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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排行榜常常带给人们许多错觉，关于媒介，关于富人，关于成功，关于标准，关于社会风气……因为财富具体数据而带来的思维冲动使我们的视力越来越差，乃至失去判断力，看不真也看不清——媒介因炒卖排行榜获益还是排行榜造就了名人。所幸的是，游戏总能找到买单，就像分别冠名为观澜湖2004胡润百富排行榜与奥迪2004胡润IT富豪排行榜等。一个主榜四个子榜均出自胡润及其团队之手，做足了中国的财富文章，也备受争论。姑且忽略其实际效用，从受众反映中，我们触及个性时代的一种理性回归——人们不再拘泥于形式，有了更多的包容，并尝试从不同视角去看眼前的现象。而作为具舆论导向功能的媒介也许是时候审时度势了——在现有的发展环境与经济格局下，应倡导怎样一种财富游戏规则以及弘扬何种主流思潮?
“排名”时代的尴尬
说起中国财富排行榜，始作俑者胡润可谓人们上好的谈资，褒贬兼有。
曾有外电评论中国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种为非公有制经济拓展空间的改革，而站在经济浪头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无疑成为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时代财富英雄。1999年《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排行榜第一次将他们推向了世界舞台。此后，中国的富人们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步人了“排名时代”——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而这正好为政府部门督促富人纳税提供了范本；由此亦拉开了富人“落马”的故事，“财富榜”一时间被媒体戏称为“杀富榜”、“问题榜”。也有人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既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存在的阴暗面。”甚至有人评论，“中国富豪排行榜让人怀疑中国私营企业家的财富品质。”
而排行榜制造者的评估能力也因此受到质疑：到底是排名方法出了问题，还是中国富人经不起公众推敲?……有感而发的胡润又于去年推出了关于财富品质的排名，并推出了系列财富丛书，旨在挖掘富豪品质。此排名没有针对个体的人，是就不同的个性品质，比如“诚信、冒险、执著”等排排座，颇让入耳目一新。但显然此举流于形式，没引起太多的社会反响。不甘寂寞的胡润及其团队蓄势而发，于今年10月中旬一并推出了财富系列排行榜。然而，执著于自己的中国富豪排名“事业”的“胡润系”，其工作方法的科学性、逻辑严密性并不被大众完全认可。胡润版2004中国富人榜似乎遭到媒体“集体炮轰”，从名次的准确性到排行榜冠名的商业意味。不知穷于应付的胡润能坚持多久?
而与此同时，颇具影响力的某南方媒体结合中国国情推出了系列“创富榜”。其上榜标准是将个人资本、社会责任、企业文明、公众形象等排在首位，而并非比个人财富最多，但口碑要最好。如“慈善捐赠排行榜”、“诚信纳税排行榜”、“公众形象排行榜”、“关爱员工排行榜”等，分别涵盖了诚信纳税、社会捐赠、善待员工等考核项目。此创富榜与公众对富人的期待不谋而合，即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大的责任。这不正是健康社会的普遍特征吗?
“我不太习惯排行榜的方式，无论是‘财富榜’、‘富豪榜’或‘创富榜’，我所在乎的是脚踏实地把企业做进世界500强。”位居“创富榜”榜首的天狮集团总裁李金元如是说。
遗憾的是，公众并没有给予“创富榜”足够多的关注，更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反响度。有媒体对其进行调查，62．5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榜单意义不大。于是，有趣的现象是“叫座”的财富榜不“叫好”，“叫好”的创富榜不“叫座”。
此外，更别说启用自己员工操作的《福布斯》财富排行榜，那似乎未能激起多大波澜。
是公众的胃口越来越难以调和，还是中国缺乏酝酿财富英雄的土壤?但无论如何，6年前被一个英国小伙子莫名其妙推至聚光灯下的中国富人们，身不由己地进入了排名时代，尽管这个时代很是尴尬。
媒体的使命与富人的烦恼
“媒介已从卖内容、卖广告发展到了卖活动的阶段，某些媒体还在炒卖行业标准。”被誉为“媒介军师”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说。
现实情况是，今天的媒体面临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两种价值取向。有人说，在资本面前媒体尚属于弱势，不同价值取向的媒体做出了不同经营之道的选择正如喻教授所言，媒体也要公关，也要有策划活动；显然，以富人阶层为主题展开的策划成为了不少媒体与中介机构的首选要素。
而走到前台的富人经过了怎样的一个政策环境轨迹呢?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制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被确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党的十五大精神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形成了国家意志。“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一突破性条款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写入了宪法修正案，从而使私有财产权上升到宪法权利。
虽然宪法已经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但目前尚无一部具可操作性的法律来落实宪法原则以保护私有财产。不过，据了解，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物权法草案，意味着私有财产保护已从宪法原则迈向了制度构建。
“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调动起民众创造财富热情的政策环境可谓空前见好。财富创造者们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受到重视。但也许重视的方式、程度有待商榷，各界反映不一。政府层面，包括金融机构，或许在落实政策、服务等方面还应加大力度。舆论界或许有些矫枉过正，要么文艺作品中出现的多是富人负面形象；要么富人是“明星”，受邀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要么给其排排座……面对不少热情的媒体，一些饱受追逐的富人阶层索性玩起了“金蝉脱壳”隐身法，颇有些“神秘感”。但不罢休的媒体总能找到对策，将其逐个曝光，以满足大众猎奇心理所需。
“请多给我们一片安静的天空。”有的民营企业家怕成为演讲家、作家、慈善家……
而围绕这批新兴富豪阶层，社会上有多股势力在较量，有的给其排忧解困，建言献策；有的盯紧富人口袋，五花八门的企业家培训班、会议论坛等层出不穷。更有甚者，企业家一天之内可收到几十份传真，均诚恳邀请企业家出席、参加各种名目的社会活动。有的基于发展需要还无法拒绝，着实让企业家害怕，避之不及。
那么，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要素的媒体，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曾多次強调，新闻媒体要在社会上发挥“稳压器”的作 用。当初创意“财富榜”的胡润，其出发点也是基于一个记者的视角，欲探究21世纪的中国为何从“过去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到现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及其推动力是什么”。最后，他将研究中国经济的切入点落在了从富豪人手——富豪排行榜得以诞生。不过，至少在今天大多数人看来，胡润的这种研究中国经济的方式并未得到认可。
“这种以个人财富数字多少论英雄的事情，建议少做为好。这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加剧‘仇富’心理，不利于社会和谐。”某老政协委员语重心长直言，“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很让人痛心……现在真的到了先富带后富的紧要时候了。”
言下之意，“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是当前应该营造的社会舆论氛围。而这不正是大多数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吗?应做的是，在保持中立性和客观性的原则下，反映民众声音，发挥舆论监督與导向作用，造就和谐发展与进步的舆论环境。
提及媒体的使命，喻国明教授说到知情权：以前媒介承担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搞市场经济以后，其保障作用已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现在的价值应该是如何保障社会必须要知道的情况，就是老百姓对公共信息有安全感。今天的媒介，价值归宿的实质是如何保障社会成员的信息安全。
永远没有人知道的真相
有人曰：永远不会有人告诉你他真正拥有多少财富。这几乎是一种共识。换言之，媒体或中介机构描述的富人多半是表像的。
“事实上，世界活在60％的谎言中……比尔·盖茨的案例只属于个案，不具代表性，毕竟世界上仅有一个比尔。要求富人向他学习，可以；但要向他那样去做，就万万不可。他即便是去掉了90％的财产，也足够活几辈子。而你呢，除苦心经营外，还得想着如何树立企业公众形象。如果光顾了生意，失去与外界社会的联系，没准就会落后，与国际脱轨，而那种损失是巨大的。得不到社会认可与政府的刮目相看，便有可能失去核心竞争资源。”有人直言不讳。
很多时候，我们就活在“排谁与谁排”的假相中，而由财富榜最终确定你的财富地位……“位置”对个人同样至关重要，此事可以微观到任何一件与你相关的事情上。譬如你想知道你在别人心中的位置重要与否；同样，别人在你心中也会被你自然地贴上重要不重要的标识。有时，你实话相告，有时却不是，永远没人知道真相。
“谁排与排谁”，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字统计题，也许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社会逻辑分析题。
“排名”时代的尴尬
说起中国财富排行榜，始作俑者胡润可谓人们上好的谈资，褒贬兼有。
曾有外电评论中国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种为非公有制经济拓展空间的改革，而站在经济浪头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无疑成为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时代财富英雄。1999年《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排行榜第一次将他们推向了世界舞台。此后，中国的富人们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步人了“排名时代”——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而这正好为政府部门督促富人纳税提供了范本；由此亦拉开了富人“落马”的故事，“财富榜”一时间被媒体戏称为“杀富榜”、“问题榜”。也有人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既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存在的阴暗面。”甚至有人评论，“中国富豪排行榜让人怀疑中国私营企业家的财富品质。”
而排行榜制造者的评估能力也因此受到质疑：到底是排名方法出了问题，还是中国富人经不起公众推敲?……有感而发的胡润又于去年推出了关于财富品质的排名，并推出了系列财富丛书，旨在挖掘富豪品质。此排名没有针对个体的人，是就不同的个性品质，比如“诚信、冒险、执著”等排排座，颇让入耳目一新。但显然此举流于形式，没引起太多的社会反响。不甘寂寞的胡润及其团队蓄势而发，于今年10月中旬一并推出了财富系列排行榜。然而，执著于自己的中国富豪排名“事业”的“胡润系”，其工作方法的科学性、逻辑严密性并不被大众完全认可。胡润版2004中国富人榜似乎遭到媒体“集体炮轰”，从名次的准确性到排行榜冠名的商业意味。不知穷于应付的胡润能坚持多久?
而与此同时，颇具影响力的某南方媒体结合中国国情推出了系列“创富榜”。其上榜标准是将个人资本、社会责任、企业文明、公众形象等排在首位，而并非比个人财富最多，但口碑要最好。如“慈善捐赠排行榜”、“诚信纳税排行榜”、“公众形象排行榜”、“关爱员工排行榜”等，分别涵盖了诚信纳税、社会捐赠、善待员工等考核项目。此创富榜与公众对富人的期待不谋而合，即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大的责任。这不正是健康社会的普遍特征吗?
“我不太习惯排行榜的方式，无论是‘财富榜’、‘富豪榜’或‘创富榜’，我所在乎的是脚踏实地把企业做进世界500强。”位居“创富榜”榜首的天狮集团总裁李金元如是说。
遗憾的是，公众并没有给予“创富榜”足够多的关注，更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反响度。有媒体对其进行调查，62．5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榜单意义不大。于是，有趣的现象是“叫座”的财富榜不“叫好”，“叫好”的创富榜不“叫座”。
此外，更别说启用自己员工操作的《福布斯》财富排行榜，那似乎未能激起多大波澜。
是公众的胃口越来越难以调和，还是中国缺乏酝酿财富英雄的土壤?但无论如何，6年前被一个英国小伙子莫名其妙推至聚光灯下的中国富人们，身不由己地进入了排名时代，尽管这个时代很是尴尬。
媒体的使命与富人的烦恼
“媒介已从卖内容、卖广告发展到了卖活动的阶段，某些媒体还在炒卖行业标准。”被誉为“媒介军师”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说。
现实情况是，今天的媒体面临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两种价值取向。有人说，在资本面前媒体尚属于弱势，不同价值取向的媒体做出了不同经营之道的选择正如喻教授所言，媒体也要公关，也要有策划活动；显然，以富人阶层为主题展开的策划成为了不少媒体与中介机构的首选要素。
而走到前台的富人经过了怎样的一个政策环境轨迹呢?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制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被确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党的十五大精神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形成了国家意志。“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一突破性条款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写入了宪法修正案，从而使私有财产权上升到宪法权利。
虽然宪法已经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但目前尚无一部具可操作性的法律来落实宪法原则以保护私有财产。不过，据了解，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物权法草案，意味着私有财产保护已从宪法原则迈向了制度构建。
“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调动起民众创造财富热情的政策环境可谓空前见好。财富创造者们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受到重视。但也许重视的方式、程度有待商榷，各界反映不一。政府层面，包括金融机构，或许在落实政策、服务等方面还应加大力度。舆论界或许有些矫枉过正，要么文艺作品中出现的多是富人负面形象；要么富人是“明星”，受邀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要么给其排排座……面对不少热情的媒体，一些饱受追逐的富人阶层索性玩起了“金蝉脱壳”隐身法，颇有些“神秘感”。但不罢休的媒体总能找到对策，将其逐个曝光，以满足大众猎奇心理所需。
“请多给我们一片安静的天空。”有的民营企业家怕成为演讲家、作家、慈善家……
而围绕这批新兴富豪阶层，社会上有多股势力在较量，有的给其排忧解困，建言献策；有的盯紧富人口袋，五花八门的企业家培训班、会议论坛等层出不穷。更有甚者，企业家一天之内可收到几十份传真，均诚恳邀请企业家出席、参加各种名目的社会活动。有的基于发展需要还无法拒绝，着实让企业家害怕，避之不及。
那么，作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要素的媒体，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曾多次強调，新闻媒体要在社会上发挥“稳压器”的作 用。当初创意“财富榜”的胡润，其出发点也是基于一个记者的视角，欲探究21世纪的中国为何从“过去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到现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及其推动力是什么”。最后，他将研究中国经济的切入点落在了从富豪人手——富豪排行榜得以诞生。不过，至少在今天大多数人看来，胡润的这种研究中国经济的方式并未得到认可。
“这种以个人财富数字多少论英雄的事情，建议少做为好。这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加剧‘仇富’心理，不利于社会和谐。”某老政协委员语重心长直言，“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很让人痛心……现在真的到了先富带后富的紧要时候了。”
言下之意，“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是当前应该营造的社会舆论氛围。而这不正是大多数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吗?应做的是，在保持中立性和客观性的原则下，反映民众声音，发挥舆论监督與导向作用，造就和谐发展与进步的舆论环境。
提及媒体的使命，喻国明教授说到知情权：以前媒介承担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搞市场经济以后，其保障作用已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现在的价值应该是如何保障社会必须要知道的情况，就是老百姓对公共信息有安全感。今天的媒介，价值归宿的实质是如何保障社会成员的信息安全。
永远没有人知道的真相
有人曰：永远不会有人告诉你他真正拥有多少财富。这几乎是一种共识。换言之，媒体或中介机构描述的富人多半是表像的。
“事实上，世界活在60％的谎言中……比尔·盖茨的案例只属于个案，不具代表性，毕竟世界上仅有一个比尔。要求富人向他学习，可以；但要向他那样去做，就万万不可。他即便是去掉了90％的财产，也足够活几辈子。而你呢，除苦心经营外，还得想着如何树立企业公众形象。如果光顾了生意，失去与外界社会的联系，没准就会落后，与国际脱轨，而那种损失是巨大的。得不到社会认可与政府的刮目相看，便有可能失去核心竞争资源。”有人直言不讳。
很多时候，我们就活在“排谁与谁排”的假相中，而由财富榜最终确定你的财富地位……“位置”对个人同样至关重要，此事可以微观到任何一件与你相关的事情上。譬如你想知道你在别人心中的位置重要与否；同样，别人在你心中也会被你自然地贴上重要不重要的标识。有时，你实话相告，有时却不是，永远没人知道真相。
“谁排与排谁”，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字统计题，也许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社会逻辑分析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