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祖父林圭，字述唐，别号悟庵。1875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岳阳湘阴樟树港镇一个较殷实的商人家庭，家中有兄妹四人，他排行第三。林圭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镇上读私塾时，其父林松桂由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在长沙教书的黄先生，又经黄先生介绍，林圭与长兄林绍敏寄住在长沙东茅巷96号欧家，与欧阳植斋同受业于黄先生，食宿俱在欧家，欧阳植斋的祖父是长沙岳麓书院的山长、安仁人欧阳厚均老师，学风优良。欧阳植斋的母亲欧阳宝珍见林圭聪明懂事，特别喜爱，还将其收为义子。
　　其后，为求学业更大进展，林圭与长兄又转到长沙黎家坡族兄林世焘家附读，林世焘系贵州巡抚林宗伯之子，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侄女婿，光绪钦点翰林。林圭在这里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为日后以优异成绩考取“维新思想的温床和摇篮”——湖南时务学堂打下了坚实基础。

谭嗣同评林圭：“侃侃而谈，深中时弊”

　　离开时务学堂的林圭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几经辗转，又投身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日本留学期间，这群志存高远的学生与其他学校留学的青年们“日夕高谈革命”，救亡图存之意更坚。他们满怀激情，除了正常的文化学习外，还积极进行组团活动壮大革命队伍。“湖南留日学生中最早出现的团体是由蔡锷、林圭等于1898年组织的东京九段体育会，该会主要是团结志士，练习日本兵式体操、射击打靶等。他们立下蹈厉之志，磨砺以须，枕戈待旦。” 　　为秉承谭嗣同未了的救国宏愿，“唐才常愤国事之日非，恸友仇之未报，乃奔走各地，联络同志”。1899年5月，由唐才常倡议、梁启超取名的自立会在日本横滨成立。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唐才常任副会长，革生为稽查会员，林圭、汪尧成、王翼之等三人为议事会员。林圭以其卓越的见识，走上了历史舞台。自立会虽有保国勤王之说，但年轻的林圭更趋激进，他曾对梁启超说：“国势至此，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学，学成而国已烬矣。……诚问救火急乎？抑耕急呼？”林圭恨不能早日将一腔爱国热情付诸实践，决意扛起义旗，坚定地走向反清复兴的革命道路。
　　1899年11月，唐才常、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回国举事。当林圭等归国时，梁启超、沈翔云等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宫崎皆在坐。“林于行前，亲诣孙中山请益，中山为之介绍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容星桥为容闳之侄，“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山介绍之力也”。这天的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资产阶级革命家，1895年入兴中会）说：“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回国后的林圭等在自立军统领唐才常的领导下，利用自立会建立体系庞大的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联络会党，并在清廷的新军中发展会员。经过不懈努力，当时自立会东至苏、皖，北达豫、陕，西及巴蜀，南贯两粤，而尤以两湖为盛，为发动武装起事联络了十几万人。“当唐才常活动于上海之时，林圭、傅慈祥等则着力在武汉经营，做军事发难的准备。林圭是自立会中的激进人物，其兴革时政的决心比唐才常更坚决。其人才识干练，人以‘豹子头’称之。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深，和孙中山的主张比较接近。”自立军先后成立中、前、后、左、右五军，均由林圭、秦力山、田邦璇、陈犹龙、沈荩等统之。五军之外，另有总会亲军、先锋营二军，共计七军，兵力约2万人。还有会党成员10多万人作为后援力量。唐才常担任自立军总粮台。中军为自立军本部，集结在武汉，统领为林圭（会中人称之为大帅）和傅慈祥，李炳寰为总文案。一场以时务学堂师生为主力的自立军起义即将揭竿而起。
　　1900年，已计划于8月9日举事的自立军因军费不继一再展期。而安徽大通的自立军前军在不知起义展期，事机又已泄露的情况下，统领秦力山便决定即时起事，一举占领大通，由于孤军奋战，几天后逐渐转为败局。8月21日晚，湖广总督张之洞派清兵包围了自立军总部宝顺里四号，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自立军将领，又在李慎堂逮捕了包括时务学堂学生在内的多名自立军负责人，并于8月22日深夜残酷地将他们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时年唐才常33岁，林圭尚未滿25岁。
　　谭嗣同是林圭在时务学堂最早接触的老师之一，也是林圭走向反清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引领人，“林圭素仰慕谭嗣同之为人，谭亦甚器重之”，被恩师谭嗣同“常许为造世之雄”。最终，林圭追随先生，蹈锋饮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