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对李白的评价与印象，总离不开“浪漫主义”四个大字。事实上，李白并非如众人想象的一般，心中只有无尽的想象与豪情，他同样也有心思细腻、心怀家国的一面。他的政治抒情诗，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想在政坛上展示一番作为，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当权者与弄权者的讽刺与嘲弄。豪放、雄奇固然是诗人在天才创作上的表现，但是结合诗人的时代阅历，其政治抒情诗则深刻地反映出诗人对于家国、时代的忧患。
　　一、李白诗歌忧患意识的时代背景
　　李白一生都处于唐朝盛世，这正是封建社会发展到高峰的顶点，唐朝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繁荣昌盛，放眼世界也是“万国来朝”的存在。盛世之下所诞生的李白，其浪漫主义与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极其契合。另外，在繁荣的背后，封建社会也隐藏着各种社会危机、阶级矛盾和潜在问题，而当时能够敏锐发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李白作为一个天才型的创作者，他比别人更为敏锐地发现到了王朝可能走向衰败的迹象，因此他开始创作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诗，对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景象进行直观呈现。而这也是诗人对人民、对家园忧虑关切的深层次原因。相较于他人而言，李白看问题的角度更为奇特，所反映出的时代问题与矛盾也更为深刻、更加接近本质，他的政治抒情诗其实就是整个封建社会开始逐渐走向没落的预言诗。
　　二、李白诗歌忧患意识的产生
　　李白出身在富裕家庭，少年时便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二十岁便在诗坛中崭露头角，因此他自幼就有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具有较高的政治抱负。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写“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即体现了自己的远大抱负。李白在性格上有自负、轻狂的一面，因此他不愿意通过科举出仕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随后他做出了一个“仗剑去阁，辞亲远游”的惊人决定。此后，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走遍大江南北，广泛结交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通过漫无目的游历来提升个人见识、开阔个人视野，也让他对社会百态、民生百事有了一个清醒而完整的认识，其政治思想也逐渐变得成熟了起来。
　　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四十二岁的李白终于得到了贵人相助，经推荐被皇帝招至长安供奉翰林。初入仕途的他当时还对封建统治者抱有一定的幻想，天真地认为自己能够一展远大抱负，但此时已经接近时代动荡变革的转折点，统治者昏庸无能，对李白这样的人才根本不看重，在认识到现实情况之后，诗人失望地离开了，并继续自己的游历生活。正是这次入奉翰林的经历，让他对封建统治者彻底失望，也让他开始认识思考当下社会和国家可能正在遭遇的危机。
　　三、李白诗歌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
　　（一）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
　　开元二十三年，李白游历至东都洛阳，在客居期间，他亲身目睹了统治阶级的腐朽与骄奢，这让他感觉非常的愤慨，由此写下了一系列政治讽刺诗歌。在《古风》十八中，他写“衣冠照云日，朝下散皇州……行人皆辟易，志气横嵩丘”，通过写老百姓对封建官僚避之不及，从侧面反映出官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是如此之低，人们对其是何等惧怕。官僚回家后，家中的景象是“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统治者们在外作威作福，在家则沉迷于寻欢作乐、纸醉金迷之中。诗人通过写实的笔法表达了对统治阶级荒诞无度生活的无情批判。此外，在《古风》四十六中，“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诗人通过写宫廷内部的斗鸡、蹴鞠的游戏，将其作为统治者腐败的具体表现，王公大臣成天沉迷于这种于国无益、于民无助的游乐之中，逐渐沉沦至腐朽的深渊。此外，当朝统治者唐玄宗偏爱弄臣李林甫，而李林甫为了壮大势力不断地排除异己，陷害打击正直人士，李白的好友张九龄、李邕、裴敦复等均遭受牵连。这件事让诗人进一步地看清了当权者的真面目，进一步揭示了封建王朝腐朽统治的罪恶本质。在《古风》五十一中，他写“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菉葹盈高门。……女媭空婵媛。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通过写历史上殷纣和楚怀王两个昏君，暗指当时的社会现实，意图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这里要注意的是，殷纣和楚怀王在历史上都是亡国之君，李白此刻已经敏锐地发觉了形势十分危急，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唐朝很有可能步前朝后尘，自己可能沦为亡国之民。这已经是极其严重的警告了，而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诗人写“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在哀悼好友李邕、裴敦复的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怒斥了李林甫等奸佞小人。在当时小人得志的环境下，诗人直指统治者，体现出极大的勇气。
　　（二）批判祸国殃民的权臣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掌握了国家大权，安禄山掌握了大部分兵权，皇权旁落，祸迫眉睫。面对即将发生的历史剧变，诗人通过作品进行了提前预测。在《远别离》中，诗人写“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通过借用娥皇、女英的传说典故，表达了诗人对于政坛小人得道、权势熏天的担心与焦虑。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处于风暴中心的唐玄宗却浑然不知，只有诗人自己在“雷凭凭兮欲吼怒”，在痛苦中“恸哭兮远望”。安禄山在发动叛乱前，已经权倾朝野，而却鲜有人能够揭露他的真面目。李白深知安禄山权力太大，势力日益壮大，必然有叛乱的倾向，因此他在诗中写“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较为隐晦地点出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当朝者养痈成疾、养虎为患的结果。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李白对高力士的不满与揭露，在《古风》二十四中，诗人写“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宦官们气焰嚣张、只手遮天，统治者沉沦玩乐之中，弃才不用，反而一味重用高力士等阿谀奉承的小人。《古风》五十四中写“苍榛蔽层丘，琼草隐深谷。凤鸟鸣西海，欲集无珍木。”以苍榛作为喻体来比喻当朝小人，讽刺奸佞小人把持朝政、胡作非为，而有才有智的“琼草”在黑暗现实中只能被迫隐居在深谷之中，甚至居无定所、无所依靠，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境地。面对如此情况，诗人不由得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愤慨，这种愤慨既是在表达个人的愤怒，同时也代表着整个士人阶层郁郁不得志的悲哀无助。
　　（三）反对非正义性战争
　　在斥责奸佞弄臣的同时，李白还在诗歌中体现出鲜明的反战倾向，直接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非正义性。对于唐玄宗穷兵黩武的军事政策，诗人认为这是一种破坏民族团结民主平等的不义战争。对于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军事将领哥舒翰，诗人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写“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赤裸裸地指出了哥舒翰的加官晋爵，是用千万在边境战斗的宝贵生命、千万无辜老百姓的鲜血所换来的。事实上，在唐朝的开放的社会思潮中，战争并不会招致人们的愤恨，然而由统治者所主动挑起的不义之战，将会受到像李白这样的有志之士的无情批判。天宝十三年，杨国忠为一己私利，不顾牺牲将士，持续发动战争。对于这种草菅人命、自私自利的行为，李白在《古风》三十四中写“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描写了将士在战场的凄惨景象，而这一切都是当朝者一手造成的。唐玄宗的穷兵黩武，一方面削弱了唐朝大国的整体国家实力，造成内防空虚，让安禄山有机可乘;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民族关系恶化，让国家与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只有包括李白在内的寥寥数人。直至安史之乱正式爆发，一切的走向都与诗人的担心忧虑不谋而合。
　　四、结语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曾经繁荣昌盛的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安史之乱是封建王朝历史上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而动乱的产生有其时代必然性，由于统治者的麻木不仁，由于奸佞弄臣的肆意妄為，由于众多有志之士无法为国家为人民做更多贡献，直接导致整个国家命运的改变。诗人李白在诗歌中的忧患终于变成了现实，这既是诗人利用事物发展规律所做出的科学预测判断，也是结合自身人生经历在观察社会洞悉人性上所做出的努力。作为时代巅峰的弄潮儿，李白在王朝最繁荣的时候，能透过表面的假象深刻认识到背后的政治腐败本质，进而觉察出封建社会盛极必衰的历史发展趋势，这就让李白比同代诗人在思想上境界上要高出一个层次，也在追求浪漫主义的同时，进一步展示出自己诗歌具有现实性与批判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