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后，郁达夫流亡到南洋一带，直至抗战胜利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定论。
　　但定论并不足以消除一位日本学者心头的疑虑。“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的说法让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可感情归感情，作为一名学者，他深知要推翻这种说法的唯一办法就是：从理智出发，找到确凿的证据，加以证伪。于是，在这种心愿的促动下，我们今天有幸拜读到《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他的作者就是铃木正夫先生。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铃木先生前后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寻访了不下一百个曾在南洋与郁达夫有过关涉的当事人和知情者，并且翻阅了大量的有关历史档案和文字材料，终于查实，郁达夫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被日本宪兵秘密绑架，当夜或次日凌晨被害。
　　设想一下当时铃木先生的感受吧。先前一心一意想证伪的说法不仅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被推翻，反由于自己不懈的努力被意外地证实了。理智与感情在这里又撞到了一块儿，而铃木先生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非但没有隐瞒这一真相(事实上他完全可以保持缄默)，而是勇敢地向世人公开了这一切。如他在前言中写得那样，“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私淑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怀着安抚和告慰怨魂的心念，我打算写下这一切。”
　　日本学者的这种重事实胜于感情、处处求实、不放过一丝一毫可疑之处的实证精神不仅反映在达夫之死这一焦点问题上，同时还渗透于全书的其他各章。相比于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和王任叔的《记郁达夫》，铃木先生的叙述显然更注重客观性。胡、王两位先生都是当事人，曾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一些事情，因而，他们的叙述当然带有或淡或浓的感情色彩和文学气息。铃木先生的文字可谓是惜墨如金，力排任何主观因素的介入。不妨略举一例：郁达夫被害之后，其在苏门答腊的妻子次日凌晨为其生养了一个女儿。一死一生，对比得这样的强烈，我想这是任何一个有血肉的人都忍不住会为之动容的一个场景。铃木先生当然也不例外。可是铃木先生对此并未多作评论，只是简单地如实记载：“在他(郁达夫)失踪后几小时，女儿降生。”也许铃木先生认为在这样惨烈的事情面前，任何评论都是不恰当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著者在前言中表达了自己的写作动机：“本书是对郁达夫由新加坡到苏门答腊，以及在那里的隐匿生活，直至失踪的真相，所作的解释说明和汇总。”如果这是唯一的目的，我想铃木先生有理由在类似这样可能失去感情控制的关口保持沉默。但他又写道：“另外，还想弄清中国知识分子，在日军占领下，是如何来处置自己的生命的，这也是本书的意图所在。”很明显，铃木先生并不想使自己的工作仅仅停留在汇总资料、解释事实的层面之上，他还试图经由郁达夫进而探究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特定处世方式和历史心态。然而，通观全书，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有关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引述，以及日军占领下的苏门答腊的情况，鲜见的是作者的主观评述。我们所能了解的似乎只是郁达夫当时的历史情境和公开行动报告，而很少能从作者的叙述中直接得到有关郁达夫心态的分析、评论，乃至于猜测。达夫遇害可以说是整个事情的高潮，铃木先生完全可以以此为题对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生活作一非史实性的评述，但他有意识地避开了这一契机。当然，这种竭力再现历史真实图景的愿望无可厚非；但任何所谓的“历史真实”无非只是从某种眼光、某种角度、某种观点出发的“某种历史真实”，我们根本无法排除历史叙述者对“历史真实”的干扰和侵犯。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揭示了历史的某种虚妄。假使铃木先生抱着这样一种态度重新叙述的话，那这本书的总体风貌和精神大概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吧？
　　重新审视和反省我们在迫人疯狂的环境下的特殊心态是历史本身遗留给我们的使命，这不仅是某个人的事，也是一个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事，它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存在于人类心灵中猥琐和卑劣的一面，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从这一层意义看，达夫之死不只是个人事件，同时它也是一桩历史事件。对我们而言，需要的远不只是某种暖味的慰藉，相反该是对历史深切的反思才是。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铃木正夫著，李振声译，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六月版，16.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