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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本文着重研究方法《沧浪诗话》的第一部分《诗辩》,依次重点讨论“盛唐为师”、“五法”“九品”、“以禅喻诗”和“别材”、“别趣”的诗学批评理论,力图把握其内涵。
关键词:沧浪诗话;严羽;以禅喻诗;别材别趣
严羽认为“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对于“识”的理解是研究文本的关键,此处的“识”不应该理解为“学识”或“见识”。严羽创作《沧浪诗话》以探讨宋代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批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背景,他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针对的是当时江西诗派的弊病。严羽说:“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之一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严羽如此激烈地痛斥江西诗派的弊病与江西诗派本身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不无关系。张少康认为“‘识’,不是指一般的理性认识,它在佛学中是指内心对外境的判别”,丁福保说‘心对于境的了别,名为识。’这种佛学的识带有形象性和直观性,用它来论诗符合诗歌的艺术特征,因为诗歌的创作不能只靠理性认识,还要依赖直觉感受的能力。”
在《诗辨》中,严羽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是对“识”的正面阐释,同時也是严羽最核心的学诗主张。而“自生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这是从反面阐释学诗不可取得方向。在正反对比中得出“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和“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的结论。在得出上述结论之后,严羽提出了具体的学诗方法。他认为应该从《楚辞》学起,熟读汉、魏、晋的五言,重点研究盛唐李杜的诗,然后博取盛唐名家在胸中酝酿,最终可以参悟。严羽倡导的这种学诗方法是当时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学习诗歌的习见,并无特别创新之处。但严羽只说熟读《楚辞》,不提《诗经》,这一点值得深思。郭绍虞认为“沧浪只言熟读楚辞,不及三百篇,足知其论诗宗旨,虽主师古,而与儒家诗言志之说已有出入。”严羽所主张的学诗方法不提及从熟读《诗经》开始并非是严羽不认同儒家“诗言志”的说法,也不是对传统经学的反叛。宋诗尚理,理源于经,过度的推崇理学,不符合学诗“妙悟”的精神,或许因此严羽不提及从熟读《诗经》开始学诗。
严羽在《诗辨》的二三节提出了“五法”“九品”等诗歌的美学范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诗之法有五”说的是诗歌的形式规则问题。“五法”是对汉魏晋盛唐诗歌总体特征的概括,是诗之所以为诗必须具备的特征。严羽提出的“诗之有九品”就是诗歌在审美上的九种特征,也是我国古典诗歌重要的美学范畴。“九品”是对汉魏晋盛唐诗审美传统的总结,其中“高”与“古”是对汉魏晋审美传统的概括。雄浑即严羽《答吴景仙书》所谓的雄壮浑厚,是“盛唐诸公之诗”的共同特征。“凄婉”是《离骚》传统的特征,唐代柳宗元是这一特征的代表。严羽提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由此引出了《沧浪诗话》的一个核心观点——“师法盛唐”。
严羽在第四节提出了“论诗如论禅”的诗歌批评方法,同时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以禅喻诗”实质上是一种类比的论述方法。诗和禅之所以能够类比,两者在内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禅顿悟的方式凭借内在的直觉思维,从内心去感受和体验客观世界,领略世间万事万物的奥秘,其精神内核和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密切相关。严羽“以禅喻诗”的批评方法实质上是从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上说的,强调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体验和感受。
严羽以禅喻诗,其宗旨在于“妙悟”。严羽对诗歌的优劣等级分类是通过与佛教的参禅悟道的类比得出的,进一步说明佛教中的“悟”可以用于诗的学习。诗家之悟是与学习前人作品有关系的,前人作品则又有第一义与第二义之别。第一义指那些艺术水平最高,体现诗歌的美学特征最为突出的优秀作品,第二义之作是那些总体水平不错,但有明显毛病,不堪为学者之榜样,故非学诗的正门大道。严羽所论重在透彻之悟,追求的是诗歌的神韵,参读汉魏晋盛唐的诗歌,目的在于领悟诗的神韵,而不是诗歌的外在形式。严羽《诗辨》最后一节矛头直指江西诗派的弊病,提出了“别材”、“别趣”的诗学理论。
“别材”、“别趣”是严羽《沧浪诗话》所涉及的理论争议最多的。“别材”之“材”与“才”相通,即“才能”、“才华”之意,指诗歌创作要有特别的才能,不能只靠书本知识就能写好诗的。“别材”批判的是江西诗派以议论、文字、才学为诗的理论,并不是指不读书。“别趣”是指诗歌有特别的趣味,不是阐发道理或哲理的文章。严羽“别材”、“别趣”的理论有合理的地方,同时也有失偏颇,过度高估诗本身的特殊性,而没有考虑诗歌的普遍性。从实际创作而言,“别材”、“别趣”的获得与读书明理息息相关。诚然严羽所说“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其目的在于反对宋人以说理为诗,以文字为诗,把诗变成押韵的文章,甚至成了卖弄学问的文字游戏,以致抹杀了诗歌的缘情本质。
总之,《诗辩》中蕴含了严羽独特的文学理论,值得引起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
[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乔晓鹏(1992—),男,汉族,甘肃平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
关键词:沧浪诗话;严羽;以禅喻诗;别材别趣
严羽认为“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对于“识”的理解是研究文本的关键,此处的“识”不应该理解为“学识”或“见识”。严羽创作《沧浪诗话》以探讨宋代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批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背景,他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针对的是当时江西诗派的弊病。严羽说:“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之一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严羽如此激烈地痛斥江西诗派的弊病与江西诗派本身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不无关系。张少康认为“‘识’,不是指一般的理性认识,它在佛学中是指内心对外境的判别”,丁福保说‘心对于境的了别,名为识。’这种佛学的识带有形象性和直观性,用它来论诗符合诗歌的艺术特征,因为诗歌的创作不能只靠理性认识,还要依赖直觉感受的能力。”
在《诗辨》中,严羽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是对“识”的正面阐释,同時也是严羽最核心的学诗主张。而“自生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这是从反面阐释学诗不可取得方向。在正反对比中得出“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和“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的结论。在得出上述结论之后,严羽提出了具体的学诗方法。他认为应该从《楚辞》学起,熟读汉、魏、晋的五言,重点研究盛唐李杜的诗,然后博取盛唐名家在胸中酝酿,最终可以参悟。严羽倡导的这种学诗方法是当时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学习诗歌的习见,并无特别创新之处。但严羽只说熟读《楚辞》,不提《诗经》,这一点值得深思。郭绍虞认为“沧浪只言熟读楚辞,不及三百篇,足知其论诗宗旨,虽主师古,而与儒家诗言志之说已有出入。”严羽所主张的学诗方法不提及从熟读《诗经》开始并非是严羽不认同儒家“诗言志”的说法,也不是对传统经学的反叛。宋诗尚理,理源于经,过度的推崇理学,不符合学诗“妙悟”的精神,或许因此严羽不提及从熟读《诗经》开始学诗。
严羽在《诗辨》的二三节提出了“五法”“九品”等诗歌的美学范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诗之法有五”说的是诗歌的形式规则问题。“五法”是对汉魏晋盛唐诗歌总体特征的概括,是诗之所以为诗必须具备的特征。严羽提出的“诗之有九品”就是诗歌在审美上的九种特征,也是我国古典诗歌重要的美学范畴。“九品”是对汉魏晋盛唐诗审美传统的总结,其中“高”与“古”是对汉魏晋审美传统的概括。雄浑即严羽《答吴景仙书》所谓的雄壮浑厚,是“盛唐诸公之诗”的共同特征。“凄婉”是《离骚》传统的特征,唐代柳宗元是这一特征的代表。严羽提出了诗歌的审美特征,由此引出了《沧浪诗话》的一个核心观点——“师法盛唐”。
严羽在第四节提出了“论诗如论禅”的诗歌批评方法,同时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以禅喻诗”实质上是一种类比的论述方法。诗和禅之所以能够类比,两者在内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禅顿悟的方式凭借内在的直觉思维,从内心去感受和体验客观世界,领略世间万事万物的奥秘,其精神内核和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密切相关。严羽“以禅喻诗”的批评方法实质上是从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上说的,强调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体验和感受。
严羽以禅喻诗,其宗旨在于“妙悟”。严羽对诗歌的优劣等级分类是通过与佛教的参禅悟道的类比得出的,进一步说明佛教中的“悟”可以用于诗的学习。诗家之悟是与学习前人作品有关系的,前人作品则又有第一义与第二义之别。第一义指那些艺术水平最高,体现诗歌的美学特征最为突出的优秀作品,第二义之作是那些总体水平不错,但有明显毛病,不堪为学者之榜样,故非学诗的正门大道。严羽所论重在透彻之悟,追求的是诗歌的神韵,参读汉魏晋盛唐的诗歌,目的在于领悟诗的神韵,而不是诗歌的外在形式。严羽《诗辨》最后一节矛头直指江西诗派的弊病,提出了“别材”、“别趣”的诗学理论。
“别材”、“别趣”是严羽《沧浪诗话》所涉及的理论争议最多的。“别材”之“材”与“才”相通,即“才能”、“才华”之意,指诗歌创作要有特别的才能,不能只靠书本知识就能写好诗的。“别材”批判的是江西诗派以议论、文字、才学为诗的理论,并不是指不读书。“别趣”是指诗歌有特别的趣味,不是阐发道理或哲理的文章。严羽“别材”、“别趣”的理论有合理的地方,同时也有失偏颇,过度高估诗本身的特殊性,而没有考虑诗歌的普遍性。从实际创作而言,“别材”、“别趣”的获得与读书明理息息相关。诚然严羽所说“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其目的在于反对宋人以说理为诗,以文字为诗,把诗变成押韵的文章,甚至成了卖弄学问的文字游戏,以致抹杀了诗歌的缘情本质。
总之,《诗辩》中蕴含了严羽独特的文学理论,值得引起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
[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乔晓鹏(1992—),男,汉族,甘肃平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