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经济转型来说，无论是内在的结构还是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都具有不同于生物学的特点；就中国经济结构的背景和特点而言，农业的发展在经济转型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与地位，既是转型的前提也是转型的基础。[关键词]农业经济转型逻辑前提中图分类号：V271.3+1 文献标识码：V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31―0243―01 就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转型”一词并不是一个非常科学和严格的概念，它本身是从化学领域中的“构型”、“构象”以及生物学中的“进化”等词引申而来的，它是指通过改变分子结构的空间排列顺序和组合方式，使其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当然，社会学所研究的经济转型要远比一个分子或者细胞的“转型”要复杂得多。一、社会经济转型的理论规则1.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经济结构的转型不仅仅涉及到经济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时间发展顺序、空间要素排列和所占比例以及各自功能的定位，同时也涉及到非经济结构以外的社会结构，在功能结构学派的理论中，事物结构的变动和调整过程不是孤立的，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是直接相关并且产生着相互作用。在此，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区别于生物、化学中“物”的变化的被动性。这种系统化和整体战略的实施正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特点所致。2.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其客观制约性永远是基本特点和要求社会规律所体现的主、客观为人的内容，也只是规律的特殊作用。任何规律的客观制约性对个体与社会的作用和原则的体现，留给我们的只是两个方面：一是尊重，二是选择。因此，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人为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与事物内在结构的关系在于提供外部的辅助条件和环境，而不是改变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积累和要素逐渐变化的过程，经济运行有其相应的经济规则。3.“转型”本身既包括过程也包括方向（目标和定位方式）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转型的过程和阶段是由其方向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投资型的发展战略所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在最终收入分配中，资产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在实践中，收入水平或者资本收入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富裕的人群，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则相反。收入份额下降的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而其储蓄倾向则相反。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为何花了这多年的时间来启动内需但在实际中却“启而不动”的原因和“投资饥饿症”以及热钱泛滥的症结所在（即使是实体单位和靠“实体”起家的企业也在热衷于此）。二、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逻辑前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当中，无论是职业意义还是身份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利益实现的背景和条件都应该是建立在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命题。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只是在发展理念、经营体制与利益实现方式上的转变和调整，而非农业大环境的改变甚至是消失。如果说用“消灭”农民的方式、方法来解决农民的利益问题和发展农业的话，那么未来的中国所剩下的问题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而对农民与农业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因此，在科学、客观和理性地认识农民利益实现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逻辑判断。从历史到现在，短期的剀恩斯式的干预只能是一个短期的效应而非长期的手段，用急于求成的跃进方式来解决中国任何问题的教训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少见。1.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并不等于消灭农业（1）政治层面。基于农民阶层的社会地位而言，其经济的低下以及生存的艰难性往往造成了社会历史变革中的主动性和强烈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既是革命依靠的力量也是中国革命主要力量的历史原因和基础。也正是如此，当农民基本利益实现和得以保障时，他们对已得利益的珍惜程度和维护意识是最强烈的，但他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却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是最低的，而基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这个群体在稳定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又往往是最强的。由此可见，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中，中国的农业、农民创新意识和能力最强，农民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最多，而得到社会与市场的回报却是最低，但其稳定性又是最强。（2）经济层面。如果说农业是基础性产业，那是指对工业产业源头的原材料的提供，这种提供过程未必是对农业的完全掠夺，而长期“剪刀差”的办法则是体现了一个让我们尴尬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乃至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业以基础地位的角色赋予了国民经济支柱作用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中央政府有关民生问题的政策其出发点是良性的、健康和激励性的，最终是为农民考虑和着想的，但在实际财政运转体制下，其运转成本最终仍然由农民来承担。这与我国在农业与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和目标是背离的。2.城镇化建设道路与现代农业建设相辅相成在此，我们需要认清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建设与城市化建设不是一个概念，前者仅包括城市空间规模的放大，既包括其内涵结构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也包括农村与城市间的中小城镇的建设。二是城镇化的建设和工业化的进程未必是完全同步的。世界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应该是同步的。其原因在于，没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从而形成城市自身消化中的“城市病”。（1）历史层面。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人类经济社会工业化过程，距今已经有这么多年的历史，迄今仍在继续。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也是每个民族或者早或迟都必需经历的过程。与欧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对外掠夺、对内剥夺的道路不同，早期的苏联期望以重工业投资的叠加效应换取工业化时间的节约，而无须通过“剪刀差”的方法来侵害农民的利益。但事情发展的结果不管苏联是否愿意，因为其工业过度投资而仍然落入最初被否定的道路。为此，苏联人民特别是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2）现代化层面。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农村将越来越以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而具备长久开发和利用的前景。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固然有4亿人口的城镇市场，其更大的目标则是发现了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的潜在价值。三、现代农业发展在经济转型中的“再启动”1.社会经济转型的瓶颈：投资与出口导向阶段性的终结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解决短缺经济的问题，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当前的投资率明显偏高，因此在实践中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是面临着生产过剩和产业结构的扭曲，这种扭曲和变异在国际市场出现波动不稳而转向国内市场时便充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出口导向战略目标的功能定位直接带来内在结构的异化。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应该充分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而且更重要的事实是，国内市场越大，国际市场的非理性所带来的破坏性也将随之放大。2.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内需导向战略中的“再启动”及其转化的可能性据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占人口55.1%的农村居民仅消费了总消费品的32.28%，在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也远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够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通过改革改变土地、财税、金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格局，就能使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长远的保障，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