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间信仰——基于额尔敦敖包祭祀的田野考察
【出 处】
：
西北民族研究
【发表日期】
：
2012年3期
其他文献
以下,我将先涉及一个西方早期传教士对“上古中国”进行汉学翻译的例子。接着,我将回顾后传统时期中国的历史书写国族化,解释上古概念及随之而来的历史分期方法如何被化为“新史”,替代“旧史”。此外,我还将展示中国史研究的“局内人”在其展开的“社会史论战”中如何言说上古时期的好坏。
一、昆仑山飞出的金凤凰
2000年7月9日,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民族民俗学家郝苏民先生,曾用一首河州“花儿”体格式的词,对苏平“花儿”艺术发展作了概括——《赞花儿皇后——苏平》：“昆仑山飞出的金凤凰,远路上,汗水里翻了个浪;黄河的漩涡里扳了个桨,好把式,你把花儿种在了人们心上。”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以后,从明代开始,自觉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开始中国化发展道路。“清真”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明初与伊斯兰教相结合,后来回族穆斯林不断充实其内涵,逐渐形成清真饮食文化、清真宗教文化、清真书报文化、清真教育文化等。“清真”在构建中国穆斯林文化认同、文化整合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清真”作为我国穆斯林信仰及生活方式汉语表达的象征符号,已经渗透到我国回族等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形成中国回族等穆斯林特有的“清真文化”。
宗教对话是增进互相理解和尊重,建立宗教间良性互动关系的主要渠道。清朝末期,云南伊斯兰经学大师马德新、马联元针对基督教的宣教攻势,写下《据理质证》和《辨理明证语录》,积极回应并与传教士展开宗教主张、宗教理论层面的学术争辩,开启了中国的“回耶对话”。学术界对这场宗教对话进行了多维度研究,但对其发生的内在原因解读不足。文章通过对清末“回耶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个案发生原因的深入分析,指出文化的空间相遇与频繁互动是对话的前提,承认对方存在的价值是对话得以实现的核心基础,强烈的文化反思、自觉意识和自我表述的愿望是对话的
据指导本读书会的王铭铭教授的介绍,海外人类学家在中国东南进行的研究,其起点是19世纪末荷兰学者高龙（J.J.M.de Groot）对于“礼”的民间实践的考察。清末民初,一些受新思想影响的文人,在同盟会和民俗学的双重影响下,也对东南地区的民俗展开研究。
西藏的文明以其特有的魅力不断吸引中外学者，催生出藏学这样一个国际性研究领域。而在国际藏学界，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iaseppeTucci，1894—1984）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人物。他曾先后八次进入西藏实地考察，撰写出专著十余部，论文一百多篇。而在这些作品中，《西藏宗教之旅》（1970）②从一出版就轰动了藏学界。这本书图文并茂，分七章论述西藏的宗教。从叙述的内容来看，这七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自然物被神化后，仍用原来的名称称呼。《诗经·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诗经·瞻印》：“瞻印吴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诗句中的天用“苍”、“昊”形容，它是自然物的天；又能“歼良人”、“降大厉”，它又是被神化、有意志的天。自然物的天被神化后仍称为“天”，鲜明地表现在诗句中。《晏子春秋》卷一：齐景公因久不降雨而让卜人占卜原因，卜人回话：“祟在高山广水。”话语中的山、水分别用“高”、“广”修饰，它们是自然物的山水；又能作祟，它们又是被神化、有意志的山水。自然物的山、水被神化后仍称为“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