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了上海，13日清晨从苏州常熟沿江的高浦口、徐六泾口、野猫口等处登陆，常熟沦陷。日军沿途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梅李镇塘桥是日军从常熟向西进军的必经之地，在梅李万渡桥，中国守军对日军进行殊死抵抗后大部牺牲。接着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梅李镇百十户商店、住宅，包括任奶奶女儿任彩芬家的房屋都被炸毁，流离失所的平民四处逃难。
　　 50年后，当年日军第十六师团的一个叫东史郎的上等兵的《东史郎日记》公诸于世，日记中写道：“梅李是个大镇子，已经被炸得满目疮痍，这个镇子里也安了电灯，还有两层的楼房，这在北支那是绝对见不到的。两层楼房显得有文化气息，而电灯又与一个文化城市相般配……镇子处处瓦砾成堆，破败不堪，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镇子的尽头有一座高高的塔楼，顶部已被炸毁，任凭晚秋的枯枝吹打，钟声已喑，摇摇欲坠。原计划我们在梅李住一宿，因无房可住，只得继续前进。天黑后，露营在一个小村子。夜间，山羊像婴儿一样地叫，令人生悲。村子里不见村民人影，走进一间即将倒塌的房子一看，两个患重病的无法逃脱的支那人，躺着呻吟，样子看上去让人生厌。打扫得很干净的院子里堆着几百斤稻谷…… 我们在这里做饭烧水不必拾柴，在稻谷堆上放一把火，烧水、煮饭、烤火全部解决了。稻谷通宵达旦在燃烧，造成了极大浪费。”从东史郎的日记中我们知道，梅李镇已经被炸得没有完整的房子了。
　　 任奶奶名叫卢月芬，此时，他的丈夫任伟才已经去世。任伟才是镇上有名的中医，开了一爿中药铺，凭着精湛的医术悬壶济世。因几代人从医，任家在当地老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任奶奶生有二子一女，长子任天石，次子任天怀，女儿任彩芬。任奶奶精心呵护3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孩子们没有辜负父母殷切的期望。长女任彩芬随父学医，成为一名中医儿科医生;长子任天石于1932年考取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后回乡开诊所，服务乡里;次子任天怀先随父学医，后跟随长兄天石在上海中医学院深造，若没有日军入侵，任天怀也会是一名出色的医生。
　　 任奶奶获悉梅李镇被炸毁心急如焚，即刻派小儿子任天怀去梅李镇将女儿与外孙接到乡村的家里暂时居住。此刻，任奶奶的女婿出差在外杳无音讯，兵荒马乱，一家人寝食难安，作出种种猜测。数日后，一个与女婿一起经商的邻居回来了，从他的口中得知，女婿病卧在南京下关的一家客栈里，正逢日军南京大屠杀，女婿未能幸免，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成了30万遇难同胞之一。噩耗如晴天霹雳，全家人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任奶奶安慰女儿的同时，跟3个子女说：“好端端的一个镇子没了，家也没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这个家国仇恨是要报的。”
　　 灾难接踵而至。城里沦陷后，日军的战火烧到了农村，百姓相互搀扶着纷纷外出逃难。任奶奶与长子任天石也带着全家老小与邻居亲友，分别乘坐7艘木船离开了家乡。沿途凄惨的景象，让这对母子看到河山已破碎，人民大难临头，逃来逃去逃不掉当亡国奴的悲惨命运。任天石想去延安参加革命，但家庭的现状，一家老小的挽留，他们只能来到苏北兴化，把几家暂时安顿了下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任彩芬的儿子又突患风寒，任天石虽是一名优秀的医生，但手中无药，只能看着外甥奄奄一息而束手无策。外甥离世时，悲鸣而愤怒的任天石再也坐不住了，这家破人亡的祸殃，都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任天石对痛苦不堪的母亲说：“这弹丸之地的倭寇，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意欺凌我中华古国，是可忍，孰不可忍！”母亲也是个嫉恶如仇的女子，她对儿子说：“不能忘记这国耻家仇，血债还要用血来偿！我支持你们全部去前线打日本鬼子，不把鬼子赶出中国，我们没有好日子过。”
　　 1938年2月，任奶奶和任天石带着全家与邻居返回江南，此时的家乡已面目全非。常熟城内和城外都有日军的据点，其余地方被各类土匪占领。面对这种局势，任天石对母亲说，我要筹建抗日武装，保卫自己的家园。母亲一声“好”，任家的命运从此改变。
　　 任天石一回家乡立即召唤镇上的青年，组织起了二三十人抗日自卫队。这些年轻人白天忙着自己的事情，做生意干农活，晚上放哨巡逻。随着自卫队的不断壮大，枪械和给养费用成了问题。任天石已经用完了家里多年的积蓄，遂与母亲商量，把家里与人合资的中药铺盘掉。母亲全力支持。没多久，盘掉中药铺的钱也用光了，母子俩又把主意打在了自家那13间房屋上。母子一合计，就把家里赖以生存的13间新旧房子都卖了，所得钱款购买了枪支弹药，自卫队武装扩大到40余人。部队在壮大，费用在增加，最后家里一大一小的两只行医船也划了出来充作公用。
　　 任奶奶虽是家庭妇女，但她胸怀大志，鼓励支持儿子任天石毁家纾难抗日救国。任家的义举，得到乡亲们的赞扬，纷纷将子女送到自卫队。
　　 1938年7月1日，中共正式组编这支武装部队为“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加上自卫队员共有100多人。这支部队虽然很小，但意义非同寻常，因为这是苏南东路敌后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民抗”成立后，任天石任大队长，不久改任为“民抗”司令。
　　 任天石随着部队转战南北，家里的一切都丢给了母亲。由于房子、中药铺、行医船全部卖掉与充公，加上日军的追杀，任家一家老少居无定所，成了“游击队”。任奶奶带着她的孙儿孙女们东躲西藏，好在有亲邻、民众的巧妙掩护，才逃过了日伪一次又一次的追捕。
　　 任奶奶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从家仇已经上升到了国恨，不仅支持长子任天石抗日救国，又让她的长女任彩芬、次子任天怀弃医从戎，追随任天石打鬼子，姐弟俩也成了“民抗”队员，随任天石辗转在常熟东乡的村村镇镇抗击日伪与土匪。有人将任奶奶比作岳母，岳母在民族危难之际，用绣花针在儿子岳飞的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任天石的母亲卢月芬虽然没有在儿子的背上刺字，但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精忠報国”这四个字。
　　 1939年5月，叶飞率领新四军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进入常熟，称为“江抗”。9月，400多名常熟“民抗”加入了“江抗”。江抗主力部队撤出阳澄湖后，留下了36名伤病员，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养伤，任天石领导的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千方百计地掩护这36名伤病员，要为革命保留下“芦荡火种”。 　　 1946年6月，任天石任中共华中十地委常委兼社会部长，担负沪宁沿线城市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十地委设在上海，12月初，任天石来到上海。任奶奶先是随部队北撤到苏北，在海门、如皋等地隐蔽居住，后来服从党组织安排，担负起看护革命下一代的繁重工作。她除照料自己的孙儿任春嘉（任天石之子）、孙女任雪芳（任天怀之女）外，还照料薛惠民烈士的儿子薛涌欧、薛涌嘉和戈仰山烈士的女儿戈雪芬。5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只有3岁，生活起居全由任奶奶一人照料。她明白这些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是祖国的未来，不能辜负党的信任和委托。在居无定所的艰难环境下，她带着孩子们过着东躲西藏的游击生活。任天石到上海后，任奶奶又带着孩子们来到上海浦东，住在浦东盛家巷8号。
　　 任奶奶待5个孩子一视同仁，没有丝毫偏差。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呵护;思想行为上，如教育儿女们一样严格教诲。夏秋，安排孩子们去野外拾柴禾;冬春，让孩子们挖野菜、掏鸟蛋，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不久，任奶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任天石等人在上海被捕了，被关押在虹口警备司令部。此时，警备司令部还不知道任天石的真实身份，但怀疑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每天施以各种酷刑，逼其招供。任天石一口咬定自己是生意人。敌人苦于没有证据，便把他转押到上海南市看守所。后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从一个叛徒口中获悉了任天石的真实身份。1947年的10月间，任天石被转解至南京宁海路19号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第二年的春天，任天石平静而英勇地走向了刑场。
　　 任奶奶知道儿子被捕，但不知道儿子已经牺牲。她仍然带着几个孩子在上海浦东农村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这“老少游击队”到处投宿，老百姓家、草场、猪圈都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为了安全，她不让任天石唯一的儿子任春嘉和外人说话，以致后来任春嘉先生性格内向。此时，女儿任彩芬化名李建华负责上海地下党与苏北的政治交通工作，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殉职。母亲还没有从女儿逝去的悲伤中走出来，组织上怕老人再也受不了失子的打击，就瞒着任天石牺牲的实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才告诉任奶奶，任天石已于几年前牺牲了。
　　 新中国成立后，任奶奶被选为当地的政协委员，但她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在常熟老家农村，不要组织照顾，靠自己的双手纺纱织布、耕地种菜。直到1960年任奶奶病重才到苏州的儿子家治疗。那年7月1日上午，她把孙儿任华轶（任天怀长子）叫到身边。老人轻声问孙儿：今天是什么日子？孙儿没有思想准备，一时答不出来。任奶奶喃喃地说：“要记住今天是党的生日，我想吃碗生日面条。”那年月，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家里没有面条。华轶母亲特地去机关食堂用饭票换了一碗面条。晚辈们将老人扶起，任奶奶盯着碗里热气腾腾的面条，慢慢地吃了几口，露出满意的神情，安详地躺了下去。第二天凌晨，任奶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常熟梅李是中国孝爱文化之乡。如今，任奶奶作为常熟三贤母之一（另兩位是翁同龢奶奶张太夫人、李建模夫人薛杏莲），她的事迹陈展在“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成立旧址”纪念馆里，供人们学习。
　　 （本栏目责任编辑 孙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