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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在世界，没有哪条公路能像它一样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也没有哪条公路能像它一样震惊世界。它，就是滇缅公路，一条诞生于75年前抗日烽火中的国际通道，一条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的国际通道。
日本人自始至终不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滇缅公路修通的那一天。日本人更不会相信，严重缺乏施工机械的20万中国劳工——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竟能用他们的双手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埋葬日本占领梦想的交通大道。
打通国际交通线成为焦点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以及南方的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区。中国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业，50%的人口，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日本人手中。这样一来，日本不仅摧毁了中国本来就十分可怜的国防工业，还堵死了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
失去了交通线，孤立无援的中国就只能一步步走向灭亡。有鉴于此，为维持大后方的物资供应、法币币值的稳定和军队打仗的武器弹药，还在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即向国际社会发出救援呼吁，但应者寥寥，只有苏联表示支持。1937年8月，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贷款总价值3亿美元用于中国，400架飞机提供给中国空军，另外5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6个空军战斗机中队也在中国战斗。
当时，一条长达2700公里从兰州到苏联边境的公路已经开通，从1938年到1940年，足够武装15个中国师的苏联装备就曾通过这条西北公路进入中国。但在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从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就停止了。对于苏联在对华援助上的局限性，国民政府也看得很清楚，所以早在抗战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考虑另外的求助渠道。
还在抗战爆发不久，旅居在海外的华侨得知祖国遭遇日本侵略后，就曾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汽车等物资。同时，国民政府也拿出极为珍贵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汽车、石油、军火等。只是鉴于当时的形势，这些物资皆堆放于越南的海防港。
海防港是前法国殖民地越南的一个港口，也是滇越铁路的起点，这条铁路从海防港到云南的昆明。中国的沿海港口被日军占领后，滇越铁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通道，而堆放在海防港的中国进口军火物资就成了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希望所在。但是，滇越铁路距离日本人占领的广东太近，而且铁路一路穿行在高山峡谷之中，一旦遭遇日军轰炸很容易全线瘫痪。所以，从安全、实际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在大后方云南建设一条通往印度洋的交通线。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乘飞机从昆明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向蒋介石提出一项宏大计划，即《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建议各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印度洋的铁路和公路。
龙云此举首先是基于抗日救亡的考虑，其次，他也想借此来发展云南的地方经济。因为，滇西虽然是云南较富饶的地方，但在地理方面，这里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崎岖的山区。因受横断山脉的大山大河所隔，这里山高谷深，民众备受交通不便之苦，往来交通唯有山间驿道，物资全靠马帮驮运。抗战爆发，云南成了大后方，如果能够借助中央的财力、物力和技术人员把梦寐以求的滇缅路修通，岂不美哉？
对于蒋介石来说，开辟新的国际运输通道当然也是此时头等重要的军国大事。彼时日军正疯狂进攻上海，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眼看就要落入日本人之手，40万中国军队在上海拼死抵抗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从上海尽可能地撤出工厂、抢运物资而争取时间。所以，蒋介石对龙云提出建设滇缅路的计划非常赞同，连声说：“好得很，好得很，我告诉铁道部和交通部照此办理。”
当时，龙云的兴建方式有二：第一，兴建滇缅铁路由中央行政院交通部铁道局负责，云南省政府协助；第二，兴建滇缅公路由云南省政府负责，中央提供资金及技术援助。经过详细论证，考虑到建设滇缅铁路工程过于艰巨，国民政府最终决定暂缓修建滇缅铁路，而滇缅公路的建设则马上着手进行。
1937年10月，也就是上海沦陷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官员火速赶到昆明，同云南省政府协商。11月初，双方最后确定了滇缅公路由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出国，然后在缅甸的腊戍与缅甸的中央铁路接通，直通仰光这一路线。
滇缅公路的路线确定后，龙云旋即派缪云台作为特使前往缅甸与统治这里的英国殖民政府洽谈在缅甸修路的事宜。然而，就在缪云台赴缅谈判期间，抗战局势急转直下：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接着又攻占杭州、苏州等地，首都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旋即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消息传出，全国军民悲愤不已，纷纷发誓决不屈服、抗战到底。但此时，仅存的国际运输通道滇越铁路由于日军的破坏，每天的运输量正日渐减少，计划修建的滇缅公路一下子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老人、妇女和孩子用双手修路
1937年年末，中国就滇缅公路工程向国际招标。当时，也有数家国际性大公司对此有兴趣，表示若中国能提供先进设备，公路于六七年内便可开通。但当时中国既缺乏先进机械，更无六七年时间等待。无奈之下，国民政府遂决定自行修建。
恰在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不再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蒋介石遂毅然辞去所有行政职务，宣布从今以后，专门率领军队与日军作战，并严令：无论有多大困难，滇缅公路都要如期完工。
在这一形势下，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紧急成立。随后，即开始了滇缅公路具体线路的勘测工作。当时，云南省政府要求滇缅公路经过的县市必须由该县市人民出动建设公路，且必须全线一致动工，以加快建设速度，但由于勘探人员的不足及时间上的紧迫，滇缅公路的探勘工作实际上与建设工作是同时进行的。
此时，真正的麻烦来了。公路建设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而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战前就十分缺乏，抗战开始后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只好对流落到昆明的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进行培训，教授其在短时间内学习地理和地质方面的知识，学习如何加快公路工程进度、用沙砾平整路面、把一条曲线慢慢拉成一条直线、减少急弯和陡坡、改良排水系统，以及如何修建载重量不能小于10吨的桥梁等等一些课程。 由于时局空前紧张，龙云主观地认为滇缅公路可在3个月内修通，遂严令公路沿线地方当局必须在1937年年底以前开工建设，限期3个月之内先建成一条可以通车的简易公路。于是，1938年年初，也就是临近春节的时候，滇缅公路沿线约20万各族劳工被征集到公路上。其中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云南的青壮年大都已开赴中原参加抗战。
由于严重缺乏施工机械，劳工们就这样用自己的双手开始了修筑世界上最崎岖、绵延上千公里的公路。没有炸药，他们便用自制的火药替代。没有水泥，他们只得烧制石灰和黏土使用。没有机械，土方全靠锄头开挖。畚箕是他们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据《云南公路史》记载：滇缅公路共有土方19983960立方米，石方1875497立方米。这些土石方是全靠民工用双肩一担一担挑走的。没有压路机，大石碾成了压实路基的唯一工具。公路所需碎石，则是妇女、儿童们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修筑公路的负责人、1938年任“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的谭伯英在《修筑滇缅公路纪实》一书中写道：“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支筑路大军，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穿着用蓝色土布制作的衣服，其中只有很少的男人是壮劳力，其他都是妇女和老头以及很多很多的孩子，孩子们都带着自家的宠物：狗、鸡和长尾巴的小鹦鹉。在傣族地区，那些跟着大人来做工的孩子甚至还带着猴子。……”
然而，工程开始后不久，人们害怕的疟疾发生了，很快夺去了很多筑路者的生命，“曾有8000人患疟疾，免于死亡的只有500人”。原滇缅公路工程师娄性回忆了那触目惊心的日子：怒江芒市这些低洼的地方都有恶性疟疾，恶性疟疾就是牛蚊叮了以后，发抖、发烧，然后因贫血而死掉了；一批人倒下，又来一批轮换上，死得太多了。
尽管疟疾如此猖狂，滇缅公路的建设却从未因此而停止过。在一些人死去之后，马上又会有一些人替补上来。当然，在云南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能够替补的只能是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著名记者萧乾在《血肉筑成滇缅路》的报道中写道：“秃疮脑袋上梳着辫子的，赤背戴草笠的，头上包巾、颈下拖着葫芦形瘿瘤的……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花裤腿的闺女都上阵了。”
为了能在怒江和澜沧江上建造能够通行载重卡车的柔性钢索大桥，桥梁的总设计师徐以枋还被派往仰光的一家桥梁构件厂定购所有建桥用的器材。他从工地出发步行约1000华里，走到中缅边境上的畹町，到了畹町才有汽车去仰光。在仰光，徐以枋一头扎到工厂里拼命地工作。几个月后，这家工厂终于生产出了中国人急需的建桥材料，都是按照徐以枋设计的规格精确切割制成的。
费时一个月，材料运抵建桥工地。两边的桥塔已经建好，下一步就是铺设钢索。这需要派人把一卷很长的绳子带过河去，绳子的另一端连着建桥用的钢索，人过河以后，就可以在对岸把钢索拉过河去。工程师们试图用船把人渡过去，但是，往往船刚一下水，就被湍急的河水冲向河中的礁石，撞成碎片。无奈之下只有派水性好的人带着绳子冒险游过去。一些水性很好的汉子陆续下水，但大多都失败了。最后，终于有一位强壮的汉子成功地游到了对岸。
就这样，在1938年间，怒江和澜沧江上一共架起了三座大型的钢索大桥。它们分别是：惠通桥、昌淦桥和功果桥。这些桥成为滇缅公路上的咽喉，没有它们，整个滇缅公路的畅通就无从谈起。
不过，原定的3个月的工期，也就是1938年3月底完工的期限很快就到期了。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对此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3个月要建好从中国昆明到缅甸腊戍长1453公里且必须穿越崇山峻岭的滇缅公路，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不光他们这样想，就连当时的日本政府得知中国要在物资、财力以及国防力量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于3个月内建造当时世界上工程最艰难的滇缅公路时，也根本不相信。而且，日本政府更信誓旦旦地相信中国政府无法抵抗到滇缅公路建成之时，便会投降。
恰好1938年4月6日中国军队于山东省台儿庄大败日军，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举国欢腾。在此情况下，滇缅公路总工程处遂向龙云申请，工程延期至5月底完工。云南省政府在交通部的许可下，也同意延后至5月底完工。为了保证工程如期完成，龙云随后又向沿途各县发出十万火急的鸡毛信，严令各县县长严加督导，务必按期完工。
但是，到了这年的6月底，滇缅公路仍然未见通车。更为严重的是，此时日军开始大举进攻河南，并沿平汉铁路向武汉推进，又沿长江向西推进，接连攻下安庆、九江等地，武汉保卫战被迫提前开始。形势及此，远在云南的龙云再也坐不住了，他责令：各路段官员及工程技术人员“因恶习太深，敷衍成性，任意拖延，皆应从严惩处”。
在其不断督促下，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滇缅公路从昆明到畹町全长959，4公里终于建成通车。从开工到通车，相隔仅仅9个月。尽管由于武汉会战局势紧张，公路修通后几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但《云南日报》还是专门为此发表社论，称滇缅公路的完工，就像给中国建立了一条强有力的输血管一样。在大后方，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争相报道了这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消息。
不仅如此，滇缅公路的修成，还在国际上引起轰动，英国的《泰晤士报》就曾连续三天报道滇缅公路的修筑情况，刊登多幅照片，称赞滇缅公路“可同巴拿马运河相媲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滇缅公路建成也深表疑惑，命驻华大使以“回国述职”为名，特意从滇缅公路回国。
事实胜于雄辩，该大使在实际考察回国后向罗斯福报告说：“滇缅公路工程浩大，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和精神，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公路，物资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乏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此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1月，国民政府已有300多个工厂和几十所银行从沿海城市迁往内地，这其中有很多迁到了云南。大西南的重庆、成都和贵阳等地也迁来了大量的工商企业和大学，还有内迁的大批军政人员，这些人员所需要的基本消费品和工厂企业所需要的生产原料绝大多数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有鉴于此，滇缅公路竣工不久，便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运输通道。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西南运输处，负责西南地区的军用物资运输和进出口等业务，它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量地招募和训练司机。由于国内一时无法解决大量司机问题，西南运输处还于1939年年初急电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希望给予支援。
陈嘉庚接到急电后，立即于1939年2月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原南洋华侨机工王六说：“我们看了以后，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都动心了，在当时我们在国外呢好像很没有地位，中国人在新加坡多，但是我们有一颗爱国的热心。”回到祖国后，王亚六等人经过在昆明潘家湾为期两个月的军事和政治培训后，即投入了工作。
有学者曾说过，滇缅公路不仅有着非凡的创造力，而且它还蕴藏着无与伦比的活力，在这种活力的背后，是大后方畸形繁荣的经济所创造出来的巨大商机。昆明和滇缅公路沿线几乎一夜间冒出了无数家运输公司，这些公司大量购置汽车投入到繁忙的运输业务中。原滇缅公路上的商人徐世铭，就曾如是说道：“那时有句俗话，轮胎一转，团长不换。团长他都不干了，开车去了。”
但是，滇缅公路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从一开始，日本侵略军为了切断、卡死这条中国对外交通的“大动脉”、“输血管”，曾连续出动大批飞机，对滇缅公路不断进行轰炸、扫射。1940年，在占领了越南后，有越南作为前方基地，日军的飞机更是开始了对滇缅公路全线的直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10月，日本飞机即多次轰炸澜沧江上的昌淦桥和怒江上的惠通桥；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分十多次轰炸这些桥梁。
由于滇缅公路关系整个抗战的大局，它一刻也不能停下来，所以每次空袭之后，大桥抢修队就不分昼夜地抢修大桥。只是日军太过凶狠，其于1941年1月23日第十四次轰炸昌淦桥后，这座满目疮痍的大桥就此被彻底炸断。
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交通部很快接到来自大桥抢修队的电报，说滇缅公路上的车队已经再一次地越过了波涛汹涌的澜沧江，整个公路全线保持着畅通。原来，早在两个月以前，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就预计到大桥有可能被日军日益频繁的空袭彻底炸断。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些空的汽油桶，把70多个空汽油桶连在一起，再在上面铺上木板，这样就成了一只简易的渡船，汽车开上去之后，用钢缆将渡船在两岸拉来拉去。这样，汽车就可以过江了。3个月后，被炸断的昌淦桥经全力抢修终于恢复通车，并一直使用至今。
此时的国际形势也大为改观，在1940年欧洲大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孤军抗战的形势即已出现转折。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开始考虑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援助。为了提高公路的通车能力，从1940年春起，国民政府的交通部还曾先后花费巨资向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订购了2700吨柏油，开始铺设从中缅边境的畹町到保山的柏油公路。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工程机械以加快工程建设。
不曾想到，1942年3月，当滇缅公路西段的柏油路正紧张铺设的时候，日军突然向缅甸进攻。很快，仰光陷落。5月，日军长驱直入，攻入云南境内，并迅速占领怒江以西的广大地区。此时，花费巨资修建的滇缅公路西段怒江以西路段的柏油刚刚铺设完毕，由于日军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工程设备都来不及撤到怒江以东，就连同西段柏油路一起全部落入敌手。
但不管怎样，滇缅公路对于中华民族抗战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到1942年的3年中，滇缅公路共抢运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000多辆汽车，以及其他无法统计的各类物资。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滇缅公路，就没有中国抗战的物资保障。
不仅如此，滇缅公路无形中还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日军原来是要在正面打败中国军队，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但由于有了包括滇缅公路在内的对外通道，其被迫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为从沿海越南、西北和缅甸封锁中国的对外通道，从而给疲惫的中国军民以喘息的机会。
（责任编辑 楚文）
日本人自始至终不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滇缅公路修通的那一天。日本人更不会相信，严重缺乏施工机械的20万中国劳工——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竟能用他们的双手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埋葬日本占领梦想的交通大道。
打通国际交通线成为焦点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以及南方的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区。中国主要的大城市，95%的工业，50%的人口，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日本人手中。这样一来，日本不仅摧毁了中国本来就十分可怜的国防工业，还堵死了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
失去了交通线，孤立无援的中国就只能一步步走向灭亡。有鉴于此，为维持大后方的物资供应、法币币值的稳定和军队打仗的武器弹药，还在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即向国际社会发出救援呼吁，但应者寥寥，只有苏联表示支持。1937年8月，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贷款总价值3亿美元用于中国，400架飞机提供给中国空军，另外5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6个空军战斗机中队也在中国战斗。
当时，一条长达2700公里从兰州到苏联边境的公路已经开通，从1938年到1940年，足够武装15个中国师的苏联装备就曾通过这条西北公路进入中国。但在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从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就停止了。对于苏联在对华援助上的局限性，国民政府也看得很清楚，所以早在抗战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考虑另外的求助渠道。
还在抗战爆发不久，旅居在海外的华侨得知祖国遭遇日本侵略后，就曾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的药品、棉纱、汽车等物资。同时，国民政府也拿出极为珍贵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汽车、石油、军火等。只是鉴于当时的形势，这些物资皆堆放于越南的海防港。
海防港是前法国殖民地越南的一个港口，也是滇越铁路的起点，这条铁路从海防港到云南的昆明。中国的沿海港口被日军占领后，滇越铁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通道，而堆放在海防港的中国进口军火物资就成了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希望所在。但是，滇越铁路距离日本人占领的广东太近，而且铁路一路穿行在高山峡谷之中，一旦遭遇日军轰炸很容易全线瘫痪。所以，从安全、实际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在大后方云南建设一条通往印度洋的交通线。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乘飞机从昆明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向蒋介石提出一项宏大计划，即《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建议各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印度洋的铁路和公路。
龙云此举首先是基于抗日救亡的考虑，其次，他也想借此来发展云南的地方经济。因为，滇西虽然是云南较富饶的地方，但在地理方面，这里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崎岖的山区。因受横断山脉的大山大河所隔，这里山高谷深，民众备受交通不便之苦，往来交通唯有山间驿道，物资全靠马帮驮运。抗战爆发，云南成了大后方，如果能够借助中央的财力、物力和技术人员把梦寐以求的滇缅路修通，岂不美哉？
对于蒋介石来说，开辟新的国际运输通道当然也是此时头等重要的军国大事。彼时日军正疯狂进攻上海，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眼看就要落入日本人之手，40万中国军队在上海拼死抵抗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从上海尽可能地撤出工厂、抢运物资而争取时间。所以，蒋介石对龙云提出建设滇缅路的计划非常赞同，连声说：“好得很，好得很，我告诉铁道部和交通部照此办理。”
当时，龙云的兴建方式有二：第一，兴建滇缅铁路由中央行政院交通部铁道局负责，云南省政府协助；第二，兴建滇缅公路由云南省政府负责，中央提供资金及技术援助。经过详细论证，考虑到建设滇缅铁路工程过于艰巨，国民政府最终决定暂缓修建滇缅铁路，而滇缅公路的建设则马上着手进行。
1937年10月，也就是上海沦陷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官员火速赶到昆明，同云南省政府协商。11月初，双方最后确定了滇缅公路由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出国，然后在缅甸的腊戍与缅甸的中央铁路接通，直通仰光这一路线。
滇缅公路的路线确定后，龙云旋即派缪云台作为特使前往缅甸与统治这里的英国殖民政府洽谈在缅甸修路的事宜。然而，就在缪云台赴缅谈判期间，抗战局势急转直下：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接着又攻占杭州、苏州等地，首都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旋即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消息传出，全国军民悲愤不已，纷纷发誓决不屈服、抗战到底。但此时，仅存的国际运输通道滇越铁路由于日军的破坏，每天的运输量正日渐减少，计划修建的滇缅公路一下子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老人、妇女和孩子用双手修路
1937年年末，中国就滇缅公路工程向国际招标。当时，也有数家国际性大公司对此有兴趣，表示若中国能提供先进设备，公路于六七年内便可开通。但当时中国既缺乏先进机械，更无六七年时间等待。无奈之下，国民政府遂决定自行修建。
恰在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不再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蒋介石遂毅然辞去所有行政职务，宣布从今以后，专门率领军队与日军作战，并严令：无论有多大困难，滇缅公路都要如期完工。
在这一形势下，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紧急成立。随后，即开始了滇缅公路具体线路的勘测工作。当时，云南省政府要求滇缅公路经过的县市必须由该县市人民出动建设公路，且必须全线一致动工，以加快建设速度，但由于勘探人员的不足及时间上的紧迫，滇缅公路的探勘工作实际上与建设工作是同时进行的。
此时，真正的麻烦来了。公路建设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而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战前就十分缺乏，抗战开始后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只好对流落到昆明的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进行培训，教授其在短时间内学习地理和地质方面的知识，学习如何加快公路工程进度、用沙砾平整路面、把一条曲线慢慢拉成一条直线、减少急弯和陡坡、改良排水系统，以及如何修建载重量不能小于10吨的桥梁等等一些课程。 由于时局空前紧张，龙云主观地认为滇缅公路可在3个月内修通，遂严令公路沿线地方当局必须在1937年年底以前开工建设，限期3个月之内先建成一条可以通车的简易公路。于是，1938年年初，也就是临近春节的时候，滇缅公路沿线约20万各族劳工被征集到公路上。其中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云南的青壮年大都已开赴中原参加抗战。
由于严重缺乏施工机械，劳工们就这样用自己的双手开始了修筑世界上最崎岖、绵延上千公里的公路。没有炸药，他们便用自制的火药替代。没有水泥，他们只得烧制石灰和黏土使用。没有机械，土方全靠锄头开挖。畚箕是他们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据《云南公路史》记载：滇缅公路共有土方19983960立方米，石方1875497立方米。这些土石方是全靠民工用双肩一担一担挑走的。没有压路机，大石碾成了压实路基的唯一工具。公路所需碎石，则是妇女、儿童们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修筑公路的负责人、1938年任“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的谭伯英在《修筑滇缅公路纪实》一书中写道：“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支筑路大军，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穿着用蓝色土布制作的衣服，其中只有很少的男人是壮劳力，其他都是妇女和老头以及很多很多的孩子，孩子们都带着自家的宠物：狗、鸡和长尾巴的小鹦鹉。在傣族地区，那些跟着大人来做工的孩子甚至还带着猴子。……”
然而，工程开始后不久，人们害怕的疟疾发生了，很快夺去了很多筑路者的生命，“曾有8000人患疟疾，免于死亡的只有500人”。原滇缅公路工程师娄性回忆了那触目惊心的日子：怒江芒市这些低洼的地方都有恶性疟疾，恶性疟疾就是牛蚊叮了以后，发抖、发烧，然后因贫血而死掉了；一批人倒下，又来一批轮换上，死得太多了。
尽管疟疾如此猖狂，滇缅公路的建设却从未因此而停止过。在一些人死去之后，马上又会有一些人替补上来。当然，在云南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能够替补的只能是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著名记者萧乾在《血肉筑成滇缅路》的报道中写道：“秃疮脑袋上梳着辫子的，赤背戴草笠的，头上包巾、颈下拖着葫芦形瘿瘤的……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花裤腿的闺女都上阵了。”
为了能在怒江和澜沧江上建造能够通行载重卡车的柔性钢索大桥，桥梁的总设计师徐以枋还被派往仰光的一家桥梁构件厂定购所有建桥用的器材。他从工地出发步行约1000华里，走到中缅边境上的畹町，到了畹町才有汽车去仰光。在仰光，徐以枋一头扎到工厂里拼命地工作。几个月后，这家工厂终于生产出了中国人急需的建桥材料，都是按照徐以枋设计的规格精确切割制成的。
费时一个月，材料运抵建桥工地。两边的桥塔已经建好，下一步就是铺设钢索。这需要派人把一卷很长的绳子带过河去，绳子的另一端连着建桥用的钢索，人过河以后，就可以在对岸把钢索拉过河去。工程师们试图用船把人渡过去，但是，往往船刚一下水，就被湍急的河水冲向河中的礁石，撞成碎片。无奈之下只有派水性好的人带着绳子冒险游过去。一些水性很好的汉子陆续下水，但大多都失败了。最后，终于有一位强壮的汉子成功地游到了对岸。
就这样，在1938年间，怒江和澜沧江上一共架起了三座大型的钢索大桥。它们分别是：惠通桥、昌淦桥和功果桥。这些桥成为滇缅公路上的咽喉，没有它们，整个滇缅公路的畅通就无从谈起。
不过，原定的3个月的工期，也就是1938年3月底完工的期限很快就到期了。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对此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3个月要建好从中国昆明到缅甸腊戍长1453公里且必须穿越崇山峻岭的滇缅公路，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不光他们这样想，就连当时的日本政府得知中国要在物资、财力以及国防力量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于3个月内建造当时世界上工程最艰难的滇缅公路时，也根本不相信。而且，日本政府更信誓旦旦地相信中国政府无法抵抗到滇缅公路建成之时，便会投降。
恰好1938年4月6日中国军队于山东省台儿庄大败日军，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举国欢腾。在此情况下，滇缅公路总工程处遂向龙云申请，工程延期至5月底完工。云南省政府在交通部的许可下，也同意延后至5月底完工。为了保证工程如期完成，龙云随后又向沿途各县发出十万火急的鸡毛信，严令各县县长严加督导，务必按期完工。
但是，到了这年的6月底，滇缅公路仍然未见通车。更为严重的是，此时日军开始大举进攻河南，并沿平汉铁路向武汉推进，又沿长江向西推进，接连攻下安庆、九江等地，武汉保卫战被迫提前开始。形势及此，远在云南的龙云再也坐不住了，他责令：各路段官员及工程技术人员“因恶习太深，敷衍成性，任意拖延，皆应从严惩处”。
在其不断督促下，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滇缅公路从昆明到畹町全长959，4公里终于建成通车。从开工到通车，相隔仅仅9个月。尽管由于武汉会战局势紧张，公路修通后几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但《云南日报》还是专门为此发表社论，称滇缅公路的完工，就像给中国建立了一条强有力的输血管一样。在大后方，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争相报道了这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消息。
不仅如此，滇缅公路的修成，还在国际上引起轰动，英国的《泰晤士报》就曾连续三天报道滇缅公路的修筑情况，刊登多幅照片，称赞滇缅公路“可同巴拿马运河相媲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滇缅公路建成也深表疑惑，命驻华大使以“回国述职”为名，特意从滇缅公路回国。
事实胜于雄辩，该大使在实际考察回国后向罗斯福报告说：“滇缅公路工程浩大，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和精神，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公路，物资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乏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此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1月，国民政府已有300多个工厂和几十所银行从沿海城市迁往内地，这其中有很多迁到了云南。大西南的重庆、成都和贵阳等地也迁来了大量的工商企业和大学，还有内迁的大批军政人员，这些人员所需要的基本消费品和工厂企业所需要的生产原料绝大多数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有鉴于此，滇缅公路竣工不久，便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运输通道。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西南运输处，负责西南地区的军用物资运输和进出口等业务，它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量地招募和训练司机。由于国内一时无法解决大量司机问题，西南运输处还于1939年年初急电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希望给予支援。
陈嘉庚接到急电后，立即于1939年2月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原南洋华侨机工王六说：“我们看了以后，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都动心了，在当时我们在国外呢好像很没有地位，中国人在新加坡多，但是我们有一颗爱国的热心。”回到祖国后，王亚六等人经过在昆明潘家湾为期两个月的军事和政治培训后，即投入了工作。
有学者曾说过，滇缅公路不仅有着非凡的创造力，而且它还蕴藏着无与伦比的活力，在这种活力的背后，是大后方畸形繁荣的经济所创造出来的巨大商机。昆明和滇缅公路沿线几乎一夜间冒出了无数家运输公司，这些公司大量购置汽车投入到繁忙的运输业务中。原滇缅公路上的商人徐世铭，就曾如是说道：“那时有句俗话，轮胎一转，团长不换。团长他都不干了，开车去了。”
但是，滇缅公路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从一开始，日本侵略军为了切断、卡死这条中国对外交通的“大动脉”、“输血管”，曾连续出动大批飞机，对滇缅公路不断进行轰炸、扫射。1940年，在占领了越南后，有越南作为前方基地，日军的飞机更是开始了对滇缅公路全线的直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10月，日本飞机即多次轰炸澜沧江上的昌淦桥和怒江上的惠通桥；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分十多次轰炸这些桥梁。
由于滇缅公路关系整个抗战的大局，它一刻也不能停下来，所以每次空袭之后，大桥抢修队就不分昼夜地抢修大桥。只是日军太过凶狠，其于1941年1月23日第十四次轰炸昌淦桥后，这座满目疮痍的大桥就此被彻底炸断。
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交通部很快接到来自大桥抢修队的电报，说滇缅公路上的车队已经再一次地越过了波涛汹涌的澜沧江，整个公路全线保持着畅通。原来，早在两个月以前，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就预计到大桥有可能被日军日益频繁的空袭彻底炸断。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些空的汽油桶，把70多个空汽油桶连在一起，再在上面铺上木板，这样就成了一只简易的渡船，汽车开上去之后，用钢缆将渡船在两岸拉来拉去。这样，汽车就可以过江了。3个月后，被炸断的昌淦桥经全力抢修终于恢复通车，并一直使用至今。
此时的国际形势也大为改观，在1940年欧洲大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孤军抗战的形势即已出现转折。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开始考虑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援助。为了提高公路的通车能力，从1940年春起，国民政府的交通部还曾先后花费巨资向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订购了2700吨柏油，开始铺设从中缅边境的畹町到保山的柏油公路。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工程机械以加快工程建设。
不曾想到，1942年3月，当滇缅公路西段的柏油路正紧张铺设的时候，日军突然向缅甸进攻。很快，仰光陷落。5月，日军长驱直入，攻入云南境内，并迅速占领怒江以西的广大地区。此时，花费巨资修建的滇缅公路西段怒江以西路段的柏油刚刚铺设完毕，由于日军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工程设备都来不及撤到怒江以东，就连同西段柏油路一起全部落入敌手。
但不管怎样，滇缅公路对于中华民族抗战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到1942年的3年中，滇缅公路共抢运约50万吨军需物资，15000多辆汽车，以及其他无法统计的各类物资。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滇缅公路，就没有中国抗战的物资保障。
不仅如此，滇缅公路无形中还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日军原来是要在正面打败中国军队，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但由于有了包括滇缅公路在内的对外通道，其被迫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为从沿海越南、西北和缅甸封锁中国的对外通道，从而给疲惫的中国军民以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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