程，实际上强化了读者的认识。前后叙述的出入会使读者的叙事判断复杂化，而它的作用在于，能激发读者去追寻极不稳定的叙述（如消解叙述）所遮蔽的故事事实[6]。巴恩斯正是巧妙地将解构和重构同时应用在了叙述过程中，让读者一方面感受到了故事会随着叙述者的主观意识而转变，因而有可能是不可靠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用辅以事实的重构过程证明过去的故事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还原本来面目，因而也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的。
三、沉默的维罗妮卡
小说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等。一般能让读者直接接触人物的想法[2]。当然，这里的 “人物”是指、也仅限于第一人称叙述者。由于第一人称叙述的局限性，非第一人称叙述者必然会在话语上受到压抑，包括小说中的重要人物维罗妮卡，她成了托尼的话语体系中的“陪衬人物”（foil）。哈维提出的“陪衬人物”是主人公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一个中介，通常和主人公在认知能力、性格方面构成一种对照[4]。
维罗妮卡作为整个事件的知情者和见证者，地位不可撼动，然而无论是邮件往来还是见面交谈，她显得却比 “次要人物”更为沉默的 “陪衬”。对维罗妮卡回复邮件的八处描述中，有五处直接引用，引文字数相加不过几十字，且完全没有针对托尼的询问进行交代。另外三处邮件，有的是间接引用，有的更只用了描述性语句来概括，“有时她的回复言简意赅，怒气冲冲，经常是根本不回复”[5]。与之相对，小说中“次要人物”杰克的邮件却得以全文记录。这其实也是不可靠叙述者托尼的自我保护，不管是因为仍对当年的事情心存芥蒂所致，还是潜意识里的愧疚自责所致，托尼对维罗妮卡的证词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在见面过程中，维罗妮卡的“沉默”似乎表现更甚。她“站姿焦躁”、脚步匆忙，“没有吐露任何有关她自己的事情，更不必说秘密了”[5]，第三次见面的描述中更出现了六个“沉默”来形容维罗妮卡。然而，小说第一部分中的维罗妮卡并不是寡言少语的人，她显得很有主见，对托尼读过哪些书“大加赞赏”，在俩人评论诗人和小说家时“教导”我，更是能和初次见面的托尼的朋友们侃侃而谈。按照托尼的叙述，是维罗妮卡始乱终弃，托尼宽容大度地给二人以祝福后黯然疗伤，在互相失联多年后，偶得艾德里安自杀的噩耗。维罗妮卡没有任何理由对托尼耿耿于怀、心有怨怒，她的沉默和愤怒似乎毫无道理。读至小说最后，我们终于可以对维罗妮卡的沉默做出解释：她一方面愤怒于自己的处境、托尼的无知，一方面又不知道这些怒火究竟该追加于何处。托尼确实写了那封言语恶毒的信，在某种意义上让艾德里安和莎拉的不伦恋情成为可能，但他也只是事件的一环而已，应当承担的责任毕竟有限，所以维罗妮卡最终只能沉默以对。 一開始维罗妮卡的消极反应似乎让事情成了无法破解的死局，或者至少是使事情具有各种不同的、同时也是无法确定的解读；然而最终维罗妮卡反常的沉默一再推进托尼去修正自以为是的认识，无限接近事情的真相，这同样也证明历史具有可确定性的一面。
四、矛盾的艾德里安
巴恩斯一直对不同寻常的叙事方式青睐有加，这一点在国内讨论较多的他的另两部作品《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 1/2 Chapters，1989）中均得到体现。两部作品的叙述在小说、书信、传记等文体中自由切换，表现出作者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挑战。相较之下，《终结的感觉》在叙事构成上似是简单许多，但其中关于对历史的思考和他之前的作品遥相呼应。他曾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将过去比作“涂满油脂的小猪”，在人群里躲来躲去，以免被捉住；在《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也写过长段的对历史的评介，既说到历史像“多种媒体的拼贴”，又说到它是我们用以自我安慰的“编造”，但同时它还“擅长发现事物”，不得真相不会善罢甘休。在《终结的感觉》中，作者同样对历史的性质进行了一再探究，通过小说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艾德里安之口直陈历史观。
小说中的艾德里安关于历史的一个重要论断是“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5]。这句话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开篇均有出现，从结构上看，它串接了整部小说。从内容上看，更是直指小说的核心意义：对于个人历史（过去）的叙述正是由“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这恰恰在艾德里安的事件上得到印证：托尼的回忆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可靠性，事件的两位直接当事人艾德里安和莎拉相继离世，知情人维罗妮卡显然不愿意回顾此事，并且还私藏了艾德里安留给托尼的日记。至此，关于艾德里安最直接最真实的资料线索似乎已经断裂，但最终通过托尼的推断，我们还是得知，艾德里安由于不堪道德压力、不堪责任带来的压力而选择了自杀。作为作者“喉舌”的艾德里安同时也是小说中最具矛盾性的人物。一个矛盾性的体现正是在他对历史的认知上。开始他说过历史本质上是一种“确定性”，可同时也表示过事件记录中会产生阻碍认知事实的盲区。在课堂上评价罗布森的自杀时艾德里安表示，由于当事人证词缺失，知情人不愿或因离世而不能回顾事情，人们对事情的认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艾德里安对自己的历史观点怀有疑虑。另一个体现出尖锐矛盾的地方在于艾德里安的道德观。智商超群的艾德里安在剑桥大学学习的是伦理学，理应有更强烈的伦理道德观念，然而他本人却陷入了无法挣脱的道德困境，并最终因此选择了自杀。他的反叛行为（和莎拉的不伦恋）消解了原先个人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观念，而最后的自我终结又证明了道德观念仍然是相对确立的存在。
从叙述中人物功能的角度来看，艾德里安既无法对事实进行直接发声，也无法像维罗妮卡那样适时地指出托尼的错误认识。但他既是小说中矛盾性最集中的事件的主人公之一，自身也充满了发人深思的矛盾性特点。这些矛盾同样引导读者在分析中得出了相对确定的真相，做出道德评判。
五、结语
综合上述人物分析，我们发现不论是托尼的不可靠叙述和消解叙述，还是维罗妮卡的沉默态度，还是小说中人物艾德里安对事情深刻思考，都引领读者无限接近于事实真相，这证明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确定的。这个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历史书写的意义并未完全被瓦解而成为自我指涉的话语游戏，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可知的，这显示出了巴恩斯小说中始终潜在的对多元与分裂的抗拒、对真实（可知性）的渴求[7]。正如巴恩斯一直表现的那样，他充分肯定了叙述中的不确定性，在小说第二部分他以托尼的视角表述道，“我只是对那些多少已被公认的历史更感牢靠。或许呢，又是那同样的悖论：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历史理应是最清晰的，然而也是水分最大的”[5]，但巴恩斯更注重不确定之下的相对可知和相对确定，并且突出的其实是追求这种“真相”的必要性。巴恩斯在小说最末再一次回顾过去的几个片段后写道，“有责任”和“浩大的动荡不安”。“责任”和“动荡不安”皆是在认识加深过程中带来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叙述者承担了尽可能还原真相的重任；另一方面，记事与事实的差异让叙述者震惊甚至悔恨，进而产生深刻的自省。这才是阶段性的认识“终结”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尚必武.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研究[D]. 2009：168.
[3] 刘成科.虚妄与觉醒——巴恩斯小说《终结的感觉》中的自我解构[J].学术界，2014（1）：231-237.
[4] 申丹.韩加明，等.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M].郭国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6] 潘璐，赵祖华.消解叙述的读者叙事判断[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92-96
[7] 王一平.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兼论曼布克奖获奖获奖小说《终结的感觉》[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1）：92-96.
[8] Julian Barnes.The Sense of an Ending[M].New York：Vintage Book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