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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政治史与知识史
自古以来，知识与权力、学问和治理之间就有密切关系。在各伟大的前现代文明中，大概都有“贤人统治”(meritocracy)的要素和印记，都有把学识灌注于政治的意图和努力。但是在传统社会里，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处于低度分化和低度制度化的状态，经常与宗教和伦理相交叠混同，并且常常没有专门化的、具有技术功能的知识，能够在政治和治理中发挥作用。只有到了较为晚近的现代社会，专业化的社会知识才被大规模地、系统地、日常地运用于政府运行和公共生活。现代社会中知识和政治的这种新关联方式，是以专业化的、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出现为前提，也以作为专家的知识人以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需要的自觉努力为前提。
在美国，这正是19世纪晚期以来所发生的事。“大学革命”时期，各社会科学学科进入大学并在自然科学的旁侧确立稳固的制度地位；而在进步主义运动中美国版的科学主义勃然兴起，把新生的社会科学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加以倡导和实践。大学革命的知识运动和进步主义的政治运动在时间上大体重合，这绝非偶然。在这两个运动发生之后的20世纪，多个学科以系统和制度化的方式生产具有“科学”形制的知识，同时也不断地拓展其知识产品被运用的社会空间。在美国建国时期固然可以通过国父们的政治思考和辩论看到其具有厚重学养，但那时知识的形态和内容，以及知识运用的方式和范围，实在与20世纪的情况相去甚远。
20世纪美国构建“大政府”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专业化社会科学知识的利用。政府扩张其责任和权力、建立新的职能部门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知识被动员、被利用和向学术之外的领域渗透推广的过程。可以说，脱开对知识史的考察，美国现代政治史将缺失一个必要的立足点。以中央情报局为首的、由多个文职和军方部门组成的美国“情报共同体”是二战以来美国大政府中醒目的新分枝，而社会科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关于知识史和政治史的关联交叠的一个有趣案例。在二战和冷战中，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总能在各方面显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美国情报共同体的历史即为其一端。而美国情报史也显示出美国之注重和擅长动员利用学术、智力资源服务于国家目标，相比之下很多其他国家谈不上有这个优势。
情报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
在二战以前漫长的“孤立主义”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大体上是在不必考虑重大外部威胁和战争风险的条件下运行，其目标和活动范围相对有限。与此相关的是高层决策活动对情报的需求维持在低水平上，情报部门的发育不充分。陆海军和少数文职部门有各自的情报部门，但配置弱小、活动分散，缺乏海外情报的分析评估和汇总协调的中心制度设施。(而且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对情报机构有一种内生的排斥，如成尔逊总统曾专门论述说，只有专制政府才豢养间谍，而民主政府不需要专门的情报机构。)但是这种情况在总体战时代越来越难以持续。时至二战前夕，美国人终于认识到，大规模的、日常的情报供给是美国对外政策有效运行的基础，于是生发出“战略情报”(相对于战场战术情报而言)和“中央情报”(面向高层决策的综合性情报)的理念，着手打造现代“情报共同体”。1941年7月，罗斯福总统下令建立情报协调办公室(COI)；次年6月，COI改名为战略情报局(OSS)。OSS是1947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也是战后美国情报共同体的基石和母体。
美国“情报共同体之父”、OSS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比尔
多诺万将军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清晰理念：情报工作本质上是处理信息的智力活动，有价值的情报更多地靠的是以合理、得力的方法对公开渠道资料信息、予以收集和分析，而不是秘密渠道和间谍活动；面向高层决策的情报工作必须系统地、大规模地利用社会科学家的专门知识。这使得多诺万属意于将情报活动建立在学术共同体的已有基础之上。早在1941年夏，多诺万就延请著名外交史学家、戚廉斯学院院长威廉-巴克斯特第三在COI内组建了一个分析家委员会，吸收各学科专家加入其中。在COI向OSS演变的一年内，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分析工作已在这个新生的情报机构落地生根了。于是当OSS正式成立时，就毫无争议地设置了一个力量强壮的研究分析处。此时巴克斯特因身体原因退出，杰出的欧洲史和外交史专家兰杰出任研究分析处处长。
兰杰后来回忆说：“多诺万对知识和想象力予以同等重视。他坚信，在许多美国大学里平静地从事教学研究的人中不乏专攻外国历史以及外国地理和语言的人，(情报工作)不去吸收利用这一巨大的知识储备，乃至于这种密集的学术研究训练和这种从更广阔的视野中看问题的习惯，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在这种理念下创建的OSS自始就拥有一种浓重的学术色彩。英国的军事情报工作有悠久传统，美国在创建其情报共同体的过程中对英国经验多有效法吸收。但情报机构从学术界系统地汲取社会科学智力资源，在两者间建立一种密切协作的关系，却是美国情报系统甚于、胜于英国的特色。兰杰断言：“显然多诺万比我们的英国盟友更看重学术，也更努力地、更好地利用了我国的学术人。”
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分析处无疑是政府官僚机构里的异类，不时会遭到些轻慢排斥。而且最初上司也没有对研究分析处的工作职责加以清晰规定。但是社会科学家在学识和判断力上的优长在战争环境中总能更快地表现出来。研究分析处下设一个项目规划委员会，大多数情况下自主选择重点开展的研究项目。而他们做出的研究成果被送达政府各个部门，经常被认为具有极高的价值。战后杜鲁门总统授予兰杰以“功绩勋章”(美国政府授予文职人员的最高奖章)，授勋辞中称，兰杰“掌管着关于世界许多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地理情报的收集、密集分析和分发。应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其他许多机构的要求，他率其部下开展先驱性的工作，生产r大批研究、调查、手册和指南，对战争的进行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价值”。这些话，当然也是对整个研究分析处的作用的恰切评价。
“学术明星的银河”
美国东部大学中向来有所谓“老男孩网络”(old boy networks)，在情报共同体的创建中，这种社会精英的人脉关系再一次成为一种服务于国家目标的“社会资本”。巴克斯特，特别是兰杰，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各大学中寻访征召社会科学学者，也把自己的同事以及博士研究生带进OSS，而先来的人又继续把他们的同事朋友拉入，使得研究分析处像一个快速滚动的雪球，在短时间内扩充起来，最多时聚集了大约900名学者。来自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滨州大学的杰出学者充斥着研究分析处，以至于曾供职于OSS的著名作家斯图尔特·阿尔索普称研究分析处为“由学术明星组成的名副其实的银河”。而兰杰则称：这些情报机构里的社会科学家是二战期间“高层决策和大战略的全部历史中被遗忘的人”。
一个情报机构有如此高的智力密集度，着实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在研究分析处供职的学者往往要求别人称呼他们时要带上“博士”(Dr.)的头衔，但研究分析处的智力品级远非博士这个称呼所能代表。在成名学者之外，研究分析处里还聚集着一批出类拔萃的年轻学者，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即便在当时还算不上名家火腕，战后也都在各个学科充当领军人物。1943年以后，研究分析处还招募到多位来自欧洲的流亡学者，包括一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更足可惊叹的是，研究分析处里出了，七位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五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以及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研究分析处，虽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地理学家、心理学家等均有用武之地，但人数最多、作用最为突出的无疑是历史学家。研究分析处中的历史学家名单，就是战后美国历史学的名人录。历史学作为学术专业，其技能以对资料信息的收集、整理、鉴别、提炼、分析、综合为本，其认识论立场强调事物的特殊性、整体性、动态性，其秉性气质以周到、平衡、细致、扎实、审慎、稳健为特点，与情报工作的要求有极大契合之处。的确，当多诺万向国会图书馆馆长麦克利什征询关于情报工作的意见时，后者指出，情报的矿藏就存在于图书馆的书架上，存在于历史上出版的书籍、杂志、报纸和地图中，只要这些信息资料能够为有精湛研究能力的人加以发掘利用。OSS最初的办公地点之一就设在国会图书馆的一个配楼之内，历史学家在这里的工作方式，其实与他们在大学里时没什么大的差别。
自古以来，知识与权力、学问和治理之间就有密切关系。在各伟大的前现代文明中，大概都有“贤人统治”(meritocracy)的要素和印记，都有把学识灌注于政治的意图和努力。但是在传统社会里，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处于低度分化和低度制度化的状态，经常与宗教和伦理相交叠混同，并且常常没有专门化的、具有技术功能的知识，能够在政治和治理中发挥作用。只有到了较为晚近的现代社会，专业化的社会知识才被大规模地、系统地、日常地运用于政府运行和公共生活。现代社会中知识和政治的这种新关联方式，是以专业化的、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出现为前提，也以作为专家的知识人以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需要的自觉努力为前提。
在美国，这正是19世纪晚期以来所发生的事。“大学革命”时期，各社会科学学科进入大学并在自然科学的旁侧确立稳固的制度地位；而在进步主义运动中美国版的科学主义勃然兴起，把新生的社会科学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加以倡导和实践。大学革命的知识运动和进步主义的政治运动在时间上大体重合，这绝非偶然。在这两个运动发生之后的20世纪，多个学科以系统和制度化的方式生产具有“科学”形制的知识，同时也不断地拓展其知识产品被运用的社会空间。在美国建国时期固然可以通过国父们的政治思考和辩论看到其具有厚重学养，但那时知识的形态和内容，以及知识运用的方式和范围，实在与20世纪的情况相去甚远。
20世纪美国构建“大政府”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专业化社会科学知识的利用。政府扩张其责任和权力、建立新的职能部门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知识被动员、被利用和向学术之外的领域渗透推广的过程。可以说，脱开对知识史的考察，美国现代政治史将缺失一个必要的立足点。以中央情报局为首的、由多个文职和军方部门组成的美国“情报共同体”是二战以来美国大政府中醒目的新分枝，而社会科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关于知识史和政治史的关联交叠的一个有趣案例。在二战和冷战中，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总能在各方面显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美国情报共同体的历史即为其一端。而美国情报史也显示出美国之注重和擅长动员利用学术、智力资源服务于国家目标，相比之下很多其他国家谈不上有这个优势。
情报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
在二战以前漫长的“孤立主义”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大体上是在不必考虑重大外部威胁和战争风险的条件下运行，其目标和活动范围相对有限。与此相关的是高层决策活动对情报的需求维持在低水平上，情报部门的发育不充分。陆海军和少数文职部门有各自的情报部门，但配置弱小、活动分散，缺乏海外情报的分析评估和汇总协调的中心制度设施。(而且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对情报机构有一种内生的排斥，如成尔逊总统曾专门论述说，只有专制政府才豢养间谍，而民主政府不需要专门的情报机构。)但是这种情况在总体战时代越来越难以持续。时至二战前夕，美国人终于认识到，大规模的、日常的情报供给是美国对外政策有效运行的基础，于是生发出“战略情报”(相对于战场战术情报而言)和“中央情报”(面向高层决策的综合性情报)的理念，着手打造现代“情报共同体”。1941年7月，罗斯福总统下令建立情报协调办公室(COI)；次年6月，COI改名为战略情报局(OSS)。OSS是1947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也是战后美国情报共同体的基石和母体。
美国“情报共同体之父”、OSS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比尔
多诺万将军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清晰理念：情报工作本质上是处理信息的智力活动，有价值的情报更多地靠的是以合理、得力的方法对公开渠道资料信息、予以收集和分析，而不是秘密渠道和间谍活动；面向高层决策的情报工作必须系统地、大规模地利用社会科学家的专门知识。这使得多诺万属意于将情报活动建立在学术共同体的已有基础之上。早在1941年夏，多诺万就延请著名外交史学家、戚廉斯学院院长威廉-巴克斯特第三在COI内组建了一个分析家委员会，吸收各学科专家加入其中。在COI向OSS演变的一年内，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分析工作已在这个新生的情报机构落地生根了。于是当OSS正式成立时，就毫无争议地设置了一个力量强壮的研究分析处。此时巴克斯特因身体原因退出，杰出的欧洲史和外交史专家兰杰出任研究分析处处长。
兰杰后来回忆说：“多诺万对知识和想象力予以同等重视。他坚信，在许多美国大学里平静地从事教学研究的人中不乏专攻外国历史以及外国地理和语言的人，(情报工作)不去吸收利用这一巨大的知识储备，乃至于这种密集的学术研究训练和这种从更广阔的视野中看问题的习惯，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在这种理念下创建的OSS自始就拥有一种浓重的学术色彩。英国的军事情报工作有悠久传统，美国在创建其情报共同体的过程中对英国经验多有效法吸收。但情报机构从学术界系统地汲取社会科学智力资源，在两者间建立一种密切协作的关系，却是美国情报系统甚于、胜于英国的特色。兰杰断言：“显然多诺万比我们的英国盟友更看重学术，也更努力地、更好地利用了我国的学术人。”
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分析处无疑是政府官僚机构里的异类，不时会遭到些轻慢排斥。而且最初上司也没有对研究分析处的工作职责加以清晰规定。但是社会科学家在学识和判断力上的优长在战争环境中总能更快地表现出来。研究分析处下设一个项目规划委员会，大多数情况下自主选择重点开展的研究项目。而他们做出的研究成果被送达政府各个部门，经常被认为具有极高的价值。战后杜鲁门总统授予兰杰以“功绩勋章”(美国政府授予文职人员的最高奖章)，授勋辞中称，兰杰“掌管着关于世界许多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地理情报的收集、密集分析和分发。应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其他许多机构的要求，他率其部下开展先驱性的工作，生产r大批研究、调查、手册和指南，对战争的进行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价值”。这些话，当然也是对整个研究分析处的作用的恰切评价。
“学术明星的银河”
美国东部大学中向来有所谓“老男孩网络”(old boy networks)，在情报共同体的创建中，这种社会精英的人脉关系再一次成为一种服务于国家目标的“社会资本”。巴克斯特，特别是兰杰，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各大学中寻访征召社会科学学者，也把自己的同事以及博士研究生带进OSS，而先来的人又继续把他们的同事朋友拉入，使得研究分析处像一个快速滚动的雪球，在短时间内扩充起来，最多时聚集了大约900名学者。来自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滨州大学的杰出学者充斥着研究分析处，以至于曾供职于OSS的著名作家斯图尔特·阿尔索普称研究分析处为“由学术明星组成的名副其实的银河”。而兰杰则称：这些情报机构里的社会科学家是二战期间“高层决策和大战略的全部历史中被遗忘的人”。
一个情报机构有如此高的智力密集度，着实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在研究分析处供职的学者往往要求别人称呼他们时要带上“博士”(Dr.)的头衔，但研究分析处的智力品级远非博士这个称呼所能代表。在成名学者之外，研究分析处里还聚集着一批出类拔萃的年轻学者，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即便在当时还算不上名家火腕，战后也都在各个学科充当领军人物。1943年以后，研究分析处还招募到多位来自欧洲的流亡学者，包括一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更足可惊叹的是，研究分析处里出了，七位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五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以及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研究分析处，虽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地理学家、心理学家等均有用武之地，但人数最多、作用最为突出的无疑是历史学家。研究分析处中的历史学家名单，就是战后美国历史学的名人录。历史学作为学术专业，其技能以对资料信息的收集、整理、鉴别、提炼、分析、综合为本，其认识论立场强调事物的特殊性、整体性、动态性，其秉性气质以周到、平衡、细致、扎实、审慎、稳健为特点，与情报工作的要求有极大契合之处。的确，当多诺万向国会图书馆馆长麦克利什征询关于情报工作的意见时，后者指出，情报的矿藏就存在于图书馆的书架上，存在于历史上出版的书籍、杂志、报纸和地图中，只要这些信息资料能够为有精湛研究能力的人加以发掘利用。OSS最初的办公地点之一就设在国会图书馆的一个配楼之内，历史学家在这里的工作方式，其实与他们在大学里时没什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