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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古史辨”派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中国学术的变局，史源学、神话学、文体学等研究视角的发展正是这一变局的结果。古典文献学也由于人们对古代史籍生成方式的探究而逐渐成为显学，涌现出大量体现“一代之学术”的经典成果。仅就先秦文献而言，以青铜铭文校核古籍、索求史事，曾奠定了宋代经学的格局与气象，在破除了经典“不容置疑”的“神圣权威”后，当代学者将更多精力转移到其编纂过程上来，过常宝教授《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即是在这一趋势下的重要著作。
作者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学史家聂石樵先生。20世纪90年代，以《楚辞与原始宗教》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7年、2008年相继出版《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历任香港教育学院教学顾问、《新亚论丛》主编、韩国高丽大学访问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以制礼作乐与文献生成的关系为视角，阐释我国早期的文献意识及其成因。涉及四类文献：（1）以《逸周书》《尚书》为代表的“书”文献；（2）以《周易》为代表的占卜文献；（3）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文献；（4）青铜铭文。
一
传统社会的仕学风尚，使文人浸润于儒家传统之内，学者对文体的探讨也以指导写作为根本目的；加之笺注、疏证等述学体式囿于文本之间，所以古代学者对先秦经典长于模仿、创作，却疏于对文体的考察和认知。以《尚书》文体为例，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继承孔安国伪古文《尚书》序的传统，对《尚书》中的文体加以分类和释名[1]；第二，讨论《尚书》文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2]。然而上述理路没能满足本书作者的“视野期待”，在郭预衡教授开创的散文史传统下，作者将历史文化考证融入古代文体研究，对先秦文献做出了全新的阐释。
本书讨论的第一类文体是“书”类文献。受白川静对“若”字金文字形的考释启发，作者联想到“王若曰”“曰若稽古”，故将文献话语方式与殷周祭祖仪式联系在一起，认为周公在主持祭祀仪式时需假借祖先之名发布教诫之言，《尚书》中的“周初八诰”即是如此。在周公死后，一方面，《逸周书》中《克殷解》《世俘解》等载录了周初建国时的政治军事活动，是对周公在礼仪活动中言行的追述，以期获得同样的训勉；另一方面，祝、史等宗教职事通过“史献书”的方式与天神沟通，具有谏诫功能，是上述仪式、传说的文字载录，即《尚书》的《尧典》《皋陶谟》和《牧誓》等文献。因此，“书”类文献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最直接成果，促成了殷周之际文献由宗教记录向政令文书的职能转向。
西周初年，占卜方式从龟卜向筮占发展，记事功能减弱，数术思辨增强，体现了巫史文化的转型。《周易》见证了这一变化，其体制与成因成为学者疑惑不解的问题。“一般说来，周初开始的制礼作乐，一定包含了对筮占的整理、规范和推广，这可以解释龟卜陡然减少的原因。”[3]筮占承载了周初人们对天命革新的反思，使原本在商代只具有宗教预测功能的占卜行为寄寓了“敬畏天命”“服从统治”的政治用途，因而在《观》卦卦辞中强调对祭祀仪式的虔敬与诚信、在《归妹》卦中体现了媵婚制的形态就显得并不奇怪了。此外，本书关注了“图画的文字转写”现象，认为《山海经》是上古时期自然神灵图画的文字转写，以此分析《山海经》对先民来讲具有执掌自然神灵的功能，并讨论了《山海经》与西周礼乐精神和伦理意识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尚书》是抒写“武王之功”，那么《詩经》则是歌颂“文王之德”。显然，《诗经》是比《尚书》《周易》流传更广、影响更大的先秦文献。然而，恰恰因其编定时代早、体制齐整，学界的分歧才更激烈。强调“风雅”是文学审美自觉的结果，然而本书却别出心裁，从颂诗入手探讨周公作《大武》及周初祭祖、燕飨礼制对西周宗教、政治的重大意义，即《诗经》的礼仪背景及其编纂目的。作者认为，颂诗是西周礼乐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结合了诗、乐、舞的宗庙典仪在纪念文王、武王的同时起到强调周初统治合法性的作用。此外，“诗”的编纂时代问题向来复杂，然而本书不避繁难，分析了西周诗歌纂辑的三个阶段（周公、昭穆王、宣王）特点，对《诗经》的断代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最后一类文献是西周的青铜铭文。众所周知，纹饰与铭文是青铜器研究的两端，但以往学者多各行所专，难见全貌。本书集二者之长，不仅深入考察了“铸鼎象物”与青铜器形制的关系及商周巫术传统和礼仪变迁，认为“青铜器的器型与纹饰的发展史，与西周从制礼作乐到礼崩乐坏的历史过程有着内在的呼应”[3]281。同时也注意到宗法制背景下青铜器与家族伦理的关系，阐释了“对扬王休”“子孙永宝用”等颂词和嘏词的文化含义，由此引出了文体研究的题旨：由于载录了宗庙册命、盟誓约剂或赏赐中的诰、命、记、颂等内容，西周青铜铭文表现出较前代更明显的训诫意味。
鉴于本书涉及内容相当复杂，上述仅就四种主要文体做了简要的综述。尽管简略，仍然可以看到，本书探讨了周初制礼作乐所引发的文化变革，囊括了西周时期的所有文献类型，作者的讨论不仅没有停留于成见和旧说，甚至经常独辟蹊径，别有洞天。
二
1918年，傅斯年继承顾颉刚为《学览》作序时提出的主张，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基本误谬》[4]中区分“家学”与“科学”，推动传统学术从“文史不分家”格局向现代学科建制转化。但人们忘记了分类只是认识和言说的工具，而与事物本质并无关联。此后学科壁垒高筑，不同学科虽然研讨相同文献，彼此的交流和沟通却似乎越来越难。作者站在学科之端，对这一现状深感忧虑，试图突破学科之围，通过对文献纂辑方法、早期文献制度和官司职事特点的综合考察，构建起诠释早期的文献生成的基本路径。
先秦时期话语建构（修辞）的首要目的并非如何才更优美，而是如何才能可信。商王作为大巫师主持祭祀，并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执掌政权，因此，在商代，无论是国内事务还是番邦关系乃至君臣之义，都以盟誓方式处理，这是周初的信仰观念背景。周人的“礼乐文明”是建立在商代基础上的宗教维新，增加了圣人教化成分和礼乐等级秩序，然而推动这一发展的重要力量只能是神权。 围绕“神道设教”，作者考察了文献与神权的关系。和商代的帝不同，周初的天神多指人格化的“天”，即“天命”观念。《周易》的忧患意识源于商周易代之际的反省，卦爻辞中蕴含的阴阳平衡、物极必反、观象立意等思想均为“天命”观念的集中表现。祖先神祭祀是周代宗法制的核心，是周人等级制度和维系与周边部族关系的重要依据，周公因执掌祭祀职权获得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向部族首领发布训辞，成为书类文献和青铜铭文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诗经》中郊庙之作也是祖先神祭祀的重要成果。自然神虽在信仰观念中居次要位置，然在青铜器上铸鼎象物，《周易》中物占、星占、望气等占卜方式，以及《山海经》中对物怪的祭祀记载，都是自然神信仰的重要表征。
周公制礼作乐，旨在实现从宗教礼仪到政治制度乃至文化形态的全方位变革。这场变革的动力源自神权，但随着理性思维的逐渐深化，神权也难免发生动摇。因此，作为见证者，仪式始终扮演着“半人半神”的角色，是西周文献意识最坚定的来源。
作者高度关注仪式对文献意识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诗经》文体发展的考察上。如果说讨论西周助祭制度与“商颂”的关系和辟雍礼仪与典礼用诗发展的关系是本书的一大亮点，那么，以宴饮制度中“无算爵、无算乐”环节的礼仪制度来阐释西周晚期讽谏诗形成高潮的原因，则堪称解开《诗经》编纂之谜的不刊之论。此外，作者认为，西周礼乐文献虽产生于宗教仪式中，但凭借从中获得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仪式之外继续发挥着规范、教诫作用，这不仅是商周文献制度的根本差别，也是分析文獻话语方式差异的有效手段。沿着这一思路，《诗经·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可看作是周公礼乐实践的文字载录；而《诗经·鲁颂》中的《？宫》《天作》则是对周代其他先祖的想象和追念，“实录”与“追怀”在话语方式上的差异，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作者在博士论文[5]中创建的经典范式，“职事—文献—话语”是作者最为学界熟知的理论贡献。从职事角度为文献活动寻找制度依据，既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观念，也是本书实证精神的核心体现。本书着重分析了西周时期巫祝、史官、瞽等早期官司的权责职事，并对与此相关的占卜、盟誓、祭祀、献书、乐舞等制度和与西周文献内容、编纂观念的关系做出了可信的论证。总之，宗教、仪式与职事视角成就了本书贯通文哲的考察视域和方法框架，对史料和史实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张载《经学理窟·义理篇》所言“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经胡适先生的征引[6]而影响深广，但这句话仍只是学术水平的标准，或称为学者治学的理想。作者经常强调以传世文献为基础，体察当时历史背景和思维方式与当今社会的差异，追寻贴近当时时代的精准理解。这一观点恰与皮锡瑞所谓“后世说经有二弊：一以俗之见测古圣贤；一以民间之事律故天子诸侯”[7]之说不谋而合。例如，西周“封建”必然涉及设官分职，以往学者对《周礼》职官的落实情况进行了丰富的考证，以此评估西周的“官僚制”程度。这一做法遭到了本书的质疑，作者以其对殷周两代信仰观念的深入体察指出“西周官制的发展不是一个完全的技术化过程，它仍然体现了周公制礼作乐代天牧民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思想文化变革”[3]66。将官制与思想文化关联是理解“殷周变革”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周礼》职官理念来源的积极探索，这一看法笔者完全赞同。
本书最有趣的观点恰恰是作者面对众说纷纭的阐释史得出的独家看法，这些看法称为“神来之笔”也不为过。全书最核心也最有创意的观点即是对“周公摄政”的分析。“周公摄政”在汉代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为维护周公人臣典范的形象，汉儒不顾生卒年限，作“成王年幼”说曲意维护，而此说竟在距周邈远的历史时空中流行了数千年，近人王国维有意考察，却没能提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疑难在本书中得到了妥善解决：作者抓住商周之际政教分合的发展历程，遵循《尚书·金鄊》提供的线索，参考《尚书·大诰》《逸周书·商誓解》提供的政局轮廓，并结合出土文献《禽簋铭文》和《大祝禽鼎》反推周公的宗教职权，认为：周初曾出现政权与神权分离的发展路径，成王继承武王的政治首领身份并无异议，然武王祭祀祖先的祝史职事却由周公继承，因此，周公以其神权赋予的话语权营建洛邑、设官分职，并建构起周代的礼乐文化。当政局稳定后，周公也完成了其旨在“旧邦维新”的文化建设，将祭祀权归还给成王。本书对这一过程的论证非常充分，读者自可参看。在此只解释一点：之所以后世学者没提出这一设想，盖因汉代以来政教合一，不存在政权与神权的划分，学者以意逆志，自然难发现其中的奥秘。全书像这样的“神来之笔”随处可见，再如，书中对“告”—“诰”、“咨”—“谘”及各自背后潜藏的制度与文献背景的阐释极具启发意义。作者以非凡的想象力和文本细读能力对先秦文献做出了合乎事实的新颖解读，经常令笔者感到望尘莫及。
结语
顾炎武言“著书之难”所谓“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可惜这高远的理想顾氏本人也未能达到。倘若真有“古人未及就，后世不可无”的著作，则本书的选题可堪此言：一部文献的撰著目的，决定了其文体结构、内容实质和史料价值，而经典的气象，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本书切实考察了西周礼乐文明的精神变迁和文献制度，为探讨各类文献的生成确立了可靠的依据。本书融综合宏观的认知视域和独立沉潜的文献阐释，当为先秦文献研究的经典范本。
任何从事先秦研究的学者都不免为文献的不足感到忧虑：显然，留存至今的部分“传世文献”最终写定年代和可信度尚存在争议，而出土文献虽多，然而介质类型（卜辞、铭文、简帛）往往已经规定了其内容的指向。本书中偶有章节使用了晚出的史料推求商代、西周史事，与先秦史学家惯常的史料用法稍有出入。如果必要求指出本书的瑕疵，大概也仅限于此。考虑到本书关注的问题如此之广，涉及的制度、职事颇难考证，而作者的论证逻辑严密，对文献的阐释也相当精彩，上述提出的史料要求未免显得过于苛刻。
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必要的，然而学术规范的制定不能将研究引向象牙塔里的游戏。我们尊敬如雕琢艺术品般讲求史料与观点精密对应的硕儒宏论，更期待像本书这样，带着文化研究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在认识和观念上有更多开拓和启迪的积极探索。
注释
[1]例如[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今人钱宗武《尚书入门》、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等。
[2]例如[梁]刘勰《文心雕龙》、[宋]真德秀《文章正宗》，今人陈衍《石遗室论文》、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等。
[3]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87.
[4]《新青年》第4卷第4号，后收录于傅斯年.出入史门[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5]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M].东方出版社1997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再版。
[6]“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05.
[7]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20.
作者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学史家聂石樵先生。20世纪90年代，以《楚辞与原始宗教》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7年、2008年相继出版《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历任香港教育学院教学顾问、《新亚论丛》主编、韩国高丽大学访问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书以制礼作乐与文献生成的关系为视角，阐释我国早期的文献意识及其成因。涉及四类文献：（1）以《逸周书》《尚书》为代表的“书”文献；（2）以《周易》为代表的占卜文献；（3）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文献；（4）青铜铭文。
一
传统社会的仕学风尚，使文人浸润于儒家传统之内，学者对文体的探讨也以指导写作为根本目的；加之笺注、疏证等述学体式囿于文本之间，所以古代学者对先秦经典长于模仿、创作，却疏于对文体的考察和认知。以《尚书》文体为例，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继承孔安国伪古文《尚书》序的传统，对《尚书》中的文体加以分类和释名[1]；第二，讨论《尚书》文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2]。然而上述理路没能满足本书作者的“视野期待”，在郭预衡教授开创的散文史传统下，作者将历史文化考证融入古代文体研究，对先秦文献做出了全新的阐释。
本书讨论的第一类文体是“书”类文献。受白川静对“若”字金文字形的考释启发，作者联想到“王若曰”“曰若稽古”，故将文献话语方式与殷周祭祖仪式联系在一起，认为周公在主持祭祀仪式时需假借祖先之名发布教诫之言，《尚书》中的“周初八诰”即是如此。在周公死后，一方面，《逸周书》中《克殷解》《世俘解》等载录了周初建国时的政治军事活动，是对周公在礼仪活动中言行的追述，以期获得同样的训勉；另一方面，祝、史等宗教职事通过“史献书”的方式与天神沟通，具有谏诫功能，是上述仪式、传说的文字载录，即《尚书》的《尧典》《皋陶谟》和《牧誓》等文献。因此，“书”类文献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最直接成果，促成了殷周之际文献由宗教记录向政令文书的职能转向。
西周初年，占卜方式从龟卜向筮占发展，记事功能减弱，数术思辨增强，体现了巫史文化的转型。《周易》见证了这一变化，其体制与成因成为学者疑惑不解的问题。“一般说来，周初开始的制礼作乐，一定包含了对筮占的整理、规范和推广，这可以解释龟卜陡然减少的原因。”[3]筮占承载了周初人们对天命革新的反思，使原本在商代只具有宗教预测功能的占卜行为寄寓了“敬畏天命”“服从统治”的政治用途，因而在《观》卦卦辞中强调对祭祀仪式的虔敬与诚信、在《归妹》卦中体现了媵婚制的形态就显得并不奇怪了。此外，本书关注了“图画的文字转写”现象，认为《山海经》是上古时期自然神灵图画的文字转写，以此分析《山海经》对先民来讲具有执掌自然神灵的功能，并讨论了《山海经》与西周礼乐精神和伦理意识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尚书》是抒写“武王之功”，那么《詩经》则是歌颂“文王之德”。显然，《诗经》是比《尚书》《周易》流传更广、影响更大的先秦文献。然而，恰恰因其编定时代早、体制齐整，学界的分歧才更激烈。强调“风雅”是文学审美自觉的结果，然而本书却别出心裁，从颂诗入手探讨周公作《大武》及周初祭祖、燕飨礼制对西周宗教、政治的重大意义，即《诗经》的礼仪背景及其编纂目的。作者认为，颂诗是西周礼乐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结合了诗、乐、舞的宗庙典仪在纪念文王、武王的同时起到强调周初统治合法性的作用。此外，“诗”的编纂时代问题向来复杂，然而本书不避繁难，分析了西周诗歌纂辑的三个阶段（周公、昭穆王、宣王）特点，对《诗经》的断代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最后一类文献是西周的青铜铭文。众所周知，纹饰与铭文是青铜器研究的两端，但以往学者多各行所专，难见全貌。本书集二者之长，不仅深入考察了“铸鼎象物”与青铜器形制的关系及商周巫术传统和礼仪变迁，认为“青铜器的器型与纹饰的发展史，与西周从制礼作乐到礼崩乐坏的历史过程有着内在的呼应”[3]281。同时也注意到宗法制背景下青铜器与家族伦理的关系，阐释了“对扬王休”“子孙永宝用”等颂词和嘏词的文化含义，由此引出了文体研究的题旨：由于载录了宗庙册命、盟誓约剂或赏赐中的诰、命、记、颂等内容，西周青铜铭文表现出较前代更明显的训诫意味。
鉴于本书涉及内容相当复杂，上述仅就四种主要文体做了简要的综述。尽管简略，仍然可以看到，本书探讨了周初制礼作乐所引发的文化变革，囊括了西周时期的所有文献类型，作者的讨论不仅没有停留于成见和旧说，甚至经常独辟蹊径，别有洞天。
二
1918年，傅斯年继承顾颉刚为《学览》作序时提出的主张，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基本误谬》[4]中区分“家学”与“科学”，推动传统学术从“文史不分家”格局向现代学科建制转化。但人们忘记了分类只是认识和言说的工具，而与事物本质并无关联。此后学科壁垒高筑，不同学科虽然研讨相同文献，彼此的交流和沟通却似乎越来越难。作者站在学科之端，对这一现状深感忧虑，试图突破学科之围，通过对文献纂辑方法、早期文献制度和官司职事特点的综合考察，构建起诠释早期的文献生成的基本路径。
先秦时期话语建构（修辞）的首要目的并非如何才更优美，而是如何才能可信。商王作为大巫师主持祭祀，并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执掌政权，因此，在商代，无论是国内事务还是番邦关系乃至君臣之义，都以盟誓方式处理，这是周初的信仰观念背景。周人的“礼乐文明”是建立在商代基础上的宗教维新，增加了圣人教化成分和礼乐等级秩序，然而推动这一发展的重要力量只能是神权。 围绕“神道设教”，作者考察了文献与神权的关系。和商代的帝不同，周初的天神多指人格化的“天”，即“天命”观念。《周易》的忧患意识源于商周易代之际的反省，卦爻辞中蕴含的阴阳平衡、物极必反、观象立意等思想均为“天命”观念的集中表现。祖先神祭祀是周代宗法制的核心，是周人等级制度和维系与周边部族关系的重要依据，周公因执掌祭祀职权获得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向部族首领发布训辞，成为书类文献和青铜铭文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诗经》中郊庙之作也是祖先神祭祀的重要成果。自然神虽在信仰观念中居次要位置，然在青铜器上铸鼎象物，《周易》中物占、星占、望气等占卜方式，以及《山海经》中对物怪的祭祀记载，都是自然神信仰的重要表征。
周公制礼作乐，旨在实现从宗教礼仪到政治制度乃至文化形态的全方位变革。这场变革的动力源自神权，但随着理性思维的逐渐深化，神权也难免发生动摇。因此，作为见证者，仪式始终扮演着“半人半神”的角色，是西周文献意识最坚定的来源。
作者高度关注仪式对文献意识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诗经》文体发展的考察上。如果说讨论西周助祭制度与“商颂”的关系和辟雍礼仪与典礼用诗发展的关系是本书的一大亮点，那么，以宴饮制度中“无算爵、无算乐”环节的礼仪制度来阐释西周晚期讽谏诗形成高潮的原因，则堪称解开《诗经》编纂之谜的不刊之论。此外，作者认为，西周礼乐文献虽产生于宗教仪式中，但凭借从中获得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仪式之外继续发挥着规范、教诫作用，这不仅是商周文献制度的根本差别，也是分析文獻话语方式差异的有效手段。沿着这一思路，《诗经·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可看作是周公礼乐实践的文字载录；而《诗经·鲁颂》中的《？宫》《天作》则是对周代其他先祖的想象和追念，“实录”与“追怀”在话语方式上的差异，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作者在博士论文[5]中创建的经典范式，“职事—文献—话语”是作者最为学界熟知的理论贡献。从职事角度为文献活动寻找制度依据，既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观念，也是本书实证精神的核心体现。本书着重分析了西周时期巫祝、史官、瞽等早期官司的权责职事，并对与此相关的占卜、盟誓、祭祀、献书、乐舞等制度和与西周文献内容、编纂观念的关系做出了可信的论证。总之，宗教、仪式与职事视角成就了本书贯通文哲的考察视域和方法框架，对史料和史实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张载《经学理窟·义理篇》所言“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经胡适先生的征引[6]而影响深广，但这句话仍只是学术水平的标准，或称为学者治学的理想。作者经常强调以传世文献为基础，体察当时历史背景和思维方式与当今社会的差异，追寻贴近当时时代的精准理解。这一观点恰与皮锡瑞所谓“后世说经有二弊：一以俗之见测古圣贤；一以民间之事律故天子诸侯”[7]之说不谋而合。例如，西周“封建”必然涉及设官分职，以往学者对《周礼》职官的落实情况进行了丰富的考证，以此评估西周的“官僚制”程度。这一做法遭到了本书的质疑，作者以其对殷周两代信仰观念的深入体察指出“西周官制的发展不是一个完全的技术化过程，它仍然体现了周公制礼作乐代天牧民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思想文化变革”[3]66。将官制与思想文化关联是理解“殷周变革”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周礼》职官理念来源的积极探索，这一看法笔者完全赞同。
本书最有趣的观点恰恰是作者面对众说纷纭的阐释史得出的独家看法，这些看法称为“神来之笔”也不为过。全书最核心也最有创意的观点即是对“周公摄政”的分析。“周公摄政”在汉代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为维护周公人臣典范的形象，汉儒不顾生卒年限，作“成王年幼”说曲意维护，而此说竟在距周邈远的历史时空中流行了数千年，近人王国维有意考察，却没能提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疑难在本书中得到了妥善解决：作者抓住商周之际政教分合的发展历程，遵循《尚书·金鄊》提供的线索，参考《尚书·大诰》《逸周书·商誓解》提供的政局轮廓，并结合出土文献《禽簋铭文》和《大祝禽鼎》反推周公的宗教职权，认为：周初曾出现政权与神权分离的发展路径，成王继承武王的政治首领身份并无异议，然武王祭祀祖先的祝史职事却由周公继承，因此，周公以其神权赋予的话语权营建洛邑、设官分职，并建构起周代的礼乐文化。当政局稳定后，周公也完成了其旨在“旧邦维新”的文化建设，将祭祀权归还给成王。本书对这一过程的论证非常充分，读者自可参看。在此只解释一点：之所以后世学者没提出这一设想，盖因汉代以来政教合一，不存在政权与神权的划分，学者以意逆志，自然难发现其中的奥秘。全书像这样的“神来之笔”随处可见，再如，书中对“告”—“诰”、“咨”—“谘”及各自背后潜藏的制度与文献背景的阐释极具启发意义。作者以非凡的想象力和文本细读能力对先秦文献做出了合乎事实的新颖解读，经常令笔者感到望尘莫及。
结语
顾炎武言“著书之难”所谓“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可惜这高远的理想顾氏本人也未能达到。倘若真有“古人未及就，后世不可无”的著作，则本书的选题可堪此言：一部文献的撰著目的，决定了其文体结构、内容实质和史料价值，而经典的气象，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本书切实考察了西周礼乐文明的精神变迁和文献制度，为探讨各类文献的生成确立了可靠的依据。本书融综合宏观的认知视域和独立沉潜的文献阐释，当为先秦文献研究的经典范本。
任何从事先秦研究的学者都不免为文献的不足感到忧虑：显然，留存至今的部分“传世文献”最终写定年代和可信度尚存在争议，而出土文献虽多，然而介质类型（卜辞、铭文、简帛）往往已经规定了其内容的指向。本书中偶有章节使用了晚出的史料推求商代、西周史事，与先秦史学家惯常的史料用法稍有出入。如果必要求指出本书的瑕疵，大概也仅限于此。考虑到本书关注的问题如此之广，涉及的制度、职事颇难考证，而作者的论证逻辑严密，对文献的阐释也相当精彩，上述提出的史料要求未免显得过于苛刻。
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必要的，然而学术规范的制定不能将研究引向象牙塔里的游戏。我们尊敬如雕琢艺术品般讲求史料与观点精密对应的硕儒宏论，更期待像本书这样，带着文化研究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在认识和观念上有更多开拓和启迪的积极探索。
注释
[1]例如[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今人钱宗武《尚书入门》、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等。
[2]例如[梁]刘勰《文心雕龙》、[宋]真德秀《文章正宗》，今人陈衍《石遗室论文》、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等。
[3]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87.
[4]《新青年》第4卷第4号，后收录于傅斯年.出入史门[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5]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M].东方出版社1997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再版。
[6]“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05.
[7]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