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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以南宋为分水岭,之前是武将好战,之后却一变为儒生好战。到了清朝,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晚清书生往往放言高论,如张謇、文廷式等,都极力主战。甲午战争时期,是朝廷在战和问题上矛盾最激烈的时候,而当时主和的,却是武人出身的李鸿章。这看来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背离:好战黩武的人物,通常难道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精力充沛的武人形象吗?
从政治角度分析,自宋朝起,皇帝为了避免出现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局面,把军队的调拨权、战略的决策权都交给了朝廷里的文官。但这些文官对儒学和道德伦理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具体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更关注的往往是名节,因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不论是否有利国家,求和一定是耻辱和必须否定的,所以往往试图在政策和军事行动战略上逼迫武将出战。武将们基于实际军事力量的条件而提出的慎重求和的主张却被贬斥为懦弱、卖国。
文人何以主战?除了看重气节外,大概还有两个原因:一、不能从纯军事技术的角度考虑战略,坚信战争中意志比物质重要;二、不理解戰争的残酷程度。
从政治角度分析,自宋朝起,皇帝为了避免出现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局面,把军队的调拨权、战略的决策权都交给了朝廷里的文官。但这些文官对儒学和道德伦理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具体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更关注的往往是名节,因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不论是否有利国家,求和一定是耻辱和必须否定的,所以往往试图在政策和军事行动战略上逼迫武将出战。武将们基于实际军事力量的条件而提出的慎重求和的主张却被贬斥为懦弱、卖国。
文人何以主战?除了看重气节外,大概还有两个原因:一、不能从纯军事技术的角度考虑战略,坚信战争中意志比物质重要;二、不理解戰争的残酷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