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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响当当的人物。而其结发妻子江冬秀的“菜刀”亦非常有名。据说1923年胡适闹婚外恋，江冬秀抡起菜刀，声称要先杀掉两个儿子，再跟胡适拼命，胡适惊惧之下，从此定心。他们的婚姻得以善终，似乎是江冬秀暴力胁迫的结果。事实真的如此吗？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最多、影响最大，自传材料最丰富的名人之一，同时也是被人顾盼、窥伺、议论，也最被人误解的名人之一。
几经浮沉后，2011年12月17日，在其诞辰120年之际，胡适的名字仍是热点。
有学者探讨他与鲁迅两种不同的气质与立场；有人思考这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第一人对于当下的意义。
然而，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思想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最为人乐道的，还有他的情事——他与那些“红颜知己”如韦莲司、曹诚英“似是而非”的情感；与在“父母之命”下结合的旧式妻子江冬秀，看似差距巨大，但却携手走过一生的婚姻。
当年言及张幼仪与自己的种种不合适时，徐志摩用了一个比喻叫做“小脚与西服”，其实张幼仪根本是一双大脚，这个比喻用来形容胡适和他的太太江冬秀，也许更加妥帖一点。
江冬秀与胡适，同为徽州人氏，是幼时订下的娃娃亲，之后，一个继续藏在深闺之中做女红，一个则走出山村，走出国门，之后又学成归国，名噪一时。这桩典型的“小脚与西服”式的婚姻，维持了整整一生。
有很多人说，这结果要拜江冬秀大智大勇所赐，1923年胡适闹婚外恋，江冬秀抡起菜刀，声称要先杀掉两个儿子，再跟胡适拼命，胡适惊惧，从此撂下了另起炉灶的念头，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得以善终，是江冬秀暴力胁迫的结果。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六年之痒
1915年10月，这是胡适赴美的第五个年头，他收到母亲的来信，说徽州乡间颇有谣传，言他已经在美国另外娶亲。徽州出门在外的人多，也许有人见到胡适在美国广交女友，尤其与一个名叫韦莲司的女子来往密切，确实有这么一个猜疑；但更有可能的是，胡母借此做个试探，她见胡适没有丝毫归意，怕他辜负了已经来到胡家居住的江冬秀。
胡适给母亲回信，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无稽之谈。因为，他“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
“不可毁”好理解，为什么“不必毁”与“不当毁”呢？要知道，此时他正对韦莲司大有爱慕之心，就在写过这封信的一个礼拜之后，他为韦莲司写诗曰：“吾乃淡荡人，未知‘爱’何似。古人说相思，毋乃颇类此”。
韦莲司，比胡适大六岁，前卫女画家，是胡适就读的康奈尔大学某教授之小女。胡适留学日记，以及他二人大量的书信往来都证明，他们之间心意相通、情笃意洽。
已经心有所属，为何还执着于旧時婚约？这就涉及到胡适的爱情观与婚姻观。普通人的爱情中，常有“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四苦，胡适没有，究其原因，在于他早就明白了，爱情，只是生命中的一件事，而不是唯一的事。这是很多年后，在火车上，他跟另外一位红颜知己陈衡哲说的。他还曾说，他当时不毁婚约，是因为不想伤几个人的心。
假如爱情没有关于幸福的一票否决权，只是人生里的一件事，“伤几个人的心”当然可以比它的分量更重，胡适这不假思索的选择，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1917年底，回国刚半年的胡适与江冬秀成亲，他们相处得很不错，胡适甚至写信向韦莲司汇报他快乐的新婚生活，还说他们准备在遥远的1924年，胡适有了假期之后，一道去美国旅游。
是的，江冬秀起初是大字不识几个，但她是一个聪明进取的人，胡母便说她在乡间，也算“人中翘楚”。 何况，胡适还说了，“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性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而江冬秀的相貌不算差，圆圆的脸，堪称秀丽，从她的信中看，她又是个颇有情趣的人，所以胡适跟人说，他觉得他的婚姻“很过得去”。
然而，西方人言“七年之痒”，绝非虚言。只是“七年”这个数字太精确，胡适的婚姻之痒，发生在他婚后的第六年，1923年。
1923年，也是胡适回国的第六年，这六年间，他活得好不热闹，编辑《新青年》，出版《尝试集》，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与当时最顶端的文化人如梁启超、蔡元培过从来往……此时，他的个人命运已与时代命运搅成巨大的漩涡，在很短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然而，他也活得辛苦。首先他身体就不太好，1922年下半年的日记里，不是伤风，就是腹泻，说得最多的，是痔疮；其次，长年累月地活在交流、理论、声讨、辩驳的声浪里，精神上，他也渐渐累了。1922年底，他向北大告假一年，欲寻个清净的地方暂且休养生息一下，而在所有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杭州应该是休养身心的天堂。
那时，曹诚英在杭州。
一生最快活的日子
说起来，曹诚英是胡适的表妹，其实他俩没有一点儿血缘关系，曹诚英的两个姐姐嫁给了胡适的两个哥哥，这种关系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表妹。
因为关系密切，1917年，胡适和江冬秀结婚那年，曹诚英是他们的伴娘。很多学者都认为，胡适在自己的婚礼上，爱上了这位绮年玉貌的伴娘，假设这爱情真的由此而起，无疑更加戏剧化，但胡适当时的信件和日记里都没有提曹诚英一个字，他写给韦莲司的信里，全是新婚燕尔之时的兴奋。
我曾就这个问题特意请教过《星星•月亮•太阳》的作者江勇振教授，他坚定地认为那不可能，那时候胡适才从美国回来，他的眼光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而且他为了履行婚约，刚刚放弃一个有见识的，跟他能够沟通理解的女人，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婚礼上，爱上才见面的小表妹？
的确，胡适与曹诚英彼此爱慕的资料出现在1923年，胡适南下杭州之际。那是一次猝不及防的相逢。当时曹诚英和她的丈夫胡冠英都在杭州求学，他们是以亲戚加小老乡的身份陪胡适游西湖的。几日盘桓下来，胡适与曹诚英情愫暗生，有意思的是，同游的胡冠英竟然一无所知，而且，还在胡适的建议下，离开杭州，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
胡适租下杭州南山烟霞洞的两间小房，与曹诚英过起了神仙眷侣生活。对此，远在北京的江冬秀并非全不知晓，只是她和胡冠英一样，以为曹诚英不过是帮胡适料理些家务而已。她给胡适写信说“佩声（曹诚英）照应你们，我很放心，不过她的身体不很好，常到炉子边去做菜，天气太热了，怕她的身体受不了，我听了很不安，请你们另外请一厨子吧，免得大家劳苦。”
那时，江冬秀不知道，胡适曾幻想的，闺房中“执经问字”之乐，如今在曹诚英身上实现了。他们读书、下棋、讲故事，看月亮、观日出，所有风雅的戏码一一上演，胡适在日记里称之为“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
江冬秀的菜刀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同居了三个月，终于到了离别时候。关于胡适的资料都说，胡适回到北京后，跟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挥舞着菜刀，声称要杀掉胡适的两个儿子，然后自杀，这才吓住了胡适，离婚一事就此作罢。
但大多资料都没有说明出处，只有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后面注明：石原皋《闲话胡适》，39页。
我在石原皋的《闲话胡适》中逐字查找，书中只是说，江冬秀经常为这件事跟胡适大吵，有一次，她拿起裁纸刀朝胡适脸上掷去，幸未掷中，石原皋把他们拉开。
石原皋的《闲话胡适》，是研究胡适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但文中也有很多话靠不住，比如说梁实秋要跟原配仳离，江冬秀帮他的原配打官司云云，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又说江冬秀后来恨曹诚英，弄散了她的一桩姻缘，也属道听途说。不过，这些差错，皆非石老先生存心撒谎，有的是年纪大了，记不清楚了，有的则是人云亦云，毕竟，他对江冬秀的了解也有限。
石原皋说江冬秀拿裁纸刀去掷胡适，是他亲眼所见，应该没问题。只不过，裁纸刀这玩意，刀锋大多不十分锋利，有金属的没错，更多的是塑料的，杀伤力跟菜刀没法比，两口子生气，情急之下，拿裁纸刀去扔对方，也是多见之事，《围城》里，孙柔嘉发怒就拿梳子掷过方鸿渐的头。
菜刀的说法，其实是来自同为安徽同乡、五四时期著名作家汪静之，他在《六美缘》里写道：他们（胡适与曹诚英）在烟霞洞里住了二三月，又在杭州上海二地往返住了二三月。适之师回北京向冬秀提出离婚。冬秀到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来说：“两个儿子是我生的，杀了儿子再和你离婚！”结果离婚不成。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每年适之师南下在杭州或上海或南京与佩声相会二次。
汪静之倒是言之凿凿，但问题是，他如何知道的呢？他可没像石原皋那样，说明是自己亲眼所见。
以胡适的城府，不大可能跟这个小同乡说这个；江冬秀是个要强的女人，而且一直住在北京，跟主要活动在南方的汪静之没什么交集。要么就是曹诚英或者其他老乡？这个倒有可能，但汪静之不提出处，就有点可疑，毕竟这是言及胡适想要跟江冬秀离婚最重要的证明之一，万一他就是根据石原皋的说法，以讹传讹呢？汪静之这个人，是有满嘴跑火车的先例的。
王映霞为戴笠堕胎的事儿就是他说的，他的依据只是王映霞在戴笠家住过一晚，而那期间王映霞堕过胎。可是他既未捉奸在床，又不曾看过DNA报告，这种有时连当事人都说不清的事情，他倒能弄得门儿清？
她的幸福，有她的道理
汪静之说胡适回北京后跟江冬秀提出离婚，这个时间更是可疑之极。胡适是十一月三十号回北京的，回去不久就搬到了西山。日记显示，他每天都在译书、写序，看不出一点儿在打离婚大战的痕迹。十二月三十号的日记里，更是特地记道：今天为我和冬秀结婚的第六个周年。
记得婚姻纪念日的男人，搁现在都不是很多了。至于江冬秀这边，她确实很泼辣没错，却非传说中的悍妇，1931年，胡适在协和医院割盲肠，曹诚英来看他不算，竟然还躺在他的枕边，又被江冬秀撞了个正着。她居然只是“我三天没理你，你之后再三申明，我之后见着她没理过她。”不理会，已经算得十分隐忍了吧？
胡适与曹诚英的这段情缘，与其说是被所谓的“江冬秀的菜刀”给吓住了，不如说本来对于他，就是人生里的一段際遇，在他与韦莲司初恋时，他对婚姻的功能已经想得很清楚，毕竟，他不是徐志摩那种多血质，他没有“我将于茫茫人海里寻找我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雄心壮志。
那段爱情，是胡适自己放弃的，从渐行渐远渐无书，到只字不回，曹诚英后来上峨眉山要出家也没有吓住他。像莫文蔚的《阴天》里唱道：“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去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感情说穿了，一个人挣脱的，一人去捡。”胡适的天空里有了更多的星辰，曹诚英则一生执迷于对他的爱。
江冬秀，应该算是一个受害者，在曹诚英事件出现之前，她对胡适的感情一直非常信任，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里双宿双栖时，江冬秀给他写信说：“我今天拿了你寄给我的扇子，我偶尔想起今天又是七月七日了。这两首诗还是六年前和五年前的事。我们前五六年前多么高兴，这几年来，我们添了三个儿女，你老了四五岁年纪了，我这几年把你们的病，把我的心都惊怕了，望你这次叔侄两个把病养好了。我们从以后，快乐兴致都有了。”她对未来有期望，对自己的婚姻有信心。
发现曹诚英之事后，她变得暴躁多疑，拆胡适的往来信件，两个人生起气来，能一赌气喝上二十碗酒，她的泼横在那两年展现得最彻底，如果我可以为她设计一句台词，我会让她对曹诚英说：“你，毁了我做一个好妻子的机会。”
复原需要一个缓慢的时间，好在，江冬秀的灵魂是强大的，从她后来与胡适的通信看，两个人终生感情都不算坏。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去世后，江冬秀整理他身后的资料时，特地让他的红颜知己韦莲司写一份自己的小传放进胡适的资料里，这一举动说明，她觉得，在胡适的生命里，韦莲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江冬秀不是一个靠暴力维持自己婚姻的女人，她的幸福，是她自己挣来的，靠她的聪明、她的努力、她对人的善意、她没有被文化晕染过的敏锐的感悟力，江冬秀的幸福，是有她的道理的。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最多、影响最大，自传材料最丰富的名人之一，同时也是被人顾盼、窥伺、议论，也最被人误解的名人之一。
几经浮沉后，2011年12月17日，在其诞辰120年之际，胡适的名字仍是热点。
有学者探讨他与鲁迅两种不同的气质与立场；有人思考这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第一人对于当下的意义。
然而，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思想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最为人乐道的，还有他的情事——他与那些“红颜知己”如韦莲司、曹诚英“似是而非”的情感；与在“父母之命”下结合的旧式妻子江冬秀，看似差距巨大，但却携手走过一生的婚姻。
当年言及张幼仪与自己的种种不合适时，徐志摩用了一个比喻叫做“小脚与西服”，其实张幼仪根本是一双大脚，这个比喻用来形容胡适和他的太太江冬秀，也许更加妥帖一点。
江冬秀与胡适，同为徽州人氏，是幼时订下的娃娃亲，之后，一个继续藏在深闺之中做女红，一个则走出山村，走出国门，之后又学成归国，名噪一时。这桩典型的“小脚与西服”式的婚姻，维持了整整一生。
有很多人说，这结果要拜江冬秀大智大勇所赐，1923年胡适闹婚外恋，江冬秀抡起菜刀，声称要先杀掉两个儿子，再跟胡适拼命，胡适惊惧，从此撂下了另起炉灶的念头，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得以善终，是江冬秀暴力胁迫的结果。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六年之痒
1915年10月，这是胡适赴美的第五个年头，他收到母亲的来信，说徽州乡间颇有谣传，言他已经在美国另外娶亲。徽州出门在外的人多，也许有人见到胡适在美国广交女友，尤其与一个名叫韦莲司的女子来往密切，确实有这么一个猜疑；但更有可能的是，胡母借此做个试探，她见胡适没有丝毫归意，怕他辜负了已经来到胡家居住的江冬秀。
胡适给母亲回信，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无稽之谈。因为，他“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
“不可毁”好理解，为什么“不必毁”与“不当毁”呢？要知道，此时他正对韦莲司大有爱慕之心，就在写过这封信的一个礼拜之后，他为韦莲司写诗曰：“吾乃淡荡人，未知‘爱’何似。古人说相思，毋乃颇类此”。
韦莲司，比胡适大六岁，前卫女画家，是胡适就读的康奈尔大学某教授之小女。胡适留学日记，以及他二人大量的书信往来都证明，他们之间心意相通、情笃意洽。
已经心有所属，为何还执着于旧時婚约？这就涉及到胡适的爱情观与婚姻观。普通人的爱情中，常有“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四苦，胡适没有，究其原因，在于他早就明白了，爱情，只是生命中的一件事，而不是唯一的事。这是很多年后，在火车上，他跟另外一位红颜知己陈衡哲说的。他还曾说，他当时不毁婚约，是因为不想伤几个人的心。
假如爱情没有关于幸福的一票否决权，只是人生里的一件事，“伤几个人的心”当然可以比它的分量更重，胡适这不假思索的选择，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1917年底，回国刚半年的胡适与江冬秀成亲，他们相处得很不错，胡适甚至写信向韦莲司汇报他快乐的新婚生活，还说他们准备在遥远的1924年，胡适有了假期之后，一道去美国旅游。
是的，江冬秀起初是大字不识几个，但她是一个聪明进取的人，胡母便说她在乡间，也算“人中翘楚”。 何况，胡适还说了，“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性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而江冬秀的相貌不算差，圆圆的脸，堪称秀丽，从她的信中看，她又是个颇有情趣的人，所以胡适跟人说，他觉得他的婚姻“很过得去”。
然而，西方人言“七年之痒”，绝非虚言。只是“七年”这个数字太精确，胡适的婚姻之痒，发生在他婚后的第六年，1923年。
1923年，也是胡适回国的第六年，这六年间，他活得好不热闹，编辑《新青年》，出版《尝试集》，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与当时最顶端的文化人如梁启超、蔡元培过从来往……此时，他的个人命运已与时代命运搅成巨大的漩涡，在很短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然而，他也活得辛苦。首先他身体就不太好，1922年下半年的日记里，不是伤风，就是腹泻，说得最多的，是痔疮；其次，长年累月地活在交流、理论、声讨、辩驳的声浪里，精神上，他也渐渐累了。1922年底，他向北大告假一年，欲寻个清净的地方暂且休养生息一下，而在所有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杭州应该是休养身心的天堂。
那时，曹诚英在杭州。
一生最快活的日子
说起来，曹诚英是胡适的表妹，其实他俩没有一点儿血缘关系，曹诚英的两个姐姐嫁给了胡适的两个哥哥，这种关系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表妹。
因为关系密切，1917年，胡适和江冬秀结婚那年，曹诚英是他们的伴娘。很多学者都认为，胡适在自己的婚礼上，爱上了这位绮年玉貌的伴娘，假设这爱情真的由此而起，无疑更加戏剧化，但胡适当时的信件和日记里都没有提曹诚英一个字，他写给韦莲司的信里，全是新婚燕尔之时的兴奋。
我曾就这个问题特意请教过《星星•月亮•太阳》的作者江勇振教授，他坚定地认为那不可能，那时候胡适才从美国回来，他的眼光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而且他为了履行婚约，刚刚放弃一个有见识的，跟他能够沟通理解的女人，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婚礼上，爱上才见面的小表妹？
的确，胡适与曹诚英彼此爱慕的资料出现在1923年，胡适南下杭州之际。那是一次猝不及防的相逢。当时曹诚英和她的丈夫胡冠英都在杭州求学，他们是以亲戚加小老乡的身份陪胡适游西湖的。几日盘桓下来，胡适与曹诚英情愫暗生，有意思的是，同游的胡冠英竟然一无所知，而且，还在胡适的建议下，离开杭州，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
胡适租下杭州南山烟霞洞的两间小房，与曹诚英过起了神仙眷侣生活。对此，远在北京的江冬秀并非全不知晓，只是她和胡冠英一样，以为曹诚英不过是帮胡适料理些家务而已。她给胡适写信说“佩声（曹诚英）照应你们，我很放心，不过她的身体不很好，常到炉子边去做菜，天气太热了，怕她的身体受不了，我听了很不安，请你们另外请一厨子吧，免得大家劳苦。”
那时，江冬秀不知道，胡适曾幻想的，闺房中“执经问字”之乐，如今在曹诚英身上实现了。他们读书、下棋、讲故事，看月亮、观日出，所有风雅的戏码一一上演，胡适在日记里称之为“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
江冬秀的菜刀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同居了三个月，终于到了离别时候。关于胡适的资料都说，胡适回到北京后，跟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挥舞着菜刀，声称要杀掉胡适的两个儿子，然后自杀，这才吓住了胡适，离婚一事就此作罢。
但大多资料都没有说明出处，只有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后面注明：石原皋《闲话胡适》，39页。
我在石原皋的《闲话胡适》中逐字查找，书中只是说，江冬秀经常为这件事跟胡适大吵，有一次，她拿起裁纸刀朝胡适脸上掷去，幸未掷中，石原皋把他们拉开。
石原皋的《闲话胡适》，是研究胡适重要的原始资料之一，但文中也有很多话靠不住，比如说梁实秋要跟原配仳离，江冬秀帮他的原配打官司云云，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又说江冬秀后来恨曹诚英，弄散了她的一桩姻缘，也属道听途说。不过，这些差错，皆非石老先生存心撒谎，有的是年纪大了，记不清楚了，有的则是人云亦云，毕竟，他对江冬秀的了解也有限。
石原皋说江冬秀拿裁纸刀去掷胡适，是他亲眼所见，应该没问题。只不过，裁纸刀这玩意，刀锋大多不十分锋利，有金属的没错，更多的是塑料的，杀伤力跟菜刀没法比，两口子生气，情急之下，拿裁纸刀去扔对方，也是多见之事，《围城》里，孙柔嘉发怒就拿梳子掷过方鸿渐的头。
菜刀的说法，其实是来自同为安徽同乡、五四时期著名作家汪静之，他在《六美缘》里写道：他们（胡适与曹诚英）在烟霞洞里住了二三月，又在杭州上海二地往返住了二三月。适之师回北京向冬秀提出离婚。冬秀到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来说：“两个儿子是我生的，杀了儿子再和你离婚！”结果离婚不成。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每年适之师南下在杭州或上海或南京与佩声相会二次。
汪静之倒是言之凿凿，但问题是，他如何知道的呢？他可没像石原皋那样，说明是自己亲眼所见。
以胡适的城府，不大可能跟这个小同乡说这个；江冬秀是个要强的女人，而且一直住在北京，跟主要活动在南方的汪静之没什么交集。要么就是曹诚英或者其他老乡？这个倒有可能，但汪静之不提出处，就有点可疑，毕竟这是言及胡适想要跟江冬秀离婚最重要的证明之一，万一他就是根据石原皋的说法，以讹传讹呢？汪静之这个人，是有满嘴跑火车的先例的。
王映霞为戴笠堕胎的事儿就是他说的，他的依据只是王映霞在戴笠家住过一晚，而那期间王映霞堕过胎。可是他既未捉奸在床，又不曾看过DNA报告，这种有时连当事人都说不清的事情，他倒能弄得门儿清？
她的幸福，有她的道理
汪静之说胡适回北京后跟江冬秀提出离婚，这个时间更是可疑之极。胡适是十一月三十号回北京的，回去不久就搬到了西山。日记显示，他每天都在译书、写序，看不出一点儿在打离婚大战的痕迹。十二月三十号的日记里，更是特地记道：今天为我和冬秀结婚的第六个周年。
记得婚姻纪念日的男人，搁现在都不是很多了。至于江冬秀这边，她确实很泼辣没错，却非传说中的悍妇，1931年，胡适在协和医院割盲肠，曹诚英来看他不算，竟然还躺在他的枕边，又被江冬秀撞了个正着。她居然只是“我三天没理你，你之后再三申明，我之后见着她没理过她。”不理会，已经算得十分隐忍了吧？
胡适与曹诚英的这段情缘，与其说是被所谓的“江冬秀的菜刀”给吓住了，不如说本来对于他，就是人生里的一段際遇，在他与韦莲司初恋时，他对婚姻的功能已经想得很清楚，毕竟，他不是徐志摩那种多血质，他没有“我将于茫茫人海里寻找我唯一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雄心壮志。
那段爱情，是胡适自己放弃的，从渐行渐远渐无书，到只字不回，曹诚英后来上峨眉山要出家也没有吓住他。像莫文蔚的《阴天》里唱道：“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去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感情说穿了，一个人挣脱的，一人去捡。”胡适的天空里有了更多的星辰，曹诚英则一生执迷于对他的爱。
江冬秀，应该算是一个受害者，在曹诚英事件出现之前，她对胡适的感情一直非常信任，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里双宿双栖时，江冬秀给他写信说：“我今天拿了你寄给我的扇子，我偶尔想起今天又是七月七日了。这两首诗还是六年前和五年前的事。我们前五六年前多么高兴，这几年来，我们添了三个儿女，你老了四五岁年纪了，我这几年把你们的病，把我的心都惊怕了，望你这次叔侄两个把病养好了。我们从以后，快乐兴致都有了。”她对未来有期望，对自己的婚姻有信心。
发现曹诚英之事后，她变得暴躁多疑，拆胡适的往来信件，两个人生起气来，能一赌气喝上二十碗酒，她的泼横在那两年展现得最彻底，如果我可以为她设计一句台词，我会让她对曹诚英说：“你，毁了我做一个好妻子的机会。”
复原需要一个缓慢的时间，好在，江冬秀的灵魂是强大的，从她后来与胡适的通信看，两个人终生感情都不算坏。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去世后，江冬秀整理他身后的资料时，特地让他的红颜知己韦莲司写一份自己的小传放进胡适的资料里，这一举动说明，她觉得，在胡适的生命里，韦莲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江冬秀不是一个靠暴力维持自己婚姻的女人，她的幸福，是她自己挣来的，靠她的聪明、她的努力、她对人的善意、她没有被文化晕染过的敏锐的感悟力，江冬秀的幸福，是有她的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