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派”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因而在政治上严重地混淆了敌我。林彪鼓吹“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四人帮”进而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领导干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生产队长、车间主任,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批斗、抄家、毒打、关押或囚禁,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地方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75%!
　　
　　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像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陶铸、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在建设时期呕心沥血,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却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非人的折磨,有些人含冤死去。
　　
　　因为刘少奇同志的问题受株连而被判刑的就达2万多人,被批斗、关押的就难以计数了。一些功勋卓著的领导干部在战场上历经枪林弹雨,在敌人的囚室中备受严刑拷打,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没有死去,却死于自己参加建造的人民共和国的监狱!
　　
　　据统计,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在1978年至1984年3月平反案件1,090,748件,其中,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案件。
　　
　　又据统计,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中共有9830名干部、职工、学生、农村社员、城市居民由于受到残酷迫害而非正常死亡,其中,干部1917人。十年内乱中,全国上下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
　　
　　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罪恶累累。据《北京晚报》1980年11月21日发表的“触目惊心的统计”一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共诬陷迫害729,511人,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
　　
　　“大民主”嚴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林彪、江青等人更是扼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竟敢随心所欲地囚禁国家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封建法西斯的独裁专政。
　　
　　就这样,中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变成了一堆废纸,由一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把持的“中央文革”变成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绝对权威”。只要他们一句话、几个字、画个圈,深受人民拥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夜间就会销声匿迹,劣迹多端的政治流氓一夜间就会飞黄腾达。一个肆意践踏社会主义和法制的典型事例,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成风,诬陷成风,刑讯逼供成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
　　
　　在经济上,“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国民经济带来重大损失。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同志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过:“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在文化上,“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文化遭到极大破坏。《五一六通知》提出了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左”倾论点,林彪、江青一伙把它发展为实行文化毁灭主义。
　　
　　在科学技术界,大批科研机构被撤销,科研仪器设备被毁坏,文献资料被焚烧,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在教育界,“停课闹革命”,学校关闭,校舍、教具遭到破坏,有的图书资料被洗劫一空。全国高等学校和中学直到1970年下半年才恢复招生。
　　
　　江青一伙别有用心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颂扬“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散布“读书无用”的谬论。教育质量下降,文盲大量增多。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可靠资料,全国文盲和半文盲竟有22,580万人之多!
　　
　　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煽动或指挥下,知识分子遭到体罚、蒙受凌辱。多少文化名人含冤受屈而死!正如穆青等同志在《历史的审判》一文中说:“如果把他们遭受迫害的经历汇集成书,这部巨著的篇页不知有多么浩繁!”■
　　
　　摘自《大动乱的年代(1949-1976年的中国)》,参见“本刊7月荐书”,题目为编者所加,本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