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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一路飙升，贷款利息一涨再涨，“房奴”——一个闪现着智慧光芒，也透着辛酸的新词汇开始在坊间流传。不管是购房者自嘲，还是别人的调侃，都体现了一种对购房行为的态度。
买了房子是“房奴”，不买房子是“流浪族”。平衡两者之间的鸿沟，也许只能靠房价下跌。但是，寄希望于开发商降价是与虎谋皮，单纯的房市调控又有沦为“空调”的嫌疑。“我们养房，谁养父母？”又有谁能给出答案呢？“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欠银行100元钱”是对“房奴”生活的典型写照。有调查显示，近四成的房贷一族已成“房奴”，月供占其收入的40%甚至50%以上。
如何承受“房奴”之重
我们的生活从此改变
对于那些持币而待房价调控的人们来说，自己是何其不幸，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从特大城市到中小城市，持续狂奔的房价列车又把他们甩在了身后。这些人似乎只有两个选择：买票上车或是被甩得更远。而买票上车者从此就沦为“房奴”。
和李锋相熟的朋友最近都明显感觉到了他的变化：曾经是“饭局”的积极组织者兼中流砥柱的他，开始以各种冠冕堂皇甚至匪夷所思的借口拒绝参加“腐败”活动；不论什么时候打他的手机，无一例外都会听到一个甜美的女声说：“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过不多久，一个短信息蹒跚而至，“有什么事吗”；以前每周必去的泡吧和健身被取消，转而每月去银行一次——当然，是去还房贷按揭，而不是去银行泡吧或者健身。
“买了房之后，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最要命的是，这种改变不是一年半载，而是漫长的15年！”李锋曾因为在同学中最早成为有房一族而被戏称为“钻石王老五”，可是提及现在的生活，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欣喜，显得颇有些无奈。
这种无奈，同是“房奴”的费晴感同深受。每月到了20日，费晴都要向银行的账户中存入2000元。这是她交给银行的房贷按揭款，几乎是她月收入的四分之三。而还贷期长达20年。这只是漫漫长夜的开始。
类似费晴这样的购房者，他们的生活可以用“买房前”和“买房后”来划分。
买房前，费晴在合肥一家媒体工作，月收入3000元左右，一个人吃穿用住后还会有一些节余。但是在买房后，日常的消费，能节省就节省，不是必须的开销就一律取消。最重要的是，往日那种从容应对生活的良好心态也发生了彻底改变。“压力、矛盾、迷惘”，她用这三个词来形容自己买房后的状态。
2005年至今，合肥就有近10万人加入到购房大军中。也就是说，在不到两年时间合肥市已经催生近4万“房奴”。
尽管在这每年新增的近5万购房人当中，房子带来的感受各有不同，但类似费晴这样的购房者却并不在少数：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月供的份额却在总收入中比例过高，以至于应付日常生活都捉襟见肘。
一个广为流传但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在中国，像李锋这样，生活被房贷按揭所改变的青年，有2600万。而一个确定的数字是，1997年，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金额不到200亿元；到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6万亿元。8年的时间，增加了近80倍。
某网站最新一项有1501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有91.1％的人，其购房方式是按揭贷款。
“我是被逼出来的。”李锋这样解释自己观念的“进步”。合肥市物价部门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合肥房价一直徘徊在3100～3300元/平方米，2006年这个数字还在上升。也就是说，月收入3000左右的李锋，要不吃不喝整整10年，才能在合肥买得起一处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如果说，放贷按揭还算一种观念的开放，给人以更多选择的话，某网站这次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无疑让人担忧。调查显示，在贷款买房的人当中，54.1％的人月供占其收入的20％~50％，甚至有31.8％的人，月供占到了其收入的50％以上。
也就是说，即便是按照中国银监会更为宽泛的标准，也有31.8％的人，其房贷月供超过了50％这一警戒线。
过高的房贷月供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次调查发现，77.9％的人认为房贷还款负担太重，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很多按揭买房的人自称为“蜗牛”一族。他们身上背着房子，在享受着高薪、白领、有房一族等诸多心理安慰的同时，也承受着“一天不工作，就会被世界抛弃”的精神重压，生活质量大为下降。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他们常常戏称自己正在坚定地叩响“忧郁症”的大门，甚至一只脚已经迈了进去。
“房奴”催生“丁克”家庭
“我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自己像杨白劳似的，欠了人家一屁股债。”张明明是合肥一家写字楼里的职员，32岁的他去年买了一套总价50万元的住房，首付15万元，月供2000元。买房前，已经工作6年的他“居无定所”，搬家都搬过好几回了，但是考虑到要和女友结婚必须有房子，所以去年“全家举债”淘到一套尾房，就此也把张明明一家套在了房子中。
张明明的新家位于大蜀山脚下，一进门以为走进了刚搬空的房间，虽然经过简单装修，但是“家”的感觉却不旺，20多平方米的客厅什么都没有，房间也只是摆了床。张明明说，因为供房的压力，他们目前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家具和电器，搬进新家后惟一添的两大件是一个54厘米的电视和一个冰箱。
张明明今年已经32岁了，远在老家的母亲已经开始念叨抱孙子了。“不敢生，”这是张明明给出的答案，“房子还压在身上呢，再生个孩子，我就别过日子了。”
30~40岁正是一个人人生和事业的稳定期，并且通过多年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他们才应该是购房者的主力。但事实的结果是，买房后，他们却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房贷、医疗、子女的教育费用和父母的养老费用几乎压得他们难以喘息。因此，买房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丁克”家庭的出现。
“房奴”一族年轻化
2004年，王齐大学毕业，进入一家金融企业工作，月收入4000元左右。2006年4月，他也买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通过高考进入城市读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一两年后由父母或亲朋好友协助凑足首付款，然后开始城市“负翁”的生活。在年轻人当中，这种生活状态已经越来越普遍。合肥市建委一位负责人说，购房者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在所有年龄段中，21～30岁的购房者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38.8%。
这一结果出乎不少人的预料，本以为30～40岁正是一个人事业稳定期，并且通过多年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这群人才应该是购房者的主力。但事实的结果是，这个年龄段的购房者只是24.2%，比前一年龄段低了14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在刚毕业不久之后就选择买房，王齐给出的答案是，希望能有稳定感。当然房价持续上涨也使他急于尽早下手。
已经成为有房族的王齐每月需要还款将近2000元，占了收入的一半，但他觉得还能承受，毕竟单位每个月有500元左右的公积金，同时自己还有一些兼职可以不定期地增加一些收入。“我现在的工作比较稳定，收入也会慢慢提高，还款的压力肯定会越来越小。”王齐预测说。
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庐阳分局市场管理科科长黄鹏介绍说，购房对象中，可承受月供1000～1500元、1500～2000元、2000～3000元的人的比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一般都在1500～2000元。而可承受1000元以下月供的人则在减少。
但对于费晴来说，则没有那么乐观。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她报考了在职硕士，一边读书一边上班的生活让她备感疲惫，因为有了月供的压力，她也不敢轻易换工作，因为薪金必须达到一定额度的要求。这也让她失去了几次从事自己更喜欢的职业的机会。
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一声叹息
谁掌握了使人们确信他们需要什么的话语权力，谁就控制了社会。西方学者马尔库塞这样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是这句话的一个实证。整个城市都在消费方式的裹挟下，欢欣鼓舞地加入了追求好生活的行列。政策引导和消费主义相互合力，使得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个单向度的上涨轨道。
“房奴”的窘迫，源于全民买房的狂潮——一如当年的“股疯”。中国人被卷入这场停不住脚的人潮。
提前释放的需求
从2000年开始，买房的“狂潮”席卷了中国，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概莫能外。合肥也在波涛汹涌中，扮演着弄潮儿的角色。
1997年，当刘浩刚进入合肥房地产市场从事销售工作时，几乎还没有多少人有买房的概念。那时候，依靠工作单位的福利分房，还是大多数城镇居民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到了2006年，已经是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销售管理中心总监的张帆早已买了房。他身边许多朋友也买了房，就连刚刚工作一两年的高校毕业生也已经开始用按揭贷款买房。近十年的时间里，市场在变，政策在变，购房人也在变。
一家房地产公司曾经如此预测合肥市的主力购房人群：按照合肥市的规划，到2020年，合肥市域人口将达到710万人，城市中心人口将达到360万人。按现有的规模，平均每年将新增1.2万人。此外，合肥市每年对危旧房的改造，计划的拆迁房屋也有2万套左右，像安纺、合钢等这样的老牌国企，当年福利分的房子，现在都要寿终正寝了。其中大多数拆迁人群都会有购房的需求。这两类人当中，即便是一半人有购房需求，每年至少需新增1.6万套住宅才行。
而合肥市的高校毕业生也在逐年增加，2007年安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8.7万人。这些人中，有60%选择了在省城工作，而这批人，在工作三到五年间，也都陆续加入了购房者的行列。
庞大的置业大军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涌入了房地产市场，在这其中，20~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中坚力量。
合肥市一家营销公司曾经在2002年和2003年针对合肥市场的潜在购房者做过问卷调查。通过两年的观测，他们发现，合肥市场的购房者出现低龄化的倾向，其中25岁以下的购房者数量明显增多，仅仅在一年之间，就上升了8.9个百分点。
而到了2005年，该公司再次进行调查，发现这个趋势仍然还在持续，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根据调查，在所有准备两年内购房的人群中，30岁以下的占据55.5%。其中25～28岁间准备购房的人群占到了3成以上，为所有年龄段之最。
合肥市省直单位房地产改革办公室主任王文炳分析购房人群年轻化的原因时指出，这个年龄段正处于婚育期，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这些年轻的购房者可以得到双方父母两个家庭力量的支持，这让他们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时间提前了许多。同时，由于房价连年攀升，也使得不少年轻人出现“价格恐慌症”，提前释放了自己的购房需求。
这一判断也为一项调查所验证，在合肥市准备购房者当中，“单身”或“夫妇两人”的家庭占据了整个购房者的6成以上。
“大学毕业后，年轻人就应该独立了，不应该再用父母的钱。”话虽这么说，但为了避免儿子成为“房奴”一族，王文炳也倾其所有为儿子在太湖路“省直家园”购买的房子垫付了20万元。
被美国老太忽悠
刘浩还记得，1997年之前，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候，能够买房的人都是被称作先富裕起来的那批人。在这些人当中，“40岁以上者居多，通常都是一次性付款。”也正是这批人进入到房地产市场，造就了合肥市最早的“富人区”——琥珀山庄。
而1997年之后，福利性分房逐步取消。1998年，房改作为拉动内需的措施之一被推行，银行按揭贷款政策也陆续推出。这成为当时影响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变数。为了鼓励贷款购房，1998～1999年间，有些银行甚至推出过“零首付”的政策。但真正敢于将自己半生积蓄拿出来交给银行，并预支未来数十年收入的人并不多。
可是到了2000年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观，合肥的商品房销售总额出现“跳跃”式的增长。与此同时，一则有关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不同的购房观念的故事，也在消费者当中不胫而走。这则故事中，一个中国老太太说，我工作了一辈子，终于存够了买房子的钱；而那个美国老太太说，我工作了一辈子，终于把银行的房贷还清了。
仿佛在一夜之间，历来以“寅吃卯粮”为耻的中国人，学会了“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其中的主流就是年轻人。
此后，“按揭贷款的理念逐步为人们接受，购房人的数量一下增长起来。”刘浩说。
合肥市房地产开发的第1个高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建设了铜陵、钢铁、太湖、蜀山、西园、亳州、宁国和濉溪九个新村，其中以西园新村为代表。当时西园新村平均房价仅400元/平方米，合肥的住宅市场那时刚刚起步，市民积攒了多年的买房欲望因为有了消费渠道，自然引起一阵轰动，市场看起来是一片繁荣。
90年代初，合肥房地产迎来了第2个高峰，位于合肥市主干道长江西路大西门的“琥珀山庄”，一开始就以“高中档的定位“、“新颖的规划设计”，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琥珀山庄”建房之初内定价仅为680元/平方米。后又以1500/平方米试价，结果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等到现房销售时，小区内的普通商品房均价由1500元/平方米节节攀升，最后定在2350至2650元/平方米；售价3500元/平方米的16幢三层花园别墅尚未竣工就已全部售磬。人们争相在此置业或投资，居住琥珀山庄变成了某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准房奴”欲哭无泪
在刘浩的印象当中，最先试水的是合肥市一些效益较好的单位和一些生意人。他们每月领取3000高薪或月赚10000元的收入，同时也没有太多的生活负担，工作2~3年就会有一笔不小的积蓄，足够应对20%的首付房款，于是曾经买到1000元左右，套型在140~180之间曾无人问津的合肥第一处城郊商业住宅楼——新加坡花园城开始热销，从而引发合肥市房地产开发的第3个高峰。随着这个高峰的来临，新加坡花园城的房价也水涨船高一路攀升到3500左右。
在此过程中银行出台的贷款优惠政策和合肥近几年的大拆迁，都对合肥的房地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几年前“房奴”一词还没有诞生，但一些购房者已经体味到了“卖身为奴”的滋味。他们是住房的奴隶，也是消费的奴隶。他们被裹挟进了政策引导和消费主义搅动的漩涡而无法挣脱，被迫以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加入抬升房价的合力之中。
人们突然发现人这一辈子从小到大再到老，所有的努力与拼搏就是为了一套房子。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到头来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住’都还不能解决？”一位网友如此痛心疾首地感叹。
“你买的不是房子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你买的楼盘名字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从此以后30年的人生，那几厅几室就是你的世界你的中心。”如此形象传神的描述，是26000多万房奴目前生活状态的生动写照。当然，比这26000多万“卖身为奴”的人更不幸的，则是那数以亿计等待“卖身为奴”的准房奴。
一位合肥的准房奴这样形容现在的心情：“最早没有赶上2000元一平方米的房子，放弃了；再想买的时候，付不起10万元的首付，又放弃了；后来能付起10万元首付了，房价又涨了，无奈又放弃……”
“拒买”能坚持多久？
租房比买房划算
曾经有一个买房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现在才知道是多么的珍贵，因为现在的房价对我而言已经是太高了。”CCTV4频道“今日关注”主持人鲁健面向全球数亿观众，在直播节目时脱口而出，道出自己买房梦“一天一天在破灭”的真实感受。
尽管很多人买房梦破灭，只能望房兴叹，却从没有放弃对买房的热情和决心。很少有人像张杰这样把买好的房子卖掉，去租住房子。
张杰近来的重要家庭功课是说服老婆同意卖房。“卖了现在郊区的套房，我们可以去市中心租一套更方便的房子，每个月的房租和我们现在要付的按揭款差不多，卖房的钱可以拿去炒股。”
张杰坦言，房产消费中，不得不面对的就是贷款。
虽然现在房价表面上不涨并且下跌了，但这个不涨是在涨到了超出大多数人购买能力之后的小幅回落，现在买房，你就不得不独立承担这沉重的利息，自2004年以来央行两次调高房贷利率，加息后的还贷压力增大。
对张杰来说，更具诱惑力的是把原本要付的房产首期款和要交的手续费的钱投资于证券或股票上，收益将更大。
他的理念是把死钱变成能够自己掌握的“活钱”，企业债、基金的潜在收益率都远远大于房产投资。因此把钱放在其他领域的投资，似乎更能实现资本增值。
张杰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一个月5000元的收入，要买一套100万元的房子。首付20%（20万元），25年分期付款，每个月要还的贷款为4695.3832元，工资所剩无几。如果租房子的话，租金1600/月×12×25＝48万。而25年内将要还贷4695.3832×12×25＝140.86万元，租房子的价格仅仅是买房的零头。
楼市遭遇揭竿起义
看了张杰算的这笔帐，相信很多人会心动，但极少人行动，因为投资于证券或股票都是有风险的，多数人不敢“试水”。于是民众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发泄对房价飞速上涨的抗议。
2006年4月26日，经过一番苦心酝酿，深圳市民邹涛在奥一网论坛发表了《关于发起“不买房行动”致全社会的公开信》。一场由民间英雄发起的“三年不买房行动”，正与持续走高的房价展开激烈的争斗。而且，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场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公开信中，他写道，如果人们现在买房，将要“承担终身的债务”，“一辈子将为房子累死累活”，人们“将没有幸福感”可言。他反问：“难道我们注定要做一辈子的房奴？”
“三年内不买房！”同样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北京、上海、杭州等高房价城市成为网上言论直指的目标。5月8日《中国青年报》公布的一份相关民意调查显示：在8938名参与调查的群众中，79.1%的人表示支持“不买房行动”。
有人评价说，拒绝的姿态“折射出来‘公民国家’的气息——当权利受到威胁，可以就社会事务采取行动。但是，也要看到浸淫在‘不买房运动’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把集体行动当作泄愤的舞台。”
不买房，成了绝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可是，这看似轰轰烈烈的“行动”能“行”多远？能“动”多久？
“拒买”能否影响房价
但面对强势的房地产商和房价，很难想象所谓“抵抗运动”能有实际的效用，它只不过用这些来自不用角度的呼声，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敲响警钟。
虽然，房地产市场敲响警钟已经敲响，“不买房运动”也在沿海地区和网络上如火如荼地蔓延，但合肥市民对待“不买房运动”却特别冷静。
“我是不怎么看好‘不买房行动’的。虽然我也买不起房，也在一遍遍咒骂一路飙升的房价。但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政府部门不硬起手腕应对这一现实，仅凭我们一句‘不买房’的气话，是不可能‘让房子烂到炒房人手中’的，房价依然会像地产大佬任志强所预言的那样‘永远只会长期上涨’，”合肥市民李晓宁很无奈地说。
合肥某高校一位社会学教授认为，如果房子是生活必需品，那么这样的集体行动很可能行而不远，如果房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则“要跟开发商死磕到底”也没有关系。要知道，对于十分重家的中国人来说，“家”是安身立命之所，而“家”的主要载体就是房子，没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从生活到灵魂仿佛都是游移不定的，尤其对于漂泊异乡的年轻人，买房就是安家，不但给他们成就感，还给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而且“结婚先要买房，有房子才有娘子”已成年轻人的共识。一句话，没有房子，后果很严重。在这样的心理、社会背景下，“拒买行动”能坚持多久令人怀疑。
经济学家杨成长博士，在近日举办的建华企业家课堂上说，房地产业是半金融行业，单纯用供求关系来评价房地产是不正确的，而且需求的弹性比供给的弹性大得多。他认为，国内一些房地产过热的城市房价肯定要回落。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也担心，由于市场需求受到抑制，持币待购者增多，如果市场一直这样冷下来，再过3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会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银行催债等陷入危机，房地产的冬天可能将会真正来临。那时，一些开发企业可能会降价销售，甚至有的楼盘可能会出现烂尾。
但是，更多的开发商仍然看好合肥的房地产市场。他们认为，合肥正处大发展的过程中。合肥正规划在巢湖边建设一座120平方公里的新城，明年一期30万平方公里的工程将启动。作为惟一濒临大湖的省会城市，合肥非常适宜人居，未来的5至10年内，合肥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将快速增长。
“房奴”春天何时来临
虽然反对声一片，但不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民众，都没有停下匆匆的脚步，稍适休息。民众中的一部分抱怨买不起房，而另一部分则疯狂投入炒作中，甚至那些成为“房奴”的人，其购房需求也部分来自投机。因此不能太多指望地产商的自律或是消费者的自省。
如果各级地方政府本身仍勤于充当市场的逐利者而吝于担当中低收入阶层的保障者，政府能否摆脱弃责和逐利的惯性，也许才是能否勒住脱缰烈马的解决之道。
根据现有的土地法律，政府垄断了供应工商业用地和城市人口居住用地的权力。必须由政府向农民征用土地之后，这些土地才可以用于工商业开发和城市居民居住。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只向开发商出让它所占有之国有土地，而拒绝向家庭及若干家庭组成的类似于住房合作社之类的组织出让土地。
这种模式与香港地产模式大体相同。香港政府的最大宗财政收入是售地收入，目前内地各城市的收入结构也基本呈现这种特点。
但是香港历届政府通过出售土地套取的利益，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变成了低收入者的住房福利，有统计称，在香港，居民公屋入住率达到50%以上，即香港一半以上的中低收入民众可以通过住房保障体系来解决住房问题。
不幸的是，这一点却被内地各级政府忽略了。政府提供给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福利微乎其微。廉租房几乎没有，经济适用房比例低下。也就是说，内地只模仿了香港模式的前半截，高地价、高房价，却忘记香港模式的后半截：住房高福利。
香港模式值得借鉴的意义在于，这是对完全向政府、向房地产倾斜的房地产模式的一种矫正。如果要做到“居者有其屋”说法，王文炳认为，政府要建立公共住房福利基金，比如说，土地转让收入的一定比例必须用于补充这一基金，用于向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福利。如廉租屋补贴，建立经济适用房。
对于省直机关房改这一块，王文炳认为，关键是要规范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还有完善“货币化补贴”，让大家买得房。但随后他也感叹：“合肥的房改还要再走20年，房改工作任重道远。”
个人集资建房项目温州破冰
虽然国家一直针对房价上涨进行调控，但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从“国八条”到“国六条”，都未必是楼市的救世福音。于是全国各地民众一致认为只有“个人集资建房”，才能抑止开发商的暴利。然而，不久就因为和政府问题产生矛盾，逐渐湮灭。虽然各大城市呼声相当高的集资建房目前基本已经销声匿迹，但在温州，对集资建房的操作又浮出水面。全国个人集资建房组织首次“成功拿地”在温州诞生。
“从开发成本预算清单可以看出，该项目土地出让金占开发成本70%以上，开发成本价则不到周边商品房市价的一半。该市市场营销协会秘书长赵智强说。
“拿地”是全国各地个人集资建房的主要瓶颈，“温州能够‘破冰’，无疑对全国“合作建房”将起到鼓舞士气和借鉴作用，给广大购房者带来了福音。在国外，个人集资建房较普遍，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重要力量；而在我国，个人集资建房还处于在夹缝中前行的“弱势群体”。虽然这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正常产物，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种细分或是补充，但能否成为成功的案例推广，前景还令人担忧。
合肥市房产交易管理登记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也持同样看法：对于参与的个人来说，如果成功当然是件好事，对市场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但他也认为开发商建房子，通常也只是针对某一细节的消费层提供定制式产品，而合作建房则使大家都成为“股东”，众口难调，如何管理，取得相互之间的信任，也是对个人集资建房一个不小的考验。
住房问题已成老百姓切肤之痛，尽管原因千头万绪，然而追根溯源，总能找到它的症结所在。惟有正视问题，拿出务实的办法，才有望让“房奴”翻个身，化解民生之痛，让“居者有其居”的理想早日实现。
买了房子是“房奴”，不买房子是“流浪族”。平衡两者之间的鸿沟，也许只能靠房价下跌。但是，寄希望于开发商降价是与虎谋皮，单纯的房市调控又有沦为“空调”的嫌疑。“我们养房，谁养父母？”又有谁能给出答案呢？“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欠银行100元钱”是对“房奴”生活的典型写照。有调查显示，近四成的房贷一族已成“房奴”，月供占其收入的40%甚至50%以上。
如何承受“房奴”之重
我们的生活从此改变
对于那些持币而待房价调控的人们来说，自己是何其不幸，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从特大城市到中小城市，持续狂奔的房价列车又把他们甩在了身后。这些人似乎只有两个选择：买票上车或是被甩得更远。而买票上车者从此就沦为“房奴”。
和李锋相熟的朋友最近都明显感觉到了他的变化：曾经是“饭局”的积极组织者兼中流砥柱的他，开始以各种冠冕堂皇甚至匪夷所思的借口拒绝参加“腐败”活动；不论什么时候打他的手机，无一例外都会听到一个甜美的女声说：“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过不多久，一个短信息蹒跚而至，“有什么事吗”；以前每周必去的泡吧和健身被取消，转而每月去银行一次——当然，是去还房贷按揭，而不是去银行泡吧或者健身。
“买了房之后，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最要命的是，这种改变不是一年半载，而是漫长的15年！”李锋曾因为在同学中最早成为有房一族而被戏称为“钻石王老五”，可是提及现在的生活，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欣喜，显得颇有些无奈。
这种无奈，同是“房奴”的费晴感同深受。每月到了20日，费晴都要向银行的账户中存入2000元。这是她交给银行的房贷按揭款，几乎是她月收入的四分之三。而还贷期长达20年。这只是漫漫长夜的开始。
类似费晴这样的购房者，他们的生活可以用“买房前”和“买房后”来划分。
买房前，费晴在合肥一家媒体工作，月收入3000元左右，一个人吃穿用住后还会有一些节余。但是在买房后，日常的消费，能节省就节省，不是必须的开销就一律取消。最重要的是，往日那种从容应对生活的良好心态也发生了彻底改变。“压力、矛盾、迷惘”，她用这三个词来形容自己买房后的状态。
2005年至今，合肥就有近10万人加入到购房大军中。也就是说，在不到两年时间合肥市已经催生近4万“房奴”。
尽管在这每年新增的近5万购房人当中，房子带来的感受各有不同，但类似费晴这样的购房者却并不在少数：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月供的份额却在总收入中比例过高，以至于应付日常生活都捉襟见肘。
一个广为流传但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在中国，像李锋这样，生活被房贷按揭所改变的青年，有2600万。而一个确定的数字是，1997年，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金额不到200亿元；到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6万亿元。8年的时间，增加了近80倍。
某网站最新一项有1501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有91.1％的人，其购房方式是按揭贷款。
“我是被逼出来的。”李锋这样解释自己观念的“进步”。合肥市物价部门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合肥房价一直徘徊在3100～3300元/平方米，2006年这个数字还在上升。也就是说，月收入3000左右的李锋，要不吃不喝整整10年，才能在合肥买得起一处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如果说，放贷按揭还算一种观念的开放，给人以更多选择的话，某网站这次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无疑让人担忧。调查显示，在贷款买房的人当中，54.1％的人月供占其收入的20％~50％，甚至有31.8％的人，月供占到了其收入的50％以上。
也就是说，即便是按照中国银监会更为宽泛的标准，也有31.8％的人，其房贷月供超过了50％这一警戒线。
过高的房贷月供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次调查发现，77.9％的人认为房贷还款负担太重，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很多按揭买房的人自称为“蜗牛”一族。他们身上背着房子，在享受着高薪、白领、有房一族等诸多心理安慰的同时，也承受着“一天不工作，就会被世界抛弃”的精神重压，生活质量大为下降。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他们常常戏称自己正在坚定地叩响“忧郁症”的大门，甚至一只脚已经迈了进去。
“房奴”催生“丁克”家庭
“我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自己像杨白劳似的，欠了人家一屁股债。”张明明是合肥一家写字楼里的职员，32岁的他去年买了一套总价50万元的住房，首付15万元，月供2000元。买房前，已经工作6年的他“居无定所”，搬家都搬过好几回了，但是考虑到要和女友结婚必须有房子，所以去年“全家举债”淘到一套尾房，就此也把张明明一家套在了房子中。
张明明的新家位于大蜀山脚下，一进门以为走进了刚搬空的房间，虽然经过简单装修，但是“家”的感觉却不旺，20多平方米的客厅什么都没有，房间也只是摆了床。张明明说，因为供房的压力，他们目前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家具和电器，搬进新家后惟一添的两大件是一个54厘米的电视和一个冰箱。
张明明今年已经32岁了，远在老家的母亲已经开始念叨抱孙子了。“不敢生，”这是张明明给出的答案，“房子还压在身上呢，再生个孩子，我就别过日子了。”
30~40岁正是一个人人生和事业的稳定期，并且通过多年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他们才应该是购房者的主力。但事实的结果是，买房后，他们却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房贷、医疗、子女的教育费用和父母的养老费用几乎压得他们难以喘息。因此，买房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丁克”家庭的出现。
“房奴”一族年轻化
2004年，王齐大学毕业，进入一家金融企业工作，月收入4000元左右。2006年4月，他也买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通过高考进入城市读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一两年后由父母或亲朋好友协助凑足首付款，然后开始城市“负翁”的生活。在年轻人当中，这种生活状态已经越来越普遍。合肥市建委一位负责人说，购房者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在所有年龄段中，21～30岁的购房者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38.8%。
这一结果出乎不少人的预料，本以为30～40岁正是一个人事业稳定期，并且通过多年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这群人才应该是购房者的主力。但事实的结果是，这个年龄段的购房者只是24.2%，比前一年龄段低了14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在刚毕业不久之后就选择买房，王齐给出的答案是，希望能有稳定感。当然房价持续上涨也使他急于尽早下手。
已经成为有房族的王齐每月需要还款将近2000元，占了收入的一半，但他觉得还能承受，毕竟单位每个月有500元左右的公积金，同时自己还有一些兼职可以不定期地增加一些收入。“我现在的工作比较稳定，收入也会慢慢提高，还款的压力肯定会越来越小。”王齐预测说。
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庐阳分局市场管理科科长黄鹏介绍说，购房对象中，可承受月供1000～1500元、1500～2000元、2000～3000元的人的比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一般都在1500～2000元。而可承受1000元以下月供的人则在减少。
但对于费晴来说，则没有那么乐观。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她报考了在职硕士，一边读书一边上班的生活让她备感疲惫，因为有了月供的压力，她也不敢轻易换工作，因为薪金必须达到一定额度的要求。这也让她失去了几次从事自己更喜欢的职业的机会。
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一声叹息
谁掌握了使人们确信他们需要什么的话语权力，谁就控制了社会。西方学者马尔库塞这样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是这句话的一个实证。整个城市都在消费方式的裹挟下，欢欣鼓舞地加入了追求好生活的行列。政策引导和消费主义相互合力，使得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一个单向度的上涨轨道。
“房奴”的窘迫，源于全民买房的狂潮——一如当年的“股疯”。中国人被卷入这场停不住脚的人潮。
提前释放的需求
从2000年开始，买房的“狂潮”席卷了中国，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概莫能外。合肥也在波涛汹涌中，扮演着弄潮儿的角色。
1997年，当刘浩刚进入合肥房地产市场从事销售工作时，几乎还没有多少人有买房的概念。那时候，依靠工作单位的福利分房，还是大多数城镇居民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到了2006年，已经是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销售管理中心总监的张帆早已买了房。他身边许多朋友也买了房，就连刚刚工作一两年的高校毕业生也已经开始用按揭贷款买房。近十年的时间里，市场在变，政策在变，购房人也在变。
一家房地产公司曾经如此预测合肥市的主力购房人群：按照合肥市的规划，到2020年，合肥市域人口将达到710万人，城市中心人口将达到360万人。按现有的规模，平均每年将新增1.2万人。此外，合肥市每年对危旧房的改造，计划的拆迁房屋也有2万套左右，像安纺、合钢等这样的老牌国企，当年福利分的房子，现在都要寿终正寝了。其中大多数拆迁人群都会有购房的需求。这两类人当中，即便是一半人有购房需求，每年至少需新增1.6万套住宅才行。
而合肥市的高校毕业生也在逐年增加，2007年安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8.7万人。这些人中，有60%选择了在省城工作，而这批人，在工作三到五年间，也都陆续加入了购房者的行列。
庞大的置业大军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涌入了房地产市场，在这其中，20~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中坚力量。
合肥市一家营销公司曾经在2002年和2003年针对合肥市场的潜在购房者做过问卷调查。通过两年的观测，他们发现，合肥市场的购房者出现低龄化的倾向，其中25岁以下的购房者数量明显增多，仅仅在一年之间，就上升了8.9个百分点。
而到了2005年，该公司再次进行调查，发现这个趋势仍然还在持续，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根据调查，在所有准备两年内购房的人群中，30岁以下的占据55.5%。其中25～28岁间准备购房的人群占到了3成以上，为所有年龄段之最。
合肥市省直单位房地产改革办公室主任王文炳分析购房人群年轻化的原因时指出，这个年龄段正处于婚育期，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这些年轻的购房者可以得到双方父母两个家庭力量的支持，这让他们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时间提前了许多。同时，由于房价连年攀升，也使得不少年轻人出现“价格恐慌症”，提前释放了自己的购房需求。
这一判断也为一项调查所验证，在合肥市准备购房者当中，“单身”或“夫妇两人”的家庭占据了整个购房者的6成以上。
“大学毕业后，年轻人就应该独立了，不应该再用父母的钱。”话虽这么说，但为了避免儿子成为“房奴”一族，王文炳也倾其所有为儿子在太湖路“省直家园”购买的房子垫付了20万元。
被美国老太忽悠
刘浩还记得，1997年之前，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那时候，能够买房的人都是被称作先富裕起来的那批人。在这些人当中，“40岁以上者居多，通常都是一次性付款。”也正是这批人进入到房地产市场，造就了合肥市最早的“富人区”——琥珀山庄。
而1997年之后，福利性分房逐步取消。1998年，房改作为拉动内需的措施之一被推行，银行按揭贷款政策也陆续推出。这成为当时影响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变数。为了鼓励贷款购房，1998～1999年间，有些银行甚至推出过“零首付”的政策。但真正敢于将自己半生积蓄拿出来交给银行，并预支未来数十年收入的人并不多。
可是到了2000年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观，合肥的商品房销售总额出现“跳跃”式的增长。与此同时，一则有关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不同的购房观念的故事，也在消费者当中不胫而走。这则故事中，一个中国老太太说，我工作了一辈子，终于存够了买房子的钱；而那个美国老太太说，我工作了一辈子，终于把银行的房贷还清了。
仿佛在一夜之间，历来以“寅吃卯粮”为耻的中国人，学会了“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其中的主流就是年轻人。
此后，“按揭贷款的理念逐步为人们接受，购房人的数量一下增长起来。”刘浩说。
合肥市房地产开发的第1个高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建设了铜陵、钢铁、太湖、蜀山、西园、亳州、宁国和濉溪九个新村，其中以西园新村为代表。当时西园新村平均房价仅400元/平方米，合肥的住宅市场那时刚刚起步，市民积攒了多年的买房欲望因为有了消费渠道，自然引起一阵轰动，市场看起来是一片繁荣。
90年代初，合肥房地产迎来了第2个高峰，位于合肥市主干道长江西路大西门的“琥珀山庄”，一开始就以“高中档的定位“、“新颖的规划设计”，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琥珀山庄”建房之初内定价仅为680元/平方米。后又以1500/平方米试价，结果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等到现房销售时，小区内的普通商品房均价由1500元/平方米节节攀升，最后定在2350至2650元/平方米；售价3500元/平方米的16幢三层花园别墅尚未竣工就已全部售磬。人们争相在此置业或投资，居住琥珀山庄变成了某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准房奴”欲哭无泪
在刘浩的印象当中，最先试水的是合肥市一些效益较好的单位和一些生意人。他们每月领取3000高薪或月赚10000元的收入，同时也没有太多的生活负担，工作2~3年就会有一笔不小的积蓄，足够应对20%的首付房款，于是曾经买到1000元左右，套型在140~180之间曾无人问津的合肥第一处城郊商业住宅楼——新加坡花园城开始热销，从而引发合肥市房地产开发的第3个高峰。随着这个高峰的来临，新加坡花园城的房价也水涨船高一路攀升到3500左右。
在此过程中银行出台的贷款优惠政策和合肥近几年的大拆迁，都对合肥的房地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几年前“房奴”一词还没有诞生，但一些购房者已经体味到了“卖身为奴”的滋味。他们是住房的奴隶，也是消费的奴隶。他们被裹挟进了政策引导和消费主义搅动的漩涡而无法挣脱，被迫以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加入抬升房价的合力之中。
人们突然发现人这一辈子从小到大再到老，所有的努力与拼搏就是为了一套房子。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到头来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住’都还不能解决？”一位网友如此痛心疾首地感叹。
“你买的不是房子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你买的楼盘名字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从此以后30年的人生，那几厅几室就是你的世界你的中心。”如此形象传神的描述，是26000多万房奴目前生活状态的生动写照。当然，比这26000多万“卖身为奴”的人更不幸的，则是那数以亿计等待“卖身为奴”的准房奴。
一位合肥的准房奴这样形容现在的心情：“最早没有赶上2000元一平方米的房子，放弃了；再想买的时候，付不起10万元的首付，又放弃了；后来能付起10万元首付了，房价又涨了，无奈又放弃……”
“拒买”能坚持多久？
租房比买房划算
曾经有一个买房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现在才知道是多么的珍贵，因为现在的房价对我而言已经是太高了。”CCTV4频道“今日关注”主持人鲁健面向全球数亿观众，在直播节目时脱口而出，道出自己买房梦“一天一天在破灭”的真实感受。
尽管很多人买房梦破灭，只能望房兴叹，却从没有放弃对买房的热情和决心。很少有人像张杰这样把买好的房子卖掉，去租住房子。
张杰近来的重要家庭功课是说服老婆同意卖房。“卖了现在郊区的套房，我们可以去市中心租一套更方便的房子，每个月的房租和我们现在要付的按揭款差不多，卖房的钱可以拿去炒股。”
张杰坦言，房产消费中，不得不面对的就是贷款。
虽然现在房价表面上不涨并且下跌了，但这个不涨是在涨到了超出大多数人购买能力之后的小幅回落，现在买房，你就不得不独立承担这沉重的利息，自2004年以来央行两次调高房贷利率，加息后的还贷压力增大。
对张杰来说，更具诱惑力的是把原本要付的房产首期款和要交的手续费的钱投资于证券或股票上，收益将更大。
他的理念是把死钱变成能够自己掌握的“活钱”，企业债、基金的潜在收益率都远远大于房产投资。因此把钱放在其他领域的投资，似乎更能实现资本增值。
张杰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一个月5000元的收入，要买一套100万元的房子。首付20%（20万元），25年分期付款，每个月要还的贷款为4695.3832元，工资所剩无几。如果租房子的话，租金1600/月×12×25＝48万。而25年内将要还贷4695.3832×12×25＝140.86万元，租房子的价格仅仅是买房的零头。
楼市遭遇揭竿起义
看了张杰算的这笔帐，相信很多人会心动，但极少人行动，因为投资于证券或股票都是有风险的，多数人不敢“试水”。于是民众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发泄对房价飞速上涨的抗议。
2006年4月26日，经过一番苦心酝酿，深圳市民邹涛在奥一网论坛发表了《关于发起“不买房行动”致全社会的公开信》。一场由民间英雄发起的“三年不买房行动”，正与持续走高的房价展开激烈的争斗。而且，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场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公开信中，他写道，如果人们现在买房，将要“承担终身的债务”，“一辈子将为房子累死累活”，人们“将没有幸福感”可言。他反问：“难道我们注定要做一辈子的房奴？”
“三年内不买房！”同样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北京、上海、杭州等高房价城市成为网上言论直指的目标。5月8日《中国青年报》公布的一份相关民意调查显示：在8938名参与调查的群众中，79.1%的人表示支持“不买房行动”。
有人评价说，拒绝的姿态“折射出来‘公民国家’的气息——当权利受到威胁，可以就社会事务采取行动。但是，也要看到浸淫在‘不买房运动’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把集体行动当作泄愤的舞台。”
不买房，成了绝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可是，这看似轰轰烈烈的“行动”能“行”多远？能“动”多久？
“拒买”能否影响房价
但面对强势的房地产商和房价，很难想象所谓“抵抗运动”能有实际的效用，它只不过用这些来自不用角度的呼声，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敲响警钟。
虽然，房地产市场敲响警钟已经敲响，“不买房运动”也在沿海地区和网络上如火如荼地蔓延，但合肥市民对待“不买房运动”却特别冷静。
“我是不怎么看好‘不买房行动’的。虽然我也买不起房，也在一遍遍咒骂一路飙升的房价。但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政府部门不硬起手腕应对这一现实，仅凭我们一句‘不买房’的气话，是不可能‘让房子烂到炒房人手中’的，房价依然会像地产大佬任志强所预言的那样‘永远只会长期上涨’，”合肥市民李晓宁很无奈地说。
合肥某高校一位社会学教授认为，如果房子是生活必需品，那么这样的集体行动很可能行而不远，如果房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则“要跟开发商死磕到底”也没有关系。要知道，对于十分重家的中国人来说，“家”是安身立命之所，而“家”的主要载体就是房子，没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从生活到灵魂仿佛都是游移不定的，尤其对于漂泊异乡的年轻人，买房就是安家，不但给他们成就感，还给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而且“结婚先要买房，有房子才有娘子”已成年轻人的共识。一句话，没有房子，后果很严重。在这样的心理、社会背景下，“拒买行动”能坚持多久令人怀疑。
经济学家杨成长博士，在近日举办的建华企业家课堂上说，房地产业是半金融行业，单纯用供求关系来评价房地产是不正确的，而且需求的弹性比供给的弹性大得多。他认为，国内一些房地产过热的城市房价肯定要回落。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也担心，由于市场需求受到抑制，持币待购者增多，如果市场一直这样冷下来，再过3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会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银行催债等陷入危机，房地产的冬天可能将会真正来临。那时，一些开发企业可能会降价销售，甚至有的楼盘可能会出现烂尾。
但是，更多的开发商仍然看好合肥的房地产市场。他们认为，合肥正处大发展的过程中。合肥正规划在巢湖边建设一座120平方公里的新城，明年一期30万平方公里的工程将启动。作为惟一濒临大湖的省会城市，合肥非常适宜人居，未来的5至10年内，合肥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将快速增长。
“房奴”春天何时来临
虽然反对声一片，但不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民众，都没有停下匆匆的脚步，稍适休息。民众中的一部分抱怨买不起房，而另一部分则疯狂投入炒作中，甚至那些成为“房奴”的人，其购房需求也部分来自投机。因此不能太多指望地产商的自律或是消费者的自省。
如果各级地方政府本身仍勤于充当市场的逐利者而吝于担当中低收入阶层的保障者，政府能否摆脱弃责和逐利的惯性，也许才是能否勒住脱缰烈马的解决之道。
根据现有的土地法律，政府垄断了供应工商业用地和城市人口居住用地的权力。必须由政府向农民征用土地之后，这些土地才可以用于工商业开发和城市居民居住。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只向开发商出让它所占有之国有土地，而拒绝向家庭及若干家庭组成的类似于住房合作社之类的组织出让土地。
这种模式与香港地产模式大体相同。香港政府的最大宗财政收入是售地收入，目前内地各城市的收入结构也基本呈现这种特点。
但是香港历届政府通过出售土地套取的利益，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变成了低收入者的住房福利，有统计称，在香港，居民公屋入住率达到50%以上，即香港一半以上的中低收入民众可以通过住房保障体系来解决住房问题。
不幸的是，这一点却被内地各级政府忽略了。政府提供给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福利微乎其微。廉租房几乎没有，经济适用房比例低下。也就是说，内地只模仿了香港模式的前半截，高地价、高房价，却忘记香港模式的后半截：住房高福利。
香港模式值得借鉴的意义在于，这是对完全向政府、向房地产倾斜的房地产模式的一种矫正。如果要做到“居者有其屋”说法，王文炳认为，政府要建立公共住房福利基金，比如说，土地转让收入的一定比例必须用于补充这一基金，用于向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福利。如廉租屋补贴，建立经济适用房。
对于省直机关房改这一块，王文炳认为，关键是要规范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还有完善“货币化补贴”，让大家买得房。但随后他也感叹：“合肥的房改还要再走20年，房改工作任重道远。”
个人集资建房项目温州破冰
虽然国家一直针对房价上涨进行调控，但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从“国八条”到“国六条”，都未必是楼市的救世福音。于是全国各地民众一致认为只有“个人集资建房”，才能抑止开发商的暴利。然而，不久就因为和政府问题产生矛盾，逐渐湮灭。虽然各大城市呼声相当高的集资建房目前基本已经销声匿迹，但在温州，对集资建房的操作又浮出水面。全国个人集资建房组织首次“成功拿地”在温州诞生。
“从开发成本预算清单可以看出，该项目土地出让金占开发成本70%以上，开发成本价则不到周边商品房市价的一半。该市市场营销协会秘书长赵智强说。
“拿地”是全国各地个人集资建房的主要瓶颈，“温州能够‘破冰’，无疑对全国“合作建房”将起到鼓舞士气和借鉴作用，给广大购房者带来了福音。在国外，个人集资建房较普遍，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重要力量；而在我国，个人集资建房还处于在夹缝中前行的“弱势群体”。虽然这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正常产物，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种细分或是补充，但能否成为成功的案例推广，前景还令人担忧。
合肥市房产交易管理登记中心一位工作人员也持同样看法：对于参与的个人来说，如果成功当然是件好事，对市场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但他也认为开发商建房子，通常也只是针对某一细节的消费层提供定制式产品，而合作建房则使大家都成为“股东”，众口难调，如何管理，取得相互之间的信任，也是对个人集资建房一个不小的考验。
住房问题已成老百姓切肤之痛，尽管原因千头万绪，然而追根溯源，总能找到它的症结所在。惟有正视问题，拿出务实的办法，才有望让“房奴”翻个身，化解民生之痛，让“居者有其居”的理想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