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希腊公投的日子到来之前，最先体会到希腊脱欧后可能的窘境的，是那些靠养老金为生的老人，以及私营部门靠薪水度日的员工
希腊危机经过五年的发酵，再次被推向高潮。
历经一茬接一茬的磋商峰会；一轮接一轮的口水战；一次又一次的“希腊退出”（Grexit）的舆论升温，希腊被债务危机与纾困方案困扰了五年后，终于是资金和时间耗尽，各方的耐心和容忍也尽失，希腊退欧的风险第一次这样触手可及。
希腊救助协议6月30日正式到期，且希腊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6亿欧元债务的期限同日到期，就在前四天，希腊财长拒绝了国际债权人的方案，并在6月26日晚中途退出财长会，谈判破裂，掀起了金融动荡的序幕。
欧元区18国财长在紧急会议上态度强硬，拒绝延长到期的希腊债务救助协议期限。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则又祭出“公投”的大旗，宣布在7月5日进行希腊全民公决。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经济学家尼古拉斯·韦龙（Nicolas Véron）对《财经》记者说，到了目前这一阶段，局势复杂而变动迅速。自希腊议会在6月28日投票通过了齐普拉斯全民公投的提议后，事态已发展成为本质上的政治对抗，这使得任何经济政策的研究分析都无能为力。
希腊开始在未知的惊涛骇浪中探险，在全球的注视下异常平静地驶过第一个浮标：6月30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时，希腊未能在最后期限到达之前偿还所欠IMF的16亿欧元贷款，出现债务违约，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未能按时向IMF偿还债务的发达国家，而上一个拖欠IMF贷款的国家是津巴布韦，违约发生在2001年。
7月5日无疑将是第二个浮标，公投虽然被齐普拉斯定义为对紧缩政策的反抗，但实际上是希腊人对欧元区去留的身份选择。
7月5日当周及之后的两周将是希腊命运攸关的时段，除了即将到期的债务，7月20日，希腊还将赎回欧洲央行价值34.6亿欧元的债券，如果违约，欧央行将对希腊关上紧急援助的大门。这个20天的航行充满艰险。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7月1日写信给国际债权人表示将接受国际债权人延续援助的大部分要求，给这个航行增加了一个峰回路转的希望之光，但即使希腊躲过了一个风暴，下一个又会迎面袭来。不论公投结果如何，希腊和欧元区都面临着历史的转折。
其实，希腊危机的剧本这些年反复上演着同一个主题，即最后期限紧逼，最后一刻得以债务展期。这一次也未能绕开这种演绎。
6月30日，在希腊对IMF的一笔贷款违约倒计时仅剩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希腊政府向欧洲稳定机制（ESM）提出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希望得到第三轮救助，满足希腊融资需求并进行债务重组。
事态的发展充满悬念。希腊的超市被抢购一空，人们从最初抢购面粉一类的食品，到后来大多数生活用品都遭到抢购。
在国际投资者还在厘清头绪之际，希腊银行迎来挤兑狂潮，6月18日当周，储户从银行提出了30亿欧元存款，6月22日当周平均每天有5亿欧元的存款外逃。最新的统计是，约三分之一的自动取款机被“掏空”，几天内10亿欧元被储户取走。希腊政府则从29日起强制对资本实行管控，银行停止对外营业。如今希腊人每张银行卡每天在自动取款机的取款上限是60欧元。
希腊民众恐慌很有代表性：希腊债务危机的发展既无前车之鉴，也没有规则可以遵循。因而没人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希腊最终未能如期偿还16亿欧元的IMF贷款，虽然在技术上称之为违约的发达国家尚有争论，但希腊释放了另一个重要的警告——它可能会错过一系列重要的时间点。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对《财经》记者说，希腊危机现在已从一个戏剧性事件过渡到了悲剧的层面，悲剧实际上已然发生，资本管制会耗去希腊GDP的3%-5%，而资本管制至少要持续六周的时间。
无论7月5日公投结果如何，对银行的资本管制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在7月7日解除，霍特国际商学院教授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对《财经》记者说，没有资本管制，希腊银行会难承重负，可能会完全倒闭。而2013年塞浦路斯资本管制的经验证明，资本管制可能不是短期行为，最终会延续数月、甚至数年才被解除。
柯克加德持同样观点，他说，即使希腊留在欧元区，欧央行也不太可能大幅提高紧急流动性援助（ELA）的额度，没有这个援助，希腊银行重新开张也是纸上谈兵。因而实际上希腊银行重新开门的钥匙掌握在欧央行手里。
在各种挑战中，希腊面临的最主要、最紧迫的挑战是维护金融稳定，这一点也获得欧委会的认可。欧委会负责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及资本市场联盟的委员希尔发表声明表示，希腊政府决定对资本流动实施临时限制合情合理。
但希腊毕竟不能重新复制塞浦路斯的经历，塞浦路斯在两年前实行资本管制时，其经济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泥潭中脱身，其政治领导人抓紧时间大刀阔斧进行急需的改革；与此相反，希腊目前仍然债台高筑，经济复苏也未能夯实。
此外，在政府对资本实行管制之际，大量资本早已逃离希腊。管制之后，希腊人仍会想尽办法把钱兑成现金，或以其他方式逃离管制。
在这个背景下，资本管制在希腊从小的方面看，会影响到正常资金往来，从大的方面会使银行系统信誉受到负面影响，海外投资者会避开这种资本有去无回的地方，更严重的会导致流动性枯竭，对希腊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冲击。有专家指出，希腊实施资本管制，将成为其失败的前兆，甚至预示着其最终退出欧元区的命运。
索拉柯迪斯说，最迟不超过一周，希腊必须和国际债权人达成协议，否则希腊银行系统会彻底崩溃。
索拉柯迪斯是希腊人，在英国商学院教书的他叹息说，希腊的债务危机演化至今已不再是一个经济或金融问题，而变成了纯粹的政治问题。而危机牵扯的双方，希腊和其欧洲债权人都表现得缺乏政治领导力。 齐普拉斯自上任以来，就充满了争议。40岁的齐普拉斯年轻气盛，不自觉地会给人留下自以为是的印象。在他短暂的五个月执政期内，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与希腊的债权人之间日益紧张的债务谈判中，但欧盟领导人并不喜欢他，甚至希腊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已在某种程度演变为私人恩怨。
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齐普拉斯选择了举行全民公投作为出路，声称这是在面对财政紧缩措施的苛求下，希腊民族尊严的体现，他说，“我们应该冷静、果断地用民主对抗威权主义和严厉的紧缩政策。”但这种孤注一掷的办法进一步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
柯克加德说，齐普拉斯的举动鲁莽而不计后果，而他所说的公投是以民主的方式来对抗，在本质上根本没有民主合法性可作依托，因为希腊选民无法对一个高度复杂、事实上在法律上又没有效力的文件作出明智的决定。相反，公投在本质上已经变成希腊是否留在欧洲的决定，齐普拉斯把这个决定抛给了民众。
对齐普拉斯大胆举动的另一种解读是，这是长痛不如短痛的政治考量。齐普拉斯的政治算盘是，诉诸公投来迅速退出欧元区，从而使希腊得以使用自己的货币，并可迅速贬值，待到下一次大选时，经济已然好转，齐普拉斯就胜券在握，轻松再度当选。另一个相似的版本是，齐普拉斯利用希腊债务谈判僵局来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加强自身权力，以便在手上掌握更多伸展的筹码。
但排除阴谋论的成分，部分民调显示，多数希腊人选择支持接受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条件，如果事实证明民调的民意最后在公投中得以实现，那么对援助项目持反对立场的现政府就要下台，政治重新洗牌。与此相伴的是一段不可避免的混乱动荡。
如果事实相反，希腊将走上痛苦的退出欧元区之路。更大的担忧是，公投从技术上来讲是为财政紧缩投票，而不是为希腊的政府议会投信任票，这可能会导致立宪危机。
实际上有学者研究表明，希腊政府有诸多方式来筹钱还债，其中一个办法是征收富人税。这一研究表明，仅在2009年一年，希腊政府从那些最富有和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身上流失的税额达280亿欧元，相当于当年政府赤字的31%，或2008年政府赤字的48%。
其实在6月22日齐普拉斯递交的改革草案中，11项撙节措施赫然在列，3个项目涉及到了税收改革——推出了富人税，并在企业税以及奢侈品税上提高了税率。也许希腊政府终于意识到，没有强大的税收机制和其他机制，全靠欧盟、IMF和世界银行等显然不能解决希腊的长期债务问题。
批评者认为齐普拉斯在极端的情况下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把他率领的激进左翼联盟党的短期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索拉柯迪斯认为，接下来齐普拉斯要作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他若是希望挽救自己的国家，就要牺牲掉自己的政党。“齐普拉斯过去作了太多的承诺，我不确定他是否已准备好去做必要的牺牲。”索拉柯迪斯说。
在外界看来，希腊危机谈判者的性格、政党政治和姿态直接绑架了金融体系。
PNC金融集团高级国际经济学家叶文斌（William Adams）对《财经》记者说，今天希腊退欧的风险高企说明，2012年3月希腊上一次债务重组留下了一个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如果说有一个永久解决希腊问题的方案，那么其中一定包括希腊债务的大幅重组，及债务的展期，同时降低其利率。这样的一笔交易在叶文斌看来本来有实现的可能，但希腊现政府的态度表明，他们不愿意在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和税收政策上有所让步，以换取其国际债权人的债务重组。
有能力而没有意愿做，这也把希腊的经济危机引向政治危机。五个月前当希腊新政府当选时，希腊开始显示经济增长积极迹象，欧洲领导人认为此时需要希腊做出更大的努力来缩小差距。但齐普拉斯政府的战术迅速演变成：要求有更多的资金而没有结构性改革的日程。这给欧元区领导人带来难题，是长远做实一个强大的货币联盟而放弃希腊，还是为了欧元区的完整性而迁就希腊。
从另外的角度，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密欧·奥兰迪（Romeo Orlandi）对《财经》记者说，如今出现政治对峙的最大责任在于欧盟，它在用一个类似于“会计”的方法来处理政治问题，发生了很多错误，主要是认为紧缩措施本来可以治愈希腊。
如果以欧洲的指标来衡量希腊，那么希腊几乎已病入膏肓了，即使下了紧缩的猛药也难以恢复；也许，希腊根本不想被强制性措施来治愈。
最终问题又绕回到欧元区的设计，没有财政联盟，仅靠货币联盟和贸易联盟支撑的欧元区显得弱不禁风。
希腊公投的日子到来之前，最先体会到希腊脱欧后可能的窘境的，是那些靠养老金为生的老人，以及私营部门靠薪水度日的员工。那些聚集在雅典银行门外、拥挤在一起，脸上写满焦虑与无奈的人们定格成为希腊形势严峻的写照。
其实不管希腊退不退出欧元区，自从不符合欧元区标准的希腊蒙混过关、跻身成为欧元区成员国的那一天起，希腊就注定了输家的命运。
希腊人自己也承认，在他们的民族性格中，普遍缺乏对规则的尊重，这是希腊一路从危机走向危机的文化因素。现实因素是，希腊的经济结构存在很大的弊端。
经济学家指出，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在希腊从未发展壮大，希腊是小业主和微型企业的社会，自主就业和少于10名员工的公司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为普遍，超过250名员工的公司在整个经济中只提供5%的就业机会。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同样实行紧缩措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元区边缘国家效果立竿见影，但在希腊，虽然同样经历了政府预算收缩；工资已缩水近40%；养老金缩减了50%，却依然失业率超过25%。有一半的年轻人无业可就，消费支出下降30%左右，经济在五年内缩水了四分之一。
尽管有大量救助资金注入，但出于时间换空间的想法，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希腊的国际借款，未能注入到实体经济中，这使得希腊政府至今仍背负高得惊人的债务负担。实际上，自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有无数研究文章从各种角度设想希腊退欧的不堪后果，三年前的“退欧”与现今的“退欧”已不可同日而语，希腊对欧洲的牵制，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溢出效应已日渐减小。
瑞银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总监马克·海菲尔（Mark Haefele）说，即使希腊经济崩溃，只要金融市场传染风险得到控制，对欧元区其他国家应不会有实质性冲击；欧元区目前的经济情况已较前几年更强——银行贷款和消费支出均见提速，使得增长前景向好；美国经济增长近期加速，将会为欧元区带来支撑。
很多希腊人没有意识到潜在环境的变化。2015年1月欧央行的债券购买计划有效地提供了对希腊违约的对冲，把希腊危机蔓延的影响降到极小。美国及全球银行体系与希腊直接相关的金融及贸易往来相对较小，使希腊债务违约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的影响也不大。这也在希腊对IMF违约后，金融市场，无论是欧元汇率还是黄金走势都显得非常平静的原因。
但对希腊而言，故事就不同了，乐观者如奥兰迪认为：有或没有欧元，反正希腊都痛苦，就让痛苦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也无妨。悲观者如叶文斌则认为，一个现代经济体不可能在金融体系缺失的情况下保持运转，而这正是希腊失去援助资金时的最大问题，而这时剩下唯一的选择，海菲尔对《财经》记者说，希腊必须印制自己的货币，不管这个新货币是不是还叫德拉克马。
希腊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希腊1月-5月中央政府基本预算盈余15.1亿欧元，但是柯克加德警告说，如果以这点微小的盈余就可以断言希腊可以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离开欧元区，是把债务与金融、经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过分简单化了。
即使希腊退欧，也不意味着欧元区的解体，那些把希腊退欧与南斯拉夫解体等相提并论的言论是“驴唇不对马嘴”。
柯克加德指出，在欧元仍在流通的前提下，重新引进此前与欧元锚定的新希腊货币，以希腊政府自身小得可怜的能力和信誉而言，物流配送的难度就使它几乎不可能实现；同时希腊政府发行的任何新货币都将无法履行“保值”的功能；而从希腊这个相对封闭且缺乏多样化的经济体出发来看，让其创造的新货币的迅速贬值来促进出口或替代进口，这样的机会极为有限。最终，新货币的引入就变成了像黑山共和国一样，身在欧元区之外，但有着“欧元化”的经济。
在希腊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后，也许不是希腊新生的开始，而是万劫不复的起点。所以，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还是回到无休止的谈判中去。
希腊危机经过五年的发酵，再次被推向高潮。
历经一茬接一茬的磋商峰会；一轮接一轮的口水战；一次又一次的“希腊退出”（Grexit）的舆论升温，希腊被债务危机与纾困方案困扰了五年后，终于是资金和时间耗尽，各方的耐心和容忍也尽失，希腊退欧的风险第一次这样触手可及。
希腊救助协议6月30日正式到期，且希腊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6亿欧元债务的期限同日到期，就在前四天，希腊财长拒绝了国际债权人的方案，并在6月26日晚中途退出财长会，谈判破裂，掀起了金融动荡的序幕。
欧元区18国财长在紧急会议上态度强硬，拒绝延长到期的希腊债务救助协议期限。而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则又祭出“公投”的大旗，宣布在7月5日进行希腊全民公决。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经济学家尼古拉斯·韦龙（Nicolas Véron）对《财经》记者说，到了目前这一阶段，局势复杂而变动迅速。自希腊议会在6月28日投票通过了齐普拉斯全民公投的提议后，事态已发展成为本质上的政治对抗，这使得任何经济政策的研究分析都无能为力。
希腊开始在未知的惊涛骇浪中探险，在全球的注视下异常平静地驶过第一个浮标：6月30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时，希腊未能在最后期限到达之前偿还所欠IMF的16亿欧元贷款，出现债务违约，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未能按时向IMF偿还债务的发达国家，而上一个拖欠IMF贷款的国家是津巴布韦，违约发生在2001年。
7月5日无疑将是第二个浮标，公投虽然被齐普拉斯定义为对紧缩政策的反抗，但实际上是希腊人对欧元区去留的身份选择。
7月5日当周及之后的两周将是希腊命运攸关的时段，除了即将到期的债务，7月20日，希腊还将赎回欧洲央行价值34.6亿欧元的债券，如果违约，欧央行将对希腊关上紧急援助的大门。这个20天的航行充满艰险。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7月1日写信给国际债权人表示将接受国际债权人延续援助的大部分要求，给这个航行增加了一个峰回路转的希望之光，但即使希腊躲过了一个风暴，下一个又会迎面袭来。不论公投结果如何，希腊和欧元区都面临着历史的转折。
下一个风暴眼
其实，希腊危机的剧本这些年反复上演着同一个主题，即最后期限紧逼，最后一刻得以债务展期。这一次也未能绕开这种演绎。
6月30日，在希腊对IMF的一笔贷款违约倒计时仅剩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希腊政府向欧洲稳定机制（ESM）提出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希望得到第三轮救助，满足希腊融资需求并进行债务重组。
事态的发展充满悬念。希腊的超市被抢购一空，人们从最初抢购面粉一类的食品，到后来大多数生活用品都遭到抢购。
在国际投资者还在厘清头绪之际，希腊银行迎来挤兑狂潮，6月18日当周，储户从银行提出了30亿欧元存款，6月22日当周平均每天有5亿欧元的存款外逃。最新的统计是，约三分之一的自动取款机被“掏空”，几天内10亿欧元被储户取走。希腊政府则从29日起强制对资本实行管控，银行停止对外营业。如今希腊人每张银行卡每天在自动取款机的取款上限是60欧元。
希腊民众恐慌很有代表性：希腊债务危机的发展既无前车之鉴，也没有规则可以遵循。因而没人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希腊最终未能如期偿还16亿欧元的IMF贷款，虽然在技术上称之为违约的发达国家尚有争论，但希腊释放了另一个重要的警告——它可能会错过一系列重要的时间点。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对《财经》记者说，希腊危机现在已从一个戏剧性事件过渡到了悲剧的层面，悲剧实际上已然发生，资本管制会耗去希腊GDP的3%-5%，而资本管制至少要持续六周的时间。
无论7月5日公投结果如何，对银行的资本管制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在7月7日解除，霍特国际商学院教授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对《财经》记者说，没有资本管制，希腊银行会难承重负，可能会完全倒闭。而2013年塞浦路斯资本管制的经验证明，资本管制可能不是短期行为，最终会延续数月、甚至数年才被解除。
柯克加德持同样观点，他说，即使希腊留在欧元区，欧央行也不太可能大幅提高紧急流动性援助（ELA）的额度，没有这个援助，希腊银行重新开张也是纸上谈兵。因而实际上希腊银行重新开门的钥匙掌握在欧央行手里。
在各种挑战中，希腊面临的最主要、最紧迫的挑战是维护金融稳定，这一点也获得欧委会的认可。欧委会负责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及资本市场联盟的委员希尔发表声明表示，希腊政府决定对资本流动实施临时限制合情合理。
但希腊毕竟不能重新复制塞浦路斯的经历，塞浦路斯在两年前实行资本管制时，其经济已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泥潭中脱身，其政治领导人抓紧时间大刀阔斧进行急需的改革；与此相反，希腊目前仍然债台高筑，经济复苏也未能夯实。
此外，在政府对资本实行管制之际，大量资本早已逃离希腊。管制之后，希腊人仍会想尽办法把钱兑成现金，或以其他方式逃离管制。
在这个背景下，资本管制在希腊从小的方面看，会影响到正常资金往来，从大的方面会使银行系统信誉受到负面影响，海外投资者会避开这种资本有去无回的地方，更严重的会导致流动性枯竭，对希腊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冲击。有专家指出，希腊实施资本管制，将成为其失败的前兆，甚至预示着其最终退出欧元区的命运。
索拉柯迪斯说，最迟不超过一周，希腊必须和国际债权人达成协议，否则希腊银行系统会彻底崩溃。
政党政治与姿态
索拉柯迪斯是希腊人，在英国商学院教书的他叹息说，希腊的债务危机演化至今已不再是一个经济或金融问题，而变成了纯粹的政治问题。而危机牵扯的双方，希腊和其欧洲债权人都表现得缺乏政治领导力。 齐普拉斯自上任以来，就充满了争议。40岁的齐普拉斯年轻气盛，不自觉地会给人留下自以为是的印象。在他短暂的五个月执政期内，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与希腊的债权人之间日益紧张的债务谈判中，但欧盟领导人并不喜欢他，甚至希腊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已在某种程度演变为私人恩怨。
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齐普拉斯选择了举行全民公投作为出路，声称这是在面对财政紧缩措施的苛求下，希腊民族尊严的体现，他说，“我们应该冷静、果断地用民主对抗威权主义和严厉的紧缩政策。”但这种孤注一掷的办法进一步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
柯克加德说，齐普拉斯的举动鲁莽而不计后果，而他所说的公投是以民主的方式来对抗，在本质上根本没有民主合法性可作依托，因为希腊选民无法对一个高度复杂、事实上在法律上又没有效力的文件作出明智的决定。相反，公投在本质上已经变成希腊是否留在欧洲的决定，齐普拉斯把这个决定抛给了民众。
对齐普拉斯大胆举动的另一种解读是，这是长痛不如短痛的政治考量。齐普拉斯的政治算盘是，诉诸公投来迅速退出欧元区，从而使希腊得以使用自己的货币，并可迅速贬值，待到下一次大选时，经济已然好转，齐普拉斯就胜券在握，轻松再度当选。另一个相似的版本是，齐普拉斯利用希腊债务谈判僵局来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加强自身权力，以便在手上掌握更多伸展的筹码。
但排除阴谋论的成分，部分民调显示，多数希腊人选择支持接受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条件，如果事实证明民调的民意最后在公投中得以实现，那么对援助项目持反对立场的现政府就要下台，政治重新洗牌。与此相伴的是一段不可避免的混乱动荡。
如果事实相反，希腊将走上痛苦的退出欧元区之路。更大的担忧是，公投从技术上来讲是为财政紧缩投票，而不是为希腊的政府议会投信任票，这可能会导致立宪危机。
实际上有学者研究表明，希腊政府有诸多方式来筹钱还债，其中一个办法是征收富人税。这一研究表明，仅在2009年一年，希腊政府从那些最富有和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身上流失的税额达280亿欧元，相当于当年政府赤字的31%，或2008年政府赤字的48%。
其实在6月22日齐普拉斯递交的改革草案中，11项撙节措施赫然在列，3个项目涉及到了税收改革——推出了富人税，并在企业税以及奢侈品税上提高了税率。也许希腊政府终于意识到，没有强大的税收机制和其他机制，全靠欧盟、IMF和世界银行等显然不能解决希腊的长期债务问题。
批评者认为齐普拉斯在极端的情况下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把他率领的激进左翼联盟党的短期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索拉柯迪斯认为，接下来齐普拉斯要作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他若是希望挽救自己的国家，就要牺牲掉自己的政党。“齐普拉斯过去作了太多的承诺，我不确定他是否已准备好去做必要的牺牲。”索拉柯迪斯说。
在外界看来，希腊危机谈判者的性格、政党政治和姿态直接绑架了金融体系。
PNC金融集团高级国际经济学家叶文斌（William Adams）对《财经》记者说，今天希腊退欧的风险高企说明，2012年3月希腊上一次债务重组留下了一个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如果说有一个永久解决希腊问题的方案，那么其中一定包括希腊债务的大幅重组，及债务的展期，同时降低其利率。这样的一笔交易在叶文斌看来本来有实现的可能，但希腊现政府的态度表明，他们不愿意在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和税收政策上有所让步，以换取其国际债权人的债务重组。
有能力而没有意愿做，这也把希腊的经济危机引向政治危机。五个月前当希腊新政府当选时，希腊开始显示经济增长积极迹象，欧洲领导人认为此时需要希腊做出更大的努力来缩小差距。但齐普拉斯政府的战术迅速演变成：要求有更多的资金而没有结构性改革的日程。这给欧元区领导人带来难题，是长远做实一个强大的货币联盟而放弃希腊，还是为了欧元区的完整性而迁就希腊。
从另外的角度，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密欧·奥兰迪（Romeo Orlandi）对《财经》记者说，如今出现政治对峙的最大责任在于欧盟，它在用一个类似于“会计”的方法来处理政治问题，发生了很多错误，主要是认为紧缩措施本来可以治愈希腊。
如果以欧洲的指标来衡量希腊，那么希腊几乎已病入膏肓了，即使下了紧缩的猛药也难以恢复；也许，希腊根本不想被强制性措施来治愈。
最终问题又绕回到欧元区的设计，没有财政联盟，仅靠货币联盟和贸易联盟支撑的欧元区显得弱不禁风。
最大的输家
希腊公投的日子到来之前，最先体会到希腊脱欧后可能的窘境的，是那些靠养老金为生的老人，以及私营部门靠薪水度日的员工。那些聚集在雅典银行门外、拥挤在一起，脸上写满焦虑与无奈的人们定格成为希腊形势严峻的写照。
其实不管希腊退不退出欧元区，自从不符合欧元区标准的希腊蒙混过关、跻身成为欧元区成员国的那一天起，希腊就注定了输家的命运。
希腊人自己也承认，在他们的民族性格中，普遍缺乏对规则的尊重，这是希腊一路从危机走向危机的文化因素。现实因素是，希腊的经济结构存在很大的弊端。
经济学家指出，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在希腊从未发展壮大，希腊是小业主和微型企业的社会，自主就业和少于10名员工的公司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为普遍，超过250名员工的公司在整个经济中只提供5%的就业机会。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同样实行紧缩措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元区边缘国家效果立竿见影，但在希腊，虽然同样经历了政府预算收缩；工资已缩水近40%；养老金缩减了50%，却依然失业率超过25%。有一半的年轻人无业可就，消费支出下降30%左右，经济在五年内缩水了四分之一。
尽管有大量救助资金注入，但出于时间换空间的想法，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希腊的国际借款，未能注入到实体经济中，这使得希腊政府至今仍背负高得惊人的债务负担。实际上，自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有无数研究文章从各种角度设想希腊退欧的不堪后果，三年前的“退欧”与现今的“退欧”已不可同日而语，希腊对欧洲的牵制，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溢出效应已日渐减小。
瑞银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总监马克·海菲尔（Mark Haefele）说，即使希腊经济崩溃，只要金融市场传染风险得到控制，对欧元区其他国家应不会有实质性冲击；欧元区目前的经济情况已较前几年更强——银行贷款和消费支出均见提速，使得增长前景向好；美国经济增长近期加速，将会为欧元区带来支撑。
很多希腊人没有意识到潜在环境的变化。2015年1月欧央行的债券购买计划有效地提供了对希腊违约的对冲，把希腊危机蔓延的影响降到极小。美国及全球银行体系与希腊直接相关的金融及贸易往来相对较小，使希腊债务违约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的影响也不大。这也在希腊对IMF违约后，金融市场，无论是欧元汇率还是黄金走势都显得非常平静的原因。
但对希腊而言，故事就不同了，乐观者如奥兰迪认为：有或没有欧元，反正希腊都痛苦，就让痛苦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也无妨。悲观者如叶文斌则认为，一个现代经济体不可能在金融体系缺失的情况下保持运转，而这正是希腊失去援助资金时的最大问题，而这时剩下唯一的选择，海菲尔对《财经》记者说，希腊必须印制自己的货币，不管这个新货币是不是还叫德拉克马。
希腊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希腊1月-5月中央政府基本预算盈余15.1亿欧元，但是柯克加德警告说，如果以这点微小的盈余就可以断言希腊可以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离开欧元区，是把债务与金融、经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过分简单化了。
即使希腊退欧，也不意味着欧元区的解体，那些把希腊退欧与南斯拉夫解体等相提并论的言论是“驴唇不对马嘴”。
柯克加德指出，在欧元仍在流通的前提下，重新引进此前与欧元锚定的新希腊货币，以希腊政府自身小得可怜的能力和信誉而言，物流配送的难度就使它几乎不可能实现；同时希腊政府发行的任何新货币都将无法履行“保值”的功能；而从希腊这个相对封闭且缺乏多样化的经济体出发来看，让其创造的新货币的迅速贬值来促进出口或替代进口，这样的机会极为有限。最终，新货币的引入就变成了像黑山共和国一样，身在欧元区之外，但有着“欧元化”的经济。
在希腊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后，也许不是希腊新生的开始，而是万劫不复的起点。所以，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还是回到无休止的谈判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