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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伦理文化;现代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觉醒和迈向现代的思想坐标。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激烈的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思想相碰撞的历史运动。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互动往来，最终形成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然而.从文化特质上看，仍是以汉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同时又是在与自己不同特质的文化如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长期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应当看到，在西方现代化到来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与那些时期的世界文化没有质上的区别。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率先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的挑战，在这一挑战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落后凸现出来。先进的中国人在强大的西方挑战面前，亡国亡种的危机感以及强烈的使命感迫使他们开始向西方文化学习，力图以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来改造中国文化。在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传统在帝国列强的挑战下.其腐朽没落的特性暴露无遗。然而，传统文化的惯性仍然活跃在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血脉中。弘扬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优秀文化价值。是我们的使命所在。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换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所努力探求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化的转换至今仍未完成。而在封建传统衰落且危机四伏的20世纪初期，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就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
一
虽然早在明代徐光启就已经与西方传教士相遇，但直到19世纪晚期，中国人才真正发现我们面对着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化。西方人带着他们的现代文化或文明来到中国，这样一种新形态的文化或文明，其生发可追溯到他们的现代化运动起源的文艺复兴。从文艺复兴的14世纪以来到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三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是西方世界进入现代的标志性运动。这三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人的解放运动。首先是思想解放运动，它直接把西方人从神的精神统治下解放出来。文艺复兴运动以人道对抗神道，以人的感性存在来为人辩护，提倡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与权利的人文主义。路德的宗教改革则直接以人对上帝的信仰（因信称义）对抗罗马教廷的权威，将信仰的权利交还给个人的良心自决。宗教革命把人从教会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其次是政治解放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既反对神权统治，同时又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而明确将“自由”与“平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们认为。现代精神就是启蒙运动所标明的“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平等是现代的核心价值。最后是生产力的大解放。欧洲近代以来的三大思想解放和宗教改革运动，将欧洲从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人的解放直接带来的是生产力的大解放。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18世纪60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的前奏下，首先是英国，尔后是整个西欧，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而在经济生产方式上告别传统的农业经济。人的解放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使得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迅速堀起。这就是中国在1840年代所遇到的西方列强的历史文化与经济背景。
1840年代。西方国家带着工业革命爆发的生产力而生产的大量廉价商品来到中国。中国在现代武器的逼迫下打开了自己的大门。有着现代武器的西方列强与中国这一有着传统封建帝制和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古老文明国相遇。给中国人的巨大冲击力首先是他们的器物。正是在先进生产力的逼迫下。我们制造和引进了西方的新式武器。然而，当与已经進行了制度革命的日本交手。却敌不过东方小国日本。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再次觉醒.从而从器物革命发展到制度革命，古老帝制被推翻。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变革。推翻帝制，意味着自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的崩溃。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这一共和国在天才政治家宋教仁被刺后就完全为袁世凯所把持。其后袁世凯又做起了恢复帝制的皇帝梦。袁世凯的皇帝梦普遍不得人心表明，传统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已经丧失。袁世凯的皇帝梦和张勋的复辟活动表明，帝制虽然已经废除，但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并没有走出帝制。实际上，妄想恢复帝制是袁世凯把持和操纵议会从而将形式上的共和制变为实际上的寡头统治的最后一步。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仅仅以西方的民主、人权来启蒙远远不够。还必须更深入地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2000多年来占主导的儒家政治与道德文化。如何能够使得那个时代真正走出传统的思维框架，而不仅仅是推翻帝制，成为以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为代表的那一代激进思想家们所思考的重心。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并且一心要恢复帝制，再次使得追求现代化的先进中国人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思想家看来，当代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思想文化革命和道德精神革命，才是最后起关键性作用的革命。换言之，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思想文化的革命是最后的革命，舍此无法追求现代化。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然而。五四运动处于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中，即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是对从1915年到1927年那一时期的文化运动的称呼，虽然这一标签是后来贴上去的。五四时期以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文化批判。以及与坚守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的论战，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化运动的主题。这种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现代性思想与传统保守思想的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全面反传统尤其是反儒家文化传统的文化运动。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历史时期，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思想文化或道德文化上与传统儒家彻底决裂。彻底摆脱传统的道德精神和思维框架，中国可能永远走不出专制的政治统治。五四时期持有激进的传统文化批判立场的人，如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无一不深受西方近代提倡人权与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他们之所以对批判传统文化有那么激烈的态度和坚定的立场，在于他们认为，西方近代以法兰西的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现代文明，是当代文明前进的路向，而中国也不例外要走上这条道路。陈独秀在《新青年》开卷发行的“第1卷第1号”上发文说：“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人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IJafayette，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在陈独秀看来，古代的社会是不平等的社会，而其法律所维护的则是不平等的阶级区分。自法兰西革命以来，所提倡的社会是民主的社会，人人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说：“由斯以谈，人类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在陈独秀看来，法国大革命所确立的人人平等的普遍人权观，改变了人类社会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根本看法。从而开启了现代民主社会。这一改变是划时代的。它也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中的“民权”观，就是人人平等的权利观。辛亥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已经广泛传播了这一平等人权的民主观念，而在孙中山那一代革命家以及启蒙思想家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建立在这些启蒙思想观念之上的。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倒退复辟促使中国整个形势发生逆转，使得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这一代人感到，辛亥革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他们需要进行第二次启蒙，这一启蒙的重心不在于再次强调西方近代以提倡人权为核心的民主思想和近代文明，而是要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批判。只有全盘批判，才可全盘西化，从而承接西方近代文明。 二
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化批判深刻反映了传统思想、价值观念与现代思想的碰撞与困境。以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旗手。他们从一种新的思想维度看待中国传统伦理价值文化并且进行尖锐批判，在中国思想的天空确实具有天翻地覆之感，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些人之中，尤其以陈独秀影响最大，这时他因创办《新青年》而名声大噪。陈独秀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多方面的。他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进行对比，来批判中国传统文明。在一篇题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文章中，他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他认为西方民族以战争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所谓“战争本位”，在陈氏这里也就是锐意力争和进取。这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明则是以安息为本位的文化，即为求调和的文化。陈独秀说：“其力抗艰难之气骨，东洋民族或目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处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一为推崇，又一为贬低，态度十分鲜明。在陈独秀这里，1840年后中华民族反对列强入侵的斗争没有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美德与精神都不见了。第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在陈独秀看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这些都是以个人为本位;而中华民族（陈称之为“东洋民族”）则自游牧社会以来，就进而为宗法社会，自酋长而为封建政治，“宗法社会，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于家长。”他历数宗法制度的罪状：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息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养成依赖性等等。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中国以情感取代法律，从而多为违法损利。而所谓“虚文”，则是陈独秀对传统社会中只追求虚名伪饰的现象的概括。他说：“每称以虚文感情为重者，为风俗淳厚之征;其实施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两者联系起来.实际上陈独秀讲的是中国人的伪善、虚伪成风，儒家所强调的“民无信不立”的诚信伦理在陈独秀这里则不见了。
陈独秀从民族精神、权利本位以及社会风俗这三个方面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以及社会精神。胡适虽然在多方面讨论了传统文化，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也肯定了孔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贡献，但他的态度表明他也是一个全盘反传统主义者。胡适在《新青年》上回答读者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来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胡适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表明他是与陈独秀和吴虞站在一边的。不过，胡适这方面的言论不多，激烈反传统的言论，陈独秀是代表。我们不禁要问.陈独秀与胡适持这样的态度批判传统文化时，他们不知道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来教化社会与民众吗？不是的，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否定最多的就是儒家文化，尤其是他们所说的“孔教”。在陈独秀看来，欲建设西方式的国家与社会，就要树立起平等人权的信仰，“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他看来，孔教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宗教问题或宗法制度的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孔教与建立现代法治民主国家的根本要求格格不入。五四时期的吴虞是激进的文化批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也是从政治意义上批判儒家。他对比中西文化说：“盖耶教所主，乃平等自由博爱之义，传布浸久，风俗人心皆受其影响，故能一演而为君民共主，再进而为民主平等自由之真理，竞著之于宪法而罔敢或渝矣。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贵贱遂别;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几无一不含有阶级之精神意味。故二千年来，不能铲除阶级制度，至于有良贱为婚之律，斯可谓至酷已！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吴虞强调传统道德是一种阶级道德。即维持不平等的专制制度的道德。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从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来批判传统文化。在他看来，东方文化有着诸多问题，如不尊重个性的权威，对于妇女的轻侮，同情心缺乏以及专制主义的盛行等。因此，如果以孔子之道来组织国家，支配社会，“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换言之，袁世凯要恢复孔教，那么，整个维新变法以来的一切新制度、新法律的提倡便都成了空言。陈独秀、吴虞等认为，儒家学说从根本精神上看，就是与新兴的民主共和制度格格不人，从而提倡儒家学说，也就是从根本思想上回到专制制度，或者是从根本精神上摧毁民主共和新制度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他才觉得全面批判和否定孔教，让国人认清孔教与旧的专制制度的内在关系，才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任务。仅仅以制度革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思想文化的革命才是最根本的任务。
陈独秀、吴虞等人对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给予了激烈的批判。他们认为儒家的那些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等道德，并非儒家所独有，而是人类道德所共同实践之，并且，他们并不是完全从正面来看待这些传统道德，而是认为这些传统道德本身会生出负面的道德和人格来。他们同时又认为，儒家学说也不仅仅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它是与专制性的不平等制度内在相关的，因而它所强调的是片面的义务、不平等的道德和阶级尊卑等次制度，从而使得道德实践中的日常道德变成了伪善之德。陈独秀说：“忠、孝、贞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偏枯的现象，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在这里，陈独秀把中国传统社会中所有的弊病都归结为传统道德。何以见得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弊病都来自儒家伦理。尤其是来自这三种道德？陈独秀并没有进行论证。陈独秀的文章是富有战斗性的，但缺乏深人的理论分析。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所要提倡的是“自主而非奴隶的”道德。在他看来，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无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在这里，陈独秀给出了他批判传统儒家道德的最强理由，即儒家道德使人丧失了自主人格，因而传统道德是一种让人顺从的奴隶道德。五四时期的鲁迅对儒家道德的批判更为极端。他在那个时期发表的《狂人日记》，提出“礼教吃人”，即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教提倡的并非道德，而是吃人的非道德。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吴虞接过鲁迅的说法，从历史举证，说那些讲仁义道德的人，“在历史和社会上表面讲礼教，内容吃人肉”，并且，“不但皇帝吃人肉。还要遍给诸侯”。吴虞还以“二十四孝”中的孝子故事来说明孝道这一方面的问题。 三
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具有代表性。他们确实通过引进的西方近现代文化，尤其是将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的现代资产阶级平等观念与儒家的三纲观念（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不对等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服从关系）。以及相应的忠孝伦理进行对照，从而感到巨大的落差。他们发现，西方近现代文化与传统道德文化有着很鲜明的政治道德倾向上的区别.即它们背后的政治理念是根本不同的。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由、平等的观念，而这是政治上导致2000多年来的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他们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伦理。看成2000多年来专制帝制的文化基础。因此，他们把1840年以来中国所遇到的危机归结为政治思想上现代观念的缺乏。应当看到，五四时期所有激进主义的反传统文化的文章都没有更多的学理上的分析，这种中西思想观念、道德观念上的强烈反差是直觉上的，而不是深刻学理上的。以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将传统文化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差别，上升到文化或文明的基调上来看待，从而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或文明进行彻底否定。如此激烈的反传统和传统文化，在他们看来，是那个时代的政治需要。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将近代以来的提倡自由、平等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提倡等差的传统文化进行对照，认为中国的被动挨打不僅是制度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但这种认识在辛亥革命时期还不是主流，那时制度革命的历史任务压倒了思想文化革命的需要。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专制帝制的制度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传统专制帝制的崩溃使人们认为，那种为传统专制制度服务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也已经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了。但是，袁世凯以及张勋借孔教复辟帝制，则激起了当时这些激进的思想家的奋起反击，他们更自觉地意识到思想文化革命是根本性的任务，因而要将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完成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继续向前推进。
借文化批判来解决政治问题，以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激烈批判来重塑那个时代人的精神与道德，是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文化批判的任务。在他们的言论中，也多少有对那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的批判，但主要还是表现在他们将文化和道德批判作为他们的使命。他们批判旧文化、旧道德，呼唤新文化、新道德。在他们看来，虽然已经推翻了专制帝制，但是，人心仍然是旧的，所以才会有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因此，只有重塑人心，才能使得中国走上一条现代化的民主自由的大道。在陈独秀看来。追求现代化，学术的觉悟和政治的觉悟是最初的觉悟，但是，如果不能有伦理的觉悟，则不可能有真正的觉悟。他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未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等人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清算，在精神实质意义上，是要批判传统旧文化对人的压制以及专制帝制下的人的不平等。在他们看来，旧道德是一种使人不自主的奴隶道德。因而要实现像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就要提倡新文化、新道德。而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直接从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斗士转变为一个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学者（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根本点上是一种彻底实现人类平等、自由的学说。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对西式自由、平等的大力提倡和宣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算了文化基地和开辟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广阔前景。共产主义思想与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人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以消灭阶级、实现真正的人类平等为己任，因而在思想层面上，比辛亥革命以来所传播的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的民主观念更为激进与彻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今天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激进主义的文化批判存在问题。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是要与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完全的切割，从而重建以现代性思想和精神相适应的道德精神。应当看到，五四运动100年来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演变，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心路轨迹。现在要问，完全的切割是否可能？所谓完全的切割，即将传统社会生活道德全部摧毁而重建。然而，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是因为，道德文化不仅具有政治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共同体生存的功能。毋庸置疑。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与传统专制帝制相适应的，甚至是专制帝制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样法。全盘反传统的激进文化批判，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根本性的问题。如孝文化不仅是地主阶级的道德文化，它的政治功能在汉代发挥到了极致，它是汉代德治天下最重要的德行。同时，它也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家庭生活中所遵循的最重要的家庭伦理文化。传统文化对孝道的提倡，确实有着如同“二十四孝”里所提倡的那样的愚孝和残害生命的孝，但又要看到，孝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维持家庭、社会秩序与社会共同体的重要作用，甚至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实际上，历史表明，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与文化传统而进行现代化是能够顺利成功的。亚洲的日本和印度都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能够较平稳地过渡到现代的例子。
当然，我们也应历史地看待五四那代人对传统的批判。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化批判，是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体现。这种文化批判表明在西方列强挟持现代性出现在古老而没落的中华帝国面前时。现代性对于中国的前程来说，已经成为不二的选择。正如罗兹曼说：“我们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激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地一场社会变革。是福是祸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涉及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现存社会模式一无例外遭到破坏，现代化总是成为一种目标，尽管搞现代化的决心在程度上大小不一。”陈独秀等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照过程中，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古老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突，从而在他们看来，要真正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就要批判中国强调尊卑等次的传统文化，追求真正的人类平等。然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来的生活智慧和伦理智慧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从而必然导致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的动荡与混乱。全面辩证地认识传统文化，就要正确认识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习近平说：“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毛泽东曾经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建设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全球大环境下，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更是我们今天需要发扬光大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优秀美德，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尤其是中国民族几千年来在政治、历史、文化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爱国主义传统美德，对于当代条件下凝聚人心。团结海内外各族人民为我们在新世纪实现新的伟大目标而奋斗具有不可估量的精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重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也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在现代化建设中对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发扬。习近平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的重要思想指明了对传统文化继承的方法，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传统，因而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即实现传统文化和文明的现代化转换。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实现古老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如何继承与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仍然是历史与现实给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在实现这一创造性转化过程中。我们既要克服激进主义的文化批判态度，也要防止一味复古的食古不化的极端保守主义态度。相比较古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全球性的社会政治环境已经有了重大根本的不同。面对在现代条件下的各种机遇与挑战，实现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及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在当下进行现代化追求的历史使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觉醒和迈向现代的思想坐标。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激烈的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思想相碰撞的历史运动。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互动往来，最终形成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然而.从文化特质上看，仍是以汉文化为特质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同时又是在与自己不同特质的文化如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长期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应当看到，在西方现代化到来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与那些时期的世界文化没有质上的区别。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率先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的挑战，在这一挑战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落后凸现出来。先进的中国人在强大的西方挑战面前，亡国亡种的危机感以及强烈的使命感迫使他们开始向西方文化学习，力图以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来改造中国文化。在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传统在帝国列强的挑战下.其腐朽没落的特性暴露无遗。然而，传统文化的惯性仍然活跃在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血脉中。弘扬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优秀文化价值。是我们的使命所在。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换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所努力探求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化的转换至今仍未完成。而在封建传统衰落且危机四伏的20世纪初期，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就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
一
虽然早在明代徐光启就已经与西方传教士相遇，但直到19世纪晚期，中国人才真正发现我们面对着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化。西方人带着他们的现代文化或文明来到中国，这样一种新形态的文化或文明，其生发可追溯到他们的现代化运动起源的文艺复兴。从文艺复兴的14世纪以来到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三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是西方世界进入现代的标志性运动。这三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人的解放运动。首先是思想解放运动，它直接把西方人从神的精神统治下解放出来。文艺复兴运动以人道对抗神道，以人的感性存在来为人辩护，提倡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与权利的人文主义。路德的宗教改革则直接以人对上帝的信仰（因信称义）对抗罗马教廷的权威，将信仰的权利交还给个人的良心自决。宗教革命把人从教会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其次是政治解放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既反对神权统治，同时又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而明确将“自由”与“平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们认为。现代精神就是启蒙运动所标明的“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平等是现代的核心价值。最后是生产力的大解放。欧洲近代以来的三大思想解放和宗教改革运动，将欧洲从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人的解放直接带来的是生产力的大解放。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18世纪60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的前奏下，首先是英国，尔后是整个西欧，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而在经济生产方式上告别传统的农业经济。人的解放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使得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迅速堀起。这就是中国在1840年代所遇到的西方列强的历史文化与经济背景。
1840年代。西方国家带着工业革命爆发的生产力而生产的大量廉价商品来到中国。中国在现代武器的逼迫下打开了自己的大门。有着现代武器的西方列强与中国这一有着传统封建帝制和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古老文明国相遇。给中国人的巨大冲击力首先是他们的器物。正是在先进生产力的逼迫下。我们制造和引进了西方的新式武器。然而，当与已经進行了制度革命的日本交手。却敌不过东方小国日本。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再次觉醒.从而从器物革命发展到制度革命，古老帝制被推翻。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变革。推翻帝制，意味着自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的崩溃。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这一共和国在天才政治家宋教仁被刺后就完全为袁世凯所把持。其后袁世凯又做起了恢复帝制的皇帝梦。袁世凯的皇帝梦普遍不得人心表明，传统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已经丧失。袁世凯的皇帝梦和张勋的复辟活动表明，帝制虽然已经废除，但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并没有走出帝制。实际上，妄想恢复帝制是袁世凯把持和操纵议会从而将形式上的共和制变为实际上的寡头统治的最后一步。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仅仅以西方的民主、人权来启蒙远远不够。还必须更深入地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2000多年来占主导的儒家政治与道德文化。如何能够使得那个时代真正走出传统的思维框架，而不仅仅是推翻帝制，成为以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为代表的那一代激进思想家们所思考的重心。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并且一心要恢复帝制，再次使得追求现代化的先进中国人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思想家看来，当代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思想文化革命和道德精神革命，才是最后起关键性作用的革命。换言之，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思想文化的革命是最后的革命，舍此无法追求现代化。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然而。五四运动处于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中，即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是对从1915年到1927年那一时期的文化运动的称呼，虽然这一标签是后来贴上去的。五四时期以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文化批判。以及与坚守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的论战，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化运动的主题。这种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现代性思想与传统保守思想的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全面反传统尤其是反儒家文化传统的文化运动。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历史时期，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思想文化或道德文化上与传统儒家彻底决裂。彻底摆脱传统的道德精神和思维框架，中国可能永远走不出专制的政治统治。五四时期持有激进的传统文化批判立场的人，如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无一不深受西方近代提倡人权与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他们之所以对批判传统文化有那么激烈的态度和坚定的立场，在于他们认为，西方近代以法兰西的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现代文明，是当代文明前进的路向，而中国也不例外要走上这条道路。陈独秀在《新青年》开卷发行的“第1卷第1号”上发文说：“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人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IJafayette，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在陈独秀看来，古代的社会是不平等的社会，而其法律所维护的则是不平等的阶级区分。自法兰西革命以来，所提倡的社会是民主的社会，人人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说：“由斯以谈，人类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在陈独秀看来，法国大革命所确立的人人平等的普遍人权观，改变了人类社会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根本看法。从而开启了现代民主社会。这一改变是划时代的。它也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中的“民权”观，就是人人平等的权利观。辛亥革命前的启蒙思想已经广泛传播了这一平等人权的民主观念，而在孙中山那一代革命家以及启蒙思想家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建立在这些启蒙思想观念之上的。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倒退复辟促使中国整个形势发生逆转，使得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这一代人感到，辛亥革命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他们需要进行第二次启蒙，这一启蒙的重心不在于再次强调西方近代以提倡人权为核心的民主思想和近代文明，而是要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批判。只有全盘批判，才可全盘西化，从而承接西方近代文明。 二
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化批判深刻反映了传统思想、价值观念与现代思想的碰撞与困境。以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旗手。他们从一种新的思想维度看待中国传统伦理价值文化并且进行尖锐批判，在中国思想的天空确实具有天翻地覆之感，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些人之中，尤其以陈独秀影响最大，这时他因创办《新青年》而名声大噪。陈独秀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多方面的。他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进行对比，来批判中国传统文明。在一篇题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文章中，他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他认为西方民族以战争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所谓“战争本位”，在陈氏这里也就是锐意力争和进取。这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明则是以安息为本位的文化，即为求调和的文化。陈独秀说：“其力抗艰难之气骨，东洋民族或目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处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一为推崇，又一为贬低，态度十分鲜明。在陈独秀这里，1840年后中华民族反对列强入侵的斗争没有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美德与精神都不见了。第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在陈独秀看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这些都是以个人为本位;而中华民族（陈称之为“东洋民族”）则自游牧社会以来，就进而为宗法社会，自酋长而为封建政治，“宗法社会，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于家长。”他历数宗法制度的罪状：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息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养成依赖性等等。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中国以情感取代法律，从而多为违法损利。而所谓“虚文”，则是陈独秀对传统社会中只追求虚名伪饰的现象的概括。他说：“每称以虚文感情为重者，为风俗淳厚之征;其实施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两者联系起来.实际上陈独秀讲的是中国人的伪善、虚伪成风，儒家所强调的“民无信不立”的诚信伦理在陈独秀这里则不见了。
陈独秀从民族精神、权利本位以及社会风俗这三个方面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以及社会精神。胡适虽然在多方面讨论了传统文化，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也肯定了孔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贡献，但他的态度表明他也是一个全盘反传统主义者。胡适在《新青年》上回答读者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来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胡适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表明他是与陈独秀和吴虞站在一边的。不过，胡适这方面的言论不多，激烈反传统的言论，陈独秀是代表。我们不禁要问.陈独秀与胡适持这样的态度批判传统文化时，他们不知道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来教化社会与民众吗？不是的，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否定最多的就是儒家文化，尤其是他们所说的“孔教”。在陈独秀看来，欲建设西方式的国家与社会，就要树立起平等人权的信仰，“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他看来，孔教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宗教问题或宗法制度的观念问题，更重要的是。孔教与建立现代法治民主国家的根本要求格格不入。五四时期的吴虞是激进的文化批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也是从政治意义上批判儒家。他对比中西文化说：“盖耶教所主，乃平等自由博爱之义，传布浸久，风俗人心皆受其影响，故能一演而为君民共主，再进而为民主平等自由之真理，竞著之于宪法而罔敢或渝矣。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贵贱遂别;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几无一不含有阶级之精神意味。故二千年来，不能铲除阶级制度，至于有良贱为婚之律，斯可谓至酷已！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吴虞强调传统道德是一种阶级道德。即维持不平等的专制制度的道德。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从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来批判传统文化。在他看来，东方文化有着诸多问题，如不尊重个性的权威，对于妇女的轻侮，同情心缺乏以及专制主义的盛行等。因此，如果以孔子之道来组织国家，支配社会，“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换言之，袁世凯要恢复孔教，那么，整个维新变法以来的一切新制度、新法律的提倡便都成了空言。陈独秀、吴虞等认为，儒家学说从根本精神上看，就是与新兴的民主共和制度格格不人，从而提倡儒家学说，也就是从根本思想上回到专制制度，或者是从根本精神上摧毁民主共和新制度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他才觉得全面批判和否定孔教，让国人认清孔教与旧的专制制度的内在关系，才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任务。仅仅以制度革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思想文化的革命才是最根本的任务。
陈独秀、吴虞等人对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给予了激烈的批判。他们认为儒家的那些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等道德，并非儒家所独有，而是人类道德所共同实践之，并且，他们并不是完全从正面来看待这些传统道德，而是认为这些传统道德本身会生出负面的道德和人格来。他们同时又认为，儒家学说也不仅仅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它是与专制性的不平等制度内在相关的，因而它所强调的是片面的义务、不平等的道德和阶级尊卑等次制度，从而使得道德实践中的日常道德变成了伪善之德。陈独秀说：“忠、孝、贞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偏枯的现象，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在这里，陈独秀把中国传统社会中所有的弊病都归结为传统道德。何以见得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弊病都来自儒家伦理。尤其是来自这三种道德？陈独秀并没有进行论证。陈独秀的文章是富有战斗性的，但缺乏深人的理论分析。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所要提倡的是“自主而非奴隶的”道德。在他看来，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无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在这里，陈独秀给出了他批判传统儒家道德的最强理由，即儒家道德使人丧失了自主人格，因而传统道德是一种让人顺从的奴隶道德。五四时期的鲁迅对儒家道德的批判更为极端。他在那个时期发表的《狂人日记》，提出“礼教吃人”，即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教提倡的并非道德，而是吃人的非道德。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吴虞接过鲁迅的说法，从历史举证，说那些讲仁义道德的人，“在历史和社会上表面讲礼教，内容吃人肉”，并且，“不但皇帝吃人肉。还要遍给诸侯”。吴虞还以“二十四孝”中的孝子故事来说明孝道这一方面的问题。 三
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具有代表性。他们确实通过引进的西方近现代文化，尤其是将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的现代资产阶级平等观念与儒家的三纲观念（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不对等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服从关系）。以及相应的忠孝伦理进行对照，从而感到巨大的落差。他们发现，西方近现代文化与传统道德文化有着很鲜明的政治道德倾向上的区别.即它们背后的政治理念是根本不同的。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由、平等的观念，而这是政治上导致2000多年来的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他们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伦理。看成2000多年来专制帝制的文化基础。因此，他们把1840年以来中国所遇到的危机归结为政治思想上现代观念的缺乏。应当看到，五四时期所有激进主义的反传统文化的文章都没有更多的学理上的分析，这种中西思想观念、道德观念上的强烈反差是直觉上的，而不是深刻学理上的。以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将传统文化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差别，上升到文化或文明的基调上来看待，从而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或文明进行彻底否定。如此激烈的反传统和传统文化，在他们看来，是那个时代的政治需要。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将近代以来的提倡自由、平等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提倡等差的传统文化进行对照，认为中国的被动挨打不僅是制度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但这种认识在辛亥革命时期还不是主流，那时制度革命的历史任务压倒了思想文化革命的需要。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专制帝制的制度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传统专制帝制的崩溃使人们认为，那种为传统专制制度服务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也已经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了。但是，袁世凯以及张勋借孔教复辟帝制，则激起了当时这些激进的思想家的奋起反击，他们更自觉地意识到思想文化革命是根本性的任务，因而要将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完成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继续向前推进。
借文化批判来解决政治问题，以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观念的激烈批判来重塑那个时代人的精神与道德，是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文化批判的任务。在他们的言论中，也多少有对那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的批判，但主要还是表现在他们将文化和道德批判作为他们的使命。他们批判旧文化、旧道德，呼唤新文化、新道德。在他们看来，虽然已经推翻了专制帝制，但是，人心仍然是旧的，所以才会有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因此，只有重塑人心，才能使得中国走上一条现代化的民主自由的大道。在陈独秀看来。追求现代化，学术的觉悟和政治的觉悟是最初的觉悟，但是，如果不能有伦理的觉悟，则不可能有真正的觉悟。他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未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等人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清算，在精神实质意义上，是要批判传统旧文化对人的压制以及专制帝制下的人的不平等。在他们看来，旧道德是一种使人不自主的奴隶道德。因而要实现像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就要提倡新文化、新道德。而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直接从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斗士转变为一个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学者（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根本点上是一种彻底实现人类平等、自由的学说。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对西式自由、平等的大力提倡和宣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算了文化基地和开辟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广阔前景。共产主义思想与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人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以消灭阶级、实现真正的人类平等为己任，因而在思想层面上，比辛亥革命以来所传播的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的民主观念更为激进与彻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今天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激进主义的文化批判存在问题。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是要与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完全的切割，从而重建以现代性思想和精神相适应的道德精神。应当看到，五四运动100年来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演变，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心路轨迹。现在要问，完全的切割是否可能？所谓完全的切割，即将传统社会生活道德全部摧毁而重建。然而，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是因为，道德文化不仅具有政治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共同体生存的功能。毋庸置疑。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与传统专制帝制相适应的，甚至是专制帝制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样法。全盘反传统的激进文化批判，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根本性的问题。如孝文化不仅是地主阶级的道德文化，它的政治功能在汉代发挥到了极致，它是汉代德治天下最重要的德行。同时，它也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家庭生活中所遵循的最重要的家庭伦理文化。传统文化对孝道的提倡，确实有着如同“二十四孝”里所提倡的那样的愚孝和残害生命的孝，但又要看到，孝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维持家庭、社会秩序与社会共同体的重要作用，甚至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实际上，历史表明，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与文化传统而进行现代化是能够顺利成功的。亚洲的日本和印度都是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能够较平稳地过渡到现代的例子。
当然，我们也应历史地看待五四那代人对传统的批判。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化批判，是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的体现。这种文化批判表明在西方列强挟持现代性出现在古老而没落的中华帝国面前时。现代性对于中国的前程来说，已经成为不二的选择。正如罗兹曼说：“我们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激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地一场社会变革。是福是祸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涉及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现存社会模式一无例外遭到破坏，现代化总是成为一种目标，尽管搞现代化的决心在程度上大小不一。”陈独秀等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照过程中，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古老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突，从而在他们看来，要真正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就要批判中国强调尊卑等次的传统文化，追求真正的人类平等。然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来的生活智慧和伦理智慧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从而必然导致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的动荡与混乱。全面辩证地认识传统文化，就要正确认识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习近平说：“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毛泽东曾经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建设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全球大环境下，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更是我们今天需要发扬光大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优秀美德，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尤其是中国民族几千年来在政治、历史、文化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爱国主义传统美德，对于当代条件下凝聚人心。团结海内外各族人民为我们在新世纪实现新的伟大目标而奋斗具有不可估量的精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重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也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在现代化建设中对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发扬。习近平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的重要思想指明了对传统文化继承的方法，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传统，因而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即实现传统文化和文明的现代化转换。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实现古老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如何继承与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仍然是历史与现实给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在实现这一创造性转化过程中。我们既要克服激进主义的文化批判态度，也要防止一味复古的食古不化的极端保守主义态度。相比较古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全球性的社会政治环境已经有了重大根本的不同。面对在现代条件下的各种机遇与挑战，实现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及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在当下进行现代化追求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