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名利场》杂志刊出了一版漫画：一整页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各式纸人，展现了他最著名的几个形象。有斗牛士海明威，拎着一只砍下来的公牛头;整日泡在酒吧里沉思的作家海明威，面前桌上放着4个酒瓶，一位招待又送过来3瓶酒;参加了血腥战争的老兵海明威……漫画的标题则是：“美国的文学野人，用力喝酒，用力爱，一切都以艺术之名。”那一年海明威35岁，已经在欧美文坛获得了名誉与成功，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之一。
　　此后的一生，不断又有新的标签被贴到海明威的身上：钓深海鱼的硬汉、白胡子老爹、文学的改革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有这些身份，他都很享受，媒体同样津津乐道。但很少有人关注他最初的角色：漂泊在巴黎的无名小卒。
　　2019年是海明威诞辰120周年，世界各地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人们重读他的作品，回顾他的一生。在今年问世的众多海明威出版物中，有一本《整个巴黎属于我》尤其引人关注。该书由美国当代文化史学家、记者、小说家莱斯利·布鲁姆历时5年收集采访，撷取了海明威生命中最富传奇的巴黎片段，汇集而成。书中的海明威经历从21岁到27岁的人生转折时代。
　　译者袁子奇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的海明威和他为后人所熟知的‘硬汉’形象有很大不同。”年轻的海明威是个“坏男孩”，以出卖隐私获得写作素材，对自己的文学导师过河拆桥，在文集里嘲笑暗讽帮助过他的好友，在出版界善于自我营销又精于钻营。他的所作所为，听起来“渣”到极致，不过对于写作，他一直野心勃勃，真诚相待——海明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离开巴黎时，他已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时代旁观者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巴黎岁月在海明威的整个人生中是一抹异色，也是所有一切的开始。

“一战”中的英雄

　　海明威出生在美国芝加哥市的郊区奥克帕克，童年时光在瓦隆湖的农舍中度过。母亲希望他在音乐上有所发展，但海明威承袭了父亲的兴趣，打猎、钓鱼、在森林和湖泊中露营。高中毕业后，海明威拒绝读大学，而是跑到《堪城星报》做记者。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辞掉了记者一职，报名参战。几周后，海明威被派往意大利前线，在开着红十字会的救护车为士兵分发香烟和巧克力时，被炮火炸伤。当年的《纽约太阳报》报道了击中他双腿的弹片数量：“227处，每一处伤都是由一枚弹片造成的。”

　　海明威成了“一战”中第一个在意大利负伤的美国人，一夜之间登上美国各大媒体。在米兰的医院疗伤时，他总被一群崇拜者包围着。渴望出名的海明威享受成为焦点、被人关注的感觉，他把战场上的负伤经历视为“英雄事迹”，用从腿中取出来的弹片打了一枚戒指，当作纪念品戴在手上，还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这是最好的事情。”
　　离开战场，海明威回到美国，又找了一份记者工作。在一次晚餐席间，他听作家舍伍德·安德森说到了巴黎，那里聚集着最有创作欲的一群人，塞纳河边咖啡厅里名人云集，出版商排着队等待他们投稿。海明威不甘只做“受过伤的战士”，这名声太短暂了，他决定“做一个伟大的作家”。1921年圣诞节前夕，他登上横跨大西洋的轮船，抵达巴黎。
　　初到巴黎的日子困顿潦倒，海明威住在没有下水管道的蜗居公寓，饿极了的时候甚至去卢森堡公园偷袭过鸽子，逮住了就回家炖了吃。但他始终对写作保持热忱。海明威把小时候钓鱼和打猎的故事搬进短篇小说。在巴黎的头两年，他如愿以偿地出版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和短篇故事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开始小有名气。但海明威的野心绝不仅限于此。他一直构思着“写一部长篇小说”，撬开主流出版社的大门，成为“闻名世界的作家”。
　　直到在巴黎的第六年，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太阳照常升起》诞生了。1926年，此书一经出版，便为欧美文学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影响了全球几代读者，也改变了海明威的一生。

每一代人都因为某些事情而迷惘过

　　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刚刚走出“一战”阴影。废墟的重建，让这座城市很快恢复了表面的繁华。可经历过战争的人，即使到了和平年代，情绪中依旧夹杂着不安和恐惧。
　　巴黎成了“惊奇而怪异”的迷狂之地。咖啡馆里布满了昼夜不停喝酒的酒鬼，眼眶里镶着假眼、身上满是战争伤疤的老兵。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居者整夜狂欢。布鲁姆在《整个巴黎属于我》中写道，海明威曾说那里是“造假和虚张声势之人的圣地”。
　　巴黎也是一座写作素材取之不尽的文学宝库。海明威出名之前，战后作家已经崛起。写下《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用华丽的幻梦和繁复的辞藻，对抗萎靡虚渺的现实。巧的是，那时菲茨杰拉德也在巴黎。
　　海明威的写作和这批作家相似却又不同。在巴黎完成的《太阳照常升起》一书，描绘了几个美国青年在欧洲的生活图景。某年7月，几个年轻人组团去西班牙过奔牛节，寻求精神上的刺激。“观光团”的成员中有好斗的酒鬼、随队的小丑、脊椎受过伤的男人、性放纵的女人……他们在旅途中相互冒犯、对抗，整夜醉酒，之间的关系微妙又复杂。
　　海明威不愿自己的小說太落俗套。他想起之前和旅居法国的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一次谈话，斯泰因说到自己去汽车修理厂修一辆上了年纪的福特车，遇上4个年轻的机械师，她和车厂老板攀谈起来，问他从哪里找到的好帮手。车厂老板感叹，年轻人都被惯坏了，他们废掉了，什么也成不了。斯泰因对海明威说：“这就是你们，所有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你们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在笔记本内页上写下The Lost Generation（“迷惘的一代”）一词，后来，这个简简单单的词组成为定义一代人的标签。“因为一场战争留下的疤痕，他们对人生、世界和社会感到迷茫彷徨。”袁子奇说。

　　在当时那个文学和小说最好的时代，年轻人开始疯狂追逐这种新鲜的表述和意象。3个月内，新书就印刷了4次。海明威的大头像出现在了广告的正中央，还登上了各大主流文学报刊。
　　《太阳照常升起》铺天盖地流行开来，喜欢这本书的人惊讶地发现，作者自己就是从“一战”战场上走出来的，“最能代表那个迷惘世界的人，就是海明威本人了”。但海明威对这个名头很不屑，他说书中描绘的并不是自己，甚至不仅仅指固定的一代人。“每一代人都因为某些事情而迷惘过，过去是这样，未来也会是这样。”
　　的确如此，这本书至今读来仍未过时。书中年轻人的迷惘，击中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海明威在他专门写前言的那个笔记本上，记录了该书标题的灵感来源。其中有一段出自《圣经》：“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集归所出之地。”他好像并不认为迷惘是年轻之罪，而是相信迷惘总会散去，书名因此被定为“太阳照常升起”。

巴黎的混小子

　　《整个巴黎属于我》中，有不少关于海明威的八卦轶事。《太阳照常升起》背后的故事，也是海明威的发迹史。
　　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纸醉金迷，海明威却是极度清醒的。他一边冷静地书写，一边想尽一切办法结交文学指路人;一边流连于艺术家出没的咖啡馆，一边赢得了成名作家埃兹拉·庞德和斯泰因的信赖。布鲁姆在《整个巴黎属于我》中写道：“海明威是社交的宠儿”“他自带一种被称为‘人格魅力’的东西，初次和人见面，就能唤起对方的盲目崇拜”。
　　在袁子奇看来，海明威具备天生的偶像气质。首先海明威长得英俊，这就足够让他大受欢迎;他喜欢的钓鱼、打网球、拳击等各项活动，也都成为社交手段，成效显著;最重要的是，年轻的海明威聊起天来固执又自信，听他夸夸其谈是种享受。所以巴黎文化圈的人都愿意帮他。庞德和斯泰因就给海明威提出了不少写作建议——庞德让他用精简的语言写作，斯泰因让他多玩文字游戏，这些都成为他确立新文风的灵感。菲茨杰拉德看了海明威的早期作品，还主动找到他，自告奋勇帮他联系当时美国最大的出版商。
　　海明威的“回馈”，却让人嗤之以鼻。他一边受人恩惠，一边出言不逊。那时的庞德是文学圈的金手指，被他看上了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海明威表面奉承他，转身就写了一篇讽刺他迂腐的文章。對于自视甚高的斯泰因，海明威也当面虚心听讲，私下却给她起“老祖母”的外号。
　　不过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欣赏他。在处女作发表之前，海明威曾带着刚结识的两位出版商去西班牙看斗牛，一路上一直对他们出言不逊。这两人居然毫不生气，还成了海明威的“脑残粉”，自掏腰包为整个行程买单，回来后抢着出版他的新书。
　　在巴黎的最后两年，狂妄自大的海明威几乎和导师、朋友都决裂了。他写了一篇《春潮》，批判菲茨杰拉德，暗讽舍伍德·安德森，还发表了出来。安德森看到这些文字，伤心地说：“它们就像一篇我坟墓前的葬礼演说，我认识你时你并不是这样的。”
　　让海明威彻底得罪半个巴黎文化圈的，正是那本轰动一时的《太阳照常升起》。小说里所有的人物都有原型——他们都是海明威的好友、编辑、记者、作家、名流。海明威把这些人的戾气和勾心斗角，原封不动写进小说，连人物的名字都没改。在某种程上度，《太阳照常升起》被视为一本巴黎文艺圈的丑闻合集，小说原型们的日常生活都被打乱了。在指指点点中，他们的人生漆黑一片，但海明威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歉意。
　　袁子奇说：“在乡野长大的海明威，跟旅居巴黎出身名校的作家们格格不入，再加上那个时代底色中的冷酷、背叛和不信任，海明威爱跟人结梁子这件事，就没那么难理解了。不过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在巴黎有算计，也有友情。《整个巴黎属于我》中的海明威年轻冲动，但谁没年轻过呢？”作家徐则臣在海明威诞辰120周年的一场纪念活动上说：“海明威的性格不是我喜欢的，但他不装。年轻的海明威身上，有反叛的精神，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真正扬名四海后，海明威离开了“名利场”巴黎。他的后半生居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古巴的哈瓦那，常去狩猎、捕鱼、看斗牛，又过上了和小时候一样的亲近自然的生活。
　　记者身份伴随了海明威的一生。1937年，作为战地记者的他，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也参加了战场的采写报道工作。海明威的写作一直与战争相关。出版于1929年的《永别了，武器》和出版于1940年的《丧钟为谁而鸣》，都取材于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前者更被视为海明威成为“文学巨人”的登堂入室之作。
　　当年嘴上不饶人的海明威，在上世纪50年代初也曾陷入谷底。1950年他的小说《过河入林》连载，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部失败之作，还有人故意戏仿这部小说嘲笑他，就像他年轻时对身边朋友们的做法一样。
　　1952年，海明威凭借一本用8周写出的《老人与海》强势回归。这本书在美国一上市就热销5万册，当年9月《生活》杂志完整刊载这部作品，仅用了48小时，就卖出500万册。除了惊人的销量，《老人与海》更是为他赢得了数不清的荣誉：1953年获普利策奖，一年后又获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也是中国读者最喜欢最熟悉的海明威作品。国人心中的海明威，就应该是《老人与海》里那个留白胡子、膀大腰圆、与大马林鱼搏斗的老爹形象。如今，去往哈瓦那的游客，都会在小村科希玛遥想老渔夫圣地亚哥与大马林鱼搏杀三天三夜的英勇事迹，或是坐在佛罗里达酒馆，点一杯海明威爱喝的莫吉托——配以薄荷和冰块的古巴特色朗姆酒。

　　和定义时代的“迷惘的一代”相比，《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与《老人与海》主题更沉重。“在战场目睹过死亡的海明威，更懂直面生死。”袁子奇说。这些作品让他成为著名的“文坛硬漢”，被视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老人与海》出版九年后，一直与抑郁症做斗争的海明威拿起了猎枪，轰飞了自己的整个脑袋。他以死亡诠释了书中圣地亚哥的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也正因为在世人眼中，“硬汉”气质早已和海明威的生命融为一体，当他在回首巴黎往事的时候，表现出的温柔才更加动人。1964年，海明威死后，他在生命最后时光里留下的“巴黎速写”，集结成《流动的盛宴》出版。据他当时的助手瓦莱丽后来回忆，老年海明威写巴黎往事的时候很开心。1959年，瓦莱丽陪海明威重返过巴黎，他们去了塞纳河边的咖啡厅，去了他刚到巴黎时落脚的旧居，但海明威没走进去，只是站在路边回忆。“这座房子是所有一切的开始，他对它依然满心柔情。” 瓦莱丽说。聊到《太阳照常升起》中过于写实的内容，还有该书给朋友们带去的伤害，瓦莱丽问他：“如果你必须重写一遍，会不会下手不那么重？”海明威回答：“去死吧，才不会。”
　　巴黎见证了海明威的年轻岁月。“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时曾经在巴黎居住，那么你此后的一生中不论走到哪里，它都会跟随着，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他回忆在巴黎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咖啡馆的一次写作：“小说在自我生长，我必须相当吃力地跟上它的步伐。我又叫了一杯朗姆酒，只要抬头或者用转笔刀削铅笔，就看一眼那个姑娘。铅笔花卷曲地落在朗姆酒的杯托上。我看见了你，美丽的姑娘，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以后还能否见到你，我相信你此刻属于我。你属于我，整个巴黎属于我，而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年7月-1961年7月）
　　出生于美国，作家、记者，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代表作《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