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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挺遥远的。中间的距离隔着我和我儿子的时光，他都长到了马上该上中学的年纪。跳过这三十年的空白处，觉得今天的孩子们活得真洋气。
我在南开大学出生，作为职工子弟顺理成章地上了南大附小、南大附中。所以成长历程毫无新奇可言，那些同学和老师经常能在路上遇见，根本不用走出校园，就像生活在一座孤城里。
我们的青春期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开始了。初一的女同学们彼此最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你来了吗”。这句话像一句暗号，大家自动分成两个阵营，“来了的”和“没来的”。体育课上，终于有人拿来了假条，我们第一次让家长证明自己的孩子“身体不适，免上体育课”，交完假条，从体育组出来的女同学会骄傲地跟同伴会心一笑。
“没来的”人数越来越少，源于自卑的压力也越来越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来了的”女同学很大方，给“没来的”女同学非常细致地讲了她身体的感受，但她说得越详细，我们越期盼这样的“倒霉”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就越发自卑。
当全班没有故事的女同学都“来了”以后，气氛明显愉悦了，大家终于都松了一口气，随大溜儿的感觉真好啊！
男同学开始长胡子的时候，女同学原本松松垮垮的衬衣显得紧了。那时候还没有“维多利亚的秘密”，而且我们的审美标准向平胸倾斜。所以，在我庆幸多穿一件背心就能掩盖住自己曲线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自己动手做了一件特别紧身的小坎肩，在胸口处有一排白色纽扣，再罩上一件背心，束胸效果很显著。我们纷纷回家效仿。
我们是一群特别有责任心的女同学，体现在我们有大局意识，打心底里不愿意给班集体抹黑。不像男同学，总是故意制造争端引起各方注意，以为当众被揪到前面挨批或在大喇叭里念检查，就是少年英雄主义了。
因为教学楼内有值班老师检查学生是否迟到，最后的考勤会影响“流动红旗”的去向。有一天，我们正在上第一节课，忽然窗户上趴着一个阴影，在老师转身写板书的时候，她开始敲窗户。我们的教室在二楼，一个身单力薄的女同学为了不给集体荣誉抹黑，愣是从教学楼外面爬上来了！里面的同学都不淡定了，尖叫着帮她拔护栏外面的腿和鞋，幸亏那时候吃的都不太丰富，女同学们就算发育，也跟练过缩骨术似的，给一个缝都能钻进来。那堂是化学课，老师都已快到退休的年龄，哪见过这个场面啊，她转身写个公式的工夫，就从二楼窗户爬进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孩子，她“嗷”的一声跑出去，估计到教务处汇报去了。班里的同学们万众一心保卫“流动红旗”，决不出卖没有故事的女同学。所以，在年级组长和校长进来之前，大家已经进入了学习状态，谁都不承认刚才的那一幕，化学老师眼里长时间保留着恐惧。
我们很抱团，不允许班里任何一位同学的学习掉队。我的物理成绩是最差的，所以，我的物理卷子分数基本随缘。某次期中考试，打老远我就看见自己卷子上的红色数字了。我觉得特别自然，可是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不愿意了，对于57分这样的成绩，她们认为一定能从卷面上找出几分，让成绩变成蓝色。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找出了老师误判的4分。她们让我去找老师，我举着卷子出发了。
老师一个月没洗的头发打着绺，一簇一簇闪着油光。我等他注意到我站半天了，才敢递上卷子怯生生地说：“老师，有一道题您判错了，您能给改过来吗？”老师一把拽过卷子，看了一眼我用铅笔圈起的题号，那个铅笔印儿都充满了谦逊谨慎，好像生怕稍微一使劲就能表达出对老师的不满。老师推了一下眼镜，把题上红色的大叉号改为对勾，就这么一下，我松了一口气。头发打绺的男人嘴角歪着，不冷不热的笑从里面渗出：“题是你刚才改的吧？”在他打开铅笔盒翻有水的蓝钢笔时，我抽过卷子，恨恨地对他说：“我没有！”然后夺门而去。
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围拢过来，看我趴在课桌上“呜呜”地哭。之后的一个月，没人再关心我的那4分，但物理老师的自行车不是被拔了气门芯、扎了车胎，就是好好的车本来放在存车棚里，不知什么时候被扔在学校后面的河边。
在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逐渐用琴棋书画来武装自己的时候，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跑到水上公园外的一片林子里打算拜师学武。影视作品里演了，想拜师就得天天去，用诚心感动师父才能得其真传。我按照电影里的情景找到一位白衣白裤白胡子的老大爷，他从第一天起就跟我说：“你早晨背背英语单词多好，学这个干吗？”我坚持了三天，到第四天的时候，“师父”留下一句“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再也没出现在小树林里。要不是有人说，某个凌晨在那儿发现了一对自杀的情侣，估计我还在寻找身怀绝世武功的师父呢。
最后我听了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的劝，买了一把木吉他，报了古典音乐弹奏班，从此走上一条特别文艺的音乐之路。后来我才发现，稍微有点文艺情怀的人，情窦初开的成功率很高，交的那点报名费也算值了。我们把抄得密密麻麻的歌词本互相传阅，还得用彩笔画点大花朵装饰一下，那些靡靡之音似的歌词写出了我们的心声。
我的中学时代是最懵懂、最有趣的几年。那些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后来全都散落在天涯，也没了联系。但我回憶年少时光的时候，她们马上能来到我眼前，好像从来不曾长大、不曾丢失。
后来，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都该各自有了很丰富的故事了吧？我想。
我在南开大学出生，作为职工子弟顺理成章地上了南大附小、南大附中。所以成长历程毫无新奇可言，那些同学和老师经常能在路上遇见，根本不用走出校园，就像生活在一座孤城里。
我们的青春期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开始了。初一的女同学们彼此最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你来了吗”。这句话像一句暗号，大家自动分成两个阵营，“来了的”和“没来的”。体育课上，终于有人拿来了假条，我们第一次让家长证明自己的孩子“身体不适，免上体育课”，交完假条，从体育组出来的女同学会骄傲地跟同伴会心一笑。
“没来的”人数越来越少，源于自卑的压力也越来越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来了的”女同学很大方，给“没来的”女同学非常细致地讲了她身体的感受，但她说得越详细，我们越期盼这样的“倒霉”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就越发自卑。
当全班没有故事的女同学都“来了”以后，气氛明显愉悦了，大家终于都松了一口气，随大溜儿的感觉真好啊！
男同学开始长胡子的时候，女同学原本松松垮垮的衬衣显得紧了。那时候还没有“维多利亚的秘密”，而且我们的审美标准向平胸倾斜。所以，在我庆幸多穿一件背心就能掩盖住自己曲线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自己动手做了一件特别紧身的小坎肩，在胸口处有一排白色纽扣，再罩上一件背心，束胸效果很显著。我们纷纷回家效仿。
我们是一群特别有责任心的女同学，体现在我们有大局意识，打心底里不愿意给班集体抹黑。不像男同学，总是故意制造争端引起各方注意，以为当众被揪到前面挨批或在大喇叭里念检查，就是少年英雄主义了。
因为教学楼内有值班老师检查学生是否迟到，最后的考勤会影响“流动红旗”的去向。有一天，我们正在上第一节课，忽然窗户上趴着一个阴影，在老师转身写板书的时候，她开始敲窗户。我们的教室在二楼，一个身单力薄的女同学为了不给集体荣誉抹黑，愣是从教学楼外面爬上来了！里面的同学都不淡定了，尖叫着帮她拔护栏外面的腿和鞋，幸亏那时候吃的都不太丰富，女同学们就算发育，也跟练过缩骨术似的，给一个缝都能钻进来。那堂是化学课，老师都已快到退休的年龄，哪见过这个场面啊，她转身写个公式的工夫，就从二楼窗户爬进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孩子，她“嗷”的一声跑出去，估计到教务处汇报去了。班里的同学们万众一心保卫“流动红旗”，决不出卖没有故事的女同学。所以，在年级组长和校长进来之前，大家已经进入了学习状态，谁都不承认刚才的那一幕，化学老师眼里长时间保留着恐惧。
我们很抱团，不允许班里任何一位同学的学习掉队。我的物理成绩是最差的，所以，我的物理卷子分数基本随缘。某次期中考试，打老远我就看见自己卷子上的红色数字了。我觉得特别自然，可是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不愿意了，对于57分这样的成绩，她们认为一定能从卷面上找出几分，让成绩变成蓝色。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找出了老师误判的4分。她们让我去找老师，我举着卷子出发了。
老师一个月没洗的头发打着绺，一簇一簇闪着油光。我等他注意到我站半天了，才敢递上卷子怯生生地说：“老师，有一道题您判错了，您能给改过来吗？”老师一把拽过卷子，看了一眼我用铅笔圈起的题号，那个铅笔印儿都充满了谦逊谨慎，好像生怕稍微一使劲就能表达出对老师的不满。老师推了一下眼镜，把题上红色的大叉号改为对勾，就这么一下，我松了一口气。头发打绺的男人嘴角歪着，不冷不热的笑从里面渗出：“题是你刚才改的吧？”在他打开铅笔盒翻有水的蓝钢笔时，我抽过卷子，恨恨地对他说：“我没有！”然后夺门而去。
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围拢过来，看我趴在课桌上“呜呜”地哭。之后的一个月，没人再关心我的那4分，但物理老师的自行车不是被拔了气门芯、扎了车胎，就是好好的车本来放在存车棚里，不知什么时候被扔在学校后面的河边。
在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逐渐用琴棋书画来武装自己的时候，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跑到水上公园外的一片林子里打算拜师学武。影视作品里演了，想拜师就得天天去，用诚心感动师父才能得其真传。我按照电影里的情景找到一位白衣白裤白胡子的老大爷，他从第一天起就跟我说：“你早晨背背英语单词多好，学这个干吗？”我坚持了三天，到第四天的时候，“师父”留下一句“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再也没出现在小树林里。要不是有人说，某个凌晨在那儿发现了一对自杀的情侣，估计我还在寻找身怀绝世武功的师父呢。
最后我听了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的劝，买了一把木吉他，报了古典音乐弹奏班，从此走上一条特别文艺的音乐之路。后来我才发现，稍微有点文艺情怀的人，情窦初开的成功率很高，交的那点报名费也算值了。我们把抄得密密麻麻的歌词本互相传阅，还得用彩笔画点大花朵装饰一下，那些靡靡之音似的歌词写出了我们的心声。
我的中学时代是最懵懂、最有趣的几年。那些没有故事的女同学后来全都散落在天涯，也没了联系。但我回憶年少时光的时候，她们马上能来到我眼前，好像从来不曾长大、不曾丢失。
后来，没有故事的女同学们都该各自有了很丰富的故事了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