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婆媳关系历来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从古至今婆媳关系都是家庭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组关系。在文学领域，婆媳关系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话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寒夜》和《原野》可以称得上描写婆媳关系的代表性作品。阅读这两部不同时代、不同体裁以及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发现在婆媳关系的叙事上，二者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展现了婆媳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冲突的差异性。
一、《寒夜》与《原野》婆媳关系叙事的不同点
（一）文化心理冲突不同
《寒夜》与《原野》有着明显的时代背景差异，时代背景的不同导致了文化心理的不同，婆媳矛盾也呈现了不一样的原因和特点。《寒夜》的故事背景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抗战后期，婆媳矛盾更多的是由新旧思想文化观念冲突造成的。“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思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迅速影响了一大批追求自由独立的女性。但是深受封建传统伦理文化影响的旧式妇女汪母并没有受到“五四”精神的洗礼，她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观念，看不慣儿媳妇新兴的生活方式，总是用旧式眼光来看待儿媳妇，认为曾树生每天装扮上班，交际广、应酬多，不符合传统的规矩：“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她瞧不起儿媳妇的职业，甚至辱骂曾树生：“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而曾树生受过新式教育，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追求个性自由，主张男女平等。她人格独立、经济独立，出去工作支撑起了一家老小的开销。她喜欢自由快乐的生活，并且认为人应该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快乐与幸福。汪母代表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而曾树生代表了新兴的文化思想，她们之间有着巨大的思想文化鸿沟，不同的文化观念必然导致冲突的发生。
巴金的《寒夜》将故事背景一切都明确化，但曹禺的《原野》却虚化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模糊了时间概念，尽量回避社会现实环境，注重从人物的性格差异来展现婆媳矛盾产生的原因。《原野》里的婆婆焦母从一开始就以一个性格鲜明的恶婆婆形象出现，对儿子的爱使她的性格变得扭曲，从而产生了变态的占有欲。她讨厌、憎恨媳妇花金子分走了她儿子的爱，担心儿子娶了“好看的媳妇败了家，娶了美人丢了妈”，处处防范媳妇与儿子亲热，甚至不惜用巫蛊之术杀害媳妇。花金子没有接受过新思想，她只是本能地追求着自由幸福的生活。面对焦母的管束与恶言相向，她虽然表面上答应、顺从，但她的骨子里却是倔强的、充满着野性的，并且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她不愿逆来顺受，经常在暗地里违抗焦母。焦母和花金子的个性心理冲突是导致她们矛盾的最主要原因，焦母的强势压迫、残酷侮辱必然使倔强、泼辣的花金子产生反抗心理，而花金子的反抗心理则加剧焦母对她的欺辱，如此但陷入恶性循环。
（二）人物形象塑造不同
1.婆婆形象
在反映婆媳冲突的作品中，婆婆大多是以残酷迫害媳妇的恶婆婆形象出现，而《寒夜》中的汪母则不同。汪母曾是云南才女，这说明她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只是和曾树生所受的新式教育不同罢了。受过传统思想文化教育的汪母有着良好的传统妇女美德，她并不是一个无知、蛮横、只会撒泼的妇人。虽然汪母总是处处针对曾树生，挑剔敌视儿媳，但她并没有残酷地迫害儿媳。再者，汪母还是一位坚强、勤劳、爱子、甘于奉献的母亲。她爱自己的儿子，虽然年近花甲，但她为解决家庭重担，洗衣烧饭、缝补衣服，为贴补家用甚至还想去做老妈子。就连一向与汪母不合的曾树生也曾暗暗自责：为什么不能像汪母一样吃苦耐劳并安于生活？
而曹禺《原野》中的焦母则是恶婆婆的典型代表。儿子焦大星是焦母唯一的依靠，儿子娶妻前，她事事由着儿子，可媳妇花金子进门后，她便改变了原有的行事作风。焦母觉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现在都叫你霸占了”。因爱生恨的她干涉儿媳生活的各个方面，就连儿子要和媳妇亲热，她也不允许，“贱婊子”“狐狸精”“偷汉婆”是她常用的辱骂儿媳的话语。不仅于此，焦母还使用巫蛊之术，企图以符咒来置花金子于死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婆婆不喜媳妇了，而是她存着害人的歹毒心思。这是一位心理极度扭曲的母亲，有着畸形的欲望和病态的占有欲，她不管不顾，一心要驱逐媳妇，独自占有儿子。
2.媳妇形象
《寒夜》中的曾树生不是如刘兰芝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小媳妇，她是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年轻漂亮、开朗健康，充满蓬勃的生命活力，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喜欢富有情趣的自由生活。她意气风发，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她看来，人活着不只是为了穿衣吃饭、繁衍后代，她有着更高的人生追求，“我需要热情的生活”，“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在工作上，她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出家门做职业女性。在生活中，她追求真爱而不拘形式，与相爱的人自由同居，昂然回击汪母的陈词滥调，拒绝汪母的无理指责，不做唯命是从的家庭奴隶。正是因为如此，出身于封建传统家庭的汪母很反感、厌恶曾树生，婆媳矛盾就此开始。
《原野》中的花金子与曾树生不同，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甚至都未曾走出过他们的村庄。但花金子性格倔强，行为大胆，她有着火炽的热情、强悍的内心和野性的、原始的生命力和欲望。她俏丽魅人、年轻热情、大胆泼辣，这些从一开始“勾引”焦大星的出场就可以看得出。她与传统的贤淑女子迥然不同，所以焦母对她十分厌恶。倔强泼辣的她，对于焦母的谩骂和侮辱，会以恶生生的眼神、不满的嘟囔和诅咒来进行回应。如此性格的花金子自然不符合焦母对儿媳的要求，她还吸引了焦大星大部分的关注和爱，这使焦母更加不满。
二、《寒夜》与《原野》婆媳关系叙事的相同点
（一）“寡母—弱子—强妇”模式
仔细阅读这两部作品就会发现，它们有着“寡母—弱子—强妇”的共同叙事模式。汪母和焦母的丈夫都已离开人世，儿子成为她们唯一的希望和依靠，她们把儿子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不允许其他人得到。正如曾树生对汪文宣说的：“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焦母告诉花金子：“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这是众多守寡母亲的共同心理，越看见儿子对儿媳好，母亲的嫉恨之情便越强烈，婆媳矛盾也就越来越大。当婆媳间出现矛盾时，儿子（丈夫）就需要从中斡旋，调解婆媳关系，使家庭和睦幸福。然而，汪文宣、焦大星却是脆弱焦虑、犹豫不决、软弱怕事、不敢果断表明自己的立场。汪文宣性格懦弱，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是“老好人”的角色。他的软弱使得他面对母亲与妻子的矛盾时束手无策，只能靠博取她们的同情与怜悯来调解纠纷。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使她们的矛盾越来越深。焦大星亦是如此。母亲辱骂妻子时，他甚至不敢替妻子争辩一句。妻子觉得他“是个窝囊废，没有一点本事。他是他妈的孝顺儿子，不是她的爷儿们”。母亲的厉声让他觉得惊惧，更不要说解决母亲和妻子之间的冲突了。相对汪文宣和焦大星的“软弱”，他们的妻子显得更有个性。曾树生接受过高等教育，学的是思想解放，追求的是个性自由，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花金子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她浑身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大胆泼辣。这两个媳妇对汪母和焦母来说，都不是理想中恭敬、孝顺、听话的小媳妇，更不是在家相夫教子、恪守传统妇道的“合格”媳妇。当看到儿子深爱媳妇时，她们内心更加难以忍受，所以她们处处针对自己的媳妇，想把她赶走。
（二）“封建伦理束缚—个性幸福追求”模式
《寒夜》和《原野》都表现出了“封建伦理束缚—个性幸福追求”的冲突模式，反映了封建家长对青年男女婚姻爱情的摧残以及青年人的反抗。虽然这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都已不是顽固的封建时代，但受长期的封建伦理文化的影响，汪母和焦母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用封建思想束缚媳妇的思想和行为。《寒夜》里的人虽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仍严重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从旧社会走出来的旧式妇女。所以，旧式妇女汪母认为，媳妇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遵从丈夫，服从长辈。在《原野》中，从焦阎王曾是军阀、花金子和仇虎有过包办婚约、花金子被迫成为焦大星的填房等事件中，就可以推测出这时候的封建思想依然很重。焦母念经、使用巫术咒人、作法喊魂，都体现了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如果曾树生和花金子只是传统的小媳妇也就罢了，可曾树生和花金子表现的却是现代女性勇于追求个性自由、幸福生活的特性，这与封建伦理道德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曾树生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拒绝包办婚姻，主张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且勇于追求个人幸福，显然她是不会被封建主义（汪母）接受的。花金子虽然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但她潜意识里也表现出了对个人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她追求美丽，所以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艳丽。她觉得焦大星是个没用的男人，她不喜欢这样软弱的男子。焦母看到花金子有这样一颗“不安分的心”，所以处处刁难她。
三、结语
20世纪，我国社会体制、伦理道德及其他各种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剧烈转变，女性的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女性的价值观和个性追求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将婆媳关系置于这个转型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情怀。通过对《寒夜》《原野》两部文学作品的对比，我们发现婆媳关系受时代背景、社会现实环境、思想文化、个性心理的影响，婆媳冲突原因错综复杂。
一、《寒夜》与《原野》婆媳关系叙事的不同点
（一）文化心理冲突不同
《寒夜》与《原野》有着明显的时代背景差异，时代背景的不同导致了文化心理的不同，婆媳矛盾也呈现了不一样的原因和特点。《寒夜》的故事背景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抗战后期，婆媳矛盾更多的是由新旧思想文化观念冲突造成的。“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思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迅速影响了一大批追求自由独立的女性。但是深受封建传统伦理文化影响的旧式妇女汪母并没有受到“五四”精神的洗礼，她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观念，看不慣儿媳妇新兴的生活方式，总是用旧式眼光来看待儿媳妇，认为曾树生每天装扮上班，交际广、应酬多，不符合传统的规矩：“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女人！”她瞧不起儿媳妇的职业，甚至辱骂曾树生：“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而曾树生受过新式教育，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追求个性自由，主张男女平等。她人格独立、经济独立，出去工作支撑起了一家老小的开销。她喜欢自由快乐的生活，并且认为人应该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快乐与幸福。汪母代表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而曾树生代表了新兴的文化思想，她们之间有着巨大的思想文化鸿沟，不同的文化观念必然导致冲突的发生。
巴金的《寒夜》将故事背景一切都明确化，但曹禺的《原野》却虚化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模糊了时间概念，尽量回避社会现实环境，注重从人物的性格差异来展现婆媳矛盾产生的原因。《原野》里的婆婆焦母从一开始就以一个性格鲜明的恶婆婆形象出现，对儿子的爱使她的性格变得扭曲，从而产生了变态的占有欲。她讨厌、憎恨媳妇花金子分走了她儿子的爱，担心儿子娶了“好看的媳妇败了家，娶了美人丢了妈”，处处防范媳妇与儿子亲热，甚至不惜用巫蛊之术杀害媳妇。花金子没有接受过新思想，她只是本能地追求着自由幸福的生活。面对焦母的管束与恶言相向，她虽然表面上答应、顺从，但她的骨子里却是倔强的、充满着野性的，并且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她不愿逆来顺受，经常在暗地里违抗焦母。焦母和花金子的个性心理冲突是导致她们矛盾的最主要原因，焦母的强势压迫、残酷侮辱必然使倔强、泼辣的花金子产生反抗心理，而花金子的反抗心理则加剧焦母对她的欺辱，如此但陷入恶性循环。
（二）人物形象塑造不同
1.婆婆形象
在反映婆媳冲突的作品中，婆婆大多是以残酷迫害媳妇的恶婆婆形象出现，而《寒夜》中的汪母则不同。汪母曾是云南才女，这说明她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只是和曾树生所受的新式教育不同罢了。受过传统思想文化教育的汪母有着良好的传统妇女美德，她并不是一个无知、蛮横、只会撒泼的妇人。虽然汪母总是处处针对曾树生，挑剔敌视儿媳，但她并没有残酷地迫害儿媳。再者，汪母还是一位坚强、勤劳、爱子、甘于奉献的母亲。她爱自己的儿子，虽然年近花甲，但她为解决家庭重担，洗衣烧饭、缝补衣服，为贴补家用甚至还想去做老妈子。就连一向与汪母不合的曾树生也曾暗暗自责：为什么不能像汪母一样吃苦耐劳并安于生活？
而曹禺《原野》中的焦母则是恶婆婆的典型代表。儿子焦大星是焦母唯一的依靠，儿子娶妻前，她事事由着儿子，可媳妇花金子进门后，她便改变了原有的行事作风。焦母觉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现在都叫你霸占了”。因爱生恨的她干涉儿媳生活的各个方面，就连儿子要和媳妇亲热，她也不允许，“贱婊子”“狐狸精”“偷汉婆”是她常用的辱骂儿媳的话语。不仅于此，焦母还使用巫蛊之术，企图以符咒来置花金子于死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婆婆不喜媳妇了，而是她存着害人的歹毒心思。这是一位心理极度扭曲的母亲，有着畸形的欲望和病态的占有欲，她不管不顾，一心要驱逐媳妇，独自占有儿子。
2.媳妇形象
《寒夜》中的曾树生不是如刘兰芝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小媳妇，她是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年轻漂亮、开朗健康，充满蓬勃的生命活力，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喜欢富有情趣的自由生活。她意气风发，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她看来，人活着不只是为了穿衣吃饭、繁衍后代，她有着更高的人生追求，“我需要热情的生活”，“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在工作上，她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出家门做职业女性。在生活中，她追求真爱而不拘形式，与相爱的人自由同居，昂然回击汪母的陈词滥调，拒绝汪母的无理指责，不做唯命是从的家庭奴隶。正是因为如此，出身于封建传统家庭的汪母很反感、厌恶曾树生，婆媳矛盾就此开始。
《原野》中的花金子与曾树生不同，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甚至都未曾走出过他们的村庄。但花金子性格倔强，行为大胆，她有着火炽的热情、强悍的内心和野性的、原始的生命力和欲望。她俏丽魅人、年轻热情、大胆泼辣，这些从一开始“勾引”焦大星的出场就可以看得出。她与传统的贤淑女子迥然不同，所以焦母对她十分厌恶。倔强泼辣的她，对于焦母的谩骂和侮辱，会以恶生生的眼神、不满的嘟囔和诅咒来进行回应。如此性格的花金子自然不符合焦母对儿媳的要求，她还吸引了焦大星大部分的关注和爱，这使焦母更加不满。
二、《寒夜》与《原野》婆媳关系叙事的相同点
（一）“寡母—弱子—强妇”模式
仔细阅读这两部作品就会发现，它们有着“寡母—弱子—强妇”的共同叙事模式。汪母和焦母的丈夫都已离开人世，儿子成为她们唯一的希望和依靠，她们把儿子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不允许其他人得到。正如曾树生对汪文宣说的：“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焦母告诉花金子：“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这是众多守寡母亲的共同心理，越看见儿子对儿媳好，母亲的嫉恨之情便越强烈，婆媳矛盾也就越来越大。当婆媳间出现矛盾时，儿子（丈夫）就需要从中斡旋，调解婆媳关系，使家庭和睦幸福。然而，汪文宣、焦大星却是脆弱焦虑、犹豫不决、软弱怕事、不敢果断表明自己的立场。汪文宣性格懦弱，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是“老好人”的角色。他的软弱使得他面对母亲与妻子的矛盾时束手无策，只能靠博取她们的同情与怜悯来调解纠纷。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使她们的矛盾越来越深。焦大星亦是如此。母亲辱骂妻子时，他甚至不敢替妻子争辩一句。妻子觉得他“是个窝囊废，没有一点本事。他是他妈的孝顺儿子，不是她的爷儿们”。母亲的厉声让他觉得惊惧，更不要说解决母亲和妻子之间的冲突了。相对汪文宣和焦大星的“软弱”，他们的妻子显得更有个性。曾树生接受过高等教育，学的是思想解放，追求的是个性自由，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花金子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她浑身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大胆泼辣。这两个媳妇对汪母和焦母来说，都不是理想中恭敬、孝顺、听话的小媳妇，更不是在家相夫教子、恪守传统妇道的“合格”媳妇。当看到儿子深爱媳妇时，她们内心更加难以忍受，所以她们处处针对自己的媳妇，想把她赶走。
（二）“封建伦理束缚—个性幸福追求”模式
《寒夜》和《原野》都表现出了“封建伦理束缚—个性幸福追求”的冲突模式，反映了封建家长对青年男女婚姻爱情的摧残以及青年人的反抗。虽然这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都已不是顽固的封建时代，但受长期的封建伦理文化的影响，汪母和焦母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用封建思想束缚媳妇的思想和行为。《寒夜》里的人虽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仍严重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从旧社会走出来的旧式妇女。所以，旧式妇女汪母认为，媳妇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遵从丈夫，服从长辈。在《原野》中，从焦阎王曾是军阀、花金子和仇虎有过包办婚约、花金子被迫成为焦大星的填房等事件中，就可以推测出这时候的封建思想依然很重。焦母念经、使用巫术咒人、作法喊魂，都体现了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如果曾树生和花金子只是传统的小媳妇也就罢了，可曾树生和花金子表现的却是现代女性勇于追求个性自由、幸福生活的特性，这与封建伦理道德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曾树生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拒绝包办婚姻，主张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且勇于追求个人幸福，显然她是不会被封建主义（汪母）接受的。花金子虽然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但她潜意识里也表现出了对个人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她追求美丽，所以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艳丽。她觉得焦大星是个没用的男人，她不喜欢这样软弱的男子。焦母看到花金子有这样一颗“不安分的心”，所以处处刁难她。
三、结语
20世纪，我国社会体制、伦理道德及其他各种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剧烈转变，女性的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女性的价值观和个性追求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将婆媳关系置于这个转型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情怀。通过对《寒夜》《原野》两部文学作品的对比，我们发现婆媳关系受时代背景、社会现实环境、思想文化、个性心理的影响，婆媳冲突原因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