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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和缅怀汪道涵先生的文章不知凡几，不约而同都将他尊称为智者，儒者，哲人。在台湾享有的盛誉，接近当年的周恩来。
汪道涵首先是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几乎所有海外的舆论和人士，对这一点都忽略了。他们或者以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怎么可以是那么的温和，儒雅，宽厚包容，气度非凡，而且彬彬有礼，尤其他是那么能够换位思考地理解人，体谅人，他真的是一位很有“听德”的人。
很少有人被誉为有“听德”，这是一种境界。汪道涵不仅有“听德”，而且非常愿意倾听台湾人的委屈，抱怨和难过，他对台湾以及台湾民众的爱是真诚的，这点真诚感动了许多人。因为这样，他知道得很多，所以也思考得很多，一个中国的八十六字论述，如果没有最起码的“听德”，是无法一气呵成、一挥而就的。
智者已经远行。不免感慨，当下的政坛，希望多一些有“听德”的人!
杨锦麟(凤凰卫视)
凡人与历史
一位92岁的老人，曾经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见证日本投降的一幕，如今却在中山大学的深宅大院过着寻常百姓的生活。作为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跌宕起伏的过去和销声匿迹的现在一同呈现在纸上，好似沉默中的惊雷。
在上一期的杂志中，黎秀石的名字淹没在汪道涵、赵新先、赵薇等这些政治、经济和娱乐的风云人物里，很少有人会在意这2／80的版面，但它却是最打动我的，尽管文章草草开始，匆匆结束，让人意犹未尽。
历史过于宏大叙事，我们每个人充其量也仅是一些细节，微小得如同一个个细胞，而《南方人物周刊》的“民间”是读者眼中的“第二眼美女”，也是最能体现“记录我们的命运”之宗旨的。“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民间人物的故事里有着我们每个人的影子，记录这些日常琐事，并不只是枯燥无味的复制，而阅读它则让入学着热爱生活。
赵佳月(广州)
小排量车为何被“非法拘禁”了十年?
1月5日，各地报纸同时报道了“小排量汽车有望3月底前解限”的消息：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发文，“不得以缓解交通拥堵等为由，专门对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采取交通管理限制措施”。
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宏大语境下，这样的好消息无疑是多多益善的。早有学者指出，我们没有任何歧视小排量车的本钱，歧视小排量车不仅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无稽之举，同时还人为遏制了消费者对小排量车的消费需求，直接导致我国车市一直劲吹大排量、豪华型之风。我们对小排量车的政策性歧视与国外对小排量车的政策性优待，正好唱了个对调，区别在于：人家是站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立场，我们是站在城市面子和形象政绩的立场。
然而，最大的遗憾并不在于政策无知让我们未能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荒诞，恰哈相反，为小排量车解禁的中央政策可谓三令五申，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却依然我行我素，不但没有顺应中央政策要求，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做出歧视性政策的城市越来越多——有关资料显示，两年以前我国有28个城市限制微型轿车使用，现在则有80多个。
从1996年国务院发出通知限令各地取消微型车的种种限制开始，中央政策一直都是坚定地站在小排量汽车一边，小排量车能被地方“非法拘禁”十年之久，足见地方在“限小”上的驱动利益之大，亦体现“面子政绩”和“表面繁荣”仍是部分为官者的首选追求，而“以人文本”、“建设节约型社会”等依然没有得到政策上的真正落实。
舒圣祥(杭州)
让旧历的年底更像年底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㈩将到新年的气象来。”我清晰地记得，鲁迅先生在《祝福》一文开头是这样写的。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年，我们关于“年味”变淡的感叹，已经渐然麻木了我的耳目。对许多人来说，现在春节的意味，恐怕也只有“一串鞭炮的宣泄”了。我在想，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今天，也许也会感叹，旧历的年底已经不像年底了。
“过年是美好的记忆，这份记忆在逐渐消失吗?我们还会过年吗?”就在最近，河南民俗学家高有鹏教授在自己撰写的《保卫春节宣言》里这样说，“面对西风盛行，西方文化的日益渗透，我们必须树立传统民族文化意识，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保卫春节，保卫传统文化遗产。”
保卫春节，这样的宣言，让我感觉到几分悲怆，几许悲哀。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并不能肯定，作为旧历年底的春节是不是真的已经沦落到需要被保护的地步。春节是中国最具强烈民族传统色彩的节日。“年味”淡了，我能确定，对每个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一种现实的感知。我们都不难想象，春节式微会在无数中国人心底掀起强烈的空洞感。
单士兵(南京)
“温州炒煤团”为谁而哭
国家安监总局擎㈩关闭小煤矿的利剑，火爆一时的“温州炒煤团”大部分已经撤离山西。“很多人都是哭着离开的。”一位温州老板说。这还是抽身早的，现在很多老板想离开都不行，手里的煤矿即使亏本转手都没人要。(1月4B《工人日报》)
哭着离开山西的“温州炒煤团”，却无意中给国人送上了一把笑料。然而，幸灾乐祸之余却难免大失所望，原来“温州炒煤团”之所以哭，仅仅因为“压力太大，风险太高”，有亏本之虞。因此，这种哭因为太自私而毫无技术含量，因为太狭隘而缺少悲情元素，着实不足道也。
我在想，当矿难频发矿工死难之际，这些人是否深掬一杯忏悔之泪?当遇难矿工家属泪眼婆娑、悲痛欲绝时，这些人是否洒下一把悲悯之泪?当遇难矿工家属迟迟得不到抚恤而走投无路时，这些人是否流出一丝惭愧之泪?遍览媒体，无从查证。
王石川(南京)
新年第一次惊讶，第一次欣慰
“广东首次允许死闪临刑前会见家属”，这是《南方日报》新年里的一则新闻。看到这个标题，我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其中最强烈的首先是吃惊，然后是苦涩的欣慰。
老实说，以前对于死囚犯的关注仅仅局限于死刑的执行方式、死囚的内心表白这一类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残酷的猎奇心理吧。至于死囚犯临刑前与家属如何如何，因为从未见过相关报道，也可能觉得这是起码的权利，所以就没想过这一问题。直到今天才知道，“这是广东第一个被允许在执行死刑前会见家属的死囚”。死囚犯临刑前原来没有这一权利?!这是我吃惊的原因，堪称新年第一惊。
用法官的话说：“死刑犯在临刑前想见自己的父母、妻儿，交待后事，是他们也是其亲属感情上的需要，是最基本的人性诉求。”法官还说：“临刑会见，虽然受益的群体不是很大，但这是司法实践中一项人性化的措施。”给死闪们活着时最后一次见亲人的机会，这居然是2006年首先感动我的事，实在出乎意料，但也只能 苦涩并欣慰着。
王永章(汕头)
农民养活中国
1月1日开始，联合国不再对华进行粮食援助了。去年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了停止对华粮食援助的期限，其理由是：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人口温饱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果，不再需要联合国的援助了。(1月3日《人民日报》)
仅仅在11年前，美国农业和环境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曾经严肃地发出质疑：“谁来养活中国?”
如今，消息传来，壮怀激烈的人品出了无比自豪：标志着中国26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句号，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居安思危的人则看到了隐约的担忧：我们真的已经完全脱贫了吗?有援助毕竟比没援助好，何况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不要白不要”；当然，也有人记起了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的功绩。遗憾的是，我看遍了网友们的留言，竟然没有一个人记起来中国农民——哪怕仅仅只是对他们说声“谢谢”。
一直默默无言在田地间耕耘的农民，依旧延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依旧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没有人记得：他们才是中国骄傲的真正创造者!
止凡(杭州)
国家“宜居”与城市“宜居”
《商务周刊》和零点公司联合发布的“2005宜居城市排行榜”显示，北京市的排名由2004年的第3位跌至第15位。1月2日《中国青年报》就此写下新闻标题：北京市350亿元的投入为何没落好?
基于此，“宜居城市”也许不是一地政府加大投入就能“创建”的：因为政府投入得越大，城市建设得越好，对外界的吸引力越强，怀抱梦想涌入的人会越多。而政府加大投入的力度，注定是敌不过公民游动的速度的。好比一片林地，周围都是低洼地带，唯有一处峰顶突出，所有的优势资源都集中在那里，所有的政策优惠都落实在那里，所有的人工美景都建设于那里，所有的待挖宝藏都埋匿于那里，所有的新鲜螃蟹都在那里待吃，所有的致富机会都在那里分发——追求更好未来的人们能不蜂拥而至吗?
一个富人生活在一万个穷人中间，他不可能真正享受到财富带来的幸福，因为他必须时刻面临着被抢劫甚至被杀害的风险；同理，一个富裕的大城市立身于一大片贫穷的小城镇之间，在周边兄弟城镇发展起来之前，它也不可能真正独自建设出“宜居城市”。经济要均衡发展，社会要均衡发展，教育要均衡发展，“宜居”同样要均衡建设。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区域宜居，才可能有城市宜居；而在人口迁移更加自由的年代，甚至要说，只有国家宜居，才可能有真正的区域宜居和城市宜居。
盛翔(杭州)
汪道涵首先是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几乎所有海外的舆论和人士，对这一点都忽略了。他们或者以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怎么可以是那么的温和，儒雅，宽厚包容，气度非凡，而且彬彬有礼，尤其他是那么能够换位思考地理解人，体谅人，他真的是一位很有“听德”的人。
很少有人被誉为有“听德”，这是一种境界。汪道涵不仅有“听德”，而且非常愿意倾听台湾人的委屈，抱怨和难过，他对台湾以及台湾民众的爱是真诚的，这点真诚感动了许多人。因为这样，他知道得很多，所以也思考得很多，一个中国的八十六字论述，如果没有最起码的“听德”，是无法一气呵成、一挥而就的。
智者已经远行。不免感慨，当下的政坛，希望多一些有“听德”的人!
杨锦麟(凤凰卫视)
凡人与历史
一位92岁的老人，曾经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见证日本投降的一幕，如今却在中山大学的深宅大院过着寻常百姓的生活。作为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跌宕起伏的过去和销声匿迹的现在一同呈现在纸上，好似沉默中的惊雷。
在上一期的杂志中，黎秀石的名字淹没在汪道涵、赵新先、赵薇等这些政治、经济和娱乐的风云人物里，很少有人会在意这2／80的版面，但它却是最打动我的，尽管文章草草开始，匆匆结束，让人意犹未尽。
历史过于宏大叙事，我们每个人充其量也仅是一些细节，微小得如同一个个细胞，而《南方人物周刊》的“民间”是读者眼中的“第二眼美女”，也是最能体现“记录我们的命运”之宗旨的。“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民间人物的故事里有着我们每个人的影子，记录这些日常琐事，并不只是枯燥无味的复制，而阅读它则让入学着热爱生活。
赵佳月(广州)
小排量车为何被“非法拘禁”了十年?
1月5日，各地报纸同时报道了“小排量汽车有望3月底前解限”的消息：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发文，“不得以缓解交通拥堵等为由，专门对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采取交通管理限制措施”。
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宏大语境下，这样的好消息无疑是多多益善的。早有学者指出，我们没有任何歧视小排量车的本钱，歧视小排量车不仅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无稽之举，同时还人为遏制了消费者对小排量车的消费需求，直接导致我国车市一直劲吹大排量、豪华型之风。我们对小排量车的政策性歧视与国外对小排量车的政策性优待，正好唱了个对调，区别在于：人家是站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立场，我们是站在城市面子和形象政绩的立场。
然而，最大的遗憾并不在于政策无知让我们未能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荒诞，恰哈相反，为小排量车解禁的中央政策可谓三令五申，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却依然我行我素，不但没有顺应中央政策要求，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做出歧视性政策的城市越来越多——有关资料显示，两年以前我国有28个城市限制微型轿车使用，现在则有80多个。
从1996年国务院发出通知限令各地取消微型车的种种限制开始，中央政策一直都是坚定地站在小排量汽车一边，小排量车能被地方“非法拘禁”十年之久，足见地方在“限小”上的驱动利益之大，亦体现“面子政绩”和“表面繁荣”仍是部分为官者的首选追求，而“以人文本”、“建设节约型社会”等依然没有得到政策上的真正落实。
舒圣祥(杭州)
让旧历的年底更像年底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㈩将到新年的气象来。”我清晰地记得，鲁迅先生在《祝福》一文开头是这样写的。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年，我们关于“年味”变淡的感叹，已经渐然麻木了我的耳目。对许多人来说，现在春节的意味，恐怕也只有“一串鞭炮的宣泄”了。我在想，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今天，也许也会感叹，旧历的年底已经不像年底了。
“过年是美好的记忆，这份记忆在逐渐消失吗?我们还会过年吗?”就在最近，河南民俗学家高有鹏教授在自己撰写的《保卫春节宣言》里这样说，“面对西风盛行，西方文化的日益渗透，我们必须树立传统民族文化意识，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保卫春节，保卫传统文化遗产。”
保卫春节，这样的宣言，让我感觉到几分悲怆，几许悲哀。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并不能肯定，作为旧历年底的春节是不是真的已经沦落到需要被保护的地步。春节是中国最具强烈民族传统色彩的节日。“年味”淡了，我能确定，对每个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一种现实的感知。我们都不难想象，春节式微会在无数中国人心底掀起强烈的空洞感。
单士兵(南京)
“温州炒煤团”为谁而哭
国家安监总局擎㈩关闭小煤矿的利剑，火爆一时的“温州炒煤团”大部分已经撤离山西。“很多人都是哭着离开的。”一位温州老板说。这还是抽身早的，现在很多老板想离开都不行，手里的煤矿即使亏本转手都没人要。(1月4B《工人日报》)
哭着离开山西的“温州炒煤团”，却无意中给国人送上了一把笑料。然而，幸灾乐祸之余却难免大失所望，原来“温州炒煤团”之所以哭，仅仅因为“压力太大，风险太高”，有亏本之虞。因此，这种哭因为太自私而毫无技术含量，因为太狭隘而缺少悲情元素，着实不足道也。
我在想，当矿难频发矿工死难之际，这些人是否深掬一杯忏悔之泪?当遇难矿工家属泪眼婆娑、悲痛欲绝时，这些人是否洒下一把悲悯之泪?当遇难矿工家属迟迟得不到抚恤而走投无路时，这些人是否流出一丝惭愧之泪?遍览媒体，无从查证。
王石川(南京)
新年第一次惊讶，第一次欣慰
“广东首次允许死闪临刑前会见家属”，这是《南方日报》新年里的一则新闻。看到这个标题，我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其中最强烈的首先是吃惊，然后是苦涩的欣慰。
老实说，以前对于死囚犯的关注仅仅局限于死刑的执行方式、死囚的内心表白这一类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残酷的猎奇心理吧。至于死囚犯临刑前与家属如何如何，因为从未见过相关报道，也可能觉得这是起码的权利，所以就没想过这一问题。直到今天才知道，“这是广东第一个被允许在执行死刑前会见家属的死囚”。死囚犯临刑前原来没有这一权利?!这是我吃惊的原因，堪称新年第一惊。
用法官的话说：“死刑犯在临刑前想见自己的父母、妻儿，交待后事，是他们也是其亲属感情上的需要，是最基本的人性诉求。”法官还说：“临刑会见，虽然受益的群体不是很大，但这是司法实践中一项人性化的措施。”给死闪们活着时最后一次见亲人的机会，这居然是2006年首先感动我的事，实在出乎意料，但也只能 苦涩并欣慰着。
王永章(汕头)
农民养活中国
1月1日开始，联合国不再对华进行粮食援助了。去年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了停止对华粮食援助的期限，其理由是：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人口温饱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果，不再需要联合国的援助了。(1月3日《人民日报》)
仅仅在11年前，美国农业和环境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曾经严肃地发出质疑：“谁来养活中国?”
如今，消息传来，壮怀激烈的人品出了无比自豪：标志着中国26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句号，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居安思危的人则看到了隐约的担忧：我们真的已经完全脱贫了吗?有援助毕竟比没援助好，何况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不要白不要”；当然，也有人记起了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的功绩。遗憾的是，我看遍了网友们的留言，竟然没有一个人记起来中国农民——哪怕仅仅只是对他们说声“谢谢”。
一直默默无言在田地间耕耘的农民，依旧延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依旧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没有人记得：他们才是中国骄傲的真正创造者!
止凡(杭州)
国家“宜居”与城市“宜居”
《商务周刊》和零点公司联合发布的“2005宜居城市排行榜”显示，北京市的排名由2004年的第3位跌至第15位。1月2日《中国青年报》就此写下新闻标题：北京市350亿元的投入为何没落好?
基于此，“宜居城市”也许不是一地政府加大投入就能“创建”的：因为政府投入得越大，城市建设得越好，对外界的吸引力越强，怀抱梦想涌入的人会越多。而政府加大投入的力度，注定是敌不过公民游动的速度的。好比一片林地，周围都是低洼地带，唯有一处峰顶突出，所有的优势资源都集中在那里，所有的政策优惠都落实在那里，所有的人工美景都建设于那里，所有的待挖宝藏都埋匿于那里，所有的新鲜螃蟹都在那里待吃，所有的致富机会都在那里分发——追求更好未来的人们能不蜂拥而至吗?
一个富人生活在一万个穷人中间，他不可能真正享受到财富带来的幸福，因为他必须时刻面临着被抢劫甚至被杀害的风险；同理，一个富裕的大城市立身于一大片贫穷的小城镇之间，在周边兄弟城镇发展起来之前，它也不可能真正独自建设出“宜居城市”。经济要均衡发展，社会要均衡发展，教育要均衡发展，“宜居”同样要均衡建设。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区域宜居，才可能有城市宜居；而在人口迁移更加自由的年代，甚至要说，只有国家宜居，才可能有真正的区域宜居和城市宜居。
盛翔(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